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康熙年間，紫禁城發布了一份罕見的諭令──「紅票」。這份以漢、滿、拉丁文三種文字刊刻，以朱紅色印刷的特殊文件，內容竟是尋找多年音訊全無的「洋欽差」。正史無載，來歷成謎，康熙為何派西洋傳教士為欽差？他們遠赴羅馬，肩負何種祕密使命？透過這份現今散落在歐美博物館與圖書館中的「紅票」將徹底翻轉我們對大清帝國的刻板印象！2026年3月聯經出版的孫立天博士的《康熙的紅票》，以「紅票」為線索，重返清初宮廷政治角力的歷史現場，細寫康熙、北京傳教士群體與雍正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從曆獄風波到中西禮儀之爭，從宗教辯論到雍正禁教，這段經常被認定為「中西文化衝突」的歷史，或許與我們所想的截然不同。作者孫立天重新梳理廣泛的中西文獻，以鮮活的例子、流暢的文筆，呈現全球化浪潮下生動、有血肉的中西交流。本書顛覆了過往文明衝突的認知，回歸歷史本質，為讀者理解近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方式，提供全新的視角。
孫立天，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博士。現為獨立學者。2021年出版英文著作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康熙的紅票》在該英文專書基礎上，融彙作者最新研究而成。本文為《康熙的紅票》自序，出版社授權刊發。標題為編者所加
二〇一九年北京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張康熙時期發去歐洲的諭令。拍賣時的名字是《康熙帝寄西洋眾人諭》。這件拍品不是康熙親筆諭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寬三十九公分，長九十三公分，於一七一六年由康熙內務府以公開信形式印刷出來，命廣東官員發放給歐洲來的商船，讓他們帶回歐洲。這份公開信印刷出來呈朱紅色，歷史上又稱「紅票」，英文世界稱為「RedManifesto 」
紅票內容用漢文、滿文和拉丁文三種文字印出。其中漢文部分內容是：
武英殿等處監修書官伊都立、王道化、趙昌等字，寄與自西洋來的眾人。我等謹遵旨於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龍安國、薄賢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陸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數年，不但沒有信來，所以難辨真假。又有亂來之信，因此與鄂羅斯的人又帶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時，事情都明白之後，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無真憑據，雖有甚麼書信，總信不得。因此，唯恐書信不通，寫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廣東巡撫院印，書不封緘，凡來的眾西洋人，多發與帶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文字的內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歐洲陳述一個事實，說他在一七〇六年（康熙四十五年）和一七〇八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兩組人到西洋去，現在人都沒有回來。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傳回來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並沒有正式文書寄回。
這是一封印刷品，按理說價值不大。但拍賣前，拍賣行給出的估價是七十萬到八十萬元。拍賣行估到這個價位，顯然是做過功課的。在拍品介紹的底部，提到紅票只在歐美十來所圖書館有館藏，在中國與香港、臺灣尚未發現過該票，在華語地區是第一次出現。
紅票受到關注，也是近二十年來的事。長期以來，紅票裡面提到的「事情明白之後」是什麼事情，康熙為什麼發這張紅票到歐洲，都是個謎。因為大清所有官修史書都沒有提到過這張紅票，與之相關的事件也完全沒有記錄。二〇一一年牛津大學圖書館中國古籍部主管大衛·海利威爾（David Helliwell）在網上分享了一段他與紅票的故事。海利威爾說，早在一九七〇年代，他就在牛津一座書庫中看到過一張紅票，當時是捲起來和一個木板綁在一起的。上面只是簡單有個庫存編號，也就表示前任館員們都不知道這張紅票的歷史，不知道應該把它歸到哪裡去。當時海利威打開看後也沒有頭緒，又把它原封不動放回了原位。直到一九九二年，他去參觀法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時候，展出的一張紅票讓他回想起十幾年前在牛津書庫裡見過的那張。展出中，關於紅票的簡單歷史脈絡已經被法國國家圖書館館員整理了出來。海利威爾回去後，很快就找到了牛津書庫中的那張紅票。當他再次把捲起來的紅票打開，給紅票做相應的索引介紹的時候，發現紅票背面有很淺的鉛筆印記「F. Douce 」。海利威爾說這表示紅票是古籍收藏家法蘭西斯·杜斯（Francis Douce，一七五七︱一八三四）捐給牛津的，也就是說這張紅票在牛津書庫裡放了一百多年，一直沒人知道其來歷背景。海利威爾把他發現這張紅票的經歷寫出來發到網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發來的消息，告訴他還有哪些地方也藏有紅票。經過統計，現在世界各地有十八張紅票，它們是：
