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同樣由二戰勝國組織的審判，為何紐倫堡大審變成西方文化的基石，而東京大審卻幾乎遭人遺忘，或者不願被提起？一場持續了兩年又六個月，最終將二十餘名甲級戰犯定罪判刑的大審，原本應被讚頌，然而，它的命運卻非如此？這場審判從未真正平息紛爭。在殖民帝國的競爭、戰爭受害與接續而來的冷戰結構狀態下，高舉的正義價值，為何遭到質疑而又被廢棄？這些事又對戰後亞洲政治價值產生甚麼影響？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蓋瑞．巴斯（Gary J. Bass）考察7國史料、18座檔案館，耗費10年寫就巨著《udgment at Tokyo: World War II on Trial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sia》（Knopf，October 17, 2023）。2026年7月，台灣衛城出版推出中文版三冊《東京大審：二戰審判與現代亞洲的誕生》。本文為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汪宏倫為該書所寫「導讀」，旨在幫助台灣讀者理解本書內容，並刺激讀者思考。經衛城出版和作者授權，波士頓書評特別刊發。
一、楔子：一齣錯綜複雜的「史詩劇」與「劇中劇」
閱讀巴斯（Gary J. Bass）這本原著厚達將近九百頁的歷史巨著，最好的方式之一，是把它當成一齣錯綜複雜、高潮迭起的「史詩劇」，而東京審判則是其中的「劇中劇」。讀者不妨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想像成一座巨大的歷史劇場，劇場的舞臺設在敗戰後的東京，布景是美軍占領下的日本，燈光照在法官席、檢方席、辯方席、被告席、證人席與旁聽席之間。舞臺之外，還有更廣大的背景：戰敗的日本帝國，尚未結束的中國內戰，正在解體的歐洲殖民帝國，即將浮現的冷戰格局，以及戰後國際法秩序的初步成形。
作為獲獎無數的歷史學者，巴斯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把這場長達兩年半、留下總計超過四萬八千頁紀錄的東京審判，寫成一部枯燥的法律史、制度史或國際政治外交史。在他筆下，這場審判成為一齣正邪交織、悲喜混雜、甚至荒誕反諷的多幕劇：有序幕，有場景轉換，有主角與配角，有沉默的缺席者，也有事後才彰顯出歷史意涵的伏筆安排。法庭上看似在審判日本戰犯，實際上同時也在審判帝國、戰爭、文明、殖民主義、復仇、正義與國際秩序。這也是為什麼本書的英文標題不是一般通稱的Tokyo Trial，而是Judgment at Tokyo。這裡的judgment 不只是trial，不只是法院程序，也不只是判決書；它同時指向法律判斷、道德判斷、歷史判斷，以及後人對這場審判本身的再判斷。這也帶出了本書的副標題：World War II on Trial。原來，在巴斯的如椽巨筆下，被審判的不只是戰犯，而是二戰本身──這也是我們理解戰後亞洲形成的開端。
二、舞臺：審判從來不只是審判
打從一開始，東京審判就肩負著「演出」的任務。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要的不只是定罪，他要的是一場向日本國民、向亞洲、向全世界展示「正義已經到來」的公開儀式。法庭的物理空間本身就是這個意圖的體現：被告席高踞於眾人視線的焦點，法官席居高臨下，記者看臺環繞四周。這是一座為了被觀看、被記錄、被傳播而存在的舞臺。
但正因為這是一座舞臺，它就無可避免地同時是一個可以被表演、被操弄、以及爭奪詮釋權的空間。巴斯在書中反覆呈現的，正是這種「舞臺性」所帶來的雙面刃效果：當東條英機站上證人席侃侃而談、語帶機鋒地為自己辯護時，他面對的不只是法官，更是麥克風後面整個日本社會的耳朵。審判席上的勝負，與舞臺上的觀感勝負，往往是兩回事。
