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鹏｜当理性取代信仰：一座教堂的灵魂演变史

编者按：在某种我们熟悉的叙事中，美国的新教徒精神与政教分离原则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正是这种微妙的平衡，滋养着美国的进步、多元与包容。甚至美国社会的一些约定俗成的默契，都来自于基督教的背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撕裂美国的重要两极，都源自于对基督教传统的捍卫与反动。无论是堕胎、持枪乃至于司法、州权，解释的来源依旧来自于对于基督教美国和进步美国的理解。

有调查显示，今天的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受访者，越来越少。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社区生活和基层政治的动员，宗教发挥的作用却有反弹的迹象，表现的方式越来越直观甚至粗暴。作为一种进步主义史学的微妙平衡，也许正在破碎。

本文是一位华人学者对美国宗教社区的观察和历史梳理，也许我们可以一窥，宗教美国如何孕育出多元与宽容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又是如何开启一场彼此间的宗教战争？

一座无比包容的教堂

凡在海外学习、生活的中国人，都会或多或少与不同的宗教信仰产生联系，无论是与宗教的信徒交往，抑或是与教会或者寺庙的活动产生交集。

很多有中国大陆成长背景的新移民有一种挣扎。有些人一直坚强地抵制唯心主义地“落后思想”地侵蚀，要么干脆不接触，要么在短暂接触之后立刻“悬崖勒马”抵制住了对方的进攻。也有一些朋友深受感动，第一次开始考虑诸如我是谁，我最终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问题，成为忠实的信徒。后者中的很多人在一个被世俗化改变得七零八落得现代世界里，成为了比移民目的地本国的民众更为“虔诚”的坚守者，并且痛心疾首于当今世界由于远离宗教而产生的堕落。

传统中国，讲究中庸之道。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早就远去的传统。我常常看到两者间激烈的争论和势如水火的敌意。

我在与华人教会的交集中，一直存在一个疑惑。为什么我听到的话语多半是一味地强调顺从、自己地卑微、妥协，把自己的位置放得非常之低，总是不断地强调信靠。这对于有独立思考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人的主体性在哪里？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们，尊严在哪里？难道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伏膝跪拜？依靠和自我的主动性之间，界限在哪里？

2024年圣诞节平安夜，刚刚搬回波士顿地区的我们，打算去教堂看看。

去我家十来分钟车程，就是历史名镇康考德（Concord）。这个地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是波士顿城外最为重要的城市。在美国文化里更是闻名遐迩，不仅独立战争最早的战斗之一在这里打响，而且它在美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也相当了的，一个小小的镇子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画家、雕塑家、科学家等等。

那里的镇中心矗立着一座高耸的白色漂亮建筑，康考德第一教区教堂 Frist Parish Church。“第一教区教堂”这个名字缘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时代。那时每有一个新的市镇成立，清教徒就会成立一座“官方”的教堂，命名为第一教区教堂。Parish这个词，词源希腊文paroikia的原意是旅居之地。演变为区域的意思。在美国某些地方比如路易斯安那州，parish还在作为行政区域适用，与县——county涵义相当。parish在英国传统中被用来指代教区。新英格兰地区由于地方自治，“教区”也就和市镇重合。一般来说这种教堂除了宗教功能，也往往是大家商讨重要问题、进行集会的地方。

我们去的当晚，教堂的会堂里坐满了人。一整晚的仪式，都以唱歌为主，中间穿插着教牧人员类似于布道的简短讲话，庄严和简单。这种体验与一般的基督教教会给人的感受非常不同。一整个晚上，没有人提到基督教教会里常用的那些词汇和语句。这让对这个教堂一无所知的我觉得很好奇。

