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日本读道社推出野夫散文自选集《尘世挽歌》。本文为作者自序，出版社授权刊发。
一
我曾多次在日本的旧书店闲逛。那些狭窄却整洁的木架上，陈列着数量惊人的中国古籍译本，现代文学的鲁迅、沈从文等大家也多在其中。它们静静伫立在东京、京都的街角，仿佛某些失传的经典和文化记忆，却因外邦语种而得以保存延续。那是一个文化彼此借重、互相启迪的年代，中国输出的不仅有知识与技艺，还有“天人合一”的哲学。这种曾经长达千年的一脉相知，彼此共享了先贤的才华和智慧。
我在这些译本面前，从未有过所谓的民族骄傲，反而常常生出一种隐秘的自卑。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事实——在遥远的过去，中国文化和文学，也许曾经是迷人的，值得被珍视和引介。而在这几十年间，我们却鲜少再有能够打动外国读者，还能被重视并严肃译介的著述。
许多人还沉浸在鉴真东渡，遣唐使西游的诗文礼乐旧梦之中——认为中国的典籍与文学，被日本当作启蒙与滋养的源头，其地位曾经崇高。然而战后的当代，我们还有什么思想和艺文，值得文明世界之间交流。昔日是输出者的中国，如今在国际对话中却乏善可陈。作为一名写作者，我站在这条落差的时间断层上，既感到深深的羞愧，也隐隐看到某种绝望的未来——汉语因各种难以言说的原因，将在他国的书店，只剩下沉重的空架？
二
如果说古代是中国给予日本的时代，那么近现代以来，则可以说是日本反哺中国的时期。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学几乎是经由日本的移植而诞生的。鲁迅、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读到西方小说、散文的译介，他们把这一套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的笔法带回国，从而开启了中国白话文学的新纪元。郭沫若同样是在日本写下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女神》，那种自由抒情的形式、个体激情的张扬，皆是经由日本接受西方浪潮之后的再传递。可以说，没有当年这批留日学生的回归，中国的制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或许还将延迟多年。
更深远的是语言本身的改变。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汉语词汇中，有大量都是在清末民初经由日本人翻译西方概念，再传回中国而被定型的。比如“社会”“文化”“民主”“自由”，甚至“文学”一词，在近代以前也并非我们日常的固定用语。离开这些词汇，我们眼前几乎无法写完一篇现代文章，更无法跟上世界思想新潮。我们应该承认，整个现代汉语的表达体系，都带有日本学人的创造与贡献。
科学与学术领域更是如此。明治以来的日本，在西学东渐中率先完成了制度与学科的翻译建构，这些成果被中国知识分子大量吸收。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还是后来五四一代的启蒙与科学精神，都曾经深受日本影响。直到今天，中国的大学学科体系中，仍能清晰看到这种“舶来词”的痕迹。日本不仅是近代中国留学生最多的目的地，也是一代代思想启蒙者的起点。
三
日本文学，对我个人的写作与生命观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青春时初读俳句，才真正领会到如何使用精致的语言，将四季之景与人生之感凝缩于瞬间。那是一种深厚的简洁，也是文字含蓄的高贵。即便是翻看随笔《枕草子》，也被平安宫廷女子的细腻与机敏所打动——在她们的文字里，日常琐屑因审美而变得趣味盎然。川端康成的作品，有着冰雪般的清澈，把“物哀”的感受推向极致。而大江健三郎，则以沉重的道德负担与政治反思，提醒人类直视战后废墟的阴影。
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日本现当代文学的地位无疑高于中国。这不仅是诺贝尔奖的荣耀，更是他们能以简练、锋利而又独特的语言风格，持续影响当代世界的能力。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崇拜《叶隐闻书》所倡导的人生观，那种以死亡为日常参照，以“剑及履及”守护生命尊严的态度，常让我想起中国早已丢失的某种游侠精神气质。日本的古典美学中，保存了许多我们自己已经遗忘的“贵气”——那种对形式的尊重，对时间与万物的敏感，以及对生命的深情凝视。
