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阿布拉菲雅|貨櫃裡的大洋
編者按:《無垠之海》這本書講述世界三大洋的歷史,全書分成五大部。前三部含括的時間長短不一,但都止於一五○○年: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去到了美洲加勒比海、一四九八年達伽馬自西歐繞過南非好望角到達印度……,這以後人類跨越海洋的遭遇與互動也就越來越頻繁,規模也日益擴大。本書的第四部〈對話中的大洋,一四九二-一九○○〉,這四百來年的時間,西方人往亞洲、非洲與美洲擴張,慢慢也將手掌伸進太平洋的一座座島嶼,這個階段正是「全球化」由緩步前進走到加速進行的過渡階段。到了二十世紀尾聲,「全球化」可謂完成。本書的第五部,也就是最後一部,標示出「人類主宰下的大洋」。在一八五○年左近,世界發生了很多事,當中一件就是英國人攻擊中國的「鴉片戰爭」(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另一件是日本阻擋不了的美國軍艦進入浦賀港的「黑船事件」(一八五三年)。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歷史大事。重點是從這個當兒開始,先是西方人的「船堅炮利」一一打開他國的門戶,強迫通商或者從事殖民事業。百年之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之後,殖民地獨立成為風潮、經濟發展成為時尚。新經濟體如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泰國等等陸續耀眼地登上舞臺,經濟生產的目標並不鎖死在內需,而都放眼到全世界,全球分工於焉發展成形。一八五○年左右也正是輪船開始加速取代帆船的時代,而一九五○年以後日益發達的貨櫃(集裝箱)運輸則將地球不同角落的產品,以快速、低運費的方式送往消費者的手上。本文便是講述這個時候的歷史。選自《無垠之海》第五十一章《貨櫃裡的大洋》。出版社授權刊發。
一
到了二戰結束時,不僅許多船隻,而且有許多港口都變成廢墟,比如倫敦港、利物浦、鹿特丹、漢堡,還有新加坡、香港和橫濱。將世界貿易從這樣的低谷中解救出來是一項艱巨的挑戰,但是人們做到了。隨著新的緊張局勢開始困擾全世界,橡膠等重要原料持續供給的問題,成為經濟復甦的刺激因素。從遠東的情況來看,復甦之路上滿是障礙。在日本戰敗後的四個月內,一些英國公司就開始探查馬來橡膠的產地。砂拉越輪船公司(Sarawak Steamship Company)在戰前的小船隊損失殆盡,但公司董事會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會議上,嚴肅地確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的會議紀錄,彷彿之間的所有苦難都不曾發生。鐵行輪船公司發現,新加坡辦事處已被摧毀,但是香港辦事處被日本人改造得很漂亮。荷蘭人從印尼撤走後,遠東的局勢變得更加複雜,這次大撤退涉及數萬名滯留在日本控制區多年的歐洲人。世界各地的船隻被召集起來,這些倖存者不知何故被運送到紅海,荷蘭政府在那裡建立一家臨時的百貨商店,甚至為這些往往很憔悴的移民提供荷蘭美食。但是隨著東南亞國家紛紛獨立,歐洲生產商傾向撤離。顯然馬來橡膠將成為馬來西亞政府的關注點,而馬來西亞政府預計不會對歐洲公司有特別友好的態度。
中國的局勢進一步複雜化,使得香港陷入困境。不過,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今天以臺灣為基地的中華民國都明白,在國共衝突中,香港可以擔當監聽站,所以很有價值。從英國人的角度來看,香港也是防止中共向馬來半島擴張的重要壁壘;直話直說的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表示,他希望香港成為「中東的柏林」,不過他似乎把中東和遠東混淆了,這很奇怪,因為他深度參與巴勒斯坦事務。香港的復甦受到兩個因素阻礙:首先是大量難民從革命的中國湧入香港,港英當局無力應對這些難民的湧入;另一個因素則是在韓戰期間和之後,透過香港的貿易大幅下滑。韓戰部分是由美國主導的,美國試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全面貿易禁運,而聯合國禁止向中國輸送戰略物資。不過,歐洲公司在上海和中國沿海其他貿易基地的辦事處關閉,對香港有好處,因為此時從中國出去的貿易都是透過香港進行。但是這種情況在一九五○年代初的新政治條件下無法持續。美國禁運官員來到香港,以擋不住的熱情開始工作。蝦被列入禁運貨物清單,因為不清楚牠們是否來自香港,也許牠們曾棲息在中國控制的珠江水域。
英國的另一個貿易基地新加坡,預計不會繼續忍受殖民統治很長的時間。倫敦對馬來半島的獨立運動有很多同情,但是馬來半島游擊隊(其中有很多華裔共產黨員)的出現,讓情況變得非常複雜。此外,新加坡的人口激增,很快就達到一百萬(是戰前數字的兩倍),因為這個殖民地和香港一樣,吸引貧窮的中國大陸人。新加坡與香港一樣,在美觀的殖民地核心周圍出現貧窮、疾病肆虐和犯罪猖獗的棚戶區。由於缺乏足夠的港口設施(一個巨大的浮動碼頭在戰爭期間沉沒了),新加坡的經濟復甦受到阻礙。新加坡殖民地在接下來幾年裡抓住機遇,自力更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橡膠市場,而且不僅從馬來半島,還從印尼的橡膠樹中提取橡膠。因此,新加坡能妥善利用在亞洲大陸和東印度群島之間,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絕佳位置,不過還是花費更多的時間,才從戰後的貧民窟發展為繁榮與和平的經濟強國。當馬來亞聯合邦成立時,競爭對手印尼共和國試圖對新加坡的橡膠出口實施禁運,希望扼殺新加坡仍不穩定的貿易。但是出口商很快就知道,只要從印尼出發,前往香港,然後在南海夠遠的地方改變方向前往新加坡即可。因此,走私成為一樁好生意。
