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7月15日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與海關採取聯合行動，搜查旺角兩家獨立書店——「留下書舍」及「田園書屋」。行動中，警方拘捕了5人。據報，案件源於海關早前截獲一批海外寄港的書籍，警方指這些書籍及書店展示、出售的刊物具有煽動意圖，可能引起對特區政府或執法部門的憎恨。其實在前一天7月14日，「留下書舍」便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結業宣告，在宣告中道出了香港書商們目前最大的困境，隨著法律紅線變得越來越模糊，書店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明確判斷哪些書籍是可以合法出售的」。據說，海關截獲的書籍中包括2026年4月衛城出版推出的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駐華府記者、前《金融時報》駐北京外派記者馮哲芸的新書《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書評經出版社授權，特別刊發此書作者自序。
機場的入境留置室向來不是我發掘創作靈感的地方。但二○一九年十月那個夜晚，我在北京首都機場，腦海卻思緒翻騰。萬一今晚我被拒絕入境，無法回到北京市朝陽公園附近的公寓，接下來幾個月該怎麼辦？我甚至開始思考，若有必要，該如何從中國境外繼續報導這個國家。
過去幾個月，我頻繁往返於北京與香港，採訪香港爆發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然而，離開中國變得愈來愈難。每次從北京機場通關，我都會被邊檢人員攔下來做額外盤問。回程更是麻煩，通常得經歷兩三小時審問。他們會質問我在北京的工作、在香港的活動，並檢查我的手機與公務電腦。那晚機場的警官告訴我，若拒絕接受電子設備檢查將被直接遣返。他說我的記者身分已被列為「關注對象」，每次持美國護照入境中國時都會被系統標記出來。
此刻的我身邊沒有手機，坐在留置室的冰冷金屬椅上，思考著自己的處境。過去三個月一連番的奔波與密集的新聞壓力，以及日益針對我本人與報導內容的攻訐已讓我身心俱疲。官方人員曾對我說，即便我在海外出生長大，我本質上還是中國人，理當透過報導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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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那幾年，我被中國官媒貼上「民族叛徒」的標籤，我被指控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更被嘲諷是一個「香蕉人」。意思是我外黃內白，徒有黃皮膚，內在則全盤西化，藉由華人身分偽裝自己蒐集惡意報導的情報。隨著二○二○年全球疫情爆發、中國關閉邊境，這類攻擊在官媒與社群媒體上愈演愈烈。但矛盾的是，即使面臨無休止的機場盤查與國家監控，我依然有一種強烈的渴望，想繼續留在中國工作。為何這個國家讓我如此著迷，想要持續報導它？又為何在重重困難下，我依然深愛著這裡的生活？
這些問題的答案，最終指向了「身分認同」。不僅是我個人的身分認同，更關乎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們如何了解「中國人」這個身分對同胞的意義。那天晚上在機場的經歷為這本書埋下種子。最終我獲准進入北京，並繼續在當地報導。然而，在三年後的二○二二年，我的好運終於用盡，中國拒絕讓我再次入境。於是，我開始動筆寫下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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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探討的是中國的身分認同問題，包括國家如何掌控身分的表述，以及誰有資格被視為中國人。對身分認同的執著不是我獨有的關切。在習近平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十二年中，他始終致力於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在此過程重新界定「中國人」的身分。
他所定義的理想中國公民範圍日益狹隘，你必須是漢族，而非其他五十五個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必須說普通話，而非數百種各地方言或少數民族語言；必須是異性戀者。而最終極的標準，是對執政的共產黨絕對忠誠。要強化中國就必須全民參與，因此在我駐中國報導的那些年，塑造統一的身分認同成為當局的首要任務。
對於非華裔、從未在中國生活過，或不屬於「中國觀察圈」的讀者而言，你可能很納悶：為何要關心中國的身分認同問題？我認為，瞭解中國政府如何看待自己、希望塑造怎樣的公民是解讀中國政策的基礎。而這些政策，正日益影響全球的外交與經濟政策走向，尤其是美國。然而，這不是一本歷史書，我關注的是活在當下的人。如今外人愈來愈難進入中國，能夠在當地長住、感受日常生活脈絡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想把焦點放在那些普通百姓上，看他們一方面塑造當代中國身分的樣貌，另一方面又受制於國家的身分政策。
任何國家都會試圖凝聚共同的國民認同、促進民族團結，中國也不例外。但在中國採訪期間，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這種對身分認同的執著，遠超出廣泛的政治價值觀，並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這種執著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根深柢固的恐懼，那就是害怕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最終會步上蘇聯的後塵，先是長期內部分裂、社會撕裂，最後突然崩解。誠如二○一二年習近平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所說：「最後戈巴契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習近平選擇正面迎戰這種潰敗的恐懼。他接任黨的領導人不久，就以一份後來稱為《九號文件》的內部通報，明確表達他的因應方向。當這份文件外流時，我還在大學念書。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中國的新聞，當時我心想：「原來報導中國可以這麼有意思。」《九號文件》揭示了國家控制的新戰線，那是一場有關文化、身分、思想的抗爭。這份通報清楚指出，這將是習近平與他領導的整個黨機器必須全力投入的一場戰役，目標是贏得十三億中國人的思想與忠誠。