我只知道这个教堂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康考德正式成为市镇的第二年，1636年就建立了。最初当然是一座清教徒的教堂。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是在1774年10月曾被临时用作事实上的殖民地议会所在地。当时，英国政府刚刚通过所谓的《不可容忍法案》之一，解散了殖民地立法机构。然而，各城镇选出的代表无视这一命令，仍然在康科德的这座教堂内召开会议，共商对抗英国当局的对策。这个议会由约翰·汉考克（John Hankock）主持，被称为马萨诸塞省议会。当时教堂的牧师是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他同时也担任省议会的官方牧师。艾默生后来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去世，但今天他或许更为人所知的是：他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祖父。

当时的教会属于公理宗（Congregational） 。这是一种新教教会传统，起源于16世纪英国清教徒改革运动，它最为核心的特征不是特定的神学，而是教会治理制度——自治。它不同于天主教，每一个教会——congregation 都独立自治，不受主教、主教区、长老会或者任何地方的权威管理。教会的重大事务由信众投票决定。你或许看出这里的关键词了：民主，自决，地方自治。当时五月花号登陆之后建立的普利茅斯（Polymouth）殖民地，采用的就是Congregational的体制。新殖民地的建立，起因于宗教，因此艾默生这样的宗教领袖既是精神和灵性导师，也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前面提到的威廉·艾默生，也被称为老威廉·艾默生。他出生于殖民地时期不远处的另一个市镇莫尔顿Malden，毕业于当时神职人员、知识分子的标配学校：哈佛大学。历史记载，他是一位开明、具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牧师。老艾默生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子承父业，也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成为波士顿最为重要的教会组织波士顿第一教会Boston First Church的主任牧师。这两位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温和派，对启蒙理性主义和个人良知持相当开放的态度。这个教堂今天还在，位于波士顿的后湾（back bay）地区，不过当时的地址是在今天唐人街附近的位置。

哈佛大学的转变

美国这个国家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历史一直在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向前发展——它没有历史包袱，有的是人们对于未来如何的大胆讨论和实践。无论是科学，艺术，信仰还是政治抑或是哲学。

艾默生家族已经有三代人都投身教牧事业——其实他的曾祖父也是一位牧师，时间来到了他们家的第四代。1803年，拉尔夫·沃尔多·艾默生出生了。从事牧师工作当然是最体面的职业。艾默生八岁就被送进波士顿拉丁学校接受教育。两度在哈佛大学学习之后，于1829年在波士顿第二教堂（Boston Second Church）成为了一位牧师。不同的是，此时他已经不再是公理会的牧师，而是一位一神教派（Unitarian，也译为一位神论派、统一教派、单位论者、唯一本体论等）的牧师了。是的，那时候的哈佛神学院，已经不再是培养正统的清教徒的学校，转而开始培养一神教派的牧师了。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哈佛大学的历史，比美国这个国家还要久。1636年，经由当时的殖民地最高立法机构马萨诸塞大法庭批准，建立了哈佛大学的前身——新学院（new college）。两年之后，清教徒牧师约翰·哈佛临死前捐出了自己的320卷藏书和780英镑给这所学校。次年，学校更名为哈佛学院。

1643年，伦敦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新英格兰初果（New England’s First Fruits）》，里面有一段话这样介绍哈佛学院：

“advance learning and perpetuate it to posterity, dreading to leave an illiterate ministry to the churches when our present ministers shall lie in the dust.”

“为了促进学问的发展，并将其传承给后世，唯恐当我们现今的牧师长眠尘土之时，教会却留下一个无知的教职队伍。”

这句话精确地描述了哈佛当时给自己地定位：培养教牧人员，而且是要培养有知识的教牧人员。在欧洲，最早的高等教育就是脱胎于神学教育，哈佛继承了这种传统。不同的是，他们培养的牧师，都是清教徒的公理宗教派牧师。虽然哈佛从未明确说明这一点。

此后的三百多年间，哈佛的神学教育，也就是美国宗教思想演变的缩影。

从建校到十八世纪末，哈佛的神学教育属于清教徒正统派（Puritan orthodoxy），与我们今天认为的基督教新教无异，强调圣经的权威，原罪、预定论是毫无疑问的基本信条。这时的主流思想可以概括为清教徒加尔文主义公理宗。

