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清廷割讓臺灣、澎湖，臺灣的歷史由此改寫。長久以來，這段歷史多被理解為清朝戰敗、日本崛起的必然結果，割臺似乎只是清廷內部主和派的決定，或李鴻章一人的歷史責任。然而，這樣的理解是否忽略了更關鍵的國際因素？聯經出版5月推出羅振宸 新書《誰決定割讓臺灣？<馬關條約>與美國的隱身角色》,,作者指出，在中日交戰與議和過程中，美國不是旁觀者，扮演了積極介入的「隱身角色」。透過近年公布的中英文史料，作者重建美國政府與美籍人士在甲午戰爭中的行動與影響：國務卿葛禮山、駐華公使田貝，以及受聘為清廷法律顧問的科士達，如何在外交、法律與談判層面發揮作用。尤具關鍵的是，科士達不僅協助清廷起草議和文件，戰後更隨行來臺，參與臺灣、澎湖主權交接文件的撰寫與儀式。本文為新書書摘，出版社授權刊發。
本書試圖回答幾個環繞於《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馬關條約》簽定前，清廷決定割讓臺灣的決策過程為何？此外，本書也嘗試回答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清廷曾請託美國斡旋，除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政府外，若干美國人在議和過程相當活躍，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美籍法律顧問科士達（John W. Foster）。他們的影響力究竟如何？是否與臺灣割讓有關係呢？
1894–1895年間，東亞最大的事件可說是中日甲午戰爭。戰爭最終以清廷失利，簽定和約，割地、賠款告終。如此一場戰爭，因朝鮮而起，卻迫使清朝割讓臺灣，其遺緒仍影響今日世局。
清廷從戰場連連失利到議和，過程十分曲折而漫長。甲午戰爭於1894年8月1日爆發（以兩國互相宣戰日為起點），同年9月中過後，清軍顯露敗象，陸海軍連連失利，使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高層萌生求和之念。惟清廷此前雖已辦了近三十餘年的洋務，朝中也仍有恭親王奕訢、李鴻章等具外交談判經驗之要員，但「如何求和」，還是令清廷煞費心思。
鴉片戰爭後，清廷不乏對外戰爭之經驗，惟甲午戰爭卻是清廷首次遵循歐美國家的外交慣例、依循國際法規範進行的戰爭。戰爭以經宣戰、撤使等程序起始，再以簽定和約終止。中日相互宣戰，亦即兩國斷絕外交關係，進入戰爭狀態。這在清朝歷史上前所未有。相比之下，近十年前的清法戰爭（或稱中法戰爭），兩國雖然於多處戰場交鋒，外交關係卻始終未完全中斷，可以說是「邊打邊談」。
甲午戰爭時，如何展開和談，與清法戰爭之情況大有逕庭。除朝中不少大臣反對議和外，清廷也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即此前從未有過求和的經驗。清廷應如何對隔海的日本傳遞訊息？如何準備談判？此些問題對清廷而言，皆為棘手難題。除了向日本求和有損清廷之天朝顏面外，此前也無先例可借鑑。甲午戰前，清廷雖曾派使者出國談判，惟從未派使者出國求和。因此，除了朝中主戰、主和之爭，對「如何展開議和」的不了解亦成為清廷尋求議和之障礙。
既然中日中斷一切來往音訊，清廷若欲求和，只有尋求第三國提供之斡旋或調停。1894年10月間，清廷首先嘗試請託英國等歐洲國家調停，英國曾有意介入，但日本認為時機不成熟，拒絕英國插手。清廷第一次嘗試碰壁。
同年10月末，清廷再次求助於歐洲國家與美國，只有美國願伸出援手，答應提供斡旋，搭起中日兩國溝通之橋梁。美國為何願意提供斡旋？以往中文研究多指稱美國係出於偏袒日本之動機，勸清廷儘早對日妥協，本書則提出不同見解。一方面，追溯19世紀中美關係史，指出自太平天國之亂以來，美國對華大抵希望清朝維持其於中國大陸上統治之完整，避免中國分裂造成混亂；同時，美國也希望透過斡旋中日戰爭，贏得清廷好感。另方面，美國提供中國斡旋衝突，亦有條約依據、歷史先例可循。