這座舞臺還有一個先天的結構性問題，貫穿全書：它的法律地基並不穩固。「危害和平罪」──也就是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從未被明確確立為個人應負刑事責任的國際犯罪。法庭依據的是事後制定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由戰勝國片面擬定。首席法官、來自澳洲的韋伯（William Webb）在開庭初期面對辯方對管轄權的根本質疑時，只丟下一句「駁回，理由後述」，便把這個最關鍵的合法性問題懸置了整整兩年半。這句「理由後述」，可以說是整齣戲最深的一道裂縫──它從第一幕就埋下，直到落幕都沒有真正被填補。
巴斯在一開始的序章就將東京審判與當時尚在進行中的紐倫堡審判做了對比。儘管兩者經常被拿來相提並論，但它們的歷史地位與意義卻極不相同。如果說，紐倫堡審判在戰後西方世界被塑造成國際刑法與人權秩序的起源神話，東京審判則長久陷於爭議泥淖中。它規模龐大、時間漫長、材料繁複，卻沒有像紐倫堡那樣具有穩定的神聖地位。巴斯抓住這種不穩定性，把東京審判寫成一個充滿裂縫的劇場：在這裡，勝利者宣稱要伸張文明與和平，但勝利者本身也帶著帝國的包袱、戰爭的暴力與冷戰的算計；被告被迫面對侵略與暴行的責任，但法庭又迴避了天皇責任、七三一部隊、原子彈與殖民帝國自身的問題。這齣戲之所以值得觀看，不是因為它呈現了純粹無瑕的正義，而是因為它讓我們看見正義如何在權力、記憶與歷史條件之中被塑造出來。
三、人物：粉墨登場的主角、配角與缺席者
巴斯筆下這齣戲之所以「好看」，關鍵在於他不是把審判當成黑白二分的「善惡對立」，而是把它寫成一群有血有肉的人，在巨大的歷史壓力下各自盤算、掙扎、表演、甚至失態的故事。麥克阿瑟、季南、梅汝璈、帕爾、韋伯、東條英機、各國法官與檢察官，都不是抽象的職位名稱，而是在各種壓力中做出選擇的歷史演員。每一位登場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治背景、道德語言、國族立場、個人野心與內心矛盾。巴斯的人物刻畫，讓讀者看到東京審判不只是抽象的法律攻防，也是一個活生生的個人粉墨登場的舞臺。他花了大量功夫挖掘各國解密檔案、法官的私人日記與書信，因此得以重建這些人物的內心戲──那些在公開法庭上看不到、卻決定了審判走向的私下念頭。這正是本書最值得細細品味的部分。下面是幾位特別引入矚目的登場人物：
梅汝璈：在大國夾縫中力爭一席之地的中國法官
對華文讀者而言，梅汝璈可說是這齣戲裡最令人感到親近的角色。他出身江西農家，靠著苦讀進入清華，再赴美取得史丹佛與芝加哥大學的法學學位，骨子裡信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他被任命為中國法官的過程其實充滿偶然，但他一旦坐上那個位子，便極其在意中國作為「主要受害國」的尊嚴。巴斯生動地描寫了開庭前梅汝璈為了法官席次的排序而力爭──他堅持坐在中間、緊鄰首席法官韋伯爵士的位置，這樣他才能在整個過程中與韋伯咬耳朵。這個看似瑣碎的細節，恰恰是整齣戲明爭暗鬥的縮影（中冊八十三頁）：這是一場關於「誰有資格坐在哪裡、誰的苦難值得被優先聆聽」的審判。
然而，梅汝璈的努力，也反映出中國的困境。巴斯毫不諱言地指出，儘管南京大屠殺是整個審判中最沉重的控訴之一，中國方面所能提出的書面證據卻嚴重不足。梅汝璈在日記中沉痛地寫下：「打官司第一是證據，第二是證據，第三還是證據。」（中冊一○八頁）最後，法庭上最有力的南京大屠殺證詞，反而來自三名留守南京的美國目擊者──一位外科醫生、一位大學教授、一位牧師。一個受害最深的國家，卻必須仰賴外國人的證言才能讓自己的苦難被記錄在案，這當中的歷史諷刺，值得讀者仔細玩味。
