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學者丁學良出身皖南農村，童年從大饑荒的「死人堆裡」倖存；十出頭歲已帶頭成立紅衛兵組織，印傳單、辦戰報、號召群眾，點燃一場越演越烈的政治風暴。當「造反有理」成為時代的唯一正當性，學生、工人、幹部紛紛自組派系，街頭、校園、機關單位迅速分裂成彼此對立的兩個世界。從紅衛兵的狂熱出發，到武鬥、下鄉與體制內再教育，作者最終進入復旦大學，後就讀哈佛大學社會學，並成為一位著名學者。如今，作為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的丁學良，回望自己的的青春與失控的歷史，這不只是回憶，而是一段仍在發燙的歷史現場。2026年4月，台灣聯經出版推出丁學良的口述回憶錄《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一個紅衛兵的告白》。本文為本書中小節:每天飢餓累積成「糧食關」與文革中的激進派和保守派。
每天飢餓累積成「糧食關」
一直到大饑荒的第一階段這個時候，我們三口之家都還不屬於主要受害者範圍。我們家有口糧供應，自家能活命，還能省一點給鄉下舅舅家。我記憶中沒給過姑姑家，小姑媽家條件很好，她是大隊書記不會餓肚子的，大姑媽家又太偏僻遙遠了。我們就把省下來的一點糧食帶給兩個舅舅家，幫助他們十幾口人熬過糧食關—「糧食關」是我們那裡對三年多大饑荒的俗語說法，意思是這是一道生死關口，過得去的，撿到一條命；過不去的，就進鬼門關。我的外祖母當時還健在，大饑荒一來，她是家裡第一個死的。她是主動絕食死的，說自己已經六十出頭了，能見閻王菩薩了，自己不吃可以為家裡晚輩省下一口糧食。大舅舅家蠻悲慘的，那麼多孩子，先餓死了女兒。在中國歷史上，大饑荒一來，家庭要做出艱難的殘忍的選擇，那麼一點點糧食，給誰先吃？通常是讓兒子先吃，因為兒子要傳宗接代。大舅舅家死的兩個孩子都是女兒，這肯定不是女兒自己先要餓死的，一定是家庭的選擇。這個話不好講，太殘忍了。日本有一部基於地方口訴史的電影名片《楢山節考》，描述的就是這種生存壓力之下的拋棄親情選擇，可以稱之為家庭內部的犧牲決斷。我小舅舅家的兒子比我大幾個月，叫亭寶。好幾天沒東西吃，他媽媽就抱著這個兒子哭，沒過大半天，這個瘦得不像樣子的亭寶，就在母親懷裡斷了氣，這是我親眼看到的。我跟他們家都很親，我小舅舅長得跟我母親很像，他哭的樣子，跟我母親哭的樣子一模一樣。小舅媽和我母親講了很多次同樣的話：那個時候，只要有一碗米湯，就能救活一條命。幾年以後，小舅舅家才生養了二女兒。其實，我兩個舅舅家死人的比例是比較低的，因為我家多少省下了一點口糧給他們，但這遠遠不足以支持兩個大家庭人人熬過糧食關。
大饑荒繼續在蔓延。有人可能會問，對於當時的普通中國農民家庭來講，如果斷了糧食，一、兩個星期就要餓死了，還能挺那麼久嗎？親歷過那三年多的人就知道，大饑荒是在全國不同的地方一波接一波連續發生的，持續了三年多。先死人的地方就是徵糧最狠的地方，徵糧最狠的地方就是幹部最狠的地方。苛政猛於虎，是歷史的慣例。在金寶圩裡農民幹的最可怕的自救行為，是把留下的大量種子給吃掉了，第二年嚴重歉收一定是經受更厲害的餓飯。所謂的「三面紅旗」期間，全國各地出了很多荒唐事。大躍進運動中為了大煉鋼鐵，把老百姓家的鍋和鏟子等等都沒收掉。宣城縣當時有個管農業的副縣長，姓劉，他女兒和我是宣城中學的同學。他沒受過什麼教育，至多是小學畢業的水準，但也努力要創造一個「敢說敢幹」的大躍進奇蹟。他說，我們中國老百姓最愛吃豬肉，但豬只能長這麼大，水牛的體格大，但又不能吃，要保護水牛。於是他就推動在宣城全縣讓水牛跟豬雜交，說這樣長出來的動物，體格又大、又不吃糧食只吃草，肉又肥又多。結果自然是一場荒唐鬧劇。我還記得另一個幹部，沒到副縣長這個層次，他要搞大規模的植物嫁接，也搞得一地雞毛。當地山上有很多野水果，少數地方也有人工培養的蘋果和梨，這個幹部搞運動，要對漫山遍野的野果樹上進行嫁接。但是，沒有農業科技做支撐，七搞八搞，除了把原來能結果子的樹搞得半死不活，野生的果樹也沒有長出來奇蹟產物。