時任國務卿的葛禮山（Walter Q. Gresham）認為美國政府雖提供斡旋，但限度應僅止於促成中日展開談判，其他方面應堅守中立。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私下雖提供清廷許多協助，也未干涉中日談判。準備議和過程中，清廷雖頻頻求助田貝，然而是否事事依從田貝意見，未有自己主見？本書指出，頻繁往來美國、歐洲國家使館的總理衙門大臣們，與清廷最高決策者慈禧太后，並非事事依照田貝建議。1895年1月，清廷第一次派使者（張蔭桓、邵友濂）求和失敗，即與此有關。
一般而言，外交談判皆需法律顧問隨行，面對即將與日本展開攸關國運的議和談判，清廷也亟需一名通曉國際法、外交談判的專家隨行。清廷並未就近在法律人才濟濟的上海挑選律師，而是遠從美國華盛頓重金聘請一名律師：科士達（John W. Foster）。
科士達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之外祖父。罕為人知的是，科士達曾協助中國駐美使館打官司，為1885年9月美國岩泉城慘案（或稱岩泉城屠殺，Rocksprings Massacre）死傷的華人爭取賠償。科士達也歷任美國駐外公使，最高曾任國務卿，看似有相當濃厚之官方背景。為何清廷聘用科士達為顧問？他是否代表了美國官方利益？他又於日後談判中發揮何種影響？這些疑問，是本書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之一。
除了在談判中發揮其法律、外交長才外，科士達亦影響清廷批准和約之決策。馬關談判後，李鴻章延聘科士達為其私人顧問，也請託他襄助辦理煙臺換約、臺灣交割。科士達對李鴻章、清廷決策有何影響？是本書後半部分深入探討的問題。
筆者有幸得知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圖書館藏有一批科士達手稿，並承蒙該館無償協助掃描，得以利用此批珍貴手稿，使筆者能還原科士達在馬關議和的角色。透過本書，讀者也可一窺科士達與清廷相結識的過程。
除了美國之角色外，本書也試圖回答有關臺灣割讓之問題。清廷在馬關談判前是否已決定割讓臺灣？本書指出，李鴻章出使前，北京已略知日本要求，亦對議和條件形成共識。透過本書，可了解北京如何從主和、主戰兩派僵持，逐漸統一共識尋求議和。主戰形象鮮明的翁同龢、光緒皇帝等人，在議和前夕究竟做出哪些妥協？李鴻章是否應為割讓臺灣負上全責？這些問題，皆是本書所探討的重點。
《馬關條約》簽定後，中國有不少士人、官員上書反對和約，主張毀棄和約、繼續作戰。然而，清廷是否有能力再戰？是否能「以空間換取時間」，遷都繼續作戰？是不可為，或是不願為？以上種種問題，讀者或可透過本書得到初步解答。
清朝角度：割地、遷都的抉擇
甲午戰時，清廷最高決策者名義上為光緒皇帝，但實際上光緒皇帝事事擺脫不了太后干涉。1894年7月，朝中主戰派氣勢最盛時，不僅是光緒帝，太后也支持主戰派主張。
戰爭爆發後，從恭親王復出掌管總理衙門，再到翁同龢、李鴻藻、剛毅、恭親王補授軍機大臣，皆是奉太后懿旨。決定張蔭桓、邵友濂為議和使者，亦是奉懿旨。太后於清軍戰敗後，主導清廷對外求和，也從眾多攻擊中保下李鴻章，使得清廷對日求和留下一線活路。
至1895年2月末馬關議和前夕，決定是否要授予李鴻章割讓土地大權時，太后連日稱病不出，不願承擔責任，卻仍在幕後操控政局。以致光緒皇帝須先鬆口授予李鴻章割地大權，再由慶親王與軍機大臣連銜奏請太后准許。
太后持續稱病不出至馬關議和後，使得名義上批准和約者為光緒皇帝；決議接受割地、賠款的嚴酷條件時，太后巧妙藉由稱病居於幕後，不願出面主持，亦由光緒帝承擔責任。
翁同龢與議和的關係
過往的中文研究多視甲午戰時的翁同龢為一強硬主戰派，尤其稱讚其堅持主戰、愛國精神，本書則提出不同看法，試圖還原較為真實的翁同龢。翁為帝師，在朝廷也居高位，對朝廷決策影響巨大。戰前，翁同龢固然為強硬主戰派，惟其並不諳軍事，不如李鴻章了解中日兩國軍事實力差距，這也是他反對李鴻章力求以外交手段解決朝鮮問題的根本原因。
甲午戰前，翁同龢與其他主戰派官員一般，皆有輕視日本之心態。當時，清朝中國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領導下，海軍建成一現代化巨型艦隊：北洋艦隊，又有兩處海軍基地：旅順、威海衛；陸軍又配備新式武器，以洋法操練，軍事實力與清法戰爭時相比，儼然有長足進步。加以，朝鮮兩次政變：「壬午事變」（1882）與「甲申政變」（1884），均以清軍占上風，迅速壓制朝鮮內親日勢力。彼時京中主戰派大臣，並不認為日本的軍事實力可比肩歐洲列強，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也有此種看法。
