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近了，内心惶恐。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某人压根就没有出现在广场，当年也不知道在哪一个犄角旮旯，这几年也不知怎么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当年学生代言人，用别人的血来显示自己的以死抗争，到时间就出来痛苦地大叫“我活着就是一种耻辱”，如何纪念，恨谁，哭谁，为谁招魂？Hypothetically speaking, 某机构每年几百万，用零头雇条恶狗做工头，再找几个廉价牛马每天偷一些文章，欺世盗名，招摇撞骗，如何纪念，恨谁，哭谁，为谁招魂？Hypothetically speaking，如果某群体与他们反对的人没有两样甚至更糟，暗地里角力，把历史中现实中无数的挣扎与血泪变成抢夺的资源，而争取的却渐行渐远，如何纪念，恨谁，哭谁，为谁招魂？
这便是俄国思想家、作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所描述的流亡者。在回忆录中，赫尔岑在书中记录了19世纪的伦敦一群人的生活。
在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六、七卷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全景式地描绘了19世纪50年代伦敦流亡圈混乱而荒诞的生态。赫尔岑揭示了这些流亡者思想停滞、宗派内斗严重、虚荣心泛滥以及在经济上互相盘剥的种种丑态，将原本的革命理想异化为“集体精神病院式的狂热”。赫尔岑本人因继承父亲遗产（并极具远见地通过法国银行家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等渠道成功转移了俄国财产）而相对殷实，在伦敦成了各国流亡者事实上的“提款机”和“软心肠的有钱人”。赫尔岑以讽刺、自嘲却又不失同情的笔触，描绘了这些人打着“革命事业”旗号的索取、借钱不还、骗吃骗喝，以及道德自诩崇高与生活堕落的鲜明对比。尤其是《伦敦的流亡者》等章节，赫尔岑更是展开了他的“毒舌”叙事：
经济上的寄生与盘剥： 赫尔岑由于家产殷实，在伦敦成了各路流亡者的“提款机”。他在书中以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记录了无数流亡者打着“革命事业”的旗号来向他骗吃骗喝、借钱不还的无赖嘴脸。这些人在道德上自诩崇高，在生活上却完全堕落。
“静止的时间”与精神停滞： 赫尔岑一针见血地指出，流亡者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的时间在逃离母国的那一天就停止了。他们人在伦敦，思想却永远留在了当年的革命现场。他们拒绝了解英国社会的现实，也不再更新自己的知识，每天都在机械地重复昨天的口号。
猜忌、抓特务与宗派内斗： 因为没有真正的政治实权可以争夺，流亡圈的精力全部转向了内耗。由于长期处于被迫害妄想中，圈子里人人都在怀疑别人是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暗探。一有风吹草动，战友之间就互相泼脏水、写匿名信告密，圈子里的水被彻底搅混。
典型事例与群像：
俄国流亡者中的“公爵”闹剧： 书中最具讽刺趣味的，是对以加里岑公爵（Prince Galitzin）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Prince Dolgorukov）等为代表的破落贵族流亡者的描写。这些浪荡子一方面带着旧贵族的奢奢派头，一方面又因流亡而一贫如洗。他们以“艺术”、“政治”或“反抗沙皇”的名义不断向赫尔岑索取。赫尔岑幽默地记录了这些荒诞场景：公爵们像表演一样痛陈革命与个人的牺牲，赫尔岑明知钱多半有去无回，仍一次次“上钩”。这成为赫尔岑观察“俄国多余人”在海外流亡中堕落的活例证——昔日的贵族风度沦为了厚颜无耻的乞讨表演。
各国流亡者的共同“借钱艺术”： 法国人擅长戏剧化的雄辩和派系募捐；德国人更喜欢“系统”地论证“革命为什么需要资金”；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则习惯诉诸民族的悲情。赫尔岑描写他们上门时总带着“为事业”的高尚理由，离开时钱包鼓起，却鲜有归还。有人借钱后立即用于个人享乐（如喝酒、社交），却在下次见面时继续大谈“牺牲与纯洁”。赫尔岑用讽刺对比：他们在道德上自居“未来救世主”，生活上却完全依赖他人，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利己主义”。
日常“骗吃骗喝”与宗派盘剥： 流亡者常聚集在赫尔岑家中或伦敦的聚会场所“蹭饭”。有人以“共同基金”或“印刷所捐款”的名义索取钱财，转头却用于内斗或个人挥霍。赫尔岑记录了无数琐碎却刺痛的细节：借小额钱款后人间蒸发、用革命失败为借口恶意拖欠，甚至在赫尔岑自己深陷家庭悲剧（如妻子去世等）期间，仍有人厚着脸皮上门索要。这些场景充满黑色幽默——理想的崇高与现实的卑微形成荒诞反差，仿佛“死人埋葬死人”。
赫尔岑在这些章节里感慨，流亡生活就像一个慢性的精神绞肉机，它没有摧毁统治者，反而先让反抗者在异乡的孤独、猜忌和贫困中，把灵魂和理智折磨得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