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斯·巴克里·艾德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蛭田圭访谈
編者按：“就阿伦特和伯林而言，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尽管他们不是典型的大陆哲学家或典型的分析哲学家，但分析—大陆的鸿沟还是不免发生作用。”本文原文為英文，發表於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24年6月25日）博客，作者乔纳斯·巴克里·艾德（Jonas Bakkeli Eide）為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原文編輯為Artur Banaszewski。經作者和原文刊物授權，波士頓書評翻譯刊發。翻譯孟凡礼，其最新譯作為蛭田圭（Kei Hiruta）的《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
图片：汉娜·阿伦特出生地庭院中的肖像：Hannes Grobe,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以赛亚·伯林的肖像：Arturo Espinosa,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蛭田圭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从事规范哲学与思想史的交叉研究，现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系讲师。他是《阿伦特研究》（Arendt Studies）杂志的共同创始人和编辑顾问，也是2019年《阿伦特论自由、解放与革命》（Arendt on Freedom, Liberation, and Revolution）文集的编者。
2021 年，蛭田圭出版了《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一书，引发了对这两位思想家及其关系的新一轮讨论。这本书探讨了阿伦特和伯林充满矛盾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有着共同的哲学关切，无论是从犹太复国主义到自由的主题，还是从极权主义到大屠杀，但他们之间却有着相互的猜疑和敌意。在这本书中，蛭田尝试讲述阿伦特和伯林的冲突故事，并让他们的政治哲学发生对话，探讨将两位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哲学问题以及让他们产生分歧的个人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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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斯·巴克里·艾德：您的书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关系的传记，另一方面是理论性更强的主线，尝试让他们的政治哲学进行对话。这是一种新颖的方法，而且有点反讽的意味，因为您让两位无法忍受彼此交谈的思想家进行对话！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您又是如何平衡和交织两个不同的传记叙事的？这似乎很难？
蛭田圭：当我开始写作《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时，我以为我会写出一本相当抽象的书，讲述与极权主义理论针锋相对的两种对峙的自由概念。当然，我知道阿伦特和伯林的传记有一些有趣的重叠之处，但我并不认为它们特别重要。我最终意识到自己最初的假设是错误的，因此改变了研究方法，最后写成了一本双重思想家传记。这种变化是缓慢而逐渐发生的。我比较担心的是我的政治理论背景，它让我学到了很多概念，却没有为传记研究做好准备。但这一主题的性质迫使我最终还是要写传记。我记得读过伯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不想公开批评阿伦特，因为他不想“与[她]建立任何关系，哪怕是敌对关系”（见蛭田圭该书第6页）。当我读到那封信时，我觉得我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我想我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要讲，而且必须以传记的方式来讲。
将阿伦特和伯林的人生故事交织在一起很难吗？我想说，交织本身还不是最难的事。更具挑战性的是我必须要处理的相关资料的巨大数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汉娜·阿伦特文献已经数字化了。因此，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包含多少张图片： 82,597。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以赛亚·伯林文件没有被数字化，没有人知道它包含多少页纸。但它比阿伦特论文献的数量要多得多，尤其是伯林活到了 88 岁高龄，而阿伦特69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两份主要档案总共就有几十万页，此外还有阿伦特和伯林出版的40多本书。这才是一个开始，因为仅仅查阅阿伦特和伯林的文献，显然无法写出一本关于他们的书。接下来是一长串他们共同的朋友和联系人的名单，如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玛丽·麦卡锡（Mary MacCarthy）、阿瑟·M·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和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他们的著作、文章、信件、日记等都可以揭示阿伦特和伯林之间冲突的各个方面。因此，我的侦探工作一直在继续，这也是我花了十年时间才写成本书的原因。但是，一旦所有相关资料汇集在一起，故事就或多或少地呈现在我面前了。
艾德：在某种程度上，您认为阿伦特和伯林分别代表了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阿伦特和伯林在思想上的相互排斥象征着两种传统的分歧。那么，阿伦特—伯林关系能告诉我们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什么吗，尤其是在政治方面？
蛭田：阿伦特不是一个典型的大陆哲学家，伯林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分析哲学家。两位思想家的知识视野都过于宽广，兴趣也都过于广泛，不能完全归入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但阿伦特有一个偏见，她认为现代英语哲学很浅薄，而伯林的偏见是，他认为二十世纪德法哲学太晦涩。这就是为什么，如你所说，我部分地透过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分歧的鸿沟来看待他们之间的竞争。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这种分歧有不同的形态和形式。如果你把罗尔斯和德里达相对比，就像杰里米·阿诺德（Jeremy Arnold）新书《跨越鸿沟》（Across the Great Divide）那样，那么你所做的就会与我在我的书中所做的截然不同。或者，如果你正在对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进行比较研究，就像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在其精彩的《分道而行》（A Parting of the Ways）一书中那样，那么你所做的将是另一种比较工作。根据你所关注的对象以及你所选择的两个传统的代表人物，你可以就分析与大陆分歧得出不同的结论。
