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 一言难尽陈伯达
編者按：再过两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年和结束50年的周年纪念，此时我们应该自问：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真正已经成为过去了吗？中国的读书人再也不会像陈伯达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了吗？庐山会议式的闹剧再也不会重演了吗？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为徐友渔为余汝信新书《陈伯达年谱——中国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田园书屋，2024年12月）所写序。波士顿书评授权刊发。
余汝信先生在出版了《康生年谱——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并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再接再厉，又推出了力作《陈伯达年谱——中国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作者以相同的功力和可信度，再次为读者刻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人的扭曲一生。陈伯达和康生有好些相同之处：两人都以在中共党内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高著称；两人都在相同的年份登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两人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毛泽东的党内外斗争事业。两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康生阴鸷内敛、大奸似忠，词锋犀利句句见血；陈伯达则怯懦柔弱、书生气重，笔力雄健而笨口拙舌。康生和陈伯达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攀升到权位的最高点，但最后的结局也是相同：被自己终身效力的中国共产党永久除名。
陈伯达和康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康生是既可怕又可恨，那么陈伯达则是既可笑又可怜。纵览陈伯达的一生，分析他升降沉浮的过程和原因，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可笑与荒唐的理解。陈伯达开口闭口都自称为“小小老百姓”，对于一个曾经位列中共党内第四号人物的人来说，这是颇为不寻常的。但是，在读完了这部《年谱》之后，我们对于陈伯达身上表现出来的“小”确实会有深刻的印象，会增加我们对于使人变得渺小的权力政治的警惕。
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被说得一无是处，批得臭不可闻，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他却因为鲜明的反血统论立场而赢得广大学生和民众的衷心爱戴和热烈赞扬。
1966年夏季，北京的首批红卫兵——他们由出身于高级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构成——提出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非红色家庭背景的学生实行殴打、侮辱和虐待，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了校园和社会。面对赤裸裸的施暴和蹂躏，人们无能为力，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即“政治正确”是阶级斗争理论。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站出来，有力地批驳和制止猖獗一时的血统论，他在10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一回事；那些鼓吹血统论的人，是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他们自己不愿意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陈伯达的讲话使成千上万的人得到解放，他们本来只是希望得到“按照政策”的对待，这个政策就是所谓的“阶级路线”，即是说，他们应该是团结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而在陈伯达看来，现代血统论不过是古代社会陈腐教义的翻版而已。这使人们彻底弄清了是非，恢复了自尊和自信。
陈伯达还亲自出面对遭到压制的所谓“黑五类”学生施以援手，这件事发生在他作出上述讲话的前后。天津有13个中学生串连到北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当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知道他们当中有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时，对他们大打出手，并勒令他们滚回去。这些学生抱头痛哭，并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返回天津。陈伯达通过内部通讯得知了这个情况后，深感痛心和不安，担心他们在返家的路上再遭不测。他要秘书找到通讯记者，两人一道沿着去天津的道路追寻那些学生，在找到他们之后，陈伯达联系了公安部长，要他派出警察护送这些学生平安回到天津。
陈伯达虽然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奉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为圭臬，但在思想深处，还是为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留有一定的余地。在日本军队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际，他和其他几位同道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他在另一篇题为“论自由”的文章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争取自由的历史，自由是人类的文明之母，在失去自由的地方，文明就要遇到不可避免的灾难；否认自由的存在，事实上也就是否认文明的存在。
不过，追求和认识真理是一回事，坚持真理又是另一回事，陈伯达在真理和强权发生冲突时，选择的是放弃真理，屈服于权力。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全国各地的地方干部投其所好，炮制了各种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田”，其结果是发生大饥荒。在1959年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反映实际情况，请求纠正左倾路线。陈伯达是了解实情的，在会议的前半段，他常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等聚在一起，议论形势。但在毛泽东发起反击，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之后，陈伯达摇身一变，为打倒和清算彭德怀等人效犬马之力。
毛泽东先是敲打陈伯达，他批评“秀才们这次表现不好”，点了陈伯达等人的名，然后叫他撰写声讨彭德怀的檄文。陈伯达欣然受命，写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深入地、尖锐地、上纲上线地批判彭德怀，其中说：“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强地保存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现尖锐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这篇文章很有杀伤力，影响巨大，还被当作范文选进中学语文课本。
