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造化弄人，世事无常，种瓜往往得豆，种豆更可能一无所获。十来年前我涉足中国近代史，怀揣的种子，原是制度史，收获的果实，自2010年出版的《百年孤影》，到眼前这本《知识与国运》，前后五本，几乎清一色是人物志。内中曲折，半属时代，半在个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大都不足为外人道。唯一有待分说的是，从制度史到人物志，主动或被动的转型，促使我重新思考人与制度的关系：年轻的我一度拜服于制度决定论、制度万能论等神祇的脚下，读史渐多，阅世渐深，渐渐发觉，制度终究是人的制度，它不会从天而降，而需要人的建构，它不会自动运行，而需要人的维护，制度是手段，人才是目的，制度为人服务，而非相反。明白了这些事理，则有助于我们认知人力与人格、意志与德行的巨大作用，无论之于制度，还是之于历史。如秦晖先生所言：“‘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有人读史，读出了人的无力，我却读出了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