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编者按：12月18日是哈维尔去世十三周年纪念日，书评特别刊发了学者崔卫平翻译的亚当·米奇尼克为哈维尔75岁生日所写文章《当苏格拉底成为伯里克利——瓦茨拉夫·哈维尔非同寻常的人生（1936——2011）》。那么谁又是亚当·米奇尼克呢？今天特别刊发崔卫平介绍亚当·米奇尼克的文章。本文为亚当·米奇尼克中文译本《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翻译）的序言。此次刊发为修订版。明天书评将刊发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

我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这位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进入2000之后，一度我十分入迷阿伦特。别人给我送来了英国教授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novan）一篇文章的复印件。卡诺凡写道“请考虑在过去二十年内‘阿伦特式’的事变。东欧的持异议者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献身于公共利益，自发地创造了自由的空间，于其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行动的令人兴奋的愉悦。由团结工会所展示的波兰的行业联盟，证明了无望的人们如何通过公开地采取一致行动而获得力量。说到底，1989年公民运动的觉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个阿伦特式革命的范例（完全不是马克思的）。”（註2）

这位教授并没有从细节上论证到底阿伦特的思想如何影响了杰出的东欧知识分子。只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一条说：“根据亚当·米奇尼克（1995年在罗马阿伦特讨论会上的发言）所说，他和一些长期卷入波兰民主斗争的人们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著作中直接受益。米奇尼克自己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有着阿伦特的语气，比如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註3）我很快从北图找到并复印了他的《狱中书简》（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年）、《教会和左派》（The Church and the Lef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以及一本不是米奇尼克写的但和米奇尼克有关——《自由主义的怪圈》 ，它有一个副标题是“写给米奇尼克的信”（Liberalism’s crooked circle : letters to Adam Michni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作者埃拉·卡岑涅森（Ira Katznels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和历史学教授。

与此同时，我想起大约一两年之前，戴晴老师与我提到过一个人。记得那时她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与我见面说想要在国内出版三个人的书——英国作家奥威尔、捷克哈维尔和另外一人。戴晴说她1999年曾参加过一个东欧转型十周年纪念会，会上有一位原反对运动重要成员、当今波兰媒体人，受到了比与会的政治明星包括现任政要更多的热烈欢迎。戴晴本人是作为1989年这个转型年社会运动失败的代表而出席的。这位受人瞩目的媒体人后来把戴晴在会上的发言大篇幅发表到了自己的报纸上面。戴晴应该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因为此前我完全不熟悉，因此没有记住。我找到了戴晴，得知此人果然是米奇尼克。这么说，戴晴是最先认识米奇尼克本人并与他有直接交流的人。我从戴晴那里又借来了《自由书简》（Letters from Freedom，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是米奇尼克这个会上送给戴晴的签名书。接下来，根据《狱中书简》和《自由书简》，我挑选了一些文章，与一些年轻朋友一道将它们翻译了出来，这便是《通往公民社会》。

顺便地说，我在陷入米奇尼克之后一段时间，都不知道Michnik这个名字怎么发音，因为其中有三个辅音chn直接相连，问了身边的一两个人都说不知道他。后来有一天小西天电影资料馆为肖邦的周年纪念放映电影关于肖邦，主持人是波兰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电影放完之后，我走到电影院里的通道前面拦着她，把Michnik写在一张纸上问她这个名字如何发音，她告诉我说是“米赫尼克”，至今记得她发音时的样子，这个应该更符合波兰语。我后来之所以没有用“米赫尼克”，因为我在网上（那时候Google还在中国），看到了胡平先生的文章《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就沿用了胡平的用法。这么说，胡平是第一个用汉语向中国读者介绍米奇尼克的人。

米奇尼克说到1978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这样的见面是非法的，一边是作为“七七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KOR的代表，后者是米奇尼克于1976年和朋友们一道建立的独立组织，全称为“保护工人委员会”。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1980年团结工会颠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在山上见面，再后来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自由。

