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沃尔德伦丨在阿伦特与伯林之间，真的能一碗水端平吗？
编者按：“两位思想家的作品都极其丰富和复杂，充满了可以用多种方式阐述的观念。”我希望蛭田的论述将鼓励人们去处理这些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著作。但就伯林的仇恨而言，这种一碗水端平的做法是否真的对阿伦特小姐公平，或许是另一回事。本文原发表Springer旗下期刊Society 59, 295–299 (2022).经作者授权，波士顿书评翻译首次刊发中文版。译者孟凡礼，最新译作《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讨厌汉娜·阿伦特。伯林对阿伦特有着强烈的厌恶，蛭田圭（Kei Hiruta）称之为“终生的仇恨”（第2页）。【1】他们只见过三四次面——都是在美国——但这些会面足以让伯林说“我对阿伦特小姐绝对过敏，她在房间里一出现就让我起鸡皮疙瘩”（第161页）。他们仅仅共同出席过一次会议——1967年哈佛大学俄国革命50周年纪念——但这足以让伯林后来说，“想不出任何问题能让我和汉娜·阿伦特小姐站在同一个讲台上”（第159页）。他们是主题相似的写作者，但伯林讨厌和阿伦特出现在同一个页面上：蛭田引用了伯林在1991年写给一位美国哲学家的信，信中说他（伯林）对一位作者在极权主义的讨论中“把我的名字和阿伦特小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深感不快。蛭田还提到了1983年的一件更早的事，伯林拒绝为一本关于自由概念的文集供稿，理由是他“讨厌”其中一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其他一些供稿人也讨论过她（第46页）。【2】这些事都发生在阿伦特1975年去世多年后。
他们相遇时，阿伦特认为伯林轻浮；伯林则认为阿伦特自大，太过严肃。伯林称阿伦特为他的“眼中钉”（“bête noire”），并说他“对她的作品和人格都深感厌恶”（第9页）。这种敌意大多出自他的信件；伯林几乎总是避免在出版物中提及阿伦特。这种厌恶大部分是针对人身的。但伯林对阿伦特的著作也有抗拒：“我认为她没有提出任何论点，没有严肃的哲学思想或历史思想的证据。都是一些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她从一个句子移到另一个句子，没有逻辑联系，它们之间没有理性或想象的联系。”【3】他认为阿伦特的作品《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1958）尤其是这样。但是，尽管伯林对阿伦特其他一些书和文章的看法不那么不利，但最终他倾向于坚持他对所有这些书和文章的责难。1977年1月，伯林和许多名人受《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邀请评出二十世纪最被高估的书（第17页）。他列举了《人的条件》，但他说他的判断适用于阿伦特“几乎所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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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蛭田圭是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从前的研究员，伯林是该学院的创始院长。这本书封面上的作者简介显示，他现在是丹麦奥胡斯大学奥胡斯高等研究院的助理教授。他发表了很多关于伯林的文章，也发表了几篇关于阿伦特的文章。【4】蛭田这本书的目的是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冲突——从职业、人格、政治几个角度理解——并阐述他们各自的政治理论方法存在的一些差异。书的调子是周密而平静的；书写之清晰令人佩服；蛭田无疑提供了一个公正而详细的年表，梳理了阿伦特—伯林的相遇以及伯林的各种敌意表现。书的整体基调是否过于不偏不倚了，这个问题我将留在这篇评论的最后再谈。在现阶段，我仅提一下这种担忧的前提。蛭田将这本书设定为相互厌恶的编年史：他想追溯两位思想家“不幸关系的发展”（第3页）。但他很快承认，阿伦特对伯林并不像伯林对她那样怀有强烈的仇恨（第3页）。在阿伦特的文章或信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伯林经常表达的愤怒和蔑视同日而语。伯林的愤怒必须归因于其自我维持的性格。阿伦特对他没有任何敌意来维持他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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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停留在相互指责的领域，我们可能会基于一个事实寻找解释，即阿伦特和伯林是在完全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工作。我想到的是有时被称为“分析派—大陆派”的分歧（第32页）。伯林高度评价英语哲学的分析/经验转向。阿伦特则不喜欢处理困难问题的分析派风格，她视之为平白肤浅和虚假清晰。正如我们所见，伯林对阿伦特所实践的晦涩哲学风格是持严厉批评的。他谈到了弥漫在阿伦特书和文章中的“不相干和自由联想的日耳曼乌云”（第41页）。分析学派对于像阿伦特这样作品的形而上学式自命不凡很不待见，这种不耐烦在伯林活动的圈子里很广泛，尽管伯林可能比他的分析派同事更特别有兴趣略读和指斥她的作品。
