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6日，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編著《江青年譜》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余汝信繼《陳伯達年譜》和《康生年譜》之後的第三部文革人物年譜。本文为作者余汝信所写的代前言，出版社授权刊发。
本年谱并非是对江青生平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而仅为后继者提供江青研究的一些基础性史料。
收入本年谱的全部史料，均经过编者以常识及逻辑推理作反复考证、对勘与辨析。其严肃筛选的过程，编者愿作如下若干披露，相信读者诸君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关于江青的家庭情况
流传甚广的叶永烈著《江青传》称，江青父亲李德文“原配妻子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名叫李建勋，后来改名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女儿名叫李云露。”“李德文五十多岁了，嫌发妻年老色衰，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作妾。这个小老婆生下的一个女儿，便是本书的主角──江青。”“在三十年代，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按照中国传统的‘命名法’，她的母亲便叫‘李栾氏’。”
关于江青的家庭情况，官方其实早在1976-77年已公布过两个材料，一为1976年12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小组办公室调查组编写的《关于江青的家庭及其在山东时期政治历史情况的调查报告》，二为1977年3月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的《叛徒江青的历史罪证》。两个材料中前者详细，后者简略。前者称，江青“母，李王氏（李德文的小老婆），诸城县小岳峙村人，一九四八年秋病死在济南。兄，李建勋，现名李干卿，……姐，李云露，现年七十三岁，随其子王博文住北京清华大学宿舍。李德文的大老婆早死多年，生一子二女。”
两相比较，编者相信并援引官方材料。不过，也有相信叶的。如江青原秘书杨银禄也说李云露是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
二、江青在诸城已经同康生相识吗？
1982年初版已印12.5万册、仲侃所著《康生评传》称，1917年间，“康生全家搬离了常年居住的大台庄，到诸城城里避难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抄注：指康生）同江青相识。……康生初到诸城时，江青刚上小学，康生离开诸城去上海时，江青小学已近毕业。从年龄上说，康生当时是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江青是七岁至十四岁。他们是怎样相识的呢？江青上小学，每天路过张家门口。一为活跃少女，一为富户阔少，一攀一求，自然各取所需。从康生的家门口到江青家门口，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张家居城中心的南街，江青家居东关。两家相距远近，且不必说，反正两人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
仲侃为时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马仲扬、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子恺两人共同的笔名。此前，马亦担任过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故马、王两人曾为同事。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曾在1979年3月率先编出三册《康生言论选编》。可见以他们的身份，应该是熟知康生材料及中共官方文献的。据《康生评传》自己说，康为1898年出生。而据《叛徒江青的历史罪证》，江青为1914年生人。那么，1917年，康生19岁时，江青仅有3岁，1924年，康生26岁离诸城到上海，江青仅只10岁。熟知康生材料及中共官方文献的仲侃，为什么要故意放大康、江（尤其是江）当时的岁数呢？
本年谱编者曾于2022年间到过诸城，在诸城市文化局长陪同下作过实地考察。得知康生家居诸城城区中心府前街，江青家居城区东南外曹家岭村。一家在城里，一家在城外，两家相距约两公里。更何况江青在五六岁时已被其母背起离开了这个家。仲侃故意缩短两家的距离，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即使退一万步几岁大的江青经过比她大十六岁的康生家门口，与两者“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的论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仲侃关于江、康在诸城已相识的说法，既不合常理，更不合逻辑。
更有甚者，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以笔名珠珊于1980年在香港《新晚报》连载并结集出版的《江青野史》中对江、康在诸城关系的描述。珠珊称，江青的母亲“领着女儿偷偷地逃出了这地主之家”后，
但马上就投进一个更大的地主之家，投奔到本城姓张的大地主家里。这个张老爷见她们母女颇有姿色，一个是四十多岁，风韵犹存，一个是十四岁多，如花初开，即刻答应把她们留下来作仆人。
张老爷有个儿子（后来化名赵容），已是二十多岁了，在济南齐鲁大学读书。他放假回到家中，发现新来的女仆有一个俊俏的女儿，……这张大少爷见了，不禁眉飞色舞，便终日与李云鹤厮混纠缠起来。这个张大少爷就是后来为祸中国，名传天下的康生。
李云鹤自幼常听人们赞自己长得漂亮，心里很是得意。如今见这位张大少爷仪表堂堂，……她自然愿意相就，不多时，两人已是互订终身。李云鹤在张大地主家里，于是身价倍增。张大少爷终于把她带到济南，送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学戏。
