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知识与国运》后记

老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造化弄人，世事无常，种瓜往往得豆，种豆更可能一无所获。十来年前我涉足中国近代史，怀揣的种子，原是制度史，收获的果实，自2010年出版的《百年孤影》，到眼前这本《知识与国运》，前后五本，几乎清一色是人物志。内中曲折，半属时代，半在个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大都不足为外人道。唯一有待分说的是，从制度史到人物志，主动或被动的转型，促使我重新思考人与制度的关系：年轻的我一度拜服于制度决定论、制度万能论等神祇的脚下，读史渐多，阅世渐深，渐渐发觉，制度终究是人的制度，它不会从天而降，而需要人的建构，它不会自动运行，而需要人的维护，制度是手段，人才是目的，制度为人服务，而非相反。明白了这些事理，则有助于我们认知人力与人格、意志与德行的巨大作用，无论之于制度，还是之于历史。如秦晖先生所言：“‘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有人读史，读出了人的无力，我却读出了人的力量。

从制度史转向人物志，还涉及方法论的变迁。制度史研究过于宏观，不得不追求一个“大”字；人物志写作则略有不同，要总结的话，可借用曾国藩的名言“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即视野要大，视角要小。曾国藩此语出自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吴廷栋信：“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原文谈的是治军，用于治学与治史，亦无不可（古人眼中，兵法与读书法一贯相通）。就人与国运的纠葛而言，惟有大处着眼，才能洞悉时代的走势；惟有小处下手，才能明察个体的归宿——我们谈国运，终点或重心终归还得落到个体。

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两位英年早逝的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同代人，意气相投，志同道合，却不幸于今年四、五月间先后病逝，享年不足四十。那些剧饮千杯、酒酣耳热、横议江湖、纵论国运的日子仿佛还在眼前，三人已经相隔两个世界。惟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收到这份迟到的礼物，并以最大的灵力护佑我走完我们这代人命中注定的征程。有朝一日，我们终将重逢，再论国运，依旧万丈豪情。

2023年5月13日

又記：

后记末段提到“两位英年早逝的朋友”，一是义乌陈沛宝兄（网名历史系败类、陈胖狗），二是亳州杨凯兄。前者是义乌马勒书店的老板，病逝于去年四月初，他的事迹，媒体曾有报道，读之令人扼腕。后者不是什么名人，然而论形象、学识、德行等，完全当得起青年才俊一说。他与癌症抗争了两年，病逝于去年五月初，当时我从广东游学归来，不幸感染新冠病毒，整日挣扎于寒热之间，无法赶赴亳州悼念，只能遵命敬拟一副挽联，悬于灵堂：热血一腔，能歌能哭能啸傲；诗书万卷，亦狂亦侠亦温文。这二十二个字，并不能表达我的哀痛之万一。中旬为《知识与国运》写后记，不时想起他们，想起关于国运的种种争论，于是记上一笔，以为菲薄的纪念，兼作诚挚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