觀翁同龢、李鴻藻等人於戰前上奏的奏摺，其中提到，集結兵力進軍朝鮮，乃為了逼日本談判：
應請諭李鴻章，即飭派出各軍，迅速前進，勿稍延緩。既經厚集兵力，聲勢較壯。……我預備戰事，如倭人果有悔禍之意，情願就商，但使無礙大局，仍可予以轉圜，此亦不戰而屈人之術也。
清廷初意是想以優勢兵力嚇阻日本，逼日本上談判桌協商。壬午事變、甲申政變時，清朝皆於短時間內以優勢兵力擊潰朝鮮親日派勢力，順利維持清朝優勢地位。
甲午戰前，清廷似也遵循過去經驗，希望複製同一套做法，迅速控制朝鮮局勢。但日本歷經多年現代化軍事改革，軍事實力早已脫胎換骨，非清軍能輕易逼退。日本反而隨之增兵至朝鮮，令朝鮮局勢更加惡化。
時人王伯恭曾記錄下翁同龢與其門生張謇輕視日本的態度：
是時張季直（按：張謇）新狀元及第，言於常熟（按：翁同龢），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後患，常熟韙之，力主戰。……常熟言：「合肥（按：李鴻章）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
也可為戰前清廷主戰派輕視日本之態度，作另一佐證。
恭親王奕訢復出主持和議後，翁同龢雖然曾提議孫毓汶等同僚尋求赫德協助，也知情恭親王、孫毓汶等人尋求英國調停，但他並不願輕言和議。約莫至1894年11月，翁仍希望寄託於軍事上能有突破，逆轉戰局，因此大力支持起用漢納根募練新式軍隊，但此計畫因官場傾軋夭折。而清廷自辦的練軍計畫，員額與規模皆大為縮減，過程又拖沓，這令希望逆轉戰局的翁同龢難以看到希望。
直到太后決定派遣張蔭桓、邵友濂出使，翁同龢已不如先前強硬反和，認為應保留中日和談的可能。張、邵被拒使，太后覺得受侮，曾想撤使，對此，翁同龢曾勸太后不要輕易中斷和談。
甲午戰時，翁同龢表面上雖然與李鴻章不合，意見相左，但他其實與李鴻章最信任的手下盛宣懷通訊頻繁，能於第一時間得知陸海軍戰情，知曉前線戰況。本書指出，翁同龢名列「割地摺」具奏人，顯示他於李鴻章出使前做出相當妥協。和約簽定後，翁同龢雖然主張延緩批准，但他未曾向光緒皇帝建議「毀約」或繼續作戰，也不敢輕易採信當時激烈反和約、主戰的各地輿論，顯示他並非盲目主戰、反對議和。同時，對翁同龢看法的修正，也較吻合他官宦生涯曾主張對外妥協的一面。
割地的決策過程
曾參與乙未（1895）抗日的丘逢甲，離臺前曾作詩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丘逢甲生於淡水廳銅鑼灣（今苗栗縣），據稱其「聰穎異常，有神童之目」。二十五歲（1889，光緒十五）時，赴福州應鄉試，中舉人；二十六歲時，赴北京會試，中進士。丘逢甲未選擇留在北京，反而選擇回臺灣講學，「主講臺中府衡文書院、臺南府羅山書院、嘉義縣崇文書院，年中往來各書院間。」甲午戰爭期間，丘逢甲協助巡撫唐景崧辦理團練。乙未割臺後，他參與了臺灣民主國抗日，不久後抗日失敗，乘船逃往泉州。離臺前，留下〈離臺詩〉，控訴李鴻章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本書指出，李鴻章並無權單獨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李國祁於1995年便替李鴻章做過辯駁。身為清軍陸海軍最高指揮官，李鴻章固然要為清軍戰敗負責，但臺灣割讓，並非李鴻章一人之責。
直至張、邵使團出使時，清廷雖然已知日本將要求中國割讓土地，但未曾重視此問題。威海衛陷落與張、邵使團遭拒，兩則消息傳至北京後，清廷才開始鄭重考慮割讓土地事宜，並選派李鴻章為新任議和全權代表，召李鴻章進京商討日後出使議和事宜。
伊藤博文曾建議日本軍方勿直接攻擊直隸和山海關。若北京因此崩潰，屆時可能招致歐洲列強干涉，對日本並非最有利。伊藤建議，應先攻擊威海衛與臺灣，箝制中國海上戰略要地，迫使清廷遣使求和，屆時日本再於談判桌上攫取戰利品。威海衛陷落後，清廷果如伊藤預料，迅速遣使求和。
李鴻章抵達北京後，與孫毓汶等重臣連日赴多國公使館尋求協助，並多次與翁同龢爭論是否割地。英、俄、法、美等國公使雖已推測到日本要索取遼東半島和臺灣、澎湖，但除了口頭勸告之外，並未給予李鴻章及清廷進一步協助。李鴻章已知日本很可能索取遼東半島或臺灣，曾與英國公使歐格訥商談此事，詢問其意見，並請託英國干涉，但遭英國拒絕。