1700年代末到1805年，是第二个时期。这时候的神学教育开始慢慢偏离了加尔文主义。毕竟社会的大环境在发生变化，启蒙运动的影响不容小觑。对于理性和经验的强调进入了校园。学生和教授们都开始对预定论、人类堕落这样的教义提出了质疑。学院也把道德哲学、自然神学纳入到教育内容中来。这时候哈佛给自己的定位是培养有道德理性的人，而不是因循守旧的神职人员。

之所以180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事：信奉一神教派的神学家亨利·沃尔（Henry Ware Sr.）当选哈佛的荷利斯神学讲席教授。一神教派的核心的思想是：只相信上帝一位真神，不接受传统基督教信奉的三位一体；强调理性、道德和良知；反对原罪论，强调宗教宽容和自由。这在传统宗教势力看来当然是离经叛道的。沃尔的入职，自然受到了哈佛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其中一些神学家干脆愤而离职，与一些教会势力另起炉灶，创立了位于波士顿城北小城安多佛的的安多佛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这个神学院在波士顿不同的地点存在多年，在二十一世纪最终并入了耶鲁大学的神学院，这是后话了。

从这一年开始，一神教派就逐渐成为哈佛的主流神学教育思想，直到1830年左右，超验主义开始兴起。

1850年到1900年，可以称为自由神学和社会福音时期。圣经批判研究已经开始进入课堂和研究内容。社会改革也成为神学研究人员关心的事务：比如工人的权益、废奴议题、社会公益、人道主义。

进入20世纪以后，哈佛更是进入了宗教多元化时期。世界宗教、哲学、伦理学、跨文化神学、公共政策都成为神学院的教育内容。学生的背景也多元起来。随着学术规范的普及，学术自由、宗教宽容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成为主旋律。

大逆不道的艾默生

回到艾默生。1838年，艾默生已经是很有知名度的文化名流。他游历欧洲时结识了很多学者，回到马萨诸塞州的康考德又和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组成了 “超验俱乐部（Transcendent Club）”，常常聚会，办杂志，发表文章，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年盛夏的7月15日，离开哈佛神学院不到十年的艾默生，受邀回到母校在神学院毕业典礼上演讲。史称神学院演讲（Divinity school address）。在演讲中，艾默生和盘托出自己对于信仰的思考，对制度化的宗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耶稣是个伟大的人，但不是神，他强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内在的直觉与神圣沟通。他说“基督教会所说的奇迹，其实是一个怪物。他还主张摒弃对权威的崇拜，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灵魂不认人，它召唤每个人扩展到宇宙的全部范围。”

艾默生所讲的，就是“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核心思想。它后来被看作是19世纪上半叶由新英格兰地区兴起的一种哲学和文学运动，具有哲学、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多重色彩。它的核心思想是不再崇拜宗教的权威，主张个体探索真理。按照艾默生的说法，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与宇宙（或“上帝”、“神性”）直接相连的“内在之光”或“神圣火花”。或者说，每个人都有神性。艾默生明确说出“神存在于每一个人之中”这样的表述，甚至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为先知”，无需追随历史上的宗教权威。

超验主义者们也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它是真理的来源，具有神性，与人的灵魂相通。超验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艾默生的好友、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是这种思想最为人知的代表。超验主义者们还认为人应该回到自然中去，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他们也积极推动废奴、女性解放等社会运动。

演讲的反响如何？相当糟糕。虽然如前述，哈佛神学院的主流思想一直在与时俱进，但在当时，艾默生的演讲还是让学院哪怕是有自由主义神学倾向的教授们无法接受，十分震惊。他的看法已经超越了当时一位论的接纳程度。被认为是正统的一位论“守门人”的学术权威、哈佛神学院的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 Norton）教授愤怒的公开发表讲座和文章，批评艾默生破坏了教会的信仰基础，他指出，如果允许这种思想传播，最终会导致宗教混乱和道德的沦丧。“用模糊的情感和个人印象取代《福音书》的权威，这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危险的妄想。”