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木棍、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KOR帮助了他们。

一 “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在谈及家庭时，他用了“红色同化”这个词。）他称自己“在六十年代属于一个不知道害怕共产党的特殊的小圈子。我感到共产党的波兰就是我的波兰”。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的事实？”结果是被老师赶出了课堂。看到父亲的老战友及自己的亲戚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十五岁时，他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一个将自己命名为“矛盾的寻找者”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很多人出自红色家庭。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的小团体，讨论当时被禁止的各种各样问题，在沙夫的保护下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米奇尼克刚满十六岁，他在大街上遇见库隆（Kuron，此人担任过波兰共青团书记，最早的异议人士，后来成为团结工会顾问），库隆说：“听着，亚当，哥穆尔卡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点了你的名。”米奇尼克当时正面临升学，有些恼怒地说“别瞎扯了，我还要完成物理课的功课。”而库隆接着说：“哥穆尔卡同志不需要完成物理课功课，所以他有时间和你瞎扯这个。”中学过关考试后，他首次去国外呆了三个月，见到了波兰流亡者、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法国的托派。回国后他遇见朋友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他惊讶朋友为什么不在家里约他下一次见面，却要约到公园里。结果是几天后他在公园等了几个小时无功而返，来到朋友的家中才得知朋友已经被捕。这是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时刻——他知道自己属于这些人的圈子。他并不完全同意包括库隆在内的人们的纲领，但是他感到和他们亲近。他的这些年长的朋友正在策划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被关了两个月。从此，他成了库隆（此时属于共产党改革派）圈子的重要人物，十九岁“爆得大名”。

1965年至1968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官方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一次，拉科夫斯基参加了讨论。年轻人向这位未来的大人物发出质疑：“哥穆尔卡是一个人，还是上帝？”答曰“当然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能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吗？”答曰“不能，这不可能。”“那么，拉科夫斯基，为什么他身上不能找出一个错误来批评呢？”从反权威的立场导致的质疑，和当时的中国年轻人非常接近。 1968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一个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一个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密凯维兹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做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沙皇反对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发放命令的是教育部。正当他沉浸在由这部戏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时，波兰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五个出兵国之一，使这位年轻人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羞辱。他感到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罪。进一步引起他反感和不能忍受的，是当时的报纸上对他采取了“反犹”攻击：不止一家报纸说，米奇尼克是一个犹太人，因此在波兰没有他的位置。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使得他最终和共产主义制度划清界限的原因。接着是十八个月的牢狱，罪名之一是他参加了一个企图推翻国家的秘密组织，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存在。目睹了波兰“同胞”的一系列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之后，米奇尼克在狱中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他是波兰的爱国者而不像那些口是心非的人。

1969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它有一个光辉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的世界打交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个工厂有着华沙最漂亮的姑娘，他在她们中间很受欢迎，“我想不出来还有别的比这更好的地方。”在那里，他支持工人们组织了一次抗议，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1970年秋季，哥穆尔卡下台，爱德华·盖莱克接替了他，米奇尼克重新回到课堂，作为波兹南大学的扩招生，1975年得到历史学硕士学位。直到1977年重返监狱，这是他前后十年中远离审讯和牢笼最长的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和天主教知识分子有了广泛的接触，他们互相阅读，彼此产生了理解、信任和好感。当时也只有天主教的报纸发表他本人的文章。与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教堂和左派》，试图把天主教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力量结合起来，该书1977年于法国流亡出版社出版。他还鼓励老朋友库隆看望波兰主教，而此前，这位共青团书记仅仅将教会视作敌人。阅读阿伦特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阿伦特的这本《极权主义起源》在朋友们中间热烈流传。

