编者按：2026年6月30日日本读道社推出王晓林编的《陈伯达年谱 另编：“中马”助产士的戏剧人生》。这是作者继《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之后，再对“‘中马’助产士”陈伯达的年谱进行“另编”。与之前的“另编”一样，这份“另编”也是针对余汝信先生的《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作者坦言：我并不想继续和余汝信先生作对，他出一个“谱”我就出一个“另编”。公平地讲他这本《陈伯达年谱》比起他上的一本《康生年谱》，至少我的评价还是好一些，那些令人憎恶的东西——预设立场，对谱主阴险的一面故意遗漏，对他的恶形故意篡改，对他的恶状故意隐瞒，臆造他没有过的善，绕过他在场的场合，编造他不在场的伪证，漏着、挑着、跳着编撰年谱……要少了不少。虽然在写作手法上，余的谱还是采用大量抄录现成文件逾 10 万字……与前一本《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不同，这本“另编”不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一种感性，一种想要解开上辈人情感、情怀的好奇和兴趣。
经出版社授权，书评刊发《陈伯达年谱 另编》作者王晓林自序。同时也一并列出有关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的相关文章，供读者参考。
与中国科举形成的知识阶层“读书服务帝王家”的“入世情结”不同，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是指那些“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的目标”的人。
——金雁《倒转红轮》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他很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先声）的运动中担当了主角。
——雷蒙德 •F• 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
正如西方人那个特别、特别不礼貌的提问——“你们中国知识界在 1949 年以后究竟有没有哪怕稍微像点样子的人物？”【1】里隐喻的，面对一种集垄断、强暴和奴役于一体的体制，中国知识界究竟有没有哪怕一位能够称得上俄罗斯人首创的“知识分子”一词的知识人呢？面对如此刻薄的提问，当年是李慎之先生慢慢站起身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答道“有，有一个，顾准”。
这里先不谈顾准，来看看本书的谱主，一位典型的中国读书人、知识人，且是天才的读书人、知识人，且不仅仅是 1949 年以后，而是从总角、黄口直至耄耋、鲐背都堪称天才的读书人、知识人。
但他算得上是一位俄罗斯人口中的“知识分子”吗？本书的回答绝不拖泥带水——“No”！
30岁左右的本书谱主纯粹就是个尚古的天才青年书生。从他22岁发表处女诗作《兵？匪？》到 20 岁加入国民党、32 岁加入共产党，写出一系列对中国上古、中古社会略考以及对古代哲学的诠释，说到顶也就是彼时“现存制度温和的批评者”，且是很时髦的批评者。要是有人拿他那时的文章例如《中国的言论界》、《论自由》之类来评价他是个“思想反对派”，那就错了。你可以在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上稍作搜索，仅仅这两个题目就有五花八门的媒体、成千上万的文章在线，不是这些人物、这些媒体不出彩儿，实在是那时“中国的言论界”太“自由”，借用一句毛主席语录，叫“不是人民怕 ××，而是 ×× 怕人民”。
所以如果你问“他能算得上是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吗？”本书的回答就会有些扭捏——“Perchance”，因为很犯愁这样一来不知把谭嗣同、胡适、鲁迅、顾准往哪放。
他更不是“心灵反对派”。虽然 40 岁以后的他奉旨写出过《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评 < 中国之命运 >》，但他从未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的目标”，像当年俄罗斯哲学船上那帮哪怕已是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要不停地和它叫板的人那样，终其一生就是要制衡它，你好也罢、坏也罢，我就是要做天平上“那一头”的筹码。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只是将制衡政府、权力和体制作为使命来实践。反观陈氏，他终其一生（至少大半生）是天平这一头上的“重物”而非那一头的“筹码”。
但你如果问“他算得上一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吗？”本书的回答斩钉截铁——“Yes”！
是的，陈伯达就是一位典型的“新中国知识分子”，从而立年之年的“问仕”、到不惑、知命、花甲之年，一路疾驰在“载质出疆”、“由其道而仕”的路上，虽轰然倒下在古稀，身陷囹圄至耄耋，可“一身屠龙术，货与帝王家”的旧套路肯定是走完了。至于“新中国”新在哪里，本书不予置喙、也不敢置喙。
1935 年末，31 岁的陈伯达在《浪花》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周霄问仕》的文章。本书编者凭直觉感到这大概率是能叩问陈氏精神基因的东西，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找到陈氏原文。这里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周霄问仕》的出处和白话译文录下——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出自《孟子·滕文公下》
白话译文——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做官吗？”