蛭田注意到阿伦特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是对的。我对阿伦特研究不多，但我做了一点儿，我发现在政治和法律哲学家中仍然存在对她著作的相当大的敌意，而在政治理论家中则不那么明显。【5】（这是一个微妙的区别，但政治哲学家比政治理论家更有兴趣找出政治问题的正确答案，而不是理解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敌意大多以困惑的形式出现：“你为什么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蛭田认为，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今天的政治哲学对探索存在主义主题的容忍度甚至更低。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主题已经导致有意识地远离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第5页）。【6】但在蛭田看来，就阿伦特和伯林而言，这很可能等于“祸及两家”（第5页）。在政治理论和思想史两者间搭桥可能也是如此。两位思想家都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阿伦特的作品或许比伯林的作品更多地调用了名著经典之外的历史主题。当然，他们都不满足于纯粹的概念分析。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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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方法论的解释只能走到这里。另一种解释——一种更人身化的解释——与犹太性、犹太复国主义和大屠杀有关。我们的两位思想家都是欧洲犹太人，他们因各种事件而逃离家园——伯林因拉脱维亚（和彼得堡）的俄国革命的影响而流离，阿伦特则因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而去国。两人都对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以色列政治非常感兴趣。20世纪40年代，在他们两次在纽约会面的第一次，她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她在解释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时高人一等的态度惹恼了伯林。然后，当他们在1949年再次见面时，伯林抱怨说，她“急剧和不负责任地”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现在转而在许多方面谴责以色列的行动。不过，后来伯林否认这是让他恼火的地方。当他在拉明·贾汉贝格鲁（Ramin Jahanbegloo）的系列采访中被问道：“你不喜欢她是因为她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吗？”伯林回答道：
不。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1年在纽约。……那时她在为一个组织工作，该组织试图将犹太儿童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大约十年后，我第二次见到她时，她攻击了以色列。她完全有权改变主意——我对此并无异议。令我反感的是她的意识形态式写作。【7】
但以色列政治和大屠杀政治确实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火气。1962年，当阿伦特为《纽约客》撰写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文章时，她的观察——先是关于艾希曼角色中所代表的“平庸的恶”，再是关于犹太人领袖在大屠杀期间的行动和责任——引发了轩然大波，伯林也积极参与其中。蛭田在这本书最好的章节之一中全面而公正地阐述了这一切。伯林并没有一味地谴责，尽管他说了很多这种调子的话。他坚持认为阿伦特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是错误和反常的。另一方面，伯林实际上认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阿伦特]更清晰、更有说服力、更敏锐的作品之一”（第41页），尽管他仍然谴责她傲慢和“可怕的缺乏心肝”（第42页）。他鼓励《文汇》杂志发表阿伦特和格肖姆·肖勒姆（Gerschom Scholem）的对谈，因为他知道这将进一步激起公众对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批评（第41页）。他说“[对阿伦特]自我仇恨的指控在我看来是有效的”（152）。蛭田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术语（译按：指“自我仇恨”），但他对其适用性进行了明智和周密的考察（第159页）。
最重要的是，伯林指责阿伦特“最可怕的傲慢”（第155页）。在后来与史蒂文·卢克斯的访谈中，他说“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受害者的任何行为都不应该（与阿伦特小姐的意见不同）受到谴责”。他说，阿伦特没有资格、没有权力对此事做出评判（第131-2页）。对于她或任何不在那里的人来说，想象一下那些在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承担领导责任的人的可怕处境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不可能以任何道德上值得尊重的方式这样做。因此，伯林说阿伦特残忍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因为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教犹太受害者他们本应该如何行事（第9页）。
也许伯林自己在这方面的动机有一部分是个人的，尽管不一定是不可信的。大卫·考特提出了以下看法：
许多年后，在不来梅接受汉娜·阿伦特奖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对伯林的态度做出了解释：他（伯林）的叔叔曾是纳粹占领下的里加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伯林认为没有人能够评判其他人在恐怖和恐惧的情况下的行为。他觉得阿伦特缺乏同情心，她假定的责任标准因傲慢和残忍而有缺陷。【8】
