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可以说，爱泼斯坦文件很大程度上反应了美国的共和危机。英文版在4月9日刊发。此为中文版。
可以说，爱泼斯坦文件很大程度上反应了美国的共和危机。
一切源自一名14岁女孩的家长报案，声称女孩在爱泼斯坦的豪宅遭到性侵犯。2005年3月佛罗里达州棕榈滩（Palm Beach）警方开始对爱泼斯坦展开调查。2006年5月，棕榈滩警方准备以多项未成年人性侵罪起诉爱泼斯坦。7月，爱泼斯坦被捕。9月24日，联邦检察官亚历克斯·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与爱泼斯坦签署非起诉协议文件（Non-Prosecution Agreement，NPA），于2008年生效。这份非起诉协议极为宽大，让爱泼斯坦逃过联邦重罪指控（包括性贩运未成年人，可能判终身监禁），转而仅在佛罗里达州法院认两项轻罪：“拉客卖淫”与“招募未成年人从事卖淫”，后者要求他注册为性犯罪者。这份协议更重要的一点是：不对爱泼斯坦提起任何联邦指控（仅限南佛罗里达联邦地区）。2018年11月，调查记者茱莉亚 布朗在其系列报道中形容这份协议「前所未有且不可辩护的宽大」（completely unprecedented and completely indefensible）。因此这份协议也被称为“甜心协议”。
在2018年11月《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的系列报道《正义的扭曲》（Perversion of Justice）中，调查记者茱莉亚 布朗（Julie K. Brown）详尽追踪这笔协议背后的运作：爱泼斯坦动用巨额财富、顶尖律师团队（包括亚兰·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和肯·斯塔尔（Ken Starr）。前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及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曾参与辛普森案等多起轰动全美的“世纪大案”，并于2008年协助爱泼斯坦达成极具争议的不予起诉协议；后者曾任美国独立检察官并主导了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2008年作为爱泼斯坦辩护团队的骨干，利用其深厚的司法部人脉为其争取到了极其优渥的认罪条件。）、政治人脉与恐吓手段，操纵检察官与司法系统。而协议达成期间，受害者毫不知情。 茱莉亚 布朗后来追踪了逾60名受害者故事（2008年之后，又有多少受害者呢），实际上，这份“甜心协议”违反了《犯罪受害者权利法》（Crime Victims’ Rights Act），因为检察官未通知受害者或让她们参与谈判。受害者后来为此起诉。2019年2月，这份协议被判违反宪法，然而却无法撤销。检察官阿科斯塔也未受刑事惩罚，仅于2019年辞去特朗普政府劳工部长职位。
如今再看2008年的「甜心协议」，最黑暗的一句便是还明确授予了四名被点名的亲信以及“任何潜在的共谋者”（any potential co-conspirators）联邦刑事豁免权。这项条款在联邦司法实践中极其罕见，这也意味着此后发现的任何涉及此案的权贵都不会被追求，比如哪怕是发现了比尔·克林顿、特朗普、比尔盖茨等人犯法，都被提前给豁免了，甚至因为中断了FBI的调查，连曝光的可能性都很小了。因为从事后时间线来看，比尔·克林顿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可追溯至1990年代初（1993年有白宫合照），2002-2003年间搭乘爱泼斯坦私人飞机（即洛丽塔快车）至少4次国际旅行（总计26个航段）。最后一次已知飞行在2003年11月。当然，还有2016年成为总统的特朗普。特朗普与爱泼斯坦1980年代末相识，1990年代社交密切，包括多次搭乘其私人飞机、共同出席派对。特朗普2002年称其“了不起的家伙，喜欢年轻美女”。如今，随著文件的逐步解开，可以清楚看到，2008年的这份“甜心协议”不仅豁免了爱泼斯坦，更是直接给了爱泼斯坦后面的精英们一份豁免。爱泼斯坦文件逐步公开后，欧洲多位政商名人因与爱泼斯坦的往来曝光而辞职或遭调查，然而在爱泼斯坦的大本营美国，没有一个人因出现在文件中而遭受到惩罚，甚至都没有人承认曾经去过爱泼斯坦的萝莉岛。美国司法部和联邦检察官多次表示，文件审查后没有发现可起诉第三方的可靠证据，也无所谓的“客户名单”存在。可是那些未公开的文件里还有谁的名字？被涂黑的影响和文字背后掩盖的是谁呢？爱泼斯坦文件为何无法公开并透明呢？这背后是否也有一份秘密“甜心协议”？
根据最近的民调数据，美国民众普遍认为在杰弗里·爱泼斯坦案中存在“精英豁免”（elite immunity，富有和有权势者往往逃脱问责，如Reuters/Ipsos 在2026年2月进行的民调中，显示有69% 认为文件显示“美国强大人物很少被问责”；3月，Navigator Research 民调数据显示，72% 支持更多起诉和调查；64% 认为精英“高于法律”。
“精英豁免”，其实也意味着司法的独立性遭到了严重侵蚀。
美国建国之父们在设计三权分立时，将司法部门视为最需要严格保护的环节。制宪者相信，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防止多数暴政与权力滥用，守住共和制度的底线。而爱泼斯坦文件最刺眼之处在于：一个早已被定罪的性犯罪者，竟然能在美国最高层权力圈中游走十十余年。在文件逐步公开后，几乎所有人均采取“不记得”“从未参与”“仅有业务往来”等的标准说法。这种跨党派跨行业的集体精英的堕落，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一个由亿万富豪、职业政客、顶级律师与学术明星共同构成的精英网络，具有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而司法部已不再是独立于行政与党派之外的“宪法守护者”，而是受政治考量、利益集团压力与官僚惯性深度影响的机构。三权分立设计中最被寄予厚望的司法部门，已经难以独立行使其制衡职能。这恐怕是对美国政治体制最得意的“三权分立”最危险的冲击。