江青的母亲确实在三个地主家庭里当过佣人，但绝非张家。江青对其母的这段经历，悲痛欲绝而绝非朱仲丽描写的那么“浪漫”。朱仲丽有关江、康关系的夸张描述，其实在多年前已引致辛辣的批评：“也许关于未来的康生和未来的江青如何初次见面，最使人感兴趣的说法，是由一位中国作家朱仲丽提供的，她是资深的共产党领导人、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未亡人。江青的母亲在张家做过女仆，她说，江青曾在张家的仆人房里住过。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康生的批评者们在七○年代末声称他同江青早期有过关系的说法就变得更有可能了。一如《红楼梦》那样的古典小说所示，女仆和她们的女儿往往必须顺从主人及公子的性要求。朱仲丽的说法是传统中国文学的描述方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历史，她叙述的许多插曲也许是虚构的。”
也许碍于诸多因素，对朱仲丽的批评只能由两位外国人完成。无论如何，这样也就毋须我们多费口舌了。
三、子虚乌有的婚姻故事
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了两本关于江青的著作，对早有传闻的李云鹤（江青）与“裴明伦”的婚姻故事，作了新的演绎。
一本是1993年初版即印了10万册的王素萍著《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其称，早在李云鹤1930年在济南演出《湖上的悲剧》时，“在众多为之倾倒的群众中，有一位叫裴明伦的青年观众格外动心。他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家境殷实，开有店铺，在济南市里有房产”。1931年晦鸣剧社在北平解散，李云鹤回到济南，与裴明伦“按照当时当地的婚俗礼仪，在裴家的四合院里，举行了拜天地的古老婚礼”。据该书所附“江青前半生大事年表”，煞有介事地记载为“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另一本为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江青全传》。该书称：
一位姓费的年轻人，中学毕业，喜欢京剧和现代戏，在云鹤主演《湖上惨事》的那天晚上，他正巧去剧院。费是济南一位商人的儿子，他为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而着迷。他比云鹤大几岁，一表人才，是一位孝顺的务实的青年。自己的演出能使人着迷，云鹤感到很高兴，她和费曾有几次约会。
因为剧院关门，云鹤生活拮据，再说，在剧院的学习使她与家庭比以前更加疏远了。很多朋友劝告她不要坐失良机。1930年底，她与这位姓费的青年结了婚，按照习惯，成了费家的儿媳妇。
……
这桩婚事只维持了几个月，到后几周，他们每天都是不停地吵闹，据说云鹤很懒，“日出三杆才起床”，“象贵妇人一样”坐在那里等别人伺候她，也不到厨房做饭。家里人指责她不尊重婆婆，不守家规，经常外出参加舞会，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虽然变了，但是在费家，仍然是地位最低的人。
……
云鹤有一位属于现代派的、生活豪放不羁的朋友，她曾经征求这位密友的意见，她的这位女友代表云鹤到费家谈判离婚的条件。谈判的结果是“无条件地离婚”。也就是说丈夫家不再对云鹤有任何要求。
而根据自2021年以来披露的新材料，上述两书所说全为虚构。事实是李云鹤1931年1月仍随晦鸣剧社在北平演出。3月，李云鹤接到原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时任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回信，同意其去青岛大学，遂决定前往青岛。
1931年4月1日，李云鹤临别时赠送一张照片给她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及晦鸣剧社的同学、好友陈宗娥，并题赠语称：“赠给我的娥姊，四·一。”陈宗娥后在照片背后题字称：“《湖上的悲剧》中饰主角白薇（田汉编剧），一九三○年·六月中旬。鹤摄于山东实验剧院（17岁），现已赴青岛大学做特别生，故赠此以为别念。娥志，四月四号，一九三一。”
李云鹤刚到青岛，人生地不熟，赵太侔便安排她临时住进了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赵太侔本人、校医主任邓仲纯合租的青岛黄县路4号别墅楼。李云鹤与杨振声的女儿杨蔚合住一间卧室，大约住了两个多月才搬出另觅居所。
1931年4月间，同住在黄县路4号的四个女孩子邓译生、李云鹤、杨蔚、邓宛生拍摄了一张合照。同一天，李云鹤拍摄了一张在黄县路4号的单人照。在这张照片背面，为当年李云鹤将照片寄送给陈宗娥所题：“赠我的娥姊，鹤，一九三一年·四·二四于青岛。”还有陈宗娥（或其家人）用铅笔所记：“一九三一年摄于青岛大学校长（原山东剧院院长）赵太侔家年十八岁。”
1931年7月26日，李云鹤在一场病后拍摄了一张照片，寄赠予远在北平的陈宗娥。在此照片背面，李云鹤题：“娥姐：挚友！──你的鹤妹赠，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陈宗娥（或其家人）用铅笔记：“一九三一夏，病后摄于青岛大学18岁。”
以上材料，与江青同维特克谈话时所述是吻合的：“1931年早春，我到了青岛（她形象地回忆对青岛的最初印象：码头上寒冷的雾气和带着海水咸味的微风。多奇怪呀，她说，尽管老家诸城距离此地不到50英里，但从没见过大海。）我以前的老师赵太侔，一个同乡，曾经是济南实验剧院的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
四、毛江结婚请了何人？
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叶子龙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与毛关系密切。据他在回忆录中称：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主要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
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