诺顿教授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基督教之所以被称为基督教，是因为正统基督教普遍认为：人唯有通过耶稣基督（圣子），才能与上帝（圣父）建立救赎关系。这一信念体现了基督教的中心教义 —— 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和三位一体（Trinity）。按照艾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这一信仰的基础就被从根基上摧毁了，这分明是大逆不道！

哈佛神学院的教授们再不想与艾默生有任何瓜葛。他的名字据说在校园里作为禁忌存在了多年。但艾默生作为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连林肯总统也与他交谈过他的思想。他的作品俘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灵。1864年，他被选为美国文学与科学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态度也已经在三十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1866年，哈佛大学决定授予艾默生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这个举动，反映了哈佛大学对于艾默生在公共事务、哲学思考等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的承认，也被认为是一种和解。

有人说三十年，太久了。在我看来，三十年的时间，在十九世纪末，已经算是非常迅速的转变了。艾默生关于每个人都可以和神连接的想法，不知道更为保守的罗马教廷会如何看。但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是，在此后的第99个年头，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教廷才通过《我们的时代》对超验主义的开放思想进行了一个折中、委婉地回应。那时候教廷首次官方明确认可犹太人与上帝的特殊关系并未终结。不过直到今天，很多新教传统（特别是保守的福音派、改革宗）至今仍坚持“唯独信仰”（sola fide），认为不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人无法获得救赎。

2006年，在艾默生演讲168年之后，哈佛大学宣布设立“艾默生一神论普救联合会教授（Ralph Waldo Emerson 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 Professorship）”席位。

一神论普救联合会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又是什么？它其实点出了“超验主义”的衣钵在今天的继承者。

一神论普救派，灵性成长世俗化的终点？

文首提到的康考德第一教区教堂，今天就是一家一神论普救派教会。也无怪乎他们在仪式中不在提及《圣经》和耶稣的名字。

在1800年代，前面提到的公理宗，也就是艾默生的祖父所属的教派慢慢演变成了一神论派——Unitarian占主导的教派。这时候，有另一个教派也在发展——Universalist，普救派。它起源于英国，在18世纪晚期传入美国。1793年，美国出现了全国性的普救教派组织——美国普救派大会。这个教派特别强调宗教自由、社会公正，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且积极参与废奴、教育改革等社会事务。

到了1961年，一神论派和普救派两者因为高度相近的神学理念，干脆就合二为一，成立了统一普救派，或者说一神论普救派——Unitarian Universalist(UU)。

康考德第一教区教堂也就是在这时候，很自然地成为了一神论普救教派的教堂。

一神论普救派有哪些特点？

没有固定的教义。从前面的梳理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从传统的清教徒正统派信仰到今天，一神论普救派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得包容的过程。这个派别特别强调个人信仰的探索，甚至接受无神论者，人文主义者，自然神圣论者，各种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跨信仰者。

没有共同的信仰，那凭借着什么把众人连接在一起呢？这个教派特别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包括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正义和平等。同时他们依然特别鼓励灵性的探索和成长。

在教会的治理上，普救派因袭了公理宗教会自治的传统，凡事由会众投票决定。

一神论普救派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两个流派积极参与社会现实议题讨论和行动的传统，在民权运动、女性权益、性少数群体平权、环境保护、对抗种族主义等方面一直非常活跃。

总之，一神论普救教派强调理性、自由、个人良知、多元包容与社会公义，而非传统宗教的固定信条或权威。

在平安夜的集会中，我注意到会堂里很多白发苍苍的老者。年轻人的数量非常少，这一点似乎比我在其他的新教教会中看到的情况更为 严重。在对一神论普救派比较了解的朋友那里，以及文献中，我得到了印证。这个教派所面临的信众流失、对年轻人缺少吸引力的问题，比其他的教派和教会都更为突出。