農村基層裡的這些千古荒唐事，都是大躍進運動的系列產品，層出不窮。有人在國外刊物上寫文章，只把大饑荒歸結於公共食堂，說一關掉公共食堂，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就消失了。但公共食堂只是毛澤東三面紅旗大故事其中的一段，前面已經有反右運動禁止內行人發言批評荒唐政策，然後有糧食統購統銷，中間才有公共食堂，接著還有禁止農民外出討飯和對資訊的全面封鎖。最終根源是毛澤東的極端主義大規模實驗，系列產品接連不斷。毛澤東極端主義經濟試驗中第一個被停止的東西是公共食堂；但是，大悲劇的根子不僅僅在食堂本身。
我父母節省了一些口糧帶給鄉下親戚，這無疑使我們家也受到了一點影響。大饑荒以前，我們家一天三頓至少有一頓桌子上有點葷菜，最多的是小魚乾，偶爾桌子上會有一點小米蝦和雞蛋，經常有煮爛的黃豆加綠豆或者泥豆，它們都是蛋白質的來源。我們家最重要的營養來自於黃豆和小魚乾，開始吃的是白米飯，後來有雜糧，和山芋乾一起做。但是家裡這時遇到了一件大事：我父親的身體明顯變差。現在我當然能解釋原因，他的營養不夠好，雖然沒到餓飯的地步，但肉食的營養沒了，雞蛋、鴨蛋也沒了，抵擋不住疾病的侵襲。
文革中的激進派和保守派
很多後來關於文革的報導文章和成本的作品，沒有區分紅衛兵和造反派對「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羞辱，以及他們受到不同待遇後面的深層原因。我所經歷和調查過的案例告訴我，這些區別是重要的，背後有非常深刻的社會原因，絕對不能用一刀切的辦法去解釋文革中對幹部的批鬥。那些被最嚴厲對待的，通常都是在文革前對本單位的群眾最狠的當權者。早先那些以前受到打擊迫害的人沒有機會報復，現在有了。比如掛牌子就很有講究，如果本單位的人對這個走資派沒有特別的仇恨，就搞搞形式主義，就像新冠疫情期間各地搞核酸檢測一樣。造反派拿塊硬紙板，左右一個孔穿進繩子，把他的名字寫上，王某某、張某某，通常不能把他的名字打叉叉，如果用紅筆打叉叉，那對他就是政治上判了死刑，以後遭到的批鬥更狠。如果走資派不是被群眾特別的痛恨，就用軟繩子給他掛牌子，牌子很輕、繩子很粗，他脖子周圍不會受到傷害。如果他有強烈的民憤，那群眾在掛牌子上就有很多花樣技巧、折磨的辦法。戴高帽子也是一樣，如果你沒什麼特別的民憤，高帽子就很輕、通風、靠近頭皮的地方是軟邊的，不會嚴重傷害頭皮。戴高帽子的做法，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就有榜樣，給地主們戴上高帽子遊街。如果走資派的民憤很大，那給他掛牌子的群眾，就盡可能找一些比較重的厚木板。最花心思的，是套在他脖子上的大牌子兩邊的繩子。如果他的民憤到達中等程度，繩子就會很細，皮膚會拉破，汗水滲透進去會很疼。脖子的皮膚被拉破後，有人還會長蛆。如果民憤更大，群眾折磨他的手段就更厲害，不僅是脖子上掛木板，木板後面還裝個框框，鐵做的，很重。最殘酷的，是用一根很細的鐵絲套在他脖子上，不要說幾個鐘頭，十分鐘就受不了。根據他的民憤程度，高帽子裡面還會放進不同的東西，一層層的，裡面有樹皮或木頭，很重。民憤最高的走資派，頭上高帽子那層挨著頭皮的東西就不是軟的，是硬的。甚至套住頭皮的那個圈圈是鐵皮做的，真正把他的腦袋用緊箍咒紮緊折磨。這些對待走資派不同程度的細節，很多文章書籍都不會認真系統地寫。必須澄清的是，紅衛兵和造反派對待走資派的各種手段，根本不是一刀切一視同仁。
一九四九年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太多，一直沒有基本的法治和公正，中國社會裡積累了太多的衝突和仇恨。文革爆發了，民間的仇恨才有暴露出頭的自發管道。這是文革浪潮自下而上、洶湧澎拜的一個根本動力。那些社會上後來才參加革命造反組織的，文革以前多數是循規蹈矩、聽上面話的，是正規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會來找我們最激進的紅衛兵組織學習造反經驗，他們找的是文革以前那些五好學生成立的保守組織，人以群分。到了文革中後期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我們紅衛兵才知道，毛澤東現在開始發號指令，全國清理造反派隊伍，說造成社會大亂的都是階級敵人。毛真狠，他利用完造反派後，又反過來收拾這些激進分子。到了這個時候，文革自發自願的群眾運動階段就過去了。
