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研究来说、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身上，有两个绕不开的学术成就。
第一个研究文革的学者、哈佛大学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1930–2019）教授曾说过，整个研究领域都欠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一份沉甸甸的感激之情”，因为他的工作给给整个当代中国研究奠定一个宏大的基石。麦克法夸尔教授指的是宋永毅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四个数据库，并由此建构而成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19980-2016）这一浩大学术工程。
同样无法绕过去的是，宋永毅教授与数据库同时进行的、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之上的学术研究。其著作在微观与宏观交织中，同样建构出一部中国当代政治史：在其早期研究阶段，在投入大量精力建构数据库的同时，他专注于某段具体历史的研究，先后推出《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想》（1997）、《文革大屠杀》（2002）、《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2007年）、《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2019年）等专史研究，用扎实的实证研究撕开动乱年代中暴行与反抗的真相。
在2016年数据库建成之后，宋永毅教授开始把思考转向对中国当代政治史深层的权力逻辑探索，最近几年他先后推出两部著作：《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2021年）和《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联经出版2026年1月），试图从政治心理、文化基因与战争思维的高度，系统性地解构毛泽东时代至今的政治运行逻辑。
为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波士顿书评特约记者卢吾川，对宋永毅教授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宋永毅教授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不仅分析了毛泽东体制的形成和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性质和特点，还就具体的历史现象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还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异端思想以及后文革时期进行了分析，亦如其学术著作，在宏观与微观交织中，勾勒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的毛体制本质与种种政治现象
访谈分为五个部分，一 毛体制的形成与政治运动的“恶性循环”；二 毛泽东独裁者的心理与对知识分子、农民和接班人的态度；三 “夫人政治”与“秘书政治”；四 文革中的武斗与异端思想；五 作为记忆与政治遗产的文革在今天的影响。分为《毛体制的形成与“新中国”政治运动的运行逻辑》和《“新中国”政治运动的种种现象》上下两篇刊发，此为访谈上篇。
宋永毅访谈（上） | 毛体制的形成与“新中国”政治运动的运行逻辑
没有毛泽东，会有文化大革命吗？以此前溯，为什么“新中国”会出现延绵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背后运行的逻辑是什么？它们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正是在建立完数据库后，宋永毅教授试图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思考“新中国”的政治运动
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中，宋永毅跳出了传统的政治路线斗争解释框架，转而剖析毛泽东个人的权力偏执与中国传统皇权文化基因的结合。宋永毅指出，文革不仅是体制的异化，更是独裁者病态扭曲心理投影，将复杂的历史事件还原为领袖人格特质与深层文化结构的互动产物。而在最新出版的著作《毛泽东和“新中国”》中，宋永毅提出“新中国”初期的各项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大跃进）本质上是战争逻辑在和平时期的延续。宋永毅认为毛泽东始终未能从“指挥员”转型为“建设者”，而是将国家治理异化为一场场寻找并消灭“敌人”的战役。这种深层的战争思维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军事化和动员式的暴力常态化，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政治运动在毛时代始终处于“延绵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其最顶峰便是文化大革命。对此，斯坦福大学吴国光教授评价道：“在浩如烟海的研究中共的文献中，包括国际学术界对毛时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却找不到对于政治运动的系统研究。这样一个巨大儿致命的空白，如今为宋永毅教授的新著所填补。”在吴国光教授看来，这不仅是这部著作的首要意义，更是这本著作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这部分的访谈中，宋永毅便从毛泽东的政治心理与思维模式出发，谈论了毛体制形成与政治运动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 毛体制的形成与政治运动的“恶性循环”
卢：在前一本《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和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和新中国》中，您都聚焦了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心理和思维模式（比如战争思维），对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和运作方式的影响。共产极权国家的政治体制中，领袖的个人风格和政治思维往往决定了体制的特色乃至历史的发展。在您看来，毛泽东的个性和思维方式，多大程度上改造了之前移植自国际共运和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
宋：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出发来解释毛泽东的独裁体制的形成与改造。那就是意识形态、政治格局与手段形式。