很多学者、宗教社会学家和 UU 内部自己都在担心的现实问题。

根据一神论普救教会协会UUA的官方数据，过去十年间该派别的会员人数持续下降达16%，2024年会员人数约为不到13万人。尽管美国全国的整体宗教参与率都在下降，但是UUA的会员数下降的速度更快、更突出。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普救教会成长的年轻人，成年后其宗教身份认同感相比其他宗教更为脆弱。

我们转过头来回望历史，会发现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教派，如何一步一步随着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启蒙运动、各种社会“进步”思潮和运动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批判性思维，而走到了今天。由于新英格兰地区，尤其是波士顿周围以康考德、哈佛大学为重镇的自由主义神学的演变，各处的第一教区教堂中，有60-70%都经历了前述的由清教徒，公理宗，到自由派公理宗，一神派，一神派普救教会的过程。有一些教会拒接接受这种转变——比如那些对艾默生的演讲愤怒无比的宗教人士，慢慢演变为今天的公理宗或者公理会教会。

成也新教，败也新教？

当人们讨论起美国所具有的独特政治传统、生活传统时，基督教新教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无论是生死观，权力制衡的理念，还是劳动伦理，亲情、友情人际关系，开尔文主义新教的影响深刻而无法抹去。

在一个相当宏大的视角上，德国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从纵览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高度，思考了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和繁荣的作用，写出了影响力巨大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

由于美国的立国和制度设计都是由清教徒的后裔在一块崭新的土地上完成的，方方面面也就都浸透着新教的基因。

美国法学家、神学家约翰·艾迪斯摩（John Eidsmore）在1987年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书《基督教与美国宪法（Christianity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Faith of Our Founding Fathers）》。艾迪斯摩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同时拥有神学、政治学、道学的硕士学位，是一位受教育程度相当好的学者。他曾经在空军服役，也在阿拉巴马州的福克纳大学教授宪法学、历史学和神学。约翰在书中系统地分析了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的世界观如何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创者们。基于详细的历史资料，作者论证了论证许多美国宪法的核心原则（如自然法、个人自由、政府的有限性、分权制度等）都可以追溯到《圣经》教义。在艾迪斯摩教授看来，《美国宪法》并不完全是一份世俗的文件，而是在基督教新教的指导原则下完成制定的。他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的概念，应该小心理解——将宗教背景完全排除于公共事务之外，是对《宪法》原意的一种误读。

1898年，美国南部卫理会宗教领袖查尔斯·高洛维（Charles Betts Galloway）出版了基于他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学院所做的五场讲座讲稿为基础的《基督教与美国（Christianity and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一书。高洛维讨论了基督教信仰如何深刻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道德和公共生活。Galloway 认为，美国的共和国制度、自由理念以及公民的道德观念，都深受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传统的影响。他直言，如果美国远离了这种基督教精神，其政治和社会秩序将会衰败。

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在宣誓时是要手按《圣经》的。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个例外，那就是1825年就职的第七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他宣誓就职的时候所按的是一部法律的书（具体是什么书尚有争议）。不过他的态度，是否预示了美国式信仰在后来的转变？亚当斯本人是一位神教派的成员。他去世前，捐资兴建了一处教堂。他和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两夫妇的灵柩，就长眠于位于这座位于波士顿南部的昆西市的总统教堂的地下室里。当然，今天这座教堂，也是一位神普救派的教堂了。

在今天高度极化的美国政治生活里，虔诚的、保守的基督教会——比如某些南部的福音派被认为是右翼，甚至极右翼的大本营。华人教会相当一部分信众也是与“进步力量”格格不入的一股力量。

生活在未来的人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人们是否会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还坚持精神世界，或者说灵性的成长？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保守我们的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