帕爾：寫下一千二百頁「全部無罪」的印度法官
如果說梅汝璈是這齣戲裡令人同情的主角，那麼印度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就是最具爭議、也最被後世誤讀的角色。他主張侵略戰爭根本不構成國際犯罪，法庭無權以「事後制定的法律」追溯定罪，因此他為每一位被告都寫下了無罪的結論，洋洋灑灑長達一千二百頁。
巴斯在這裡展現了高超的史筆與冷靜的判斷。他既承認帕爾對「西方殖民強權有什麼資格審判亞洲國家」這一質疑確有其洞察力，卻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帕爾論述的內在矛盾與危險之處：帕爾一方面以反殖民之姿批判西方，另一方面卻為日本對朝鮮、對中國的殖民與侵略全盤辯護──彷彿亞洲人受亞洲帝國的奴役就理所當然。更令人不安的是，帕爾對暴行證據的懷疑幾乎沒有底線，他連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證詞都斥為「政治宣傳」，日後甚至以同樣的邏輯質疑納粹大屠殺。巴斯也揭露了一個關鍵事實：帕爾的祖國印度政府，在看到他的立場後大為震驚，認為他「幾乎等於是在為日本戰時行徑辯護」，並暗中與他劃清界限。
這個「帕爾的兩張面孔」──在印度幾乎被遺忘，在日本卻被右翼奉為神明──為日後的「記憶政治」埋下伏筆，也是本書後半段的重頭戲。
韋伯、季南與東條：一場失控的法庭對手戲
巴斯筆下的法庭，常常像一齣荒腔走板的舞臺劇。首席法官韋伯性情急躁、判斷搖擺，私底下其實也不認為侵略戰爭構成犯罪，卻因為身為首席的責任感與對麥克阿瑟的敬畏，最終壓下了自己的疑慮。首席檢察官季南（Joseph Keenan）的任命更多出於政治酬庸而非法律才能，他在交互詰問中一再失態，被英國方面的同僚私下批評為「無能到無可救藥」、「大部分時間都爛醉如泥」（中冊四○七頁）。
法庭中常見的檢察官與被告的對手戲高潮，出現在東條英機出庭之時。他毫不退縮，堅稱這是一場正當的自衛戰爭，言詞機鋒令法庭數度鬨堂大笑，讓旁聽的日本人激動不已，連《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都驚呼這是「美國納稅人要承擔史上最昂貴的政治宣傳敗筆」（中冊三八三頁）。而真正引爆全場的，是東條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日本臣民絕對不會違背天皇陛下的意願」。韋伯立刻意識到這句話的致命含意：如果日本官員不可能違抗天皇，那麼這場戰爭，豈不就是昭和天皇本人的意志？法庭一片死寂。季南慌忙救場，但傷害已經造成。這是整齣戲中最精彩、也最尷尬的一刻：被告無意間說出了所有人都想迴避的真相。
東鄉茂德：被劇本誤寫的悲劇配角
在所有被告中，巴斯著墨最深、也最令人心痛的，是外相東鄉茂德。他其實是東條內閣中最堅決反對開戰的人，曾在長達十七小時的聯絡會議中孤立無援地力阻戰爭，多次以辭職相要脅。然而，由於這些關鍵的會議紀錄大多不在檢察官手中，法庭幾乎是把這位反戰者當成主戰共謀來審判，最終判他二十年徒刑。他後來病死獄中，死前在牢裡寫下，自己未能在一九四一年阻止戰爭，「是我一生最悲傷的事」。
東鄉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赤裸裸地揭示了這座「劇場」的殘酷：在一齣證據不全、劇本倉促的戲裡，最不該被定罪的人，可能僅是因為辯白沒有被聽見而被定罪。歷史的審判，從來不保證會落在正確的人頭上。
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缺席者