我带上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采购，当时一元钱能买200个鸡蛋，我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同志。王若飞是很能喝酒的，但这次不知怎的，还没喝多少，他就醉了，嘴里喋喋不休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见状，让我把他扶回了住地。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
毛泽东请客一事，未辨真假，暂且不论。即使请客是真，上述宾客名单则大有疑问。
首先说说朱德。当时，朱德并非常驻延安而是常驻山西八路军总部。据《八路军总部大事纪略》，1938年11月11日，“朱总司令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由延安返晋东南前线，途中在兑九峪检阅了肖华部队。”
权威的《朱德传》亦称：“十一月六日，六中全会闭幕。”“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动身返回华北前线。”
看看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周1938年10月27日从武汉抵长沙。整个11月，周一直在湖南长沙、衡山、衡阳一带工作，一天也未离开湖南。12月3日，周经衡阳到达桂林。
综上所述，朱德、周恩来均无缘毛江1938年11月19日的饭局──如果这个饭局是存在的话。
再看看贺龙。目前《贺龙年谱》有两种，1988年版《贺龙年谱》1938年11月19日条记载：“从延安出发返晋西北。”1996年版《贺龙年谱》1938年11月19日条记载：“和关向应、肖克离开延安，经过青化砭、米脂、临县，于23日到达岚县。”两种年谱都没有说这天贺龙与毛谈工作，当天喝完毛的喜酒才出发离开延安的可能性更几乎等于零！
至于叶子龙说第二天参加的有张闻天、我们还是看看张闻天夫人刘英是怎么说的吧：“闻天告诉我，毛、江要结婚时，议论纷纷，反映很多。……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主席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将当日不在延安或惹怒了毛泽东的人列入毛江请客的名单，诚为叶子龙的一大败笔。惟刘英所说毛“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究竟请了什么人？却是我们很想知道的。
五、有没有“约法三章”？
毛江结婚后须遵守“约法三章”的传闻，由来已久。崔万秋在1988年出版的《江青前传》中引述了多人对此问题的说法。其中之一为：
陈绥民的《毛泽东与江青》则说，三条件中，附有期限。条件如下：
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请求。
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作者按：以上三项决定存于中央政治局，国军攻克延安时，曾见于王若飞日记内，亦记有上述三项条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项决议，但其所指时间有误。）
本世纪以来，则有李海文说“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又在文章中引述师哲的说法称，“事情闹僵了，朱总司令出来圆场。他找了一个办法，说：不要反对结婚，但是我们可以约法三章。第一，不准江青干政；第二，不准江青搞党的工作；第三，不准江青在公开场合和主席平起平坐。主席接受了。对于‘约法三章’，江青也不否认，也同我谈过。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中央党校的干部才平息下来。这样由主席摆了几桌，宴请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但是主席不请张闻天。对张闻天转信有看法。（李海文《师哲谈他所了解的江青》《湘潮》2014年第7期）”
“约法三章”的鼓吹者首先在认识上漠视了毛江结合的重大意义。事实证明，毛不可能在与贺子珍的争吵声中领导中共从延安走向全中国。24岁的江青极大地焕发了毛的革命激情与创造力。没有江青，中国共产党能否在1949年取得胜利恐怕都要打上问号。
“约法三章”的鼓吹者亦无视以下事实：
（一）江青婚后以毛泽东妻子身份参与的公开活动
1. 1939年5月25日、6月1日，以毛泽东妻子身份陪同毛泽东接见到延安访问的苏联电影摄影家、记者罗曼·卡尔曼。卡尔曼拍摄了毛、江在一起的照片。
2. 1944年7-8月间，以毛泽东妻子身份与毛泽东一起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合众社兼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福尔曼拍摄了毛江在一起的照片。
3. 1944年9月25日，以毛泽东妻子身份陪同毛泽东在延安参观一个军事技能表演，毛泽东将江青介绍给在场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4. 1944年底，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毛泽东住处与毛长谈。谈话后，以毛妻子身份陪同一起吃饭。
5. 1946年2月8日，以毛泽东夫人身份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在重庆出席张治中为招待政治协商会议及文化界而举办的联欢晚会。
6. 1946年3月4日，以毛泽东夫人身份随毛泽东到机场欢迎马歇尔等访问延安。
7. 1949年11月7日，以毛泽东夫人身份随同毛泽东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鸡尾酒会。
（二）江青婚后担任的职务
1. 江青婚前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导演，兼任鲁艺女生生活指导员。未有资料表明她婚后辞去此两职务。
2. 1939年2月10日，当选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理事会理事。
3. 1940年1月12日，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委会成员。
4. 1940年1月17日，当选延安市妇女界宪政促进会理事会理事。
5. 1940年6月23日，被公推为全国剧协陕甘宁边区剧协分会理事长。
6. 1946年7月底，任延安电影制片厂董事会董事。