孟子说：“做官。古代的记载说：‘孔子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就惶惶不安；离开这个国家时，必定要带上谒见另一个国家君主的见面礼。公明仪说过：‘古代的人如果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那就要去安慰他。’”
周霄说：“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就要去安慰，不是求官太迫切了吗？”
孟子说：“士失掉了官位，就像诸侯失掉了国家。《礼》上说：‘诸侯亲自耕种，用来供给祭品；夫人养蚕缫丝，用来供给祭服。（用作祭祀的）牛羊不肥壮，谷米不洁净，礼服不齐备，就不敢用来祭祀。士（失掉了官位就）没有田地俸禄，也就不能祭祀。’（祭祀用的）牲畜、祭器、祭服都不齐备，不敢用来祭祀，也就不敢宴请，（就像遇到丧事的人一样，）还不该去安慰他吗？”
周霄问道：“离开一国时，定要带上谒见别的国君的礼物，为什么呢？”
孟子说：“士做官，就像农夫种田；农夫难道会因为离开一个国家就丢弃他的农具吗？”
周霄说：“我们魏国也是个有官可做的国家，却不曾听说想做官这样急迫的。想做官是这样急迫，君子却又不轻易去做官，为什么呢？”
孟子说：“男孩一出生，就愿给他找妻室，女孩一出生，就愿给她找婆家；父母的这种心情，人人都是有的。（但是，如果）不等父母的同意，媒人的说合，就钻洞扒缝互相偷看，翻过墙头跟人，那么父母和社会上的人都会认为这种人下贱。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但又厌恶不从正道求官。不从正道求官，是同钻洞扒缝之类行径一样的”。
——百度百科
陈伯达尽其一生践行了孟子的这番教导，演绎了这个典故。
撇开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周霄，回到数十年前的顾准，他老人家有段话特别精彩——
“人们既身处于历史过程之中，又各以自己的哲学语言反映了对历史的态度。各人有各人的哲学，却都假一个已成思想体系之名来进行争论，孔夫子对中国，基督教对欧洲，黑格尔对德国，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者，事同一例，又何必深责呢？”【2】
这个所谓“思想体系”，顾准一开始管它叫做“模子”。他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早了几十年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东西令他痛苦，后来他叫它做“铁罩”——“到处以狂妄自大的森严铁罩，把一切即使属于学术性的，然而不合‘钦定规律’的意见格杀勿论为止”【3】。也是他最先悟到这东西在中国和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里早就有个现成的、由西方哲学家起的名字，那就是 Ideology，中译众口铄金叫做“意识形态”。
本书谱主正是一位地道的“意识形态”份子，且何止是“份子”，他是中共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炮制者和管理者，就如保罗 · 约瑟夫 · 戈培尔之于纳粹德国、安德烈 · 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之于苏维埃俄国，只是形象不如他们威武雄壮，谈吐不如他们铿锵狼亢罢了。
Iδεολογία（希腊文）Ideologia（拉丁文）、Ideology（英文）、Idéologique（法文），工艺家一般叫它“模具”或者“模子”；数学家很专业地叫它“模型”或者“矩阵”；医学家偶尔叫它“子宫”；生物学家喜欢叫它“基质”；社会学家不大确定地叫它“制度”或者“体制”；哲学家严肃地叫它“观念”；革命家们则兴高采烈地把它叫做“意识形态”。
特别是自马克思 1845 年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始，这 4 个汉字简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宝典和秘诀，后来竟成了一种公职，一种纳入国家行政编制、行使政府职能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职业——“意识形态管理者”【4】。殊不知这个来自西方的词汇原是个大大的贬义词，远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近可查阅拿破仑把他不喜欢的哲学家叫做“意识形态家”的轶事。这个东西最方便以君临的姿态笼罩住所有人类的社会生活，令绝大多数人产生恐惧并因此而臣服。
陈伯达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位“意识形态家”、“意识形态管理者”，自中共延安时代早期起，他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不过这两个头衔还不足以定义他在中共的位置，他更出色的角色是位“助产士”、“接生婆”，助产、接生了“中马”这一胎儿。“中马”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也，至于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它是个“福胎”还是个“怪胎”、“孽胎”，请见仁见智。
2009 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逝后荣誉衔）”龚育之和“中共党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在世实衔）”石仲泉合著了一套上下册、精装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巨著，煌煌 85 万字，系统阐述了何为“中马”及其发展史。在开篇寥寥数语提到恽代英、蔡和森后立刻话锋一转，斩钉截铁断言——“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对于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有成效的，却非毛泽东莫属”【5】，换言之，“中马”之母非毛泽东莫属。而这位“母亲”何其有幸，在她最需要的时候遇上了最优秀的助产士、接生婆——陈氏伯达。