虽然爱泼斯坦案在司法部波澜不惊，却在两党政治斗争中掀起惊涛骇浪。爱泼斯坦案最初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2019年爱泼斯坦在曼哈顿监狱“自杀”身亡之后，才迅速被政治化，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攻击对方的政治武器；在2024 年大选及 2025 年其第二任期内，爱泼斯坦文件已演变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互相博弈的“政治核武器”。
爱泼斯坦文件公开过程，正是党派机器控制政治与选民的一个生动例子。2025年，特朗普总统签署公开爱泼斯坦文件的法案通过时，看似跨党派合作（427比1），但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被党派斗争所主导，更像是一场政治拉锯战，两党都试图将“真相”转化为攻击对手的武器：2019年爱泼斯坦自杀后，民主党推动司法部与国会披露更多细节，指责共和党（尤其特朗普时期）保护权贵；共和党则反击称为政治阴谋，一度拖延。2024年竞选，特朗普多次承诺公开，当选之后又反悔；2025年7月，特朗普主导的司法部否认存在客户名单，引发党内反弹，这才引出《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的出现。2025年11月19日，特朗普签署成法。然而，自文件陆续公开后，两党陷入了“各取所需”的指责战——共和党聚焦克林顿等人的名字，民主党则紧盯文件中提及的特朗普社交细节，将原本的司法负责的工作转化为两党互攻的政治武器。原本应聚焦受害者正义、系统性性贩运网络和精英问责的文件，被切割成党派攻击的碎片。（可参见2026 年 2 月 21 日，《华尔街日报》深度报道《How the Epstein Files Frustrated Trump’s White House》详细描述了特朗普政府如何试图控制局面，以及两党如何通过“选择性解读”文件来互相抹黑。）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随之迅速从制度性问题转向党派斗争，媒体也将讨论导向“谁更坏”的消耗战。
按照常理或是过去的美国经验说，这样可怕的丑闻应引发政治地震，导致政要下台、制度改革，甚至社会运动；或是成为公民觉醒的契机，结果却只是沦为党派攻讦的弹药。对于党派争斗问题，几乎是一个和美国历史一样久远的问题，美国之父们对此普遍抱持深刻忧虑，认为党派争斗是共和制和国家的“致命疾病”或“最大的政治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派系斗争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疾病（[Partisanship is] the most fatal disease of popular governments.）。”（《防御》The Defence）。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告别演说中更明确指出“党派精神的祸害（the baneful effects of the spirit of party）”乃国家最大危险。约翰·亚当斯更是视两大党对立为宪法下最大的政治恶。这些建国之父们的陈述表明：党派争斗的危害早在美国宪法确立之初就已被深刻认识。然而，这个顽疾在美国愈演愈烈。而今天，两党争斗与政治分裂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基本上所有公共议题都被党派框架预先设定，公民就只能成为旁观者或党派工具，无法真正行使参与权。这正是当前美国对共和传统最深刻的背离：公民参与的理想被党派机器所驾驭。美国建国之父们在设计共和制度时，将公民参与视为共和精神的基石。托马斯·杰斐逊更直言：“公民的参与是自由的灵魂（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itizens is the soul of liberty）”如今，美国两大党（民主党与共和党）似乎已变成自我封闭的官僚机构，公民参与被系统性边缘化，选民只能在两党预先筛选的候选人间选择。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爱泼斯坦文件无论公开还是不公开，以及公开多少，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党派机器与官僚体系手中，司法系统没有独立权力，公民也未能真正参与进来——没有大规模公民请愿、没有跨党派公民调查联盟、没有持续的基层抗议要求彻查所有涉案精英。当然，更没有真相。
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已经渐渐出现“move on”的声音。2026年1月，特朗普提名的美国司法部长马特·盖茨（Matt Gaetz）在一次司法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是国家从爱泼斯坦阴影中‘向前看’（Move on）、聚焦于当下犯罪威胁的时候了。”而特朗普本人也早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呼吁：“是时候从这场由激进左翼策划的‘爱泼斯坦骗局’中向前看（Move on）了。”虽然特朗普和共和党的“move on”言论被认为是利用文件打击民主党之后，在反噬特朗普前的及时止损的党派斗争武器，但随着党派攻讦的循环与持续，“Epstein Fatigue”（爱泼斯坦疲劳）也渐渐成为了推特（X）上的政治热词。独立评论员指出，当真相被涂黑且无法发起有效诉讼时，持续的政治表演只会导致“政治虚无主义”，让美国陷入无法自拔的内耗。
就目前来看，美国会不会像特朗普所期待的那样，从爱泼斯坦案中move on呢？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种move on的代价也肯定是巨大的：这不仅意味着爱泼斯坦案真相的消失，更是美国危机的体现。因为真相才是政治的基础和第一秩序，对美国尤其如此。