7. 1947年3月，转战陕北期间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大队政治协助员。
8. 1950年6月7日，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9. 1951年1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以上在在表明，不存在一个所谓对毛、江结合的“约法三章”。
六、到苏联治病的时间及经过
自1949年至1957年，江青曾四度赴苏治病。因当年高度保密的制度所致，直到今天，人们对此尚所知甚少，仅可从随行人员的回忆中，窥知点滴。而经过分析比对其他材料，这些回忆不少还是不甚准确的。
（一）1949年赴苏经过
5月19日，从北平经大连乘飞机去苏联。抵达莫斯科机场时，她的翻译、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前往机场迎接。据林利后来回忆：与江青同机抵达的，有李讷和照顾李讷的老红军、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的夫人陈真仁。江青一行住进莫斯科郊区一所幽静舒适的高级别墅，还住过克里姆林宫医院、巴尔维哈疗养院以及克里米亚沙俄时代的一处行宫。江青和李讷去检查身体，结果两人都没查出什么病来，但都有扁桃体肿大的问题，于是动手术割扁桃体。李讷和陈真仁先期回国，江青则直到10月初才回北京。
（二）1952-53年赴苏经过
据陪同江青前往苏联的翻译、李公朴的女儿张国男后来回忆称：9月6日，江青在南苑机场乘苏联专机去莫斯科，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江青在苏联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到莫斯科后，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经检查，患有胆囊结石。结石呈泥沙样，需进行胆囊冲洗治疗。经治疗后，按医生建议，去高加索的索契疗养院进行泥疗。1953年2月，回到莫斯科，不久，林利也奉命来到医院。此后江青自觉症状不佳，肝区常痛，天暖后再去南俄疗养。9月初，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接机。
以上两次经过，因缺乏其他参照材料，我们只有依赖林利和张国男的回忆。在有参照材料的情况下，可以对张国男的回忆提出异议的，是以下两次。
（三）1955年赴苏经过
据张国男称，“5月初接到了再次陪江青赴苏联治病的任务”，“发着烧的我随天津著名妇科专家俞霭峰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一向不晕机的我在飞机上大吐不止，反而受到俞教授的照顾。”“我们紧急赴莫斯科是为江青赴苏治疗子宫颈癌打前站。我们首先到了莫斯科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妇产科临床医院。俞教授和苏联专家们研究了江青的病情，确诊还是原位癌前期，无须手术治疗。定下了做子宫颈局部的放射治疗，江青同意了此治疗方案。”
而据同时受命陪伴江青的林利却有不同的说法：“这次江青身体似乎更不好，但查不出病来，情绪很低差，脾气也不好，整天病恹恹的。”
张国男说“确诊还是原位癌前期”，林利说“查不出病来”，我们相信后者。因为据李志绥也说，确诊为子宫颈癌变是在1956年秋天。
张国男又说，“江青在此邀请过随中国艺术团赴莫斯科的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到别墅来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她问程先生能否清唱一段《荒山泪》，这是她最欣赏的一出戏。”“程先生轻声唱了一段。”查《程砚秋日记》，程砚秋1955年并没有到过莫斯科，他到莫斯科见到江青是在1957年1月，我们下面将会提及。
张国男还说，“周总理对江青也十分关心，他每次到莫斯科，不管多忙，都要抽空来别墅看望江青。告诉她国内发生的大事，如高岗、饶漱石事件。询问她需要些什么。”“总理注意到江青想吃绿叶子菜，他回京后不久，我们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说已托人带了一箱新鲜蔬菜。”据《周恩来年谱》，1955年周恩来并没有到过莫斯科，更遑论“抽空来到别墅看望江青”了。
张国男最后说：“一晃半年，江青的白血球还是上不来多少，决定还是回北京找中医治疗。”是否回北京找中医治疗我们不清楚，但如按林利所说查不出病来，呆上半年也是多余。据有关材料，同年8月6日，江青已随同毛泽东到北戴河，那么她在莫斯科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而非半年之久。
（四）1956-57年赴苏联经过
张国男说，“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疗整一年，需要赴莫斯科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满意。她自觉精神也不错。”因为与苏共领导人的夫人们见面交谈话不投机，“这次会见大伤了江青的自尊心，住了三个月就回北京了。”
张国男的说法与事实相距甚远。实际情况是，1956年5-6月，江青尚随同毛泽东到武汉、广州、长沙等地。7-8月，随同毛泽东到北戴河。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霭峰做了子宫颈细胞涂片，由她们分别带北京和天津做细胞染色检查。江青回到北京以后，她们再次取了子宫颈细胞标本，最后诊断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报告毛泽东后，最后定下来，由俞霭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60放射治疗。
1957年1月上旬，周恩来在率团赴苏协助处理波匈事件问题期间，到医院看望过江青。1月19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彭真夫人张洁清与程砚秋到医院看望江青。1月26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时提及：“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4月，从苏联返国。