毛澤東的文革之所以被西方左派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就是他們以為，毛是讓人民群眾自發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主導自己的命運。文革開始的時候，對紅衛兵運動的早期積極參與者，最大的靈感是聽到來自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的號召，要批判和否定「奴隸主義」！要知道，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份，紅色中國所有的學校包括校內的少先隊、團組織和黨組織，教育學生的政治讀物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裡面的基本倫理，是讓你無條件地服從組織，聽本單位領導的話，反對領導就是反黨！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強化了這個倫理教條。全國學雷鋒運動，每日每時都在告訴每一個人，你們從小就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做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個人的自由選擇這樣一些人之本能，必須徹底滅絕。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青少年，每日每時都在這樣的洗腦過程中，你還會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嗎？文革一來，號召學生批判和否定「奴隸主義」，讓我們感覺，天下正在大變，一個嶄新的時代到來了！
對一些普通民眾來講，的確感覺到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從未有過的造反機會，可以自己組織起來，去打倒那些當權派。當時兩句口號最能體現這種精神，一句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北京的紅衛兵揪鬥劉少奇，就是喊著這句口號。但那時似乎沒有人想過，毛澤東才是皇帝。另一句口號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這是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喊出的豪言壯語。文革中的這兩句口號，讓普通民眾感到自己也敢把皇帝拉下馬；讓紅衛兵感到，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直到現在我對文革都不是全部否定，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因。
文革中小規模的群眾組織形成兩大派以後，各種資源就能被全面動員起來，原來的公家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拿出來用。比如，交通系統的兩大派各自可以把交通運輸的資源都拿過來，糧食系統的可以把糧食運來，供銷社等商業系統的能把日用品都拿來，醫療系統的能把藥品拿來。文革中的兩大派於是就形成了各自做主的兩個小社會。我們紅衛兵每天都要寫大字報、大標語，墨水、漿糊、紙張的消耗量很大。出門去貼大字報的路是很長的，我們還需要鐵筆、油墨、蠟紙、三輪車、自行車等等。特別是，每天得有伙食保障，出去串聯時才有接待站，我們在本地時是沒有免費伙食供應的。如果沒有兩大派形成的擁有多種資源的動員機制，我們就很難維持下去，穩定的後勤供應是革命鬥爭的生命線。兩大派在意識形態上是對立的，鬥爭是火爆的，但相同的是，它們都有自己的後勤系統和指揮系統，有自己的總部基地。就像打仗一樣，每一大派成立了最高政治決策小組，不到十個人，安排文攻、組織武衛、專門收集情報資訊、專門到外地進行聯絡、專門負責衛生救護等等。越往後就越複雜，組織系統就越穩定。我們都是從軍事角度進行認真研討選址，非常擔心被對方刺探、襲擊，領導班子給端了鍋就完蛋了。兩大派都有自己的特別行動小組，就是設法悄悄摸進對方的基地，刺探情報，甚至綁架頭頭，作為人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