这期间他参与的最重要的事情是1976年9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稍前，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于乌尔苏斯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紧接着，米奇尼克和库隆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别就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识分子支持波兰工人。这是知识分子首次介入工人的案件。随即KOR诞生。“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它是在后极权制度中所开辟的新的空间。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受萨特邀请去了一趟法国及意大利，和西方左派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那些和他同样经历了68年洗礼的年轻人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主要的概念区分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对米奇尼克来说，他的主要区分是极权主义还是反极权主义。他经常被问及KOR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回国之前，库隆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带一个油印机回来，米奇尼克认为库隆“疯了”，“在波兰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样一件玩意儿？”

从巴黎、罗马、伦敦、汉堡喝完香槟回来仅仅两个星期他再次被捕，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尽管他用民间的老话“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来替自己打气，他还是感到很不好受。这次是因为一个学生也是KOR的合作者被杀害，他们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返回的路上汽车就被拦截。这是1977年5月，被捕引起了知识分子团体广泛抗议，关了两个月就释放了。但是这样的规定却遗留一段时间：每两个星期之内，他就要在监狱里呆上48小时。它的讨厌之处不是呆在监狱里的时间，而是等着被投入监狱的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麻烦的情况毁了我的性生活”，他说。直至80年投入团结工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除了KOR的活动，米奇尼克还帮助建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以及帮助“飞行大学”展开活动（在人们家中或别的地方开设被禁止的课程）。

1980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叫做博格丹·博鲁塞维奇（Bogan Borusewicz）的KOR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欣然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但于1980年8月，他和其他几个人又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在那段时间内，直到今天，我们都认为团结工会是我们（KOR——笔者）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孩子。”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

在这个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中，米奇尼克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和工人出身的瓦文萨摆正位置？“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袖，而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当被问及在团结工会的“日常工作”时，米奇尼克答道：“我处在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里。”他担心瓦文萨和政府之间妥协太多，防止将团结工会变成一个纳入现存制度组成部分，同时严厉防止瓦文萨把自己凌驾于团结工会之上，成为一个新的权威，把该组织变成一个新的专制组织。在他认为，团结工会的经验，是他们所有有关民主、自由、尊严、判断的学徒期。选择当团结工会的反对派，这使得瓦文萨很恼火。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求瓦文萨跟米奇尼克、库隆这样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米奇尼克身上恰恰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他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后来瓦文萨私下对米奇尼克说：“你知道，亚当，我佩服你。如果我是你，就要拧断像我这样家伙的脖子。而你是圣徒，你让我活着。”这种情况一直到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戒严，把米奇尼克、瓦文萨、库隆这些人通通关进监狱而告终。从监狱出来后的一度时期，米奇尼克和瓦文萨好得像“同性恋”似的。

戒严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关了两年八个月，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审判。1983年底，当时的警察头子让人带信问米奇尼克可以选择去里维埃拉过圣诞节还是继续留在牢里过上几年。米奇尼克回信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里维埃拉，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你们是一些猪，而我们不是。我爱波兰，即使在牢里。我不想离开波兰，别打这主意。”这封信被自由欧洲电台于圣诞节广播之后，波兰人也听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说米奇尼克是犹太人，因为他已经显示了对于波兰的忠诚。这次出狱六个月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判了三年。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的评价是——“为了团结工会十六个月的辉煌瞬间，付出六年的代价是值得的”。

在接受法国68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访谈中，他扪心自问“作为一个68年的老兵”，他是否做到了首尾一贯？回答是肯定的：“我始终坚持反权威的理想。这是我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也是我反对瓦文萨的原因。”法国人对他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作战。我不久前在西方说你是我最尊敬的同代人之一，但是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假如我在波兰我是否有勇气像你那样行动。我太热爱生活以致不能清醒地面对监狱的威胁。”米奇尼克说：“我和你一样热爱生活，所以殉道者的头衔根本不适合我。”“我并没有想要坐牢，我是被强逼的。一个君子总得始终做一个君子，甚至行走在屎尿中。”但同时他承认关于“殉道者”的说法有一点是真实的：“如果你捍卫一种理想，那么你首先要让它实现，用你自己的行为表明你相信它；换句话说，你要让它得到见证。”