這齣戲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主角，卻從頭到尾缺席了，那就是昭和天皇。東京審判若要追究日本國家發動戰爭的最高責任，天皇理應是無可迴避的關鍵人物。然而，由於美國占領政策與戰後治理需要，天皇被排除在被告席之外。這個缺席絕非偶然，而是精心算計後的巧妙安排──這就牽涉到舞臺背後的藏鏡人與密室交易。
四、戲裡戲外：後臺的密室交易與被改寫的劇本
一齣戲的發展與結局，不是由臺上的演員決定，而是由後臺的編劇與幕後操控的製作人與導演們所決定。東京審判尤其如此。巴斯這本書最深刻的貢獻之一，是讓我們清楚看見：在這座歷史劇場的聚光燈外，真正牽動戰後亞洲命運的決定，其實多半是在後臺暗處悄悄完成的。巴斯以冷酷的筆觸，揭露了兩樁閹割正義的密室交易。
首先，是對昭和天皇的政治赦免與偽造神話。根據法理邏輯，天皇作為明治憲法下的元首與陸海軍最高總司令，批准結盟軸心國、下詔全面侵華並發動突襲珍珠港，其責任無可旁貸。然而，麥克阿瑟為了利用天皇的權威來穩定占領，讓手下費勒斯（Bonner Fellers）准將在幕後系統性地蒐集「天皇對戰爭不知情」的證詞，實質上是在為天皇建構一套脫罪的劇本。昭和天皇本人也花了三週時間向一群親信口述一份「獨白」，把戰爭責任全推給軍方。於是，這齣戲最關鍵的主角──那個依據近臣木戶幸一的日記、曾「命令」東條按計畫行事的天皇──從頭到尾都不在被告席上。季南等美國檢察官也在法庭上配合，明目張膽地扮演起「救駕」角色，甚至對木戶日記出示的鐵證刻意視而不見。這使東京審判從一開始就帶著一種戲劇性的矛盾：觀眾知道有一個關鍵角色沒有上臺，臺上的人也知道，但所有人都必須假裝若無其事。大審將天皇形塑成一個愛好和平、卻被軍部蒙蔽的傀儡傻瓜；最終判決保護了主謀，卻絞死了部屬。這不僅違反了「個人應負刑事責任」這個最重要的法律原則，也摧毀了這場所謂「文明審判」的道德底線。
第二個密室交易較鮮為人知，但更加駭人聽聞，那就是關於人體實驗與生物戰的掩蓋與不起訴。石井四郎將軍所領導的「七三一部隊」，在滿洲對數千名俘虜實施了地獄般的人體實驗，並在寧波、常德等地空投鼠疫跳蚤，導致高達二十五萬名中國平民在長期的細菌戰中痛苦死亡（中冊二七二頁）。然而，隨著冷戰序幕拉開，杜魯門政府為了避免讓這批「具有巨大情報價值」的人體實驗數據落入蘇聯手中，派遣迪特里克營（Camp Detrick）的生物武器專家飛抵東京，在代理首席檢察官塔文納的暗中掩護下，讓石井四郎及其全體部下豁免戰爭罪起訴，以此換取日本大規模量產斑疹傷寒、霍亂與鼠疫的全部技術檔案。這筆為了美國冷戰軍事利益出賣中國受害者的秘密交易，成了東京審判歷史上最嚴重的道德汙點之一（中冊二七七頁）。
與這筆交易相關、決定這齣法庭大戲走向的幕後因素，則是冷戰態勢的形成。一九四八年，當東京市谷法庭還在拖泥帶水地宣讀那份漏洞百出的判決書時，戲外的東亞地緣政治板塊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在東北與華北取得壓倒性勝利，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岌岌可危。杜魯門政府見風轉舵，決定改變對日政策，緊急派遣戰略設計師「X先生」肯楠（George Kennan）前往東京。肯楠以現實政治的冷眼審時度勢，認定美國在軍事上無法承受中國赤化，必須將日本從「被懲罰的戰敗國」迅速改造成亞洲對抗共產主義的工業與防禦堡壘。他只旁聽了兩小時，就斷定這是一場「政治審判」，並在返國後提交機密報告（NSC 13/2），主張徹底翻轉占領政策：放棄改造、優先復甦經濟、儘早結束戰犯審判。在他的主導下，華盛頓的占領政策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美國下令中止對日本財閥的清洗，轉而發動大規模的「紅色清洗」來鎮壓日本左翼工會，並全面取消、中止了第二輪的戰犯審判。大批原本被關押在巢鴨監獄的甲類戰犯，在判決翌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聖誕夜──全數獲釋。這批舊勢力隨後迅速重返政壇，成為戰後日本自民黨保守政權的骨幹──包括日後出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