自1894年10月後，日本已決心奪取臺灣，主張奪取臺灣的輿論意見也越發成為主流。此消息約於同年11月間透過許多管道為清廷所得知。不論是天津的李鴻章、北京的總署、南京的張之洞、臺灣的唐景崧，皆知日本有意奪取臺灣。李鴻章進北京時北京高層皆知日本將要割取北方的遼東半島與南方的臺灣。
當時歐洲國家，英、法、俄國也同時在猜測日本的和約條件。英、俄兩國皆表示，和款條件揭示前，不會干涉。俄國不願意日本取得大陸上土地，更曾暗示日本可以併吞臺灣。清廷原寄望歐洲列強干涉議和，最終希望落空。
英國公使歐格訥曾對李鴻章透露，土地有「險要、膏腴與散荒之判」，暗示李鴻章大陸上的土地為險要、膏腴，告知李鴻章中國若要求和只能割地。扣除他提及的險要、膏腴地：金州、大連灣、旅順、威海衛，所謂「散荒」地便是遼東半島東側（不含旅順、大連）毗鄰朝鮮之處，以及南方的臺灣。德使紳珂則勸告清廷，須在割地、遷都之間擇一。
美國公使田貝則勸告李鴻章直接與日本談判，勿引入歐洲國家干涉，歐洲國家干涉之代價極可能為瓜分中國利益。田貝曾向李提到日本可能會要求中國給予租界（concession），並勸告李鴻章儘量向日本爭取不要割讓大陸上土地，但避談割讓土地範圍問題。
李鴻章總結各國公使的意見，最後呈上一份「節略」，供朝廷與決策大員參考。
以往多有中文研究指稱田貝為促使李鴻章作出割讓臺灣決策者，其實不然。指控田貝勸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者，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然而本書認為，歐格訥曾私下對李鴻章透露土地有險要、膏腴、散荒之別，即暗示李鴻章應割棄「散荒」土地。故「以散地易要地」之說，應當更近歐格訥私人觀點，而非田貝。
1895年2月22日至3月4日這十一日，為李鴻章進京與清廷大員商討割讓土地問題的關鍵時期。清廷最高層的決策者有光緒皇帝、太后、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禮親王世鐸、李鴻章，以及軍機大臣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孫毓汶、徐用儀。
2月22日時，朝中包含皇帝、太后，所有廷臣中皆贊成議和，但只有奕訢、孫毓汶、徐用儀敢明言支持割地；光緒皇帝、太后、翁同龢、李鴻藻皆反對割讓土地。李鴻章雖心知非割地不可，但不敢提及割地。
翁同龢原先反對割地，贊同以多賠款替代。但日本已透過美使田貝告知，日後必定要求清廷割地，這使得北京高層辯論多日，幾無結果。須注意的是，此時朝中已無人反對議和，只是對於割讓土地一事無法達成共識。
經過李鴻章等人多日拜訪各國公使、廷臣多日爭論，北京最高決策者深知僅有「割地」或「遷都」兩個選擇。3月2日（二月初六日），光緒皇帝先鬆口授予李鴻章割地大權，但太后仍未應允。翁同龢多日想尋求割地之外的辦法，但無結果。
3月3日（二月初七日），奕訢、奕劻、世鐸、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孫毓汶、徐用儀連銜奏請太后授予李鴻章割讓土地之全權，並提及「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指出應割讓邊疆土地以保全清朝存續。
本書指出，「割地摺」並非慶親王奕劻與主和派大臣們的片面決定，反而是連同先前大力反對割地的翁同龢、李鴻藻之共同決定。直至最後關頭，素來主戰的大臣亦選擇妥協。因此，《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太后、光緒皇帝等全體清廷決策者皆應負責，並非李鴻章一人責任。李鴻章赴日求和前，清廷已做好割臺準備，臺灣割讓已是清廷腹案。
因此，「宰相有權能割地」之歷史印象，並不符合史實。割讓臺灣為北京集體決策。
毀約、遷都、續戰不可行
和約簽定後，清朝各地官員、士人紛紛上奏、上書反對，反對和約的奏摺短短十多日內便計有數百件。主流輿論意見多主張毀棄和約、繼續作戰。如兩江總督張之洞反對割讓臺灣甚力，他認為臺灣有戰略及經濟雙重價值，不能割讓給日本，並提出許多計畫試圖引入外國干涉保存臺灣。亦有不少人曾上奏提議遷都繼續作戰者，如湖北巡撫譚繼洵、臺撫唐景崧。張之洞與盛宣懷曾設想一套朝廷撤退到西北，以南方訓練新軍為奧援的作戰計畫，惟北京並不感興趣。