蛭田并没有严格引用伯林回应的这一方面，尽管他在尾注（第264页n180）中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提到了伯林的叔叔利奥。更一般地说，蛭田推测，伯林很可能对他自己战争期间相对舒适的状态感到某种程度的羞愧——为了英国在美国觥筹交错和扯扯闲篇 （第139页）。蛭田暗示（第140-1页），伯林对他在大屠杀问题上的不作为感到有点羞愧，并且相应地对他同阿伦特在战争年代的立场反差感到不安。因为当人们责备阿伦特说，如果一个人不在那里就不应该妄加评判，她能够回答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那里——在巴黎被纳粹连续审问了几天，并被拘留在法国南部居尔的一个拘留营，然后通过西班牙逃到美国。诚然，她不在灭绝营，但就纳粹对犹太人的行为而言，她有权说，“我在那里，我有话要说”（第138页）。也许伯林对他相当舒适的职位和阿伦特在战争年代充满危险和贫困的处境之间的对比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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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提到过，阿伦特似乎并不厌恶伯林。伯林的强烈厌恶——蛭田君谓之“终生仇恨”（第2页）——没有得到回应。我并不是说阿伦特喜欢或钦佩伯林。并没有。但她对伯林基本上无动于衷，包括对他的敌意。她并不认为伯林是一个特别重要或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她把他的一些文章分发给她的学生。但蛭田说，在阿伦特自己发表的作品中，只有一处提到了伯林（第3页）。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也许蛭田的书太过一碗水端平了。阿伦特这边没有仇恨的病理需要解释。【9】也许蛭田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促使一个处于以赛亚·伯林位置的人，攻击并继续以这种方式攻击一个同行长达40年？关于阿伦特在这件事上的行为和态度，真的没有这样的问题可问或可答。我想，她的冷漠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而且是一种尖锐的策略。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意图。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性别问题上，蛭田在这个问题上花了相当大的篇幅（第141页及其后），承认在解释这种单方面的反感时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0】蛭田说，性别肯定在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争议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142页）。针对阿伦特对犹太人领袖和以色列当局（其中大多数是男性）的批评，人们问道，“她有什么资格评判？”
毕竟，女性传统上或“通常”没有资格站在判断的位置上，包括伯林在内的那些认为阿伦特没有资格做出评判的人，有意或无意地重申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第142页）。
这是关于艾希曼争议的大体情况。至于伯林自己的参与，蛭田说，“虽然性别只是伯林对阿伦特《艾希曼》一书激烈反对的一个因素，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因素助长了他的怒火，直至形成对阿伦特的敌意。”（第142页）。大卫·考特认为，人们讨厌阿伦特相当男性化的自我表现——一套“阳刚的价值观——坚定、自信、自豪的反抗”。【11】伯林有时称她为“女才子”，几乎总是生硬地称她为“阿伦特小姐”。我怀疑他们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41年的第一次见面，在那次会面中，阿伦特等于对伯林做了一次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男式说教”——对伯林来说，他打小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她]兜售犹太复国主义，好像我需要它”（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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蛭田的书有关于人身的一面，也有非关这些的一面。不可能不关注这本书的人身方面：谁憎恨谁，为什么？有很多很好的细节；蛭田非常详尽地记录了伯林和阿伦特的冲突，而这也是人们会购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我这样说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图书馆并不缺少对阿伦特或伯林政治理论的严肃讨论。不过，蛭田的书在非关人身的部分也做了值得称道的工作，阐述了阿伦特和伯林在各自的著作中所涉及的一些政治理论背景。他对他们各自著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本书写得很好——尽管有时行文可能显得有点过于讲究了，譬如，“阿伦特厌恶布尔乔亚的志得意满；伯林则憎恶极端主义。阿伦特认为革命可以使人恢复活力；伯林认为这可能是破坏性的。阿伦特视勇气为首要的政治美德；伯林则珍惜宽容”（第200页），诸如此类。
《极权主义的起源》在本书中得到了详细讨论。显然，伯林认为这是阿伦特书中最不糟糕的一部（第87页）。蛭田谈到了他们各自对极权主义的定义：阿伦特的概念醒目、新颖、有影响力，伯林的解释则有些松散和肤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伯林与阿伦特各自理解方式的对比，如伯林对伦理观念的理解（例如，他对价值一元论的反对），阿伦特对历史以及在大屠杀和古拉格的大灾难中走到一起的线索的理解（第122页）。蛭田暗示伯林是向前看的（如果我们这样想会发生什么？），而阿伦特是回过头向后看的（这怎么可能发生？）。这些都是有趣的对比。