七、1959年江青有否上庐山？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有没有上庐山？坊间流传着多种说法。比较典型的，如当年奉毛泽东命陪同贺子珍上庐山会见毛泽东的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在回忆文章中称：“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避暑，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而有些文章却说，当时江青正在杭州，接到庐山一个秘密电话，便立即赶来，大闹一番。其实这年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
其实，当日江青是上了庐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实。
（一）江青本人的回忆
《红都女皇：江青同志》称：“在这个灼热的夏天，这群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争夺对于江青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情，因为此时她正在北京东面的海滨度假胜地北戴河专为主席和她准备的别墅里疗养。她回忆在北戴河温暖的海水和微风里如何的愉悦，而这种愉悦很快被主席的一封短信给打破了。在这封主席给她的短信里，有主席回复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草稿，彭德怀刚刚提交了一份万言书，批判主席大力推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彭德怀的这份万言书是7月14日交上来的。……因为没有亲见彭德怀写的万言书，所以江青无法对毛主席回复的草稿做出合理的评论。这样，她就给主席打电话说准备马上飞往庐山，以便了解更多冲突之后的问题”“主席说：‘斗争太尖锐了’，反对江青来庐山。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到了庐山参加会议，虽然对此主席很不高兴。这里发生的人与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冲突比她以往见过的都要激烈，这让江青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毛主席对此很着急，会议一结束就带着江青去杭州疗养，两人一起休息了一段时间，同时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做部署。”
（二）毛泽东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工作人员的回忆，对于江青1959年上庐山的时间各有不同说法，但异口同声均宣称江青这一年上了庐山。时任江青在赣期间随身警卫的廖安民，称江青上庐山为7月10日。李志绥称是7月24日，“二十四日上午叶子龙、王敬先和我约了汪东兴乘车到了九江机场，将江接到山上。”而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则称：“8月11日上午，我前往九江接江青，我陪江青乘坐车上的山。这次她带的东西很多，共四个大皮箱。”
经比对，本书采纳了李志绥的说法。
（三）留存下来当时的照片
1959年7月，毛泽东夫妇与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一家在庐山电站大坝的合影（侯波摄）。
1959年夏，江青、李讷等在庐山含鄱口（高广江提供）。
1959年，江青、朱旦华、李培君等在庐山（李培君提供）。
以上三幅照片说明，江青1959年的确上了庐山！它们还可以证明，历史照片（用现代技术刻意对照片进行过涂改的除外）及历史档案材料，在还原历史过程中有着同等的重要功效。它们互为补充，都可以起到匡正某些历史著述、人物回忆录或口述中选择性记忆或记忆误差的作用。
以上三幅照片已收纳于本书中。
八、毛泽东何时突然休克？
1972年初，毛泽东有一次突然休克病危。这一情况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毛泽东年谱》与《周恩来年谱》有着不同的说法。
据《周恩来年谱》1972年1月中旬条称：
1月中旬 闻毛泽东病危，立即前往组织抢救。毛泽东经救治转危为安。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汪东兴等共同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中央保健部门也抽调有关专家充实了医疗组力量。此后周恩来多次与汪东兴和医疗组医生谈话：研究毛泽东治疗问题。
《周恩来年谱》1972年1月下旬条又称:
1月下旬 毛泽东患病治疗期间，江青一再干预治疗方案，甚至以吵闹相要挟。毛泽东愤而拒药。为此，周恩来数次找江青谈话，并同汪东兴一起和医务人员研究解决办法。
惟《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均称，毛泽东休克是发生在1972年2月12日。
《毛泽东年谱》1972年2月12日条称：“晨，突然休克。晨二时周恩来赶到。经抢救后苏醒。”
《毛泽东传》则称：“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没有如《周恩来年谱》般“江青一再干预治疗方案，甚至以吵闹相要挟。毛泽东愤而拒药”此类没有事实根据的、带强烈批判性语调的字眼。对比起来，虽同为官方著述，《周恩来年谱》字里行间过于偏颇，而《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则显得平和、中性很多。故此，一般而言，本书力求多引用《毛泽东年谱》而尽量少引用《周恩来年谱》的材料。
九、谢富治追悼会在何处举行？
1972年3月26日，时任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多个重要职务的谢富治，因患胃癌，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杨银禄，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听到她打铃又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
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