五、散場之後的爭奪：記憶政治與「歷史認識問題」
一齣戲在落幕之後並沒有真正結束。真正的好戲，往往是散場之後，眾人對「這齣戲到底演了什麼」的爭奪──也就是「記憶政治」。東京審判並非在一九四八年後就結束；真正漫長的，是審判之後各國如何記住它。本書的最後幾章，正是關於東京審判如何被反覆詮釋、挪用、扭曲的記憶政治史。
在日本，東京審判長期被捲入「東京裁判史觀」的爭論。一方面，有人認為東京審判是戰後日本反省戰爭責任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保守派與民族主義者則將它視為勝者強加給日本的歷史觀。所謂的「帕爾判決」、天皇免責、盟軍原爆與殖民偽善，常被作為削弱日本戰爭責任的論據。然而，指出東京審判的缺陷，並不等於可以取消日本侵略與暴行的歷史事實。這正是「歷史認識問題」最困難之處：對審判程序的批判，經常被轉化為對戰爭責任的逃避。
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前面埋下伏筆的帕爾神話。那位在印度幾乎被遺忘的法官，在戰後日本被右翼勢力一步步抬上神壇。他的不同意見書在一九五二年以《日本無罪論》之名出版，推手之一竟是後來偽造松井日記、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田中正明。靖國神社境內矗立著大型的「帕爾博士彰顯碑」，碑上那段被當成帕爾名言的文字，其實出自美國南北戰爭中戰敗的南方邦聯領袖之口。一份原本主張「全部無罪」的法律異議，就這樣被當作判決本身，成為日本右翼對抗「東京裁判史觀」、洗刷戰爭責任的精神武器。
這條記憶政治的線索，一路延伸到當代日本，甚至跨海延伸到臺灣來。巴斯在這本書中，不經意地為臺灣讀者提供了一個找到自己與東京審判的連結點：在一張一九五七年攝於箱根的黑白老照片中，當年因參與東條英機開戰內閣而入獄、聖誕夜獲釋後重返首相權位的右翼鷹派岸信介，正溫柔地牽著他年幼的外孫的手──那個戴著洋基隊棒球帽的小男孩，正是日後打破諸多禁忌的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下冊二五六頁）。安倍在兩次首相任內，努力要讓日本擺脫戰後體制，質疑東條定罪的合法性，並不顧鄰國反對、多次參拜供奉著甲類戰犯的靖國神社。與此同時，安倍透過「集團自衛權」的擴張詮釋積極重整軍備，大膽提出印太戰略構想，高喊「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個口號，正由他身後的理念繼承者、戰後日本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落實執行中。當前臺灣的安全命運、美日臺反共島鏈防線的建立，其結構性的歷史起點，正是來自這場因為冷戰實用主義而大赦日本右翼的逆轉政策劇碼。巴斯書中沒提到的花絮是：肯楠當年在華府所提交的機密報告，七十多年後在臺灣造就了全球獨一無二的「安倍晉三研究中心」。
在海峽的另一邊，記憶政治同樣帶著強烈的戲劇性。東京審判在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一度因被視為國民黨的事業而遭冷落，在中日關係和緩時期又被刻意淡化。中共在毛澤東與周恩來時代為了聯日抗美，曾極力配合日本淡化南京大屠殺，毛澤東甚至多次公開「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才創造了共產黨奪權的條件」。