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訪談（下）｜名山事業，蕭公權著作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價值

2025年4月，汪榮祖先生的《史義通說》初次出版與讀者見面。並於5月9日在聯經出版公司旗下的上海書店舉辦了新書發表會，到會者包括錢致榕、鐘月岑、劉季倫、宋家復教授，以及滿座的年輕學子。汪教授簡報後，討論熱烈，會後購書者排隊要汪教授題簽。這本書與其1988年出版的《史傳通說》互為姊妹篇。《史傳通說》以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為基礎，分為24題，論述中國史學史議題，參照西方史傳，隨心賡揚。《史義通說》延續了《史傳通說》的核心思想，但探討中國傳統史學的議題更廣，旁參西方的歷史哲學，分為15章，以承風繼統作結。兩本書都要闡釋中國傳統史學的性質，試圖賦予新生命，也表達了歷史學家汪榮祖先生的主要歷史學觀點。在這兩本史學著作中，汪榮祖先生強調對中國史學主體性的關注，並結合中西比較視角，系統反思史學的哲學基礎與實踐原則，其早年的史學著作《史家陳寅恪傳》（1977）、《康章合論》（1988）、《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2014）等，也正是其史學觀點的實踐和範例。在史學上，汪榮祖先生可以說延續了其老師蕭公權先生的思想史方法，而他的另一個學術貢獻便是對蕭公權先生全集的編輯與部分翻譯工作。在1960年代，汪榮祖從台灣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師從蕭公權，並深受其師影響。1981年，政治哲學與史學學者蕭公權去世後，其學術成果散見於其中英文專著、論文及未刊稿，作為蕭公權的學生，汪榮祖承擔了這一主編重任，收集與整理蕭公權的著作、論文、書信以及其他文稿。這包括其主要英文著作《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的翻譯、中文著名論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及未刊稿或散見於期刊的文章，並參與了部分翻譯工作。1998年開始，《蕭公權全集》由台灣聯經公司陸續出版，共計十卷。《蕭公權全集》展現了蕭公權如何以西方理論分析中國傳統，為中西學術對話提供了範例；同時也激發了學界對蕭公權思想的重新審視，特別是其政治思想對當代中國民主化討論的啟發。當聯經出版公司推出汪榮祖先生《史義通說》新著之時，波士頓書評記者採訪了在台灣的汪榮祖先生。 訪談以筆談形式進行，經汪榮祖先生審閱。波士頓書評分上下兩篇刊發。此為下篇。

汪榮祖訪談（下）｜名山事業，蕭公權著作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價值

在其老師蕭公權先生1981年去世後，汪榮祖先生承擔起《蕭公權全集》主編的重任，收集、整理並翻譯蕭公權先生的重任，也讓學界開始重新重視蕭公權思想，和重新反思中國民主化、現代化之路 。而對於汪榮祖先生本人來說，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安身立命上，蕭公權對自己都有著重大影響：“我受蕭先生的影響，覺得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不以刻意橫植西學爲然，而宜縱承中學，旁參西學，立志不要做專治一端的專家，要做書齋裏寧靜的學者，始不負師教。”  

書評：很令人吃驚，蕭公權在1927年便寫出《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1927），不知道這篇博士論文的出版在當時有多大影響？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撰寫？

   汪（ 汪榮祖先生）：蕭先生留美專攻西洋政治哲學，在唯心思想重鎮的康奈爾大學以《政治多元論》博論獲得博士學位，時年才26歲，翌年即由英國著名出版社出版。此書批判政治多元論，主張政治多元論者反對以國家主權為中心的政治一元論，認為權威不止一個，國家不能獨霸權力；政治意願不可能被統一，所以斷然否定中央集權，更認爲國家不擁有主權，只與其他社會組織合力運作，並否認國家主權為法律權威之至尚，所以主張多元立法以及政治權力的下放。蕭先生對當時風行的政治學多元論予以批駁，批評政治多元論的不切實際，要因國家主權之不可廢，國家一統之現實尚無可取代。多元論雖然批判一元論，卻翻不出一元論的掌心。蕭先生雖指出政治多元論的困境與矛盾，但並不反對多元論追求的個人自由，政治思想中的群體觀，社會組織的具體方法，政府與法律之外更廣闊的人群關係，以及反對絕對國家主義和不能代表全體的主權等等；不過，他仍堅持：多元論學説雖美而難信，且終不免自我否定！雖想要以多元國家取代一元國家，將國家主權自政治思想中淡出，想要窮盡一切社會力量形成邦聯，但終究還是會變成一個完全的整體，無異於一元國家。蕭說言之成理，贏得好評，《倫敦時報文學副刊》、《哲學學報》、《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國家》等一流期刊，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連蕭先生的主要批評對象之一、當時名望很高的政治思想大家拉斯基（Harold Laski）也在《新共和》上發表評論，佩服“此書才力與魅力均巨”，認為是五年來論述政治思想的最佳著作。 