可这 85 万字从头到尾就硬是找不到“陈伯达”【6】 字。何其不公！
先来看看这位产婆的履历。虽然陈氏的晚年名义上是惨败在“天才论”上，但首先必须肯定他确是一位真正的天才。按照眼下标准，此人可说压根就没什么学历遑论学位。
10 年私塾、2 年中专师范、3 年小教，放到眼下能送个外卖就很不错了，可人家 18 岁起就作诗写文并连续在各大媒体上发表，诗，磅礴大气、浩然恢宏，文，深刻透彻、逻辑清晰。20 岁上，他就能和一众大师如郭沫若、郁达夫、郁风等平等沟通、平视交流。在33 岁上结识毛泽东前，他已经著作等身，且都不是花前月下、鸳鸯蝴蝶之类，而是如《原意志》、《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战后世界殖民地之新形势》、《论谭嗣同》、《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殷周社会略考》、《春秋战国社会略考》、《论自由》、《墨子哲学》、《老子哲学》、《国防概论》、《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之类能吓得死人的题目下，包罗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各科学目的著作，而时评性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且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专政”、“斗争”学说日趋契合。
按照“周霄问仕”的标准，他“载质事君”的份量是绝对够了。
1936 年，从井冈山徒步走到陕北刚站住了脚的毛泽东，生出了只有文人革命家才会有的紧迫感，那就是要在人类最根本的学问——哲学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否则就会被“自己早年送走的一批批出洋留学的学友”6 抛在身后，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个草莽英雄，甚至是个连草莽英雄也算不上的流寇首领，在青史上寂寂无名或根本留不下任何痕迹。
毛先生从青年时起就对哲学兴趣盎然。21 岁师从自己未来的丈人杨昌济初探哲学；22 岁与蔡和森、萧三等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同年致信黎锦熙（语言学家），有“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 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24 岁手抄 7 本杨昌济译《西洋伦理学史》给同学阅读；26 岁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期间加入“北大哲学研究会”；27 岁就立志要“创造自己的哲学”……【7】
如今他已年过不惑，却在学术上少有建树，加上完全不懂外语，与那些“出洋留学的学友”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不说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小平这帮东洋、西洋回来的海归，就连小他一轮的王明都在苏联和东欧的无数媒体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而他却只能从哪些“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的书中“取4 个字——阶级斗争”作为纲领【8】，与他 3 年后在在延安庆祝斯大林 60 寿辰大会上演说、30 年后在红卫兵拥众集会上将“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再造、总结的另 4 个字“造反有理”相映成趣。
此刻的他急需一个理论上的“军需长”，就像一位临产之妇急需一位优秀产婆。陈伯达就在这时出现了。
多年后，陈对到秦城探监的儿子陈晓农说“我那时很年轻，还不是共产主义者，思想一度很沉闷。德国的梅林原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反对过马克思，但他后来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写的《马克思传》至今仍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列宁多有好评。基督教的著名人物保罗早年是反基督的，甚至参加过迫害基督教，但他后来皈依基督教，成为最重要的传道者。基督教能传播到欧洲，传播到后来那么大的范围，与保罗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年轻时也曾受过各种思想的影响，后来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9】。
陈氏显然自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的过程中，自己就是梅林、保罗式的人物。他不是产妇，但他已经做好了产婆的所有准备，他的“马克思”、他的“基督”就是毛泽东。一个特需，一个特供，这就怪不得毛、陈一见如故了。
1936 年 5 月，红军三大主力军甚至还没有会师，毛泽东就开始向哲学领域发起攻势。在他的影响下，全党开始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10 月，他电命身在西安的叶剑英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1 月，他开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下逾万字的批注，为自己将要开写的马列课程做准备；翌年 4 月，他为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撰写《辩证法唯物论》；7 月，他开读苏联哲学家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写出近 3 千字的批注；月末他写出《实践论》；次月写出《矛盾论》……【10】