這實際上是海盜經濟,新加坡無法藉此生存;人們對新加坡能否發展起來表示懷疑。一九六○年,聯合國非常擔心新加坡的未來,於是派出一個小組前往新加坡,由在航運界有豐富經驗的荷蘭經濟學家阿爾伯特.魏森梅斯(Albert Winsemius)領導。他非常悲觀,表示「新加坡正在走向衰敗」。他對新加坡的港口設施不以為然,但他和新加坡富有魅力的領導人李光耀一樣,都是新加坡的救星:魏森梅斯看到,如果新加坡學會處理一種新型貨物──貨櫃,就能掌握主動權。關於貨櫃,下文會作更多介紹。魏森梅斯顯然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另一條成功之路則是利用新加坡在幾大洋之間的優越位置,展開船舶維修的業務。這讓它成為日本、挪威和希臘船東最喜歡的港口。如果新加坡要成為一個主要的海上貿易中心,這些船東正是新加坡需要吸引的那類人。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的人口以華人為主,所以在馬來西亞聯邦內如坐針氈)後獲得獨立,這就造成令人生畏的新挑戰。現在,發展新加坡本地工業的努力因為更難獲得大陸的原料而受阻。解決辦法是以魏森梅斯提出的想法為基礎,將新加坡變成一個商業和金融的中間商,這是亞洲最了不起的成功故事之一。
二
如果要全面描述歐洲的經濟復甦,就要考察許多有時會拖慢復甦速度的因素,這些因素在遠東也存在:基礎設施遭受的嚴重破壞,特別是在倫敦港;外部競爭,特別是日本成為一個主要的造船中心,並以更大的規模重建商船隊;與此同時,英國造船業正在衰退。惡劣的勞資關係,特別是海員的工資和碼頭工人在日益機械化世界中的作用,則是另一個因素,隨著港口對人力依賴程度的降低(這一點留待下文再談)變得更加重要;一九五五年、一九六○年和一九六六年的海員罷工,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具破壞性,嚴重擾亂英國的貿易。由於一九六六年的罷工,鐵行輪船公司損失一百二十五萬英鎊,有五艘船停工。
蘇伊士運河被埃及政府收歸國有後,英、法兩國試圖恢復歐洲人對運河的控制,導致蘇伊士運河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關閉,此事使得英國航運公司陣腳大亂。當以色列軍隊在一九六七年再次大敗埃及軍隊並占領西奈半島時,英國航運公司又一次受到負面影響。不過,吃虧的不僅僅是低薪勞工。新的經營方式不再有利於在之前數十年裡發揮關鍵作用的中間商。由於外國客戶越來越傾向直接與英國境內的生產商交易,作為中間商的船舶代理公司被排擠在外;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業產品(如重型機械)在技術上的日益複雜化,而中間商不一定能夠了解和解釋新技術。英國公司也寧願直接去找茶葉種植園,或者其他能夠獲得原料的地方,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的電視廣告裡,經常會有這樣的自豪吹噓。不過從全球來看,在戰後的若干年裡,英國經濟有了明顯的反彈。在二戰期間,鐵行輪船公司失去戰前三百七十一艘船的一半以上,損失的總噸位為兩百二十萬噸,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該公司經營的貨船數量已經和一九三九年一樣多;至於客船,擁有的數量則比以前少,不過船的尺寸更大。此外,鐵行輪船公司體認到油輪對未來很重要,該公司以前不曾經營油輪,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向英國造船廠下了油輪的訂單。在二十年內,倫敦的海運業務反彈到一九三九年的一.五倍。一九五○年代,利物浦的航運公司在緩慢起步後也恢復得不錯,但是這些成功被海員罷工打斷,於是業務逐漸開始縮減;隨著貨櫃船駛向更適合其需求的其他港口,利物浦的失業率也在提高。如前文所述,貨櫃是二十世紀晚期海運界真正偉大的變革之一。
歐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故事是鹿特丹,它在戰爭中幾乎完全被毀,這一點刺激了雄心勃勃的重建和擴張。鹿特丹本身距離海岸有五十公里,但它的港口,包括巨大的新「歐洲港」(Europoort),現在一直延伸到北海。按照荷蘭人一貫的銳意進取精神,鹿特丹港囊括馬斯弗拉克特(Maasvlakte)的多個內港,它們建在大海中,能夠應付巨大的油輪,這是鹿特丹成功故事的一部分。作為一個貨櫃港口,鹿特丹在歐洲取得新加坡在東南亞獲得的成就。另一個成功的祕訣則是,鹿特丹在石油業中的關鍵作用。一九六○年代,主導鹿特丹業務的是運往鹿特丹並在那裡精煉的石油,以及代表荷蘭皇家殼牌(Royal Dutch Shell)和其他公司向歐洲內陸輸送石油的管道。鹿特丹的經歷與新加坡類似,因為它能夠作為一個位置優越的轉口港發揮關鍵作用:它的港口位於萊茵河、默茲河(Meuse River)和斯海爾德河等,深入德國、法國和瑞士境內的長而複雜河系的出海口。歐洲港不僅是歐洲最大(在一段時間內也是世界最大)港口的一部分,也是一個真正的歐洲港口,滿足歐盟內外的歐洲國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