面对字形如此相似的两种文字，所形成的文学和思考却有今日之差距，我内心深感卑微与悲哀。当然还心怀一种奇异的感恩——这些近乎同出一个源头的文字，一直给我提供了成长的滋养；更在某种意义上，替我们守护了一部分被我们自己丢失的干净和高雅。
四
我的家族也曾与日本有过一点因缘。母亲的外祖父，在清末1908年前后，便东渡扶桑求学法律。他在那里前后度过了八年时光，归国后成为中华民国最早的一批地方法官。据外婆回忆，那一代青年抱持着振兴国家的理想，而日本的现代法治教育曾是他们最仰慕的途径。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平稳的归宿。这位法官的女儿，我的外婆，后来嫁给了一名黄埔军校的士官生——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他们在婚后生下了我的母亲，但这段短暂的家庭温情，很快便被战争撕裂。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夫妻分离，母女颠沛，她们的生活由此陷入了长久的乱离与痛苦。
可以说我家族的命运，也与这场不幸的战争深深纠缠。我的母亲，她在动荡与苦难中一路成长，一生背负了太多无法诉说的耻辱。终于在1995年，选择以投江的方式结束生命。她将自己的身世交付给江水，而我，则从此背负起家族记忆和朋辈命运的书写任务。这便是《江上的母亲》一书的来历。它并非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是对一个个底层人物苦难的记录，也是对红色中国改变和践踏草根命运的追问。
十年前，我受东京大学之邀，第一次以独立作家身份来到日本，发表有关中国社会的讲座。在那里，我谈到了当下中国民间，因长期灌输而盛行的民族主义仇恨。那一刻，我心中有复杂的悲哀。因为我知道，正是这种被党国意识形态煽动的情绪，让许多普通人无法正视历史，也无法与邻国展开平等的理解与对话。国际的悲剧，往往在无数平民的家族里，化为暗涌的痛苦——这些才是真实的历史。
五
《江上的母亲》这本书是非虚构的作品，它的每一篇都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生死、离散与爱恨。我是这个苦难世纪的在场者，我必须记录那些被忽视的生命，和被掩埋的声音。这不仅是写给母亲的祭文，也是为所有在时光中消逝的灵魂所留下的见证。宏大的历史往往冷漠无情，而文学却能保存个体的眼泪与呼吸，能让那些在官方叙述里被遗忘的故事，再一次被温柔地记起。
本书当初在台湾出版后，意外获得了“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图书大奖”，和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这并不是我的文字有多么精巧，而是因为台湾读者听见了来自对岸同族的另一种声音。后来有幸又有了英语和法文的译本，书中的哀痛与坚忍，在不同的土地上依然能引发一些共鸣。这让我明白，文学的价值并非消解差异，而是穿越边界，把人类共同的悲悯与记忆唤起。个体生命的苦难与爱，终究是人心相通的情愫。
今天，这本书能够有机会在日本出版，完全是一个殊胜的缘分——2024年的冬天，好友一恺先生相约在风雪中漫步日本的中山古道。之后我们在京都，拜会了神交已久的王小林教授，他一直从事中日文学、宗教、神话与思想史方向的研究。在他们两位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让拙著获得汉学家佐佐木先生和さいはて社的垂青，令我百感交集。首先要感谢译者深厚的语言功力，将我文字背后的节奏与情感，细致地传递给日本读者。也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他们的善意与理解，让这本中国的禁书，再次在他乡获得了新的生命。
每一个作者都希望以文字结缘，在世间获得更多的知遇。但我深知，跨语种出版在今日的艰难。好在有一些情感是无须翻译的：亲友之爱、生命的告别、乡愁的呼唤，这些都是超越语言的人类共同体验。如同江水流淌在大地之上，承载所有人的悲欢离合。愿我的文字，像古老的成语所说——一衣带水，一苇渡江，带着当代中国人的奇特命运，驶向每一位读者的心岸。
（以上为日文版散文自选集自序。承読道社雅意，在2024年出版拙著《故交半零落》之后，以《尘世挽歌》为名，与日文版同步出版此书之简体中文版。）
野夫 2025年8月于泰国清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