就在这时，陈伯达偕妻诸有仁、子陈小达辗转到达延安，初入陕北公学做教员，后调入中央党校做教员。这期间他在上海、重庆、延安、西安、武汉、东京、各大阵营、各大派系的报纸上又发表了诸如《从名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论中国社会的停滞状态》、《腐败哲学的没落》、《论农民问题》、《公孙龙子的哲学》、《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等等有相当份量的文章，并在新知书店出版了《新启蒙运动论文集》及《续集》。
1937 年 11 月 29 日，王明偕康生、陈云从苏联返回延安。此时的王已经俨然是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代表，甚至就是延安的斯大林。毛泽东做《饮水思源》的肉麻欢迎词，曰“陈绍禹同志给山沟里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全党的幸运”。从毛嘴里说出这些话，不啻是自找的胯下之辱，数年前的“沟马”（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农暴头目”、9 年后的“人造奶油”【11】，都是他终身的切肤之痛，他最压抑的心病就是被人认作是“小知识分子”。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因为字写得潦草、北京官话说不好，被“大知识分子”申斥和打耳光的不堪困扰了他几乎一生。在恶补了马列，对“乌托邦”、“农业社会主义”、“民粹派”、“布尔乔亚（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一类和“小知识分子”靠色的名词后，他更加敏感了，任何人只要说出这些名词他都认为是在明里暗中嘲讽自己。
因此，当陈伯达来延安后的第 5 篇文章《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在《解放》周刊第 46 期上发表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向人打听“此人是谁？”
1938 年秋的一天，两人终于面对面碰上了。这天马列学院举办孙中山思想讨论会，在关于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这一话题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人说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时间争论不可开交。就在此时伯达同志发言了。
放慢那难懂的闽南话语速，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听得津津有味，会后两人深入交流，“陈伯达”这个名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天会议结束后，毛主动留下他单独交谈，这是两人首次正式、深入的面见。
次晚，毛设宴招待某英国记者，特意邀请他作陪并在席间与他交谈。这次谈话成为陈伯达一生最重要的转捩点。从此他朝着中国历朝历代读书人“一身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正途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了下去——助毛产下“中马”、帮毛成为大知识分子、扶毛坐上大哲学家位置、佐毛治国、平天下。且不论他最后的下场是悲是喜，他实在是做到了中国读书人的极致。
很快，伯达同志被毛点名调入中央宣传部。
“宣传”（希腊文 προπαγάνδα）（英文 Propaganda）一词中西方都古已有之，指借助于符号，包括文字、标语、纪念碑、音乐、服饰、徽章、发饰、邮票、币图等，以达到左右他人信仰、态度或行为的有系统的活动，民主社会一般都将其归类为贬义词。“宣传部”只存在于极权独裁社会，例如希特勒德国的戈培尔宣传部，斯大林苏联的中央宣传鼓动部，奥威尔笔下《1984》中的“真理部”等等。中共当然不能免俗，时至今日“中央宣传部”仍是它最重要和最显赫的部门。
这年秋，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议第一天，王稼祥石破天惊地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个基于谣言、再造谣言、增益谣言的假口信在延安造成了“共产国际终于承认毛泽东在中共拥有最高权威”的气氛，给了回国不足一年的王明国际派以迎头一击【12】。毛深知要扳倒这帮“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没有自己的“教条”是成不了事的，此时不用伯达同志更待何时！
在王氏假口信的基础上，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胜利召开。就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3】。在他先读了一批马恩列斯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此际的伯达同志正好物尽其用。六中全会 9 月 29 日召开，他第二天就推出了由艾思奇、任白戈、张如心、吴亮平、高士其、周扬、成仿吾、徐懋庸、郭化若这帮“大知识分子”团在一起组成的“新哲学会”，自己主笔撰写了学会的宣言书《新哲学会缘起》，发表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接着，毛泽东又自己攒了一个“中国古代研究会”，会长是他自己，副会长陈云，人数在 50 人左右，每两周开一次会，地点就在中组部。学习方法是先请一位哲学家做中心发言，然后大家讨论。学习内容主要是孔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人的哲学思想。第一次会议是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概况，主讲就是伯达同志。研究会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14】。