同時，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的消息也傳到北京，使光緒帝、翁同龢、李鴻藻等人動搖，猶豫是否能依靠俄德法三國干涉，推翻《馬關條約》嚴苛的條件。但須注意的是，明白中日軍事差距的光緒皇帝、翁同龢、李鴻藻始終未鬆口提毀約再戰，僅試圖爭取延緩批准和約，以待國際情勢變化。
面對反和約的激昂輿論，光緒皇帝曾寄諭詢問駐守直隸的王文韶與駐守山海關的劉坤一，清軍是否能繼續作戰，得不到可靠的回答。那麼，遷都作戰是否可行？
本書第五章探討了遷都之現實困難，第一困難為電報線不通，中國東西部電報線只有單一線路，若天津、北京斷線，無備用線路使東西部連通。清廷於馬關議和前曾指示盛宣懷儘速辦理連通陝、豫兩省的電報線，但至和約批准互換前，此電報線仍未能完成。第二困難為清廷對西部內陸地區控制仍不穩定，1895年3月中，甘肅民變惡化擴大，直至隔年才平定。第三困難為編練新軍計畫遭榮祿、胡燏棻阻撓，清廷雖決定令胡燏棻辦理練軍，但由胡燏棻主持訓練的新軍規模不大，投入戰場作用為杯水車薪。據史料顯示，1895年1月時，胡燏棻才準備募練五千人，不足以支持中國繼續作戰，又加上4月新軍遭海嘯襲擊，清廷手中更無可用之兵。故遷都繼續作戰幾乎不可能。
4月28–29日，天津遭暴風雨、海嘯，電報線中斷。5月2日，北京才得知水災淹沒天津大量守軍、軍械、輜重，接到消息當日，光緒皇帝便批准和約。
儘管光緒皇帝批准和約，但張之洞仍反對割讓臺灣。他認為臺灣有戰略及經濟雙重價值，不能割讓給日本，並提出許多計畫試圖引入外國干涉保存臺灣，但實際上多不可行。張之洞曾暗中支持唐景崧的臺灣民主國抗日行動，但唐景崧抵抗不到一星期便潰敗出逃，張之洞的保臺計畫隨之成為泡影。
從本書可知，美國曾在甲午戰爭危機中協助清廷度過難關，使清朝免於覆滅。本書同時探討清廷內部的決策過程，可得知割地求和並非美國人或外人主導，而是北京面對危急存亡之秋，經過內部多次辯論與妥協所做出的抉擇。
李鴻章曾於1895年11月致函攜家眷內渡的板橋林家領袖林維源，解釋割臺的苦衷，並向其致歉：
倭欲得之意（按：指臺灣）甚堅，即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臺防亦斷不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借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兩害取輕，實出於萬不得已。貴族久居彼土，因之蕩析流離，每一念及，無任疚歉。……
此時日軍仍駐守於遼東半島，中日兩國正為遼東半島歸還一事談判。日軍仍有威脅北京之可能。李鴻章提及「借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並非誇大。臺灣之割讓，確實暫時保住清廷存續。
1895年6月2日，交接臺灣程序雖然緊湊，但在科士達協助下草擬的〈交接臺灣文據〉，明確規定：「中國永遠讓與日本之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並澎湖列島，在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之管理主權……」漢文「管理主權」，係根據科士達草擬的英文文書中「the administration and full sovereignty」（管理權與完全主權）翻譯而來，可補充漢文《馬關條約》第二款「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永遠讓與日本」文義較為模糊之處，不致有爭論。
履行臺灣割讓的意義也在於拯救中國大陸的清王朝暫時得以存續。日本對俄、德、法三國屈服，願意歸還遼東半島給清廷，惟對取得臺灣一事絕不做讓步。臺灣交割當下，遼東半島上仍駐紮數萬日軍，面對日軍可能兵臨城下的威脅，清廷唯有交割臺灣給日本，換取政權安危。
一百三十年前，清廷決定割地求和、《馬關條約》割臺，影響兩岸及東亞歷史發展深遠，至今仍影響到今日的臺灣與兩岸、世界局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