首先，我们要从意识形态上看。斯大林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普加乔夫式的农民领袖，这有正确的成分，但也低估了毛泽东。毛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领袖，独裁者有意识形态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涉及范围是整个国家与社会。中国古代的皇帝很少有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庸庸碌碌的皇帝很多，但他们大都不会搞社会运动。因为皇帝的合法性来自自己的血缘。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的御用文人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称之为“马列主义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我们归纳一下这套理论就是打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传统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解决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列宁与斯大林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他们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向作用力，得到了初步的认识。毛泽东则把这套理论发展到了极端，他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向作用力发展推到了极端，甚至把这种反向力视作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因此，他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理论上就大大突破了列宁-斯大林主义，敌人不只是在党外，而且还就在党内：革命不再仅仅针对旧社会的剥削阶级，还要针对党内“走资派”。他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在马克思与列宁的经典理论中，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毛泽东扬言要反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还为之建立起了一套极具蛊惑力的意识形态。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党，而是一个毛泽东主义的党。
其次，就是毛泽东从八大之后试图开始建立的新的政治格局（卢注：中共八大分为两次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1956年9月15日至9月27日；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制度上试图限制个人权力、强化集体领导的一次尝试，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扩充，旨在分权），这可以说是对传统马列主义下的政党理论、群众专政理论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变政治局“一班人”的专政为毛一个人的专政。列宁的学说是群众产生政党，政党产生领袖，领袖是一批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把八大的政治格局变为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政治局的其他人都是毛泽东意志的执行者。中国古代有“治统”和“道统”的区别，皇帝不见得代表“道统”，“道统”的代表反而是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集团。文革初期，林彪吹捧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说他只选“伟大的导师”，导师就代表“道统”。毛泽东经常以教员自比，其实教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而是最有影响力的。毛泽东对顶层政治的改造，其实也被今天的中共体制继承。
第三，就是毛泽东的手段形式，其进行“继续革命”的手段形式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来夺回被“资产阶级”夺取的权力，净化群众队伍的。当然，这种方式也仅仅停留在文革的前三年。这也说明群众运动即便是毛泽东这样的枭雄，也是难以控制。所以文革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的了解与掌握，也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已，根本没有所谓规划与部署。我有一位专研党史的好朋友，曾经在中央档案馆沉浸式地读过毛晚年的文件与档案，我问他你对毛晚年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的感受是毛晚年极其无聊，完全没有了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所以为什么毛晚年文革会走向失控？那是因为毛泽东对于文革已经心力交瘁，这是群众运动对他的冲击造成的。经常有人说是军队结束了文革、老帅们结束了文革、民间反抗结束了文革，在我看来，其实是上帝结束了文革。没有毛泽东自然生命的结束，文革依旧会持续。
此外，无论是从起意识形态、政治格局，还是手段形式，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那就是毛泽东的战争思维。他在“反右”运动中所运用的“阳谋”，在政治上是极其不道德的种种行为等。我的解释是，毛泽东对于“反右”的决策和领导，都是用战争统帅的思维来理解和想象的。这些大学学生和大学教师对共产党提出的意见，在毛泽东看来就像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向共产党进攻一样。因此在“反右”运动“引蛇出洞”的部署中，毛泽东运用的是战场上的“兵道”和“诡道”。战争的道德和政治的道德是天然对立的，政治道德要讲妥协和信用，战争的最高追求就是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因此，毛泽东用战争道德取代了政治道德。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在镇反中按比例杀人，对知识分子的“阳谋”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卢：我观察到您在书中所描写的政治运动，运作的机制和过程其实对文革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土改还是反右，中共所打击的对象都是特定的下层阶级或阶层。甚至当打击面过宽之后还要主动进行“纠左”。哪怕是对待高岗，毛泽东其实也并不存在斩尽杀绝的心态。那是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在文革中，主动把党内的高层矛盾扩散到全社会的所有阶层？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党内斗争起源的解释，您认为文革的发动是否也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的判断？
宋：毛泽东搞的这些政治运动，在时空上不仅延绵不绝，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常常有一种令人吃惊的重复性。陈云说毛有四句话：“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此中“治国无能”是要害。比如说毛泽东至少搞过三次“三反”运动、两次“五反”运动。“整风”运动，则一直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后期“批林整风”，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搞了一次又一次，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重复，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而是一种极端恶性的轮回。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县和广西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大屠杀，我发现不过就是中共建国“暴力土改”的恶性发展；广西文革中“为革命吃人”的万人吃人运动，也正是大饥荒中间“人相食”的恶性重演。