翌年初，张闻天向毛推荐了伯达同志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毛看罢致信张“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因为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我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下”，接着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庸”等议题展开讨论，尤以批判孔子道德论为最，“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15】。
张闻天把毛泽东这封 2 千余字的长信转给他，他花了整整一个昼夜功夫按毛的意见修改了全文，翌日一早就送了上去。
很快，他又将自己的《墨子哲学思想》送上毛的桌面，毛读毕亲笔致信他“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敬礼！ 毛泽东 2 月 1 日夜”【16】。
赫拉克利特者，古希腊哲学家。在他存世的 130 多个残篇里都是深奥的辩证法，他指出“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和相互转化”，提出“对立统一”思想，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认为“斗争才是普遍的、绝对的”。这位被世人称作“晦涩哲人”的希腊人与中国的“伟大哲人”毛泽东一生秉承的斗争哲学实在是太合拍了。伯达同志把墨子做成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太合毛的想法了。毛在信中谈到事物的属性、因果性、中庸、“半”与“端”的关系等等，极具哲学文采。多年后，墨子就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伟大的“法家代表”。
有如此知音，夫复何求？翌年他被毛调到身边，担任中央政治局和毛个人的政治秘书。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伯达同志闪亮登场。
可仅仅“说墨道孔”哪里是毛同志的终极意志？他的意，意在秦皇汉武的“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的“稍逊风骚”，他的志，志在“江山多娇”、“谁主沉浮”。而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乡下汉子，这也是他最怕被人看做、当成的角色。从前的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闽鄂赣、陕甘宁有个“洋神”足矣，大胡子画像一挂，天地君亲师，别说“中马”没什么必要，连“洋马”也就那么回事，比关公灶王爷重要不到哪儿去。
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多次说过“我党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可是任由国际派搞什么学习马列原著，岂不是给这帮懂外语、惯旁征、善博引的原教旨权威提供表演舞台？
他必须自己做神，做中国的“马神”。这还不算，别看他嘴上对“言必称希腊”万般不屑，可做世界“哲学王”才是他说不出口的终极目的。这一点从他存世的文字中看出来并不困难。
可是 1938 年还无人造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连“毛泽东的思想”都还没有。上年 3 月，刘少奇写信给洛甫，语出惊人“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17】。就连带回国际“口信”的王稼祥，在六中全会闭幕词中也一次未提“毛泽东”3 字 【18】，加上他也确实拿不出什么著述，自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五大备受睥睨的窘境还恍如昨日，此时贸然提出“中马”必会惹翻曾经百般看不起自己的斯大林，就算斯氏眼下承认了中国革命还得指望毛，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哪国共产党的党魁敢在他眼皮底下就直接鼓吹 × 马的，毛捅不起这个马蜂窝，带不起这个头。
两难中，他索性将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为“干部必读”第一本，将其抬高到“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的吓人高度号召全党学习，自己则从中获得对“洋马”的解释权和“中马”的发明权。又谓“许多马列主义学者，言必称希腊，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忘记了”，“许多同志似乎是为了马、恩、列、斯而去学马、恩、列、斯，并不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等等【19】，把那帮子一说起希腊罗马、马恩列斯就巧舌如簧、亢奋不已的国际派骂到腿软。
伯达同志正是此时帮了毛大忙，他著述里明显的独创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令他在毛的眼中独一无二。他 1933 年撰就的《论谭嗣同》就已经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诠释谭嗣同思想，提出谭的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迹”，道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已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20】。这在正急欲诞下“中马”的毛泽东听来，那可真是空谷足音啊。毛立即着手在延安率先组织了第一个哲学研究小组，组长就是他自己，组员有陈伯达、艾思奇、何思敬等人，重点讨论毛在抗大讲授的《唯物论辩证法讲授提纲》【21】。