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宣称有些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拥有造物主赋予的无法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以及政府的合法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等，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在这里，首先要指出，其实用“真理”这个词或许并不合适，因为真理其实具有强制性，不可辩论的，比如说数学公式。准确地说，杰斐逊所宣称“自明真理其实是美国之父们的共识和信念，它们“不依赖于他们的意志，而是会自动呈现在他们心灵面前的证据”（出自托马斯·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建立宗教自由法案》起草的序言草案）。实际上，在这里，杰斐逊无意中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独立宣言》中那些人人生而平等、拥有造物主赋予的无法剥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以及政府的合法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等陈述，并非是具有强制性的真理，而是一种共识和信念，在涉及到到政治的时候，更是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问题，比如“人人平等”，既不自明，也无法证明，只是当时美国之父们的一个共识和大多数人的意见：自由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可能真正实现。但这种共识其实并没有强制性，所以这种共识并没有彻底，1787 年制定的美国宪法“五分之三妥协”便是最好的证明。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之父在《独立宣言》给了美国公民一个承诺和一个信念，这便是此后两百年来，美国荡气回肠的民权斗争史。而这正是美国政治最伟大的地方。
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依然要清醒意识到：《独立宣言》里的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其实是信念与共识，是需要公民站起来主动争取与维护的，是依赖于自由的信念与共识、有效的思考与辩论而形成，并通过说服与劝阻来传播。若是一旦我们不再去维护这个信念的话，《独立宣言》会成为独立谎言，这个国家的基石便岌岌可危。
与《独立宣言》里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不同的是，事情的真相，反而是真理，因为它一旦发生，就有一个“客体”存在，那个真相虽然可能无法公开，或是被遮蔽被扭曲，但始终有一个真相就在哪里，权力无法改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有在尊重这个事实真相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合法且合理的意见。如果没有事实真相作为前提，或是如果事实本身受到争议，那便会成为一场闹剧。也就是说，若是爱泼斯坦案没有一个真相，美国政治和美国如何“move on”？若是强行“move on”，会不会成为一场耗费美国政治信用的大闹剧？
与过去的政治丑闻不同的是，爱泼斯坦案是一个“纯粹的”刑事案，似乎起初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性”；其次，其犯罪细节之恐怖，可以说直接挑战了一个文明的底线。若是以一种“国家理由”，让整个案件move on，首先这个理由似乎并没有那么可信，因为这个案子并不会给国家带来安全问题，只是对权贵带来一些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独立宣言》中的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些激荡美国和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两百多年的共识与信念，又会让多少人还相信呢？而这正是美国和美国政治的基石和第一秩序所在。
更令人不安的是，爱泼斯坦案真相的消失似乎只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却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多少事实真相因政治理由、国家理由而消失呢？长期以往，其结果就是绝对拒绝相信任何事情的真相，无论这种真相多么确凿。换句话说，将谎言或是党派机器制造的现实持续且替代事实真相，其结果不是谎言被接受为真相、真相被诋毁为谎言，而是我们彻底失去了对“真”与“假”的识别能力与兴趣，彻底不相信党派机器制造的任何现实，更是放弃了公民的责任与热情。此次爱泼斯坦案，公民行动的消失便是例证。不断下降的公民投票率和不断增长的政治冷漠，似乎已经显示出党派机器制造的现实长期取代真相的后果。而公民参与正是美国和美国共和制度的基础与初衷。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哲学上获得一点点虚幻的慰藉和信念，如前所说，事实真相一旦发生，就具有不可逆性，它“就在那里”，它属于过去，已脱离人类控制，拥有一种超越政治与权力的稳定性。而政治本质上是短暂的、流动的：它产生于人们为了共同目的聚集在一起，一旦目的达成或失败，这种政治权力就会消失。事在存在论上，事实真相优于政治权力：权力可以暂时遮蔽、扭曲、否认真相，但对真相造成的伤害既不彻底也没法永久。然而，对美国和美国政治的伤害呢？它却是永久的，且丑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