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慕尼黑
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沃爾芬比特爾
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沃爾芬比特爾
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大英圖書館，倫敦
大學圖書館
倫敦木版基金會
法國國家圖書館，巴黎
萊頓漢學研究所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梵蒂岡城
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
利瑪竇研究所檔案館，波士頓學院
印第安那大學禮來圖書館
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東京私人收藏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
格拉斯哥大學亨特圖書館
看到紅票而不知其來歷的不止牛津的館員，近現代清史大家陳垣先生也不知道紅票相關的歷史。清朝滅亡以後，很多北京學者都在搶救宮內的各種文物資料。一九三〇年二月，陳垣先生在故宮的懋勤殿，發現了三份康熙手稿。手稿上能看到康熙在文字上的各種親筆塗改，其中一份就是紅票漢字部分的草稿。由於清史中沒有記載，當時國內學界也不知道紅票的存在，陳垣自然也就無從知道這張草稿背後的故事。草稿上修改後的文字和紅票上印刷出來的漢字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草稿上沒有標注日期。陳垣為此費力多方考證，透過文字中提到的俄羅斯人等資訊斷定這份草稿的時間是在康熙五十六年，與實際時間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差無幾。不過陳垣知道這封手稿定有其歷史價值，在他整理故宮文物的前後數十年中，還發現了其他十二份康熙時期與歐洲相關的手稿，結合當時出版的各種西方教會材料，他已大概看出了事件的脈絡，就是康熙與羅馬教廷有著長達十五年的往來磋商。他把發現的十三份原始手稿集結起來，由當時的故宮印刷所影印成了一本小冊子，取名為《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發現手稿的懋勤殿在乾清宮旁邊，最早是康熙的書房。這些手稿大概在康熙朝後，就一直放在那裡。大清歷朝史官有沒有翻看過不得而知，但是已知的是乾隆年間，在朝廷編訂的《皇清職貢圖》中，說到羅馬教皇一節（原書中稱教化王），就已經不知道康熙與羅馬教皇曾經互派過使節，有長時間的往來磋商了。
紅票本身，印刷精美大氣，展開後有約一公尺長，這大概也是當年歐美藏家們儘管不知道其背後故事，卻都紛紛收藏的原因。就紅票的內容來說，讀過以後都會有疑問：為什麼康熙要派人去歐洲，而且還派了兩隊人去？紅票中提到的龍安國、薄賢士、艾若瑟、陸若瑟四位西洋人都是來華的傳教士，清代官修史書中並沒有提到過這四人出使西方，他們到底是以什麼身分被康熙派出的？紅票中只說四人是被「差」去西洋，是「奉旨往西洋去了」。同時，紅票中的拉丁文翻譯，寫的也是被皇帝派往歐洲，沒有給出一個名號。龍安國原名Antonio de Barros，是葡萄牙人；薄賢士原名Antoine de Beauvol lier，是法國人。二人去歐洲時選擇跨越太平洋，走的是美洲路線，到達巴西後還給歐洲寄過信，但後來二人在從巴西去歐洲的路上遇到風暴，死在了途中。艾若瑟原名Giuseppe Provana，是義大利人； 陸若瑟原名José Raimundo de Arxo，是西班牙人。這二人走的是印度洋路線，最後都到達歐洲，還受到了葡萄牙國王的熱情接待。陸若瑟到達歐洲不久後就病故了。在紅票傳到歐洲時，只有艾若瑟還活著。教皇看到紅票以後，批准艾若瑟返回中國。可惜艾若瑟在回程的船上去世了。艾若瑟離開中國的時候，還帶了一個中國弟子，叫樊守義。他一直跟著艾若瑟在歐洲遊歷，最後守著艾若瑟的棺材抵達廣州。康熙後來派人去廣州，買了三十六畝土地用作墓地，風光厚葬了艾若瑟。當然這段厚葬的歷史，清史中也沒有記載。艾若瑟的墓早已被毀，現在只有一些大理石墓碑殘片，存於廣州市博物館中。好在十九世紀後期，艾若瑟的墓地是當時洋人愛去的一個景點，一位行經此處的英國人在遊記中詳細記錄了墓地的情況，還把當時墓碑和墓誌銘上的拉丁文和漢文全部抄錄了下來。在這份抄錄中，我們可以看到艾若瑟的墓碑正面，刻出的是「欽差艾公之墓」，也就是說康熙賜給艾若瑟的名頭是「欽差」。艾若瑟的墓碑上還有長篇墓誌銘，記錄下了康熙派內務府人到廣州操辦墓地的事，同時還比照《漢書‧蘇武傳》，讚美了艾若瑟「欽差大西洋公幹」而滯留海外十三載後，不慮「波濤險幻，堅為覆命」的美事。蓋棺而後論定，這四位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在康熙心中，都是他的「欽差」。
