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4月，台灣聯經出版推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校區社會學教授王豐新書《中國的豐裕時代：起源、崛起與餘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完成從貧困到富裕的歷史跨越，數億人口告別匱乏，成為全球最大的中產群體，中國也由此崛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經濟與政治強國。本書通過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綜合分析，揭示這場轉型的動力不僅來自國家政策，更源於農村與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擴張以及基層社會活力的釋放，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作者進一步指出，當前中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社會不平等加深與政治權力集中等結構性挑戰，這一「豐裕時代」是否正在接近轉折點，未來走向將深刻影響全球秩序與人類發展路徑。
本文選擇書中《走出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復興？》兩節。出版社授權刊發。
走出文化大革命
戰爭、瘟疫、飢荒與其他危機，往往是人類歷史劇變與轉型的轉捩點。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一般認為，這場大瘟疫改變了受災社會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也重塑了全球的地緣政治格局—例如西班牙經濟與政治強權的衰落—並進一步動搖人們的世界觀，最終催生了文藝復興。
二十世紀的經濟繁榮，同樣可追溯至深刻的經濟與社會動盪。其中一例，是美國在1920年至1970年間的「大躍進式」經濟成長；另一例則是歐洲在二戰後展開重建，並迎來經濟起飛的繁榮時光。
談到美國的高速成長時期，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特別點出該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大事件：經濟大蕭條與二戰。
經濟大蕭條與二戰都直接促成了美國的「大躍進」。若非大蕭條，恐怕就不會有《國家工業復興法》（NIRA）與《華格納法》（Wagner Act）。這些法案推動了工會化，並直接或間接促使實質工資大幅上升，同時縮減了平均每週工時。
對中國而言，歷史轉捩點則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終結。這場群眾運動自1966年至1976年，長達十年，占據毛澤東自1949年掌權以來超過三分之一的統治時光。文革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持續革命」與自我毀滅的模式，這場往往伴隨暴力的運動摧毀了國家機器與官僚體系。中央政治局與中央委員會的職能被架空，一個名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機構取而代之，成為北京最具權力的政治核心。從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不到兩年的時間，全中國二十九個省級政府便全數被「革命委員會」取代。
這場政治清洗規模極大且執行徹底。到了1968年，中央委員會將近四分之三的正式與候補委員都被撤換或受到批鬥。1969年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委員會中，279位成員僅有53位是從上一屆保留而來，比例不到五分之一。許多曾與毛澤東並肩推翻舊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層官員，最終反而成為毛澤東革命的犧牲品。毛澤東指定的兩位接班人，一位因拘禁期間缺乏醫療照護而死亡，另一位則在蒙古發生飛機墜毀事故身亡。許多人遭受肉體虐待，其中有人被活活打死，更多則在群眾批鬥與遊行中蒙受公開羞辱。
文化大革命對本已失衡的經濟造成致命衝擊，進一步加深經濟停滯與全面社會混亂。計畫經濟與人口激增已造成消費品供應不足，而文化大革命使短缺問題更加惡化，城市糧食配給不僅更加普遍，而且管制更趨嚴格。由於就業機會嚴重匱乏，政府將多達1,800萬城市青年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場長達十年的階級鬥爭，也徹底撕裂了社會結構：民眾與官員對立、學生與教師對立、兒女與父母對立，甚至鄉間鄰里亦相互猜忌。在這場革命中，數千萬人遭受迫害或牽連，並有數百萬人因此喪命。
當動盪的十年隨著毛澤東逝世而告終時，中國人已徹底迷惘、失望且筋疲力盡。他們渴望改變、渴望富足的物質生活、享有更穩定的社會和基本的人性尊嚴。他們內心深處的動力，是深刻的恐懼。正如威廉．歐弗霍爾特（William Overholt）所述：「人們陷入深度絕望；他們害怕社會全面崩潰，更擔心家庭無法果腹。只要認為領導人可信，他們便會願意追隨，即使帶來非比尋常的社會震動也在所不惜。」他進一步指出：「普遍的社會恐懼，促使領導人勇於承擔巨大風險，而人們則支持這些領導人，即使必須承受原本難以接受的社會壓力。」
隨後引領中國走出文革廢墟的鄧小平，也曾如是總結：「文革看似壞事，卻最終變成好事。它促使人們開始反思，意識到存在的問題。我們能在1970-80年代推動諸多政策，正是因為從文革中吸取了教訓。」文化大革命是個歷史轉捩點，「它是糟糕的時代，但也從中誕生了一個更理性、更繁榮，或許會在未來更民主的中國。」
文化復興？
持續四十年的高速經濟成長，不僅改善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也使中國重新奪回富裕與強盛的地位。這些轉變不僅止於物質，更體現在文化層面。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拆毀的宮殿、廟宇與歷史古蹟，如今陸續獲得修復與重建，並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以宮廷生活與權謀鬥爭為題材的戲劇，長年充斥大眾媒體，每年都有上億觀眾收看。甚至連塵封千年的遺址，如兩千多年前毀於大火的秦朝阿房宮，也被重新打造。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復興似乎正在展開。如此說來，中國的繁榮時代，是否也同時是它的「文藝復興時代」呢？