就阿伦特和伯林而言，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尽管他们不是典型的大陆哲学家或典型的分析哲学家，但分析—大陆的鸿沟还是不免发生作用。旧的偏见很难消除。虽然伯林在逐渐成熟后与分析运动拉开了距离，但每当谈到阿伦特时，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他仍然坚定地站在分析阵营中。他在1988年说，阿伦特的作品“都是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见蛭田书第82页）。阿伦特很少就伯林和一般分析哲学发表评价。考虑到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这可能并不奇怪：前者的身份认同依赖于对后者的敌意，而后者的身份认同则不是以同样的对抗方式形成的。不管怎样，阿伦特对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不屑一顾，而分析哲学——或者毋宁说，与伯林的思想形成和观点最相关的分析哲学分支——正是从这一传统中产生的。因此，阿伦特与伯林的冲突告诉我们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就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鸿沟来说，一个人不必完全致力于这两个传统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轻视另一个。
艾德：您描述的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因为伯林似乎瞧不上阿伦特，而阿伦特一般很少理睬他。以赛亚·伯林为何如此鄙视汉娜·阿伦特？这主要是政治问题、思想风格、哲学分歧还是只是合不来，还是简单地说这些都有？
蛭田：简短的回答当然是一个综合，除了你提到的所有这些，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伯林对阿伦特的强烈反感无法用单一因素来解释。例如，一些学者假设，一定是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激起了伯林的愤怒，使他“对她的作品和人格都深恶痛绝”（伯林自己的话，见蛭田书第9页），这是可以理解的。诚然，他非常不喜欢那本书，但有证据表明，在《艾希曼》出版之前，他已经对阿伦特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反感。因此，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所有单独挑出一个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其他假设，也同样被强有力的反证所驳倒。因此，唯一合理的结论是，伯林对阿伦特的仇恨是许多不同因素累积的结果。
艾德：您的书涉及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相关思想家的情感生活。您认为这种情感史方面——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在历史学中被忽视了吗？您认为在撰写思想史时，我们是否需要更多地关注人际关系，无论是友谊还是恩怨？
蛭田：书写思想家的情感是有风险的。比如，我们可能会过度猜测，在没有足够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让自己相信某某人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感受。我们也可能过度心理化，将思想家的观点简化为其身份认同的简单反映。这些风险和其他风险都是真实存在的，我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可能希望完全避免讨论情感生活，因为害怕犯下可预见的错误。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思想家或哲学家的情感生活在文献中被普遍忽视了。一些哲学家的传记在心理学方面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汉娜·阿伦特传》就是一个典范。学者们还写了很多思想史上一些戏剧性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事件，如休谟—卢梭恩怨、萨特—加缪之争，以及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更多被忽视的是那些不那么戏剧化但很重要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关系值得更多学者关注。最近这一类型的好例子有，本杰明·利普斯科姆（Benjamin Lipscomb）的《女人在忙些什么》（The Women Are Up to Something），克莱尔·麦克·库姆海尔（Clare Mac Cumhaill）与雷切尔·怀斯曼（Rachael Wiseman）的《形而上学动物》（Metaphysical Animals），这两本书都讨论了二十世纪英国四位女性哲学家之间的知识友谊： 伊丽莎白·安斯科姆（Elizabeth Anscombe）、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 和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我个人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研究，尽管我自己这本书的主题更像是休谟—卢梭恩怨，而不是四位哲学家的友谊。
艾德：正如您所写的，汉娜·阿伦特“仍然是一个高度分裂的人物，在一些人当中赢得了盲目的忠诚，在另一些人当中激起了强烈的敌意”。自您的书于2021年出版以来，围绕阿伦特的争议不断，甚至讨论到了JHI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博客（译者按：本篇访谈即发表在这份博客）上。您认为阿伦特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人物？在您完成本书的写作之后，您对她的思想遗产的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蛭田：让我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对阿伦特思想遗产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因为在我把最终手稿交给出版商之后，我就尽可能地停止阅读有关阿伦特、伯林以及与我的书相关的其他一切资料。为了我的精神健康和幸福，停下来是必要的！但是，当2023年8月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的《反对自身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出版时，我无法抗拒。虽然我仍在休整中，但我不再主动回避阿伦特或伯林。因此，我对他们的任何一位或两位遗产的看法可能会在未来有所改变。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至于为什么阿伦特仍然是一个分裂的人物，我认为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从她与海德格尔有争议的绯闻，到她对非洲、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恶名昭著的偏见。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原因可能值得强调，那就是一些阿伦特研究者，尤其是老一代学者的某种防卫心理。这是有历史背景的。随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出版，有关阿伦特的著作开始出现。虽然20 世纪60 年代还没有“阿伦特研究”，但“艾希曼之争”是“阿伦特研究”的先声，在这场争论中产生的一些毒性在某些方面一直延续至今。我分享一则轶事作为例证。2015年，美国一位著名的阿伦特研究者得知我在做关于阿伦特和伯林的研究，他立刻大发雷霆。我非常温和地告诉他，我并不是站在伯林一边反对阿伦特，也不是站在阿伦特一边反对伯林。正如阿伦特所说，我的目标是理解。他对此不以为然，并以一句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话回应： “我一句日语都不会说。” 这种毒性会随着代际更替而消失吗？也许会吧。但即使这真会发生，我认为所需的时间也比人们所希望的要长很多。
乔纳斯·巴克里·艾德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in Florence）的博士研究生。
原文编辑：Artur Banaszew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