   蕭先生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無疑受到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影響，他的《政治多元論》也是他精研西方政治哲學的產品。他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所以深知西方人認爲政治理論史或政治思想史，都是西方所獨有，故而寫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不必冠以西方兩字。西方政治思想因而被視為普世的政治思想，不認爲西方之外還有真正的政治思想，例如名家雅勒（Janet）與鄧林（Dunning）諸君，或謂中國沒有政治思想，或謂其淺漏零碎不足觀。 西方學者輕視中國政治思想，固然由於對中華文字與制度的隔膜，亦由於西方政治學者講究知識系統與純理論，反觀中國學術偏重實用，難以產生超越時地的創說 。蕭先生承認中國政治思想，重政術而輕政理，內容雖與西方有異，但自有其特殊的價值。所以要在西方一家的一元論述中，寫出別樹一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使得政治思想史不再是西方的一元論述〪 

     蕭先生在抗戰期間完成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不是第一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但他認爲之前諸作未能扣緊政治思想史的學門規範，不能聚焦於政治思想。蕭著從西方政治學觀點入手，按學術規範，自闢蹊徑。取政治學觀點、用歷史學方法，夾敘夾議的筆法，涉及六十餘位中國思想家的論點，皆就其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學觀點分類徵引，並加以綜合與分析，不僅暢論原作者之政論，而且使其意義更加明晰。蕭先生以梁啟超式的文體，寫出中國政治思想從創造到因襲以臻於成熟，展現一個有機而具動態的成長，從封建天下之思想，到專制天下之思想，到近代國家之思想的發展史。最後歸納中國政治思想的特點為：重實際而不尚玄理、多因襲少創造、二千年之間君統無改，社會少變，落實中國政治思想乃中國文化與社會的產物。此書於1940年的夏天完成，計700,000餘字的，以完整結構統攝全書，展現明確的中國政治思想，及其在二、三千年時間長河裏的演變，是一部有系統而嚴謹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使中國政治思想史得以列入世界學術之林。中西政治思想性質雖異，但花開兩枝，各領風騷。  

     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英譯本上冊於1979年出版，為中文世界之外的學術界提供嶄新的政治思想史知識，開拓了此一學科的新視野。譯者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是蕭門弟子，為西方著名的漢學家，譯文自具一定的權威性。英國劍橋政治思想名家波考克（J.G.A Pocock）的評論認可蕭著在提供中國政治思想知識上的重大貢獻 ，但認爲蕭氏只關切政治思想原典及其作者的解釋，而不太注意原典思想的來歷、典範與發展，及其對當時人心態的影響；例如有關墨子思想的傳授，只見墨子這本原典，看不到墨子學派的流變，好像僅僅是在論述墨學的失敗，所以不能等同嚴格的當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之作 。然而蕭氏明言：“中國政論變化之劇烈迅速，雖未足與歐洲相比，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確經顯著之重要變化”。蕭著循變化起伏之跡，呈現二千年中國政治思想的歷史發展並解釋其特點，只是君主政體綿延不絕，政論始終以君道為主，專制政體理論遂亦舉世無雙。深知政治思想隨時代變遷而大有起伏 。波考克尚未能讀蕭著之全貌，結論過早。波考克的批評，多少也反映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資料認識有所不足。蕭氏只能從儒、法、道、墨諸家中求政治思想，所能收集到的資料無法寫出完全符合史金納（Quentin Skinner）等人所建立的政治思想史之標準。蕭氏歷史意識不容質疑，墨學於秦漢帝國成立之初，即已消沈，連墨子此書直到清代才有比較完整的本子出現，故所能依據的史料，實在無法呈現墨子政治思想在二千餘年間的歷史發展，以及在歷史長河裡所起的作用。傳統中國原無政治思想史這一學門，蕭公權先生熟悉西洋政治思想之餘，建構中國政治思想史，定下穩健的學科規範，對學界影響很大。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已有多篇研究蕭公權學術思想的博士論文。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出版雖已歷時半個多世紀，不斷再版，至今仍無人能在蕭氏所建立的典範上超越與創新，蕭著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內之主導地位，依然不可動搖。 