該文件也指出，數十年來，中國人民受到西方普世價值的蠱惑，例如民主選舉與政府問責等觀念。一群敢於揭弊的中國記者和蓬勃發展的網路平臺，讓這些與共產體制格格不入的激進思想進一步擴散。對習近平而言，他的任務是「絕對不能讓錯誤思想或觀點有傳播的機會或途徑」。此外，《九號文件》否定了新聞自由與人權等概念的普世性，並提出一個大膽的主張：中國有自己獨特的「中國特色」治國之道，而這套模式只能由黨來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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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大學畢業後就移居中國，最初幾年的親身經歷與《九號文件》中所倡導的思想完全不符。那段時間我深深愛上這片土地，它的遼闊與多元遠遠超乎我的想像。中國從來不是單一樣貌的整體。舉個小例子來說，在首都北京，我努力學習的普通話，其實是一種融合各地方言與口音、在中國作為標準語的半人工語言。然而，我和身邊的北京人卻完全聽不懂我父母與南方親戚交流時使用的吳語。如果搭乘高鐵再往南行，粵語跟它的變體又成為主流，那對講吳語的人來說也同樣難以理解。
我大學時修過一門中國史課程，讀到毛澤東那句著名的口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諷刺的是後來那些響應他的號召、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多半都遭到整肅。然而，當我搬到北京後，卻初次體會到中國社會的思想獲得解放時可迸發出何等能量。在那裡，我結識中國的叛逆文青與作家、社運人士與模特兒。他們大多不是北京人，而是在外地出生成長。透過他們，我認識了中國各省獨特的生活節奏與地方歷史。他們帶我參與性別平權、法治建設、勞工權益等活動。有生以來我第一次用中文接觸到顛覆自身舊有思維的文章與觀點，在字裡行間感受到思想碰撞的火花。
那段時間我幾乎一直在路上。為了採訪，我走遍中國各地，從礦區和工業城鎮，到宗教團體與共產黨的朝聖地。週末我會安排短程旅行，去看海、爬山，走訪那些貫穿中國的大江大河。我特別喜歡西北的風景，甘肅、寧夏、青海等地荒涼壯闊的地貌像極了火星表面，與我從小在中國水墨畫裡看到的運河與柳樹截然不同。
慢慢地，我不得不承認也許中國官方的說法有幾分道理。即使我在美國出生成長，我的確有一部分身分是「中國人」。我之所以喜歡住在中國，是因為我發現那些原本只屬於我自己的特質竟能在這片土地的脈動中找到共鳴。只不過我不是當局狹隘定義的那種中國人。愛上一個國家，也意味著更深入了解它。我很快就意識到在習近平主政下，我所珍惜的多元性反而被視為一種隱患。網路討論的審查日益收緊，當權者對異議人士的監控不斷加強，甚至連「異議人士」的定義範圍也持續擴大；而國家對宗教和少數民族社群的打壓更是變本加厲。如今的中國，誠如一位消息人士套用毛澤東時代的口號所形容，「只允許紅花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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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更喜歡「百卉千葩」這個成語。它描繪百花盛開、千姿百態的景象，象徵著蓬勃發展的多元性。這個成語恰如其分反映我當初被吸引投入中國報導工作的原因。那讓我有機會短暫走進一個國家、接觸形形色色的生活，見證他們在飲食、思想、言語、行為上如此大的差異與特色。當然，更珍貴的是見證他們在面對龐大脅迫與同化壓力下，依然堅守本真的韌性。這些見聞成為我報導的核心主軸，他們的故事在我離開中國後始終縈繞我心，令人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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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收錄的就是那些人的故事。我從中國開始寫起，描寫抱持不同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接著，我把目光拉到曾是帝國邊陲的新疆、內蒙、寧夏、甘肅等地。在這些地區，語言、民族與宗教認同在國家主導的身分認同計畫中始終充滿爭議。其後我跨出中國本土，探訪歷經多輪身分認同爭議的香港，思索這座城市在中國宏大藍圖中的發展軌跡。最後，當回到美國家鄉時，我發現「何謂中國人」的叩問，早已在我自幼熟悉的海外華裔社群中掀起波瀾。因此，本書最終是以美國的脈絡作結。
這本書大部分是在臺灣書寫及修訂完成。臺灣是一個民主自治的島嶼，但中國聲稱擁有其主權，並揚言必要時不惜以武力犯臺。中國當局撤銷我的居留證也不再核發記者證後，我於二○二三年初搬到臺灣。驟然切斷了在中國的生活讓我深受打擊、無所適從，為了尋求心靈的慰藉，我開始探尋七十多年前那批逃離中國內戰、離鄉背井來到臺灣的百萬移民的故事。當年這些離鄉的人幾乎都以為他們只會在臺灣暫時落腳，心中始終懷想著海峽對岸的故土。
然而，他們大多終其一生未能再踏上歸途。我不願像那一代的流亡者般沉溺於懷舊的思緒中，卻對臺灣的美好視而不見。之後兩年，我在臺灣找到新的歸宿。這個過程讓我領悟到身分認同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疆界，不必局限於單一的政治體制。
二○二三年十二月，我與臺灣的政治人物馬英九會面時，腦中正反覆思索這些想法。那時距離臺灣的總統大選只剩幾週。馬英九和我一樣，父母也是中國人。他們在中國內戰後逃離大陸，將他帶到臺灣。
臺灣民主化後，他最終獲選為總統，但他父親始終提醒他別忘了家族在中國的根。二○二三年初，馬英九首次造訪中國，我問他那趟旅程的感受，他看起來十分開心。當我看到的是習近平主政下日益緊縮封閉的政治環境時，他卻看見滿懷熱情迎接他的群眾，從中感受到一種正在萌發的自由開放。他表示：「如果你拿現在的中國跟三十年前相比，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其實懂得民主的重要，只是不知道那個詞。」當他看到我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時露出笑容。我們彷彿雞同鴨講，談論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
如今回想那次對話，我能體會他當時的心境。雖然我已不在中國生活，但仍希望被視為中國人，對那片土地懷著深切的思念。但後來我明白，就像本書中許多人物一樣，我們每個人心中所懷想的其實是不同版本的「中國」。我們所追尋的，或許是一個早已不復存在、甚或從未真實存在的中國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