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再过两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年和结束50年的周年纪念，此时我们应该自问：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真正已经成为过去了吗？中国的读书人再也不会像陈伯达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了吗？庐山会议式的闹剧再也不会重演了吗？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为徐友渔为余汝信新书《陈伯达年谱——中国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田园书屋，2024年12月）所写序。波士顿书评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