如果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依靠他的急转弯和写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宽宥，那么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和彻底抛弃。他这一次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如果要细究他到底错在哪里，直接和初浅的回答是，他作了一次不成功的政治投机；而深层次的思考则表明，他所身陷的政治争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滑稽透顶的闹剧。
随着文革的进程，中共最高层中有两股力量在进行明争暗斗，其一是毛泽东的嫡系江青、张春桥等，其二是林彪及其手下的几员大将。林彪是靠吹捧毛上位的，他们鼓吹毛是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当毛觉察到林并非对他百依百顺之后，为了表示他的不满，陆续发话，表示不接受那些已经写入党的文件中的颂圣之辞。于是，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就表现为坚持还是否认世界上存在天才，以及，毛主席是否是天才。林彪的大将处处捍卫天才论，而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则尖锐指出，大谈天才其实是讽刺。
在庐山会议的第一天，林彪抢先发言，大谈毛是天才，并不顾毛的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表态，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这时的陈伯达已经走得与林彪集团很近，他把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奉献于新的政治靠山，而这正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军头们所缺少和需要的。陈伯达叫秘书编选了一个《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送给将军们，供他们在与张春桥等文人争论时使用，他还在会议上发言，说否认天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的表态得到了林彪的赞赏，这使他好不得意。一时间，将军们趾高气扬，而张春桥则坐立不安、惊惶万分。
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在震怒之下发动了凌厉的反击，他暂时不去触动林彪，而对陈伯达火力全开。他痛斥陈伯达称：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过了几天，毛又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把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说成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如此严厉的指控，哪是陈伯达经受得住的？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本应是毛泽东的亲信，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对他翻脸？原来，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是个飞扬跋扈、很难伺候的女人，陈、江经常在文革小组内部吵架，江青往往会回家向毛告状，使得毛逐渐疏远陈伯达。陈作为一个在党内高层单打独斗的文人，敏感到了毛的冷落，他一定要有实力人物作靠山才行，渐渐地向权力急速膨胀的林彪集团靠拢，枪杆子与笔杆子互相需要，于是走到了一起。陈伯达的动向逃不过毛泽东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他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
对于毛泽东来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庐山会议后，对陈伯达的指控不断升级加码，最后，陈被说成是“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之，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罪名，都加在了陈伯达的头上。
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遭灭顶之灾，原因可以说是毛泽东天威难测，对陈无情无义。也可以说是林彪集团对毛的意图拿捏不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但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我们也可以说，原因在于陈伯达的权力欲，在于他为了保住他的权力和地位而在最有权势的人物之间下注和投机。一个人，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角斗场，就不能保证自己永不失手，身败名裂。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党员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以防止200多个中央委员上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当，闹出政治笑话。毛的意思是，当陈伯达拿出他组织编写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那200多个中央委员就被吓唬住了，被陈牵住鼻子乖乖地朝他所指引的方向走，这简直是一个政治大笑话。
但是，至今还没有人指出过，当那200多个中央委员听了毛泽东对陈嬉笑怒骂的发言之后又立即转向，也是一个政治笑话，甚至是更大的政治笑话。
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陈伯达主张的“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要当国家主席”被说成是“反党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纲领”。当人们恢复了常识和理性之后，一定会对下列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主张人类有天才，主张一个共和国应当有国家主席，怎么就会是反党和反革命呢？ 这算是哪门子的“反党政治纲领”？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不仅是不对的，而且是荒谬的，不但荒谬，而且荒谬得匪夷所思。我们只有直面这种荒谬性，认识到它对我们的智力和人格构成了嘲弄和侮辱，才算是真正从文革这场灾难中吸取了教训。如果把过去发生的荒唐事淡化为“探索过程中难免的错误”，那实际上就是在掩饰错误，拒绝教训，那就不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也许，再次闹出笑话的不仅是200多个中央委员，还可能是其他高级别代表或有头有脸的人士。
陈伯达已经离世多年，他实在是一个矛盾的、多面的、悲剧性的人物。有人可能会看重他在运动中助纣为虐的一面，从而断定他是可憎的；有人可能会看重他并不老奸巨猾和凶残，因而认为他不是恶人和罪人，其实是可怜的。不论怎么说，他是可悲的。他的渺小存在于他的人格，体现于他的气质，来源于他投身于其中的、可怕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来源于他所熟稔的意识形态。
再过两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年和结束50年的周年纪念，此时我们应该自问：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真正已经成为过去了吗？中国的读书人再也不会像陈伯达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了吗？庐山会议式的闹剧再也不会重演了吗？
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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