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letter 01/04 | 李江琳 Mark Clifford訪談與陳伯達康生年譜
編者按：Mark Clifford在接受書評採訪的時候說： Jimmy hasn't changed. Hong Kong has changed.一個“changed”，多少滄海桑田在其中。若要明白為什麼，第一步無疑是記錄下這些“change”。在聖誕前夜，學者李江琳去世，書評特別刊發訪談紀念這位西藏歷史研究學者。同時，特別推薦學者余汝信兩部年譜《陈伯达年谱》和《康生年譜》，和學者徐友漁、胡平為其所寫書評。
訪談
紀念李江琳 | 西藏的秘密戰爭，究竟發生了什麼？
編者按：學者李江琳於平安夜去世。《波士頓書評》特別發表書評記者在2016年所做的李江琳訪談，以紀念這位獨立學者。本訪談原發表於2016年6月21和22日的紐約時報中文網，英文版 A Writer’s Quest to Unearth the Roots of Tibet’s Unrest 發表於2016年8月14日的New York Times.
Interview | Mark L. Clifford： Jimmy hasn't changed. Hong Kong has changed.
Note:THE TROUBLEMAKER: How Jimmy Lai Became a Billionaire, Hong Kong's Greatest Dissident, and China's Most Feared Critic （Simon & Schuster,2024) by Mark L. Clifford came out this month. “An extraordinary life story——from rags to riches to political prisoner——sheds light on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is rousing biography.” In the interview,…
專欄與書評
徐友渔 | 一言难尽陈伯达
編者按：再过两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年和结束50年的周年纪念，此时我们应该自问：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真正已经成为过去了吗？中国的读书人再也不会像陈伯达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了吗？庐山会议式的闹剧再也不会重演了吗？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为徐友渔为余汝信新书《陈伯达年谱——中国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田园书屋，2024年12月）所写序。波士顿书评授权刊发。
余英時｜幾句推薦的話：《美國的反智傳統》
編者按：霍氏《美國的反智傳統》是當時關於這一論題的集大成之作。由於他的研究將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融合為一體，所以特別獲得廣大讀者群的欣賞。這部書為什麼今天又引起很多美國人的興趣呢？ 我相信這是和川普當選總統分不開的。本文為余英時為《美國的反智傳統》（八旗出版社，2025年1月再版）所寫推薦語，標題為編者所加。昨天刊發徐友漁為余汝信新書《陳伯達年譜－中國頭號理論家的跌宕人生》所寫序《一言難盡陳伯達》之後，今天刊發胡平文章《惡魔是怎樣煉成的？ ——評<康生年譜>》。
胡平 | 恶魔是怎样炼成的？——評《康生年譜》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独立学者、文革史专家余汝信的新著《康生年谱（1898-1975）——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年谱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历史著述的文体，按照年月记载某人生平事迹。余汝信把“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作为这本书的副书名，意思是把康生视为“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抽象名词的典型具象。康生不是独行侠。他的一生和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戚戚相关，和周恩来、王明、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紧密相连。全书共700页。作为年谱，这本书只记载了康生的生平事迹，没有对康生其人其事进行评判，但是它给我们了解、分析和评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邵鹏 | 美国人为什么讨厌精英：评《美国的反智传统》
编者按：霍夫施塔特总结说 “反智建立在一组虚构与抽象的敌意之上。与情感对比，智识缺少温暖；与品格对比，它仅仅代表聪明，进而联系到狡猾和邪恶；与实用性相比，它是纯粹的理论思维，没有实际意义”。本文为《美国的反智传统》书评，文末推出季风书讯第二期：因为阅读，我们在一起。
周保松｜自由主义的理念
编者按：如果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不值得追求，那么在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平等理念的实践，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根本问题上，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可以提出怎样一套道德上更为可取的正义观？这是它们必须回应的问题。而我相信，一种合理的自由主义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未来中国应走的路。本文为周保松最新专栏文章。
書訊與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