邂逅伯达同志前，毛携《提纲》每周两次、每次 4 小时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次备课都花了很大工夫，但还是觉得讲不出什么东西来”【22】。日后张闻天的副手、当年抗大学生何方亲聆过他讲课，并将一本毛氏《提纲》珍藏至今。何伯伯曾让我见识过这个“小本本”并亲口对我说“这本小书只暴露了毛当时为学的水平实在不高”。
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伯达同志出现后的毛不单讲课顺利，更完成了他的旷世之作《矛盾论》和《实践论》。至于《两论》是否毛“论”，《毛选》是否毛“著”，这里就不深究了，有 1985 年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在听到有人怀疑毛有剽窃之嫌时的一句狂吼——“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23】在此，本书就不找死了，但陈伯达、艾思奇在“二论”出世上立下的大功却是无人能否认的 【24】。
紧接着“学习运动”的是“党书编纂运动”，其标志就是赫赫扬扬收入了 5 百多篇中共文献的《六大以来》。它是毛泽东亲率陈伯达、张如心、胡乔木等日夜编纂而成，目的就是形成用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作为划分路线和是非的标准。很快，党内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出台，正是它将中共一直竭力坚守的“不突出个人”准则一锤瓦碎，竖起毛氏一贯正确形象，以其姓名正式命名了“思想”和“路线”，开国际共运先例。此时距王稼祥从北方带回雷霆万钧的“季米特洛夫口信”正好 3 周年。
说句题外的话，《六大以来》居然就楞是没有收入毛的“两论”，蹊跷，但不奇怪。
1941 年 9 月，延安秘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公开挑战王明。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势，毛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25】，而当时的伯达同志甚至连候补中委都不是。毛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具体而明确，那就是重新诠释 1931 至 1935 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博下台【26】。中共上层斗争日趋白热，毛将国际派的大本营、由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目标，派伯达同志挂职在此，领导、监视、掌握他们的大小事情。
与“延安学习运动”并行的是“延安文艺运动”。1942 年 5 月延安召开历时 3 周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开幕“引言”和闭幕“结论”两个讲话被陈伯达率一众文人整理出2 万字长文并从此成为经典，不仅成为延安时期的、而且号称是中共“永远的”文艺工作指南。这就是影响中国至今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 年后的 2012 年还有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百位作家手抄《讲话》”的奇谭发生。本书耻于论及，不赘。
紧接着的，就是“延安整风”了。万马齐嘶中，与康生相比伯达同志的嘶声算不上最嘹亮，但人们都记住了他创造的“王屎味”（王实味）一词，记住了他在《整风 22 个文件》出台上的贡献。对这套毛本人著述和涉及他的文件就占去几乎一半的文件集，毛反复强调“无论什么人都要研究 22 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27】。
1945 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正式上位、定于一尊。他更离不开伯达同志了，就连大会上毛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日后伯达同志都敢炫耀“七大时，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毛主席自己先起草了一少部分，后来就交给我了，大部分是由我起草的”【28】。
写入七大新党章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历次党章所无。“中马”至此顺利诞下，被张如心、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一众人等定名为“毛泽东思想”。此风一开，日后泛滥成灾，各届党代会都要在通过新党章时列入个人姓名和其所谓“思想”，诸如“邓小平中国特色思想”、“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七大党章开此浅薄先例，贻笑后人已成定局。
它们均是“中马”的长成史，史官有多种大部头书籍论述，中央党校有专门的“中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出版专门的《中马研究论丛》，社科院和清华大学有“中马体系研究”专业，各处都有“中马研究”首席专家、次席专家……
本书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红太阳冉冉升起并高悬中国人头顶几十年，陈伯达厥功至伟。至于本书谱主后半生的跌宕起伏、戏剧人生，敬请读者在正谱中寻找，这里不再啰嗦，以免喧宾夺主。
作为一位史学票友，本人实在无法像现代史大家、中共党史顶级专家余汝信（潘国璠）先生的《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那样，做到“述而不著”【29】，虽然明知编纂年谱边“述”边“著”是多么讨人嫌。可是陈伯达年谱不像《康生年谱》，他的为害、为善，为良、为恶，假如一点不“著”是很难被一般读者所能理解的，而本书面向的读者正是小众中的大众，不得不小“著”一点，其实与其用“著”字还不如用“注”字，不过一点小小说明罢了，且可以确定其述/著之比仅仅为 1%，希望能被您接受。