为什么恶性循环？就是因为毛氏的政治运动轮回怪圈，常常是最高领袖为了掩盖自己造成的恶果，以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来掩盖那个旧的相对比较小的错误。毛泽东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都要搞复查与平反，唯恐打击面过广。“反右”以后，就变成另一种形式。比如说“反右”是由于毛泽东对批评“肃反”感到不满，还因为“肃反”中有人猛烈地批判统购统销。毛泽东要翻“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案，要掩盖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被迫做的一点点检讨，就发动了文革这样砸烂一切的浩劫。他就是不肯下“罪己诏”，他比历代皇帝都不如！更不用说大跃进期间的庐山会议，他本来是准备上山反“左”的，结果却是反了彭德怀的“右”，最后结果就造成了更多人的饿死，本来一年半左右可以止住的大饥荒，结果变成了三、四年的更长期惨祸，惨绝人寰！所以文革不只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还是毛泽东错误的顶峰。因为文革中，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因此毛死后这种运动模式就立即终止了。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能不能记住这种历史教训？我看未必，这就是我们这些研究者存在的意义。
若是要追究溯源，恐怕还是要回到我的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中所讨论的，所有的独裁者在性格上都是病态与扭曲的。独裁者最怀疑的人，反而是自己身边最活跃和跟自己最紧的人。中国大陆官场流行过一句话：“离党越近越危险”。我们正常人认为“跟得紧”是忠诚的表现，但在独裁者看来，这可能是要政变的预演。
其实，刘少奇、邓小平与彭真对毛泽东是“忠诚”的，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忠诚。而在经济政策上，尤其是在“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时期，他们出于常识进行过政策调整，不得不对毛的政策进行扭转。比如西楼会议（卢注：西楼会议即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因在武汉，未出席这次会议。）以来，刘少奇等人一直在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因为他们出于常识和经验就知道，地里产不出数万斤粮食。1966年2月，北京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彭真亲自把文件带到杭州让毛泽东签字。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彭真没有领会到自己的真实意图，尤其是毛泽东准备打倒吴晗的时候，彭真居然还特意保护吴晗，还向毛汇报吴晗政治上一向靠得住。这就是不忠诚的表现。所以，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销了《二月提纲》和“五人小组”。随后，彭真被指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首要分子，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文革正式爆发。
因此，在独裁者面前，无论你表现得如何忠诚，其实都会变成被怀疑的对象。所以毛泽东无论是与所谓官僚集团的反目，还是后期与林彪的决裂，其实都是自己病态人格的体现。
二 毛泽东独裁者的心理与对知识分子、农民和接班人的态度
卢：所以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其实也是不信任的。在您的书中，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有摧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似乎格外重视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思想控制。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毛泽东在发起政治运动前，都要在文艺界和社会科学界预先“放风”乃至“试点”。比如反右运动前的“反胡风运动”和胡适批判，再比如文革前的批鬼戏、指使戚本禹写的批判《清宫秘史》以及批判李秀成。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行为模式，对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这种持续摧残，隐藏着他怎样的心理？
宋：毛泽东是一个出身于农村，具有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边缘知识分子性格”的独裁者，类似于宋江、黄巢这种底层读书人。他们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的倾向，与知识阶层的矛盾是天然不可调和的。这一点与今天美国的特朗普颇为类似，比如他对大学和媒体的态度。这是由他们接受的教育与代表的阶层的决定的。同时，毛泽东本人的经历，也让他对知识分子既有仇恨，也有自卑的心态。因为年轻时在北大被冷遇的经历，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一次北大都没有去过。毛泽东对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导师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种心态，1954年批《红楼梦》和批胡适，都是把象牙塔里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这都是毛泽东内心自卑演变成的自恋，自恋演变成的自大的体现。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其独裁者的非理性与病态人格出发，理解这种“推己及人”的心态。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来自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而在他看来，能造成舆论的就是知识分子。因此，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知识分子来制造舆论，虽然他看不起知识分子（如上所说），尤其是留洋回来的。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另一方面，他的“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的理论，又自然决定了他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共产政权的对立面，他担心这些人也可能和他一样造反成功，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这方面我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有过详细的论述。毛泽东时代，其实除了毛自己，没有人有能力和意愿来搞政变。比如1966年5月，在毛泽东授意下林彪作了所谓“政变经”的讲话（卢注：又称五·一八讲话，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于1966年5月18日讲的一篇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但是之后，毛泽东反而觉得林彪要针对他搞政变。可见，毛泽东的高度紧张和病态。
卢：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也是颇为复杂和暧昧的。比如1953年9月 ，毛泽东直接批判梁漱溟提出的对农民工的“大仁政”和“小仁政”；他对在“大跃进”时期对收到的民间反映基层状况的上书，也大发雷霆。但是在比如张耀祠的回忆中，我们也会看到毛泽东为了农民实际的悲惨遭遇而落泪。或许毛泽东也知道，为了所谓的现代化，农民是不得不进行牺牲的对象。因此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仿佛具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个是农村大家族的慈父，另一个是天威莫测的暴君。您认为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差的态度？