為什麼大清皇帝會派洋人做自己的「欽差」出訪？這些傳教士和康熙是什麼關係？他們為什麼能得到康熙的信任？這些都是本書要探索的問題。紅票的拉丁文下面，還有十六位來自歐洲各國的在京傳教士，為康熙發出的紅票簽名，確認紅票內容的真實性。
這些簽名的傳教士和康熙又是什麼關係？康熙和傳教士關係密切並不是什麼祕聞，當年傳教士在寄回歐洲的信中經常炫耀他們和康熙的關係，以至於有些歐洲人燃起了一絲希望：康熙有沒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君士坦丁大帝（羅馬第一個接受基督教的皇帝）？
從中國的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傳教士的關係也很特殊。大部分傳教士都沒有官銜，卻能往來於宮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為內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議事，處理公務都在外廷；內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領域，是皇帝生活起居與日常辦公的地方。讓當時朝臣都羨慕的是，傳教士被康熙允許出入內廷。儘管有幾個傳教士在朝廷也有過官銜，負責天象觀測這種專業技能，但按理他們都是不能出入內廷的。出入紫禁城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說日常出現在皇帝身邊。以前的研究者大都認為，傳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為康熙對西學感興趣，傳教士對他有用處。這種說法顛倒了先後關係。興趣源自接觸，康熙對西方學問的興趣，是不可能憑空產生的。古往今來，能長時間接觸到皇帝，先決條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後順序應該是，康熙先有了對傳教士的信任，才會有和他們的接觸，從而他們才有機會教康熙西方的學術和技術。只有康熙學習了這些知識以後，他才能對西學有興趣，也才能理解傳教士那些學問的用處所在。
康熙對傳教士的信任，不僅僅體現在讓他們出入紫禁城，派他們去歐洲，甚至連跟俄羅斯的邊界談判這樣核心的國家事務，他也派出了兩位傳教士加入到談判隊伍中。著名的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就是兩位傳教士作為清朝的實際談判代表，和俄羅斯人談出來的。雙方會談語言是拉丁語。最後的合約由拉丁文、滿文和俄文三種語言簽訂，沒有漢文。傳教士在談判中說著拉丁文但又忠於清朝，這讓俄羅斯談判代表很吃驚，而且他們發現傳教士堅決捍衛清朝利益，比以前談判過的滿人還要強硬。最後簽訂的條約，彼得大帝不滿意，而且對傳教士竟然幫助異教徒談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兩位傳教士所屬的耶穌會給禁了，不允許任何耶穌會的傳教士進入俄羅斯。
在北京的傳教士，大都屬於耶穌會。耶穌會一五四〇年成立於歐洲。在環球航海的大背景下，耶穌會立會的一個宗旨就是要把天主教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一點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支持。該會七大創始人之一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早在一五五一年就遠渡重洋，來到了廣東外面的島嶼，準備找機會進入中國。後來著名的利瑪竇神父，也是耶穌會傳教士，他是在萬曆年間進入的中國內陸。之後陸續到達的耶穌會神父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如何融入中國的士大夫圈子，在中國傳播他們的福音。耶穌會神父在江南成功進入了一些文人圈子，同時也為一些當時的名人施洗入教。明朝末年，耶穌會神父湯若望進入了朝廷體制，在明朝的欽天監做官。當時他在京城與朝野士人多有結交。
明清易代之際，在華傳教士跟當時所有國人一樣經歷了戰爭的痛苦。對他們來說，朝代更替也是一次機會，一個讓他們走進統治階層權力圈子的機會。傳教士從最初見到進京的多爾袞，到後來的順治皇帝，再經歷鰲拜專權，最後走進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時代，傳教士就在他身邊。在康熙跟著翰林們學習漢語和經史子集的同時，傳教士在內廷裡教他數學等西方學問。傳教士後來又一步步地幫助康熙和歐洲建立起了各種聯繫，同時也讓歐洲對這個東方皇帝產生了興趣。萊布尼茲、伏爾泰等歐洲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在饒有興致地閱讀康熙的傳記。紅票正好是全球化之初中西交流中留下的一頁。大概也是近年中外歷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挖掘，讓紅票的歷史位置日漸清晰，拍賣中的紅票，一路競價，最後以一百六十一萬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