代表中國在東京審判中歷經屈辱、孤軍奮戰的法官梅汝璈，則是這場記憶政治最為辛辣的悲劇性註腳：他背棄原先效忠的國民政府，投效新中國，最終卻在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無情整肅。他被貼上反動漢奸標籤、被迫打掃辦公室與廁所，最終在一九七三年淒涼病逝。更令人扼腕的是，他花費數年撰寫的東京審判原始手稿與萬頁日記，被狂熱的紅衛兵付之一炬、永遠湮滅。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東京審判才被中共政權重新包裝為「全人類的審判」，被納入抗戰勝利、民族苦難與日本罪責的敘事，而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更是被提升為國家公祭日。
在韓國、菲律賓、印度與東南亞，東京審判又有不同意義。韓國的記憶牽涉殖民統治、慰安婦、強制動員與戰後未清算的問題；菲律賓的記憶牽涉馬尼拉大屠殺與日本占領暴力；印度則透過帕爾把東京審判與反殖民主義批判連在一起。相形之下，臺灣在這齣戲裡面的戲分極少，甚至遠遠比不上日本另一個殖民地朝鮮。更精確地說，除了少數幾處作為地名被提及外，臺灣與臺灣人在這個史詩劇場裡面是完全沒有戲分的。這是否意味著，臺灣讀者只要當個「事不關己」的吃瓜觀眾就行了呢？恰好相反！
臺灣在這個記憶場域中的位置極其複雜，因為臺灣曾是日本帝國殖民地，又在戰後被納入中華民國的抗戰勝利敘事。因此，臺灣讀者真正獨特的觀看位置，是一種更複雜、更難以言說的「缺席」與身分曖昧性。在那場戰爭中，臺灣人同時是殖民地的被統治者、是日本帝國的動員對象、也可能是對其他亞洲人的加害者──這三重身分並存於同一群人身上。而東京審判那套「戰勝國 vs. 戰敗國」、「受害者 vs. 加害者」的二元劇本，恰恰無法、也無意為這種曖昧性留下任何位置。臺灣人不在被告席，不在受害者席，不在法官席，甚至不在一個清楚的「觀眾席」上──我們是這齣戲的劇本結構從根本上無法容納的存在。
這個「無法被容納」，才是臺灣讀者閱讀這本書時最該凝視的窘境。當一個社會的歷史經驗無法被任何一種現成的正義敘事所容納時，這個社會該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去？這個問題，正是戰後臺灣面對日本殖民記憶時長期陷入困惑與分裂的深層根源──它至今仍在我們的政治與世代之間發酵。
六、臺灣讀者應從這齣戲學到什麼？
──警惕記憶政治、看清強權本質、尋找清醒發聲的主體位置
對臺灣讀者而言，東京審判不是遙遠的外國歷史。它牽涉日本帝國的崩潰、中國戰後秩序的重組、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冷戰結構的形成──上面幾條軸線，每一條都與臺灣切身相關，但臺灣卻長期缺乏思考這些問題的主體性。為了建立這個主體性，筆者在此提供三個線索，作為未來思考的方向。
首先，是必須警惕任何把歷史「神聖化」或「妖魔化」的企圖。帕爾神話告訴我們，一份文本可以被抽離脈絡、改造成政治神主牌；紐倫堡神話告訴我們，崇高地位可以被後來的政治選擇所建構。當有些人堅持某段歷史「不容質疑」或某個人物「絕對是英雄／絕對是惡魔」時，那往往正是記憶政治在運作的時刻。
從現實上來說，這本書提供了有利的武器，為我們揭開中共當前將大審歷史「神聖化與工具化」的虛偽面紗。今日中共政權在國內大力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嚴厲打擊「歷史虛無主義」，在電影與教科書中將東京審判包裝成不可挑戰的普遍正義，利用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死難創傷來為今日自身大國崛起的軍事擴張尋求道德合法性。巴斯在本書中無情地戳破了這個政治神話。歷史的真相是：中共口中的「二戰正義」，與昔日的美國一樣，都只是隨著政權戰略利益隨時可以閹割、隱瞞與工具化的遮羞布。