宋：农民一开始就是毛和中共搞革命、夺天下的利用对象，这一点至今都未变。中国传统时代的农村社会分层，只有立足于生活和财富水平的“大农”、“中农”和“小农”的概念。即便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地主”也只不过是具有物权归属者的宽泛意义。国民党偶尔也提到“封建地主阶级”，但这都特指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国民革命中，地主只是农民阶级中的一个分层、而非一个独立的阶级，尤其是敌对阶级。连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从没有提出过地主和农民对立的阶级理论。构建这一阶级对立理论的是毛泽东。他的立论基础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其中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把只占百分之八左右的地主富农划为被消灭和被剥夺财产的革命目标，“具有动员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走向革命的天然基础。”
说得透彻一点，毛所构建的“地主阶级理论”就是为了煽动原来农民阶层内的“多数人”（90%左右的贫下农等）对“少数人”（8%左右的地富）的内斗和暴政。冠冕堂皇的“革命”就是要制造出原来农民群体之间的仇恨和杀戮。就像秦晖教授说的，土地改革就是要让农民手上沾血，先交投名状。其“天然基础”就是激发出种种人性之恶，如妒财嫉富的红眼病和谋财害命的暴力狂。毛的理论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只要能够煽动绝大多数的农民来参加他的“革命”，最终把他送上独裁者的宝座，理论的常识性和资料的真实性都是不屑一顾的。农民是毛和中共战争时期的“兵源”和建设时期的“粮源”。所以毛和中共的这种高度实用主义的策略，一贯是牺牲农民利益，一直到现在，比如改革开放之后，过得最惨的不就是农民工群体吗？虽然中国的经济腾飞还有比肩欧美的高层建筑都是他们的付出。
毛对农民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态度正表现了他独裁者病态人格的两重性和欺骗性。我很怀疑毛泽东在听到农民在“大跃进”中的境遇所留下的眼泪是不是鳄鱼的眼泪，尤其是毛去世后，身边的卫士与工作人员写的回忆录，其实是为了衬托他们心目中的领袖的伟大和所谓的人性，不尽可信。当然尽管是独裁者，他也不希望底下的官吏都是贪官污吏。这就像前几天特朗普将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解职，这也是一种推卸责任。我们评价这种政治人物，还是应该从政策与理念出发。这种偶尔流露出的“人性”，无非是一种政治家的即兴表演。
卢：文革前，毛泽东青睐高岗、柯庆施等领导人。甚至在他们面前不止一次表露出对当时公认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不满。而在林彪事件之后，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真正倾心的接班人是张春桥，甚至不惜因为张春桥与陈伯达和林彪决裂。在您看来，毛泽东真正倾心的接班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宋：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选择，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实用性在里面的。比如他提拔林彪，就是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需要林彪代表的军队的势力的介入。之后他觉得林彪势力的扩张威胁到自身，又开始在九大后敲打林彪，尤其是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提出，让张春桥做林彪的接班人的敲打。如果我们以张春桥作为毛泽东相对来说比较属意的接班人，我认为有三个特征，第一，不仅忠于毛个人，还忠于他的理论；尤其是还有一些所谓创造性的发挥。而文革中所谓创造性理论的发源地，十有八九离不开上海。第二，具有管理一方的行政能力，而不仅是一介武夫，比如吴法宪、黄永胜只是一介武夫。当时张春桥在上海管理的还是不错，起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第三，接班人最好和军队有一定的渊源和关系。当然张春桥在这一方面是他的弱点。所以毛就直接指派他当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为他创造条件。因为毛泽东不仅参与建党，而且他还是军队的缔造者。这一点恰恰是张春桥欠缺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张春桥狱中家书》，我是审稿人。我当时在审稿意见中写到，研究张春桥的思想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年她在北京父亲的办公室拿起一杯水就要喝，张春桥阻止了她。另外给她倒了一杯水。出于高干子弟的敏感性，她一下就意识到，这杯水是汪东兴所在中央警备局提供的，汪东兴并不可靠。她后来问父亲，你既然对汪东兴不放心，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换掉他？张春桥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和毛主席提过多次。主席说这个人我已经用惯了。
张春桥是毛泽东属意的接班人，而汪东兴不过是毛泽东的（大）内务总管而已。后来果不其然，是汪东兴主导了抓捕“四人帮”。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实用主义，即便是自己最看重的接班人，他们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都不是毛泽东最主要的考量。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完全有能力为四人帮之后的掌权铺平道路，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对当时的党内的政治斗争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毛泽东是极端自私的人格，他没有为四人帮的政治生命考虑过，所以在他死后，四人帮反而以政变的方式被逮捕。
卢：毛泽东在发动巨大的政治运动之前，都会反复试探地方领导人的意见。比如大跃进前的南宁会议，再比如对刘少奇、林彪动手前也要反复向地方放风。这与我们印象中毛泽东以中央掌握地方的绝对权威有着不小的反差。在您看来，毛时代的地方与中央有着怎样的关系？地方领导人的意志是否会对毛的政治行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宋：这和毛要树立的毛中央的绝对权威并不绝对矛盾，毛在具体发动和执行他的一个大决定前同时强调“调查研究”，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毛式的“调查研究”；无论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候，还是在井冈山时期，毛在他的工作方法里都强调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过程关系，地方领导人会对他的决策有一定影响。毛泽东在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提了很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更多体现的是他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