在毛泽东一生能叫得上名号的近 30 位秘书中，最显赫的无疑是本书谱主陈伯达。
他的最高光时刻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至中国（没有写错，不仅中共而且中国）第四，也不是结局最悲惨的一个，只是被撤了职、罢了官，开除了党籍，坐了 18 年牢而已，比起投缳的田家英、死法不明的江青、仰药的周小舟、劳改的李锐、家破人亡的李六如、妻离子散的王炳南……不知好了多少倍。他坐牢坐的是秦城高包，牢饭吃的是专职烹饪，刑期算得清清楚楚一天也没多关，出狱后说儿孙绕膝也不为过，死后回归故里，未像康生那样被挫骨扬灰……要说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一生积攒的几万册书卷找不回来了，可是拿他和痛苦万分而走的刘少奇、抑郁狂躁而去的康生、忍气吞声而亡的周恩来、死不瞑目而逝的毛泽东相比，伯达同志的结局真算是上等了。
从古至今，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的中国读书人，都会将自己视为“知识分子”。眼下则更热闹些，凡几读了些书，写过些字，有几张文凭的人都能自视、自称为“知识分子”。雷海宗先生所下、顾准又再次强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的断语在今天看似过时，吵吵嚷嚷的“娜拉”们遍地都是，只是谁也不想真的出走而已。
“知识分子”（俄文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法文英文均为 Intellectual）是指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研究和反思，并针对社会规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人。是作为创造者或调解者参与政治，通过拒绝、生产或扩展某种意识形态以及捍卫某种价值观体系，捍卫具体主张或谴责不公正的人。“知识分子”概念的兴起，源于法国 19 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著名长文《我控诉》，对制造冤案的法国军方进行指控，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无论是作家左拉，还是巴黎高师图书馆馆长埃尔（lucien Herr），这些中流砥柱的抗议者自身都不是法律专家，仅仅出于社会道义感和积累的职业声望而参与到公共事件中。
虽然本书谱主确实学富五车且终其一生都是在“吵吵嚷嚷”中度过，可他绝对不是一位诸如左拉、车别杜【30】式的“知识分子”，甚至也不是一位诸如胡适、鲁迅式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只能算是一位诸如郭沫若、胡绳式的“新中国知识分子”。而今现在眼目下，多少能望其项背者，大概只有“王沪宁”一人。
不愧为“发明大国”之读书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又首创了一个新名词——“公共知识分子”【31】，以区别于“非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非知识分子”。说白了，这里有一个西方人看不懂的“体制内外”之分，“娜拉们”的境况，看“内”“外”的不同和不衡即可略知一二。在芸芸众生眼中，无非就是体制内或外的书生罢了，根本不用搞得那么复杂，而西方一则典型的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32】——在中国却是当不得真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自诞生始就具有不言自明的公共性，而“公共知识分子”就犹如“男人的男厕所”一样累赘、多余、丢人现眼。
在绝对的垄断下，即在出生、教育、觅职、就业、薪资、婚恋、生育、住房、医疗、养老……全方位垄断个人生命的极权、独裁、专制体系内，是不可能出现普世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新中国”的书生里大概只有一个人配得上这称号，那就是顾准！
既然“知识分子”这个词不是咱中国人发明的，那何必不发明一个新词来取代它呢？
作为一位非公共非知识分子的本书编者，这里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建议不要再将中国的读书人、知识人称作“知识分子”，让咱们众多的语言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给起个新名字不好吗？只要不要再叫他们“臭老九”【33】 就行。
是为自序。
另外，本书自创了一个中文新词“拥众”，意为拥挤在主角四周的众人，以取代词不达意的“群众（Masses）”和过于刻薄的“庸众（Commonplace mass）”，也不是广东话中的“拥趸”（Fan），因为他们并不一定都拥护自己簇拥着的人物。他们是文革的特殊产物，是在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时保持高度一致的成千上万人群，里面有当年的你、我、他，当年的你们、我们、他们和当年你们、我们、他们的前辈。这个词本书自认还算公允、中性，不带立场，希望您能容忍，何况英文里就有现成的 Crowd 可用。
王晓林
于 May.16，2026——文革号角“5.16 通知”吹响 60 周年
作者简介
王晓林 1953年生。16岁插队，18岁做工人，20岁做工农兵学员，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无线专业，后进入交通部科学院做工程师。开放时期深圳特区最早的建设者，中国最早的从商者、个人电脑与因特网的使用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经的捐赠者和至今的志愿者。2001年退休，偶尔投稿《炎黄春秋》和《温故》杂志，著有《顾准与他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等书。
—-本文注释———