歐洲的文藝復興始於十四世紀的義大利佛羅倫斯，延續近兩個世紀，其內涵遠非單純的物質繁榮可比。它是一場希臘與羅馬文化在政治、科學與人文上的「重生」。文藝復興追求的，是民主的理念與對自然的探索，而究其核心精神，便是人文主義，關乎於對個體力量的釋放與賦能。人文主義正是文藝復興的思想根基。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展開，義大利「綻放出超越國境的光輝，將光芒散播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法國史家費爾南．布勞岱（Fernand Braudel）如此評述：「這份光輝，這份自義大利傳遞的文化財富，標誌著非凡的命運，其證據之充沛，為多維度歷史提供了最真切的衡量。」文藝復興對世界所帶來的深遠而持久的影響，遠遠超過物質的榮耀。布勞岱曾如此總結：
智識的榮耀或許比財富的榮光更令人難忘。世世代代以來，義大利始終提供鮮活的典範，這是一場關於智識才華、敏捷與創造力的盛會；一連串矛盾卻激盪的文化革命：自由之後緊隨秩序，進步之後伴隨中斷，光輝之後又陷入幽暗。……這是自人類文明開端以來，最令人目眩神迷的智識展演之一。
同理，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經濟，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啟蒙運動。啟蒙時代開啟了一種「務實改良的文化、一種信仰社會進步的精神，以及對實用知識乃實現進步之鑰的認知」。然而，啟蒙運動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同時孕育了一系列重要理念：
將政治權力視為社會契約、對行政權設下正式限制、言論自由、學術與思想的可爭辯性、宗教寬容、基本人權的確立、將交換理解為正和博弈、經濟活動與貿易的正當性、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以及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也就是批判將國家凌駕於個人之上的終極定位。
中國的繁榮時代同樣是從一場屬於自己的啟蒙開始的。前文所列出的啟蒙元素，在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十年之後全都重新浮現，這也是對中國三十年的共產實驗與毛主義崇拜缺陷的反動。文革期間，毛澤東被奉若神明，他的教導被視為絕對真理。直到毛澤東去世，這段黑暗十年才告結束。鄧小平於1977年，也就是他重掌政權後的第一年，便著手進行去神化毛澤東，淡化人民對他的宗教式崇拜。1978年12月，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那篇被視為改革正式啟動的關鍵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最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恢復高考、肯定並讚揚科學家的貢獻、延攬外國專家，以及派遣幹部與學生出國深造等。在商品市場尚未真正形成之前，思想市場便率先出現。思想解放與觀念交流為中國鋪設了前進之路。若沒有這些根本性的轉變，中國不可能步入物質繁榮的時代，焦點或許仍會停留在「是黑貓還是白貓」，或「中國究竟會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類爭論。然而，這段啟蒙時光大致只在1980年代曇花一現，持續時間極為短暫。
中國近現代史清楚展現了思想箝制與思想解放的潮起潮落。本書至此已多次援引各類官方統計圖表，而如今正是時候用最後一張圖為本書作結。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年代，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尚未出現，書籍、雜誌與報紙等印刷品是唯一的思想出口。要出版一本書，必須先取得由國家嚴格管控的書號。出版種數與人均印刷頁數，正好記錄了毛澤東逝世後中國思想解放的歷程。出版種數自1977年不足1.3萬種，增加至1982年的約3.2萬種；人均印刷頁數則由12頁提升至22頁。到了1990年，出版種數更翻倍至80,224種；至於人均印刷頁數，自1980年代以來則大致維持不變。
1958年與1959年出版書籍數量的激增，發生在毛澤東時代晚期，當時他號召「百花齊放」，鼓勵言論自由與批評共產黨。然而這場「盛放」並未有好下場。短暫的言論開放之後，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將35萬名以上知識分子送往勞改營。經過這場清洗，1959年至1961年間，書籍出版種數驟減七成，人均印刷頁數也下降逾四成。大躍進所引發的飢荒或許加劇了出版凋敝，但銳減的趨勢在飢荒之前便已出現，顯然是政治主導的結果。
出版審查受政治左右的情況，數年後再度重演。1950至1980年間，書籍出版種數於1967年跌至谷底。當年既無飢荒，也無嚴重經濟困境，但在八億人口的國家裡，全年出版的書籍不到三千種，遠低於兩年前的兩萬多種。這一低點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清洗正在進行。諷刺的是，印刷頁數卻未見下降，反而攀升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最高點，人均印刷頁數的紀錄甚至要到1977年才被超越。中國人並非沒有書可讀，而是人人都在讀《毛主席語錄》。政治箝制與文化貧瘠的那些歲月，對中國而言無疑是沉重的代價。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並不是第一個對書籍印刷與流通實施嚴格管控的政權。早在五百多年前的1485年，鄂圖曼帝國蘇丹巴耶濟德二世（Bayezid II）便頒布詔令，禁止以阿拉伯文字進行印刷。當時古騰堡活字印刷術自1439年發明不過四十年，已在歐洲各城市廣泛傳播。這道禁令持續了整整兩個半世紀。93然而，即便歷時漫長，它也不是第一個、亦非最嚴酷的出版禁令。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才真正留下了專制統治的殘酷印記：他不僅因統一中國、修築長城而為人銘記，也因在西元前213年下令焚書，並於翌年坑殺460名儒生而臭名昭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