然而，記憶政治不只是「他者」的問題；臺灣社會也有十分嚴重的選擇性記憶，為了政治立場而重組過去。往昔臺灣曾因抗日敘事而忽略臺灣人在殖民體制下的真實感受，現在又經常為了反中而過度浪漫化日本殖民經驗；這兩者都忽視了臺灣在日本帝國與冷戰體制中的複雜位置。東京審判提醒我們，歷史認識若只服務於今日敵友劃分，就會失去理解複雜過去的能力。臺灣自身的歷史──無論是關乎原住民、明鄭、清領、日治、二二八、白色恐怖──同樣處於這種拉扯中。閱讀東京審判，其實是在練習一種審視自己歷史的眼光。
其次，戰後審判從來不只是法律問題，但在過去二、三十年來，卻被一群缺乏歷史認識的學者與活動家張冠李戴成了「轉型正義」。巴斯的書提醒我們，雖然紐倫堡與東京兩大審判都標榜正義，但兩者背後都深受大國政治的影響。紐倫堡審判納粹德國，卻沒有同樣規模地審判義大利法西斯；盟軍自己的戰略轟炸、殖民暴力與蘇聯罪行也沒有進入被告席。東京審判日本帝國主義，卻由仍然擁有殖民地的歐洲帝國共同參與；它追究日本對亞洲的暴行，卻沒有真正審判帝國主義本身。雖然這些矛盾不需導致全面否定戰後審判的結論，但巴斯這齣戲的每一幕，幾乎都在提醒我們：正義總是在不平等的權力條件中發生，充滿歷史的反諷與弔詭；不要總是把「XX正義」掛在嘴邊，自以為是正義的代言人。
正義永遠需要制度，也永遠需要懷疑。沒有制度，暴力只會被勝利者以復仇處理；但有了制度，也不代表正義就能自動實現。臺灣身處東亞安全秩序的前線，更應理解國際法、戰爭責任、戰後審判與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面對戰爭威脅時，我們需要國際法；但我們也必須理解，國際法經常在強權政治中遭到扭曲乃至背叛。巴斯在本書留下了一個冷峻的判斷：東京審判之所以迄今爭議難平，無得到如紐倫堡一般的光環，最關鍵的因素在於審判者自己從未願意以相同的標準要求自己。從蘇聯到越戰、從殖民鎮壓到今日的種種國際衝突，國際法的效力，始終取決於強權是否也願意受其約束──而答案，往往令人失望。
這個判斷對二〇二六年的臺灣讀者，有著不言而喻的切身意義。我們所處的世界，依舊是一個法律原則時常臣服於大國現實政治的世界。東京審判這齣七十多年前的老戲，演的其實是一個至今未解的難題。看懂了這齣戲，或許不能給我們任何現成的答案，但至少能讓我們在面對自己的處境時，多一分歷史的縱深。臺灣讀者必須看清強權法治的「實力本質」，切莫抱持天真的幻想。東京審判證明了，國際法與正義在強權的密室遊戲中從來不是值得遵守的道德律令，而是隨著當下情勢與戰略可以隨時被剪裁、翻轉、出賣的標籤。英國法官派屈克勳爵（Lord Patrick）私下吐露的真言，才是國際政治的鐵律：法庭的權力並非來自法規，而是來自可以讓命令生效的強權實力（下冊二○二頁）。身處第一島鏈最前線的臺灣人民，在面對強權開出的承諾時，必須具備這種清醒的現實主義透視力。
最後，則是正視我們自身歷史經驗的「不可化約性」。臺灣人在二戰中的曖昧身分，無法被任何一方的正義敘事輕易收編。這不是需要羞愧或迴避的事，反而可能是臺灣最寶貴的歷史資產：正因為我們的經驗無法被簡化，我們或許更有能力理解，歷史的真相往往就活在那些被二元劇本排除掉的灰色地帶裡。當北京與東京各自高舉著自己的歷史劇本相互指責時，臺灣若能守住這份對「複雜性」的誠實，就是守住了一種難得的清醒。
東京審判這齣法庭劇已經落幕，但劇場外的戲，還在繼續上演中。而這一次，臺灣不該再只是那個劇本無法容納、坐在暗處的靜默存在。讀懂這齣戲，就是我們為自己爭取一個發言位置的開始。唯有看清強權密室的交易本質，拒絕接受被政治綁架的工具化歷史記憶，我們才能在美、中、日各方強權板塊的夾縫中，真正確立臺灣自身的主體性，為這個共同體找到一個清醒發聲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