奇怪的是，在蛭田的书中关于《人的条件》的内容要少得多，这本书可是伯林对阿伦特作品及其哲学风格的批判的核心啊。蛭田对《人的条件》的讨论分散在几个段落中，而不是给它专门一章。我认为，对她1963年的著作《论革命》——我个人最喜欢的——的讨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如果有人打算以这种方式组织自己的考察的话）。而伯林似乎是把《论革命》归入与《人的条件》一样形而上学的自命不凡类别了，【12】这很奇怪，因为它比《人的条件》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在阿伦特的著作中，《论革命》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能给我们提供她的政治理论，而从《论革命》的有利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伯林自己的作品在政治理论方面有多大的不足。伯林在很大程度上对制度、法律和宪政不感兴趣，而在《论革命》中，阿伦特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诚然不是作为规范理论，而是发出了令人不安的哀叹，阐明我们在偏离一种结构合理的参与式政治时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什么。【13】蛭田暗示了这些问题。【14】他正确地指出，这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对比几乎没有关系（第69页）——他还对这种对比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这个对比可能是伯林对政治哲学最著名的贡献。但是，我希望蛭田更多谈谈政治参与意义上的自由，因为这不仅是两个思想家有差异的另一个领域，恐怕也是他们互有反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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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讨厌阿伦特。他试图伤害她吗？他的个人反感有时确实会产生后果，蛭田的书并不是第一本关于伯林的个人和同行敌意的书：还有大卫·考特的书《艾萨克和以赛亚：对一个冷战异端的秘密惩罚》，2013年出版，我曾多次提到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是伯林的另一个讨厌的人，他对多伊彻的指责与他对汉娜·阿伦特的指责非常相似——例如，伯林坚称，他无法容忍多伊切与他出现在同一个学术团体中。“我不会与多伊彻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第161页）。伯林当时还写道：“这个人是唯一一个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人——据我所知，简直没有[其他]人会让我如此强烈反对。”【15】鉴于阿伦特在他爱憎中也有着非常相似的地位，这就有点奇怪了。【16】
蛭田提到了伯林对多伊彻的敌意（第161页）——其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多伊彻的马克思主义和伯林对多伊彻所写的一篇有关他的著作的评论的反应——但他没有讨论伯林在1963年3月努力阻止多伊彻从苏塞克斯大学获取一份工作。大卫·考特披露了伯林在给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和管理人员的信中“致命的人身攻击的言论”。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他对苏塞克斯大学的人说了什么，伯林说了谎，而且——像许多撒谎者一样——他威胁要起诉那些敦促他说出真相的人。（他说的话现在已经记录在案。）不幸的是，这表明不能相信伯林会准确描述他与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打交道的情况。
汉娜·阿伦特有没有受到类似的伤害？伯林最接近伤害她的职业生涯的一次事件是，关于阿伦特的《人的条件》一书可能在英国的出版。费伯出版社请他写一份报告：这本书已经在美国出版了；是否应该在英国出版？伯林发回的是一份“无情的负面报告”（第22页）。他错误地预测，《人的条件》不会好卖。更为实质性的是，他批评了该书的主题、术语和论点（如果他认为有任何可识别的论点的话）。他后来说，他读了两章后就没再读了，因为这本书“完全不可读”（第24页）。他认为这本书不值得仔细或完整地阅读，他也是这样说的。他对任何有关“那位女士”的事情都有强烈的个人反感，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惮于提供这样一份报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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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谈论的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性情冲突”的故事（第199页）。最后谁赢了？在这件事上谁表现最好？蛭田对这种意义上的结果表示没有任何兴趣。他坚持认为《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是一本不偏不倚的书（第7页）。其目的不是要做出评判，而是要在对方的作品（和人格）所提供的部分背景下，更好地“鉴赏”两位主人公中每一个人的作品（第7页）。这是蛭田以对双方令人钦佩的仁慈所取得的成就。“两位思想家的作品，”他说，“都极其丰富和复杂，充满了可以用多种方式阐述的观念。”（第204页）我希望蛭田的论述将鼓励人们去处理这些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著作。但就伯林的仇恨而言，这种一碗水端平的做法是否真的对阿伦特小姐公平，或许是另一回事。
作者介紹：
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Waldron）：纽约大学法学教授，曾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奇切利讲座教授。他著有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 Essays on Institutions (2016) 和 One Another’s Equals: The Basis of Human Equality (2017)。
本文原载Springer旗下期刊Society 59, 295–299 (2022).