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
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的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人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眼泪夺眶而出。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
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架着她才上了汽车。
杨银禄上述绘形绘声的“回忆”，与事实相距十万八千里！实情据新华社1972年3月29日讯：
追悼谢富治同志的大会，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下半旗致哀。
追悼大会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会场中央悬挂着谢富治同志的遗像，安放着谢富治同志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献的花圈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献的花圈。
会场里还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宋庆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的花圈。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党政军一些领导机关，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了花圈。
参加追悼谢富治同志大会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朱德、江青、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追悼会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周恩来同志致悼词（全文另发）。
谢富治生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的追悼会完全有资格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杨银禄作为一位政治局委员的秘书，按常理不应该不明白这一基本的政治常识。而即便杨的所谓“回忆”有误，当代中国出版社的编辑亦应觉察，完全有条件对照当日的《人民日报》判断其错。出现如此重大的史实错误，人们有理由连带对杨银禄整本书的可信度打上问号。
十、毛泽东看过《江青同志》吗？
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同志》连带对江青的严厉批评的传闻，最早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一书。该书称：“维特克回美国后，根据自己的记录，写成《江青同志》（即《红都女皇》）一书出版，歪曲中共领导人形象，并泄露大量中国国家机密。中央决定，派外交人员用重金买下版权。该书送回国内，毛泽东阅后，十分气愤，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感到处理江青的条件仍不成熟，只好‘暂缓执行’。”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抄袭了上述说法：“但是那位女士在美国还是按照江青的意图，成书出版，内容乌七八糟，泄露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之后，非常气愤，挥笔批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首先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当时看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
邬吉成在其回忆录《红色警卫》中又演绎了一遍：“因为《江青同志》中歪曲中共领导人形象，并泄露了大量中国的国家机密。中共中央决定派驻外机构，用重金买下了该书版权。有记载称：该书送回国内，毛主席阅读了十分气愤，作了‘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的批示。批件送到周总理处，周总理认为此事不便于立即处理，决定‘暂缓执行’。”
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出版于1977年，而毛泽东早于1976年9月9日已经离世。有关毛泽东看了《江青同志》“十分气愤”、“非常气愤”的谣传，不攻自破。根据中共政治情报机关中央调查部的情况说明，1973年，维特克在“现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召开的讨论会上，发表了未正式命名的《江青传》（后命名为《江青同志》）的第一章《江青的成长》，该文编入《中国社会中的妇女》一书，1975年初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这本书当时并未译成中文，中调部1976年第120期《快报简讯》只是简单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消息。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中调部方将《江青的成长》译成中文，印发“中央首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此应为中国大陆高层最早能看到《江青同志》其中一小部分内容的中文译本。
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历史研究的根基。如何在有关江青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作出适当的摒弃与选择，是对本书编者史识的一大考验。这一考验是否过关？切盼读者诸君在阅读本书后能够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