1 1990 年代，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西方学者一次极不礼貌的提问。
2 《顾准文存 日记》1959.2.23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3 同上 1956.2.23
4 “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层都设有“管理意识形态”的专职官员
5 龚育之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P39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6 同上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各时段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1993
8 此书指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此话取自《毛泽东年谱 1941.9.13 “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P40
9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P32 东方出版社 2010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各时段
11 均为斯大林对毛泽东在不同时段的形容词
12 王晓林《康生年谱 另编》自序“中国需要一门‘康生学’”P.V 脚注 5、6
13 竹内实《毛泽东集 VI》P163“论新阶段”日本民间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 竹内实监制 苍苍株式会社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 1938.12.12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939.2.20
16 同上 1939.2.1
17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4》P86（共 2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 1937.3.4” —— 后续文字以《党 N》N=I-26 缩写，以压缩文本体量
18 同上 15 P784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 1938.11.6”
19 同上 18 P300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5.19”
20 雷蒙德·F·怀利著 杨悦译《毛主义的崛起 : 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P2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1 张希贤《陈布雷与陈伯达》P139 书海出版社 1993
22 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中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网 2013.10.25
23 中共中央党校《简报》1985-3
24 陈定学《< 矛盾论 > 是毛泽东的原创吗？》炎黄春秋 2011-12 & 雍涛《< 实践论 >< 矛盾论 >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 2007-7 & 胡为雄《毛泽东十四部书揽要》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 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 矛盾论 > 有 抄袭之嫌》炎黄春秋 2011-9 等等。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941.09.10-10.22
26 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外界长期难窥真相。只是到了 80 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在苏联出版的《中共 50 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 199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才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27 《党 XVIIII》P230 “关于整顿三风 1942.4.20”
2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P73 香港阳光环城出版有限公司 2005
29 余汝信《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P1 序一 秦晖《宫廷政治与意识形态》 新世纪出版社 2004
30 指被公认的 3 位俄罗斯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31 这个称谓兴起自 2004 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50 人”栏目
32 法国政治哲学家萨特语
33 清朝史学家赵翼所著的《陔余丛考》中曾提到元朝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 文革则有“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犯”之说，古今读书人都排在第九，因而叫“臭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