書評：蕭公權到美國放棄政治理論，轉而研究中國史，若是從學術「內在理路」來理解，如何解釋？ 

汪：蕭先生於1950年代初應邀到美國執教，因當時研究中國熱已經興起，美國東岸的哈佛與西岸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成爲兩大漢學中心。當時中國鄉村一題的研究無人能夠承擔，蕭先生凴其中西學問的底氣，以及抗戰期間鄉居的經驗，窮五年歲月，毅然完成《中國鄉村》（Rural China）一書，述十九世紀鄉村控制的組織及其功能，兼論社會結構全體，於無所取法中，自闢蹊徑，廣徵地方志，議論平實謹嚴，都四十餘萬言。全美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於1960年以第三屆人文大獎贈之，獎狀上說：蕭先生“融合中西兩個偉大傳統的精華，在少年時即論述西洋政治思想，表現出創造性的灼見，壯年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展示自辟蹊徑的史識，不僅僅是一位學者，也是詩人、作家和哲學家”，乃東方學者獲此殊榮的第一人。之後又因從羅榮邦獲得大批康有爲未刊稿，遂從事《康有為思想研究》（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一書的寫作，深入探微，論析精當，頗能發覆拘玄，成一家之言，近四十萬言，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於1975年出版，我將之譯為中文，已於1988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列入《蕭公權全集》。學者有所撰述，往往取決於環境與材料，蕭先生也不例外。 

書評：對於蕭公權的學術，你覺得哪一個方面對您的影響最大？ 

    汪：蕭公權先生天賦加勤學，學術道行甚高，我雖幸列門墻，大有“夫子之牆數仞”，難以盡窺“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的遺憾。我與蕭師相聚五年，魚雁往返十年，深受教誨，獲益無窮。他為我潤飾文章，糾謬正誤之外，循循善誘為學之道，曾以文子所言“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在皮膚，以心聽者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以及荀子所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勉勵我輩。蕭先生曾說，他出身哲學，而畢生從事史學，史學可分為思想史與制度史，曾教導我說：“治思想史與治制度史各有其難度，後者要在考證其實際，重視結構及運用之情形；前者則在慎思明辨，確認作者之基本立場及議論之歸趨；後者貴有耐心，前者貴有慧眼，否則容易有郢書燕說之病”！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方文史學界已由社會科學主導，凡有論述無不急於模式的建立與理論的提出，往往以片面的資料落實尚未成熟的理論，而蕭先生教導我放眼看書與小心抉擇，以免流於隨心假設與放手抓證。沒有扎實基礎的理論與模式，雖贏得一時的讚賞，得到升遷與加薪的實惠，何異沙灘上的城堡，隨潮落而消逝，難怪當時學界一篇論文發表後難能維持五年以上的閱讀生命。蕭師教我讀書，也教我處世，謂學界不免門戶傾軋，對待之方，不外“閑將冷眼觀螃蟹，看汝橫行到幾時”，或“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何妨自己努力、自尋出路？ 