见https://doi.org/10.1007/s12115-022-00730-y
本文注释：
【1】Kei Hiruta, 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Freedom, Politics and Huma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文中括号中的数字是指该书的页码。
【2】该书是John Gray and Zbigniew Pelczynski, Conceptions of Liber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Athlone Press, 1984)。
【3】伯林在1991年对Ramin Jahanbegloo的采访中这样说，引自David Caute, Isaac and Isaiah: The Covert Punishment of a Cold War Heretic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62。在这篇评论的最后，我会更详细地讨论Caute的书。
【4】《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基于蛭田在过去十年中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A democratic consensus? Isaiah Berlin, Hannah Arendt, and the Anti-Totalitarian Family Quarrel,” published in Think in February 2018; “An Anti-Utopian Age?—Isaiah Berlin’s England, Hannah Arendt’s America, and Utopian Thinking in Dark Times,”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16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Freedom: Berlin contra Arendt,” in European Legacy: Towards New Paradigms,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14.
【5】See Jeremy Waldron, “Arendt’s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Dana Villa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What Would Hannah Sa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5, 2007; and “Arendt on the Foundations of Equality,” in Seyla Benhabib (ed.) Politics in Dark Times: Encounters with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蛭田引用了David Miller和Richard Dagger主编的《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中的“功利主义及其他：当代分析政治理论”（“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ontemporary Analytical Political Theory,” 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46–47）。
【7】转引自 David Caute，第 262 页。但考特也注意到这一点：1963 年，伯林曾写信给《党派评论》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贬低阿伦特，称她曾经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但现在是一个同样狂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Caute p. 270）。
【8】Caute, p. 268.
【9】蛭田试图营造出一种对称的表象，他问道：“伯林是如何对阿伦特产生敌意，而阿伦特又是如何对伯林报以冷漠和怀疑的？”（p. 4）
【10】他引用了Jennifer Ring在这方面的几篇重要作品，包括“Hannah Arendt and the Eichmann Controversy: Cultural Taboos against Female Anger,” Women in Politics 18:4 (1998), pp.57–79。
【11】Caute, p. 268.
【12】蛭田（41页）引用了伯林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本论革命的书直接把我们扔回到了德国形而上学的沟里，我无法接受。”
【13】作为对比，可参见Jeremy Waldron, “Berlin’s Neglect of Enlightenment Constitutionalism,” in Laurence Brockliss and Ritchie Robertson (eds.) Isaiah Berlin and the Enlighte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该文亦收入Jeremy Waldron, 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 Essays on Institu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蛭田（260n105）很好地回应了我关于伯林对宪法结构不感兴趣的批评。
【15】Caute, p. 286.
【16】但他在 1969 年 8 月写给Jean Floud的信中一口气提到了他们两人，他说他的思想风格意味着“我可以严厉地反对（比如说）多伊彻和他的另一极阿伦特小姐”（Henry Hardy and Mark Pottle (eds.) Isaiah Berlin: Building—Letters 1960–1975 (Chatto and Windus, 2013), p. 396）。
【17】Ramin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Second edition 2007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 p. 82: “我承认，我并不十分尊重这位女士的观点。许多杰出人士都曾钦佩她的作品。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