    蕭公權先生兼通中西，主張兼容並包，於近代全盤西化以及極端反傳統主義，極不以為然，嘗有詩諷之曰：“熏風吹夢得歸無，纔學邯鄲步已殊；寶鏡新妝窺半面，羅襦近好系雙珠，紛傳謝椽挑鄰女，幾見文君憶故夫；鵜鴂先鳴蘭芷變，碧城回首隔平蕪”。先生之文化觀更可見諸〈諸子配孔議〉一文，有異于陳獨秀、胡適，而近于陳寅恪、吳雨僧。尤感傷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蒼茫獨對，不勝悲涼。我受蕭先生的影響，覺得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不以刻意橫植西學爲然，而宜縱承中學，旁參西學，立志不要做專治一端的專家，要做書齋裏寧靜的學者，始不負師教。 

書評：你花了很大的精力來編輯《蕭公權全集》，為什麼？您主張“經世致用”，那麼您覺得蕭公權先生的學術思想對於當下有什麼意義？ 

  汪：臺北的聯經出版公司有意出蕭公權全集，蕭先生授權聯經，並命我主編這套書。若說花了很大精力，不如說花了很長時間，因爲版權問題以及多種英文專書與論文的翻譯，目前除第一卷外，其餘八冊已出版多時，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也已有簡體版，惜蕭先生已不及見。尚未出版的第一卷《道高猶許後生問》，將合《問學諫往錄》自傳與《蕭公權學記》為一冊，已經簽約，可望於近期出版。 

    你問為什麽要出版蕭公權全集？我認爲蕭先生平生學術著作具有卓越的品質和深遠的影響，如《中國政治思想史》與《中國鄉村》應該是永恆的，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價值和意義，即所謂名山事業。蕭先生除學術著作外，另有政論時評，如《憲政與民主》與《自由的理論與實踐》，對當下中國仍有經世致用的意義。我認爲全集是留給後學一份寶貴的遺產，值得珍惜。 

書評： 余英時先生自言自己是儒家的遊魂。言外之意，我覺得是，中國儒家傳統已經斷絕，像蕭公權、陳寅恪，甚至余英時先生這種熟讀中國經學，熟悉儒家文化又精通西學的學者大家，已經似乎不太可能出現了。當我看您和蕭公權的著作時，確實有一種“絕學”的感覺。一方面讚歎，一方面卻越發無奈。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史傳通說》《史義通說》的閱讀對我來說是非常吃力的，因為是文言文。您是特意用文言文寫作的嗎？這似乎讓我覺得中國史學傳統（包括儒家思想傳統）已經成為絕唱。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沒有這種悲觀？（我在你《述志》一詩中是感受到悲觀的）而對於當代青年的學子來說，又如何在這個大趨勢中去了解、研究逝去的傳統呢？ 

汪：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百餘年來，學制與範式一體西化，無論選題、論證、行文，皆以西法是從，舊學視為過時的老古董。你有絕學的感覺，很可理解，因胡適以其盛名錯誤宣稱文言已成死文字，要以白話完全取代文言。民國九年教育部也通令以白話教學，此後文言文愈來愈少人問津，漸成難懂的天書。然而自先秦到晚清，汗牛充棟的載籍都是文言文寫的，所以文言乃中國文化的寳筏，無此寳筏，如何進入中國文化的殿堂？如史學家陳寅恪所説：“縱有名山藏史稿，傳人難遇又如何？”豈無文化斷層之虞？而且文言是白話文的源頭，朱夫子有詩句說：“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白話文沒有源頭活水，以至於有今日會出現絮絮叨叨，詞不達意的白話文，更不必說能寫出像清末民初學者那樣清通的古文。抗戰勝利後，幾乎已無人用文言寫書，不無有文言也要成為絕學的悲觀。孰料文革之後，竟然出現錢鍾書先生以典雅古文寫的《管錐編》，以文言闡釋中西玄理，毫無窒礙，點亮舊學復興的曙光。我受錢先生的鼓舞，所以有《史傳通說》《史義通說》兩書的寫作，雖希望能依附驥尾，師承遺風，但人微言輕，不敢盼望旋轉乾坤。近年偶見若干年輕學者如山東大學的劉曉藝教授能寫上乘的古文與詩詞，南開大學的程平山教授能結合訓詁與考古重建上古史乘，大有天涯何處無芳草之感，然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尚無樂觀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