1989年圆桌会议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当选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一份报纸《选举新闻》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1999圆桌会议10周年之际，当年的原班人马在美国举行了纪念（除了瓦文萨没有到场），米奇尼克受到了比现任总统、总理更大的欢迎。

二 立即动手重建社会

1985年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出版时，他仍未获自由。为该书作序的美国作家、反核活动家乔纳森·希尔在序言中写道：同时具有反思的写作能力和直接参与行动是不多见的——写作要求孤独，而行动要求和他人在一起。而米奇尼克能够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因于权威帮忙的结果。因为他们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而这期间成了米奇尼克写作灵感焕发的时刻。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仍然深深嵌在行动的框架之内，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行动而写作，他直接面对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写于1976年10月的文章《新演进》，可以看作米奇尼克思想和行动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是波兰新反对运动的思想开端。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对形势的判断，即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行动，我们（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空间。对于当时波兰的政治形势，米奇尼克的判断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波兰不可能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波兰没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波兰必然处在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和这种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想要赢得一场对于苏联的军事战争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于想要改变波兰现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十九世纪左派的“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要相信通过革命和自觉组织的行动来推翻某个专制，即非现实，也是十分危险的。”在短期内，完全看不出来苏联想要放弃对于这个地区的全面控制，如果苏联军队不可能赶出波兰，苏联的政治结构仍然保留，波兰的政治格局将会一如既往，极权主义也将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米奇尼克同意当时人们谈论的第一点——不可能战胜庞大的军事和警察的力量；但不同意另外一点：所有的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这种抵抗要获得一个全新的起点。米奇尼克分析了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度占据上风的改革派“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人性面孔和其他别的解释，把共产主义制度加以松动和自由化；后者主要与波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寻找一种讲实效的途径通过与其合作来限制它。修正主义忠实于圣经（马克思主义）但是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它，而新实证主义选择与“教堂”（苏式国家体系）共处却希望它迟早完蛋。这两者都是在体制之内的运作，都有了自己有限的积极成果。然而非常致命的是，它们归根结蒂在“勃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解决问题的取向，使得他们在真正的群众运动面前失去了应对能力及自身存在的意义。譬如修正主义之于1968年的民主运动、新实证主义之于1970年的工人罢工，都不能最终选择自己是站在使用武力的一边还是遭受暴力的一边。结合中国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和九十年代的实用主义，部分地可以加深理解波兰的这两股思潮。

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天的反对派和往日的改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相信演进的纲领必须在独立的公众面前提出，而不是提供给极权主义的权力。这样的纲领必须指引人们如何去做，而不是说掌权者让他们如何改进。对权威来说，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引导他们。”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米奇尼克完全是新一代的做法，在他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当然，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被驱逐，那么在十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中聆听被禁止的关于波兰历史的讲座如何？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渠道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由一小组工人写出他们工厂和他们生活的真实报告如何？而当全国千百万人抛却恐惧，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地方性的行为又将如何？用米奇尼克的朋友格罗斯的话来说，是“一种超越政治地平线的限制但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理界限之内的努力。”

这一套表述在起点上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哈维尔有着非常接近之处。与哈维尔不一样的是，哈维尔更强调从恢复个人的尊严道德开始冲击极权主义无所不及的控制——如果说，极权主义如此践踏了个人的良心，那么从恢复个人的良心开始即开始一场革命；历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把眼光更多地落在了社会领域，他呼吁的是不仅是作为个人的行为，而且是建立社会的自我组织，倡导创立独立的社会组织，让社会自己承担起自身的处境和命运。极权主义曾经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压抑社会及其各种组织，但是到了极权主义时代后期，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政权和波兰的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有待发掘的空间。就权力方面而言，它当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已经做不到它曾经做到的，它的控制变得不那么有效，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变得被迫向社会妥协，或者有可能出现这种妥协。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首先是社会的自我担当，承担和改善社会和人们的具体处境，然后才是和政府协商，寻求与政府的对话和互相承认。米奇尼克最终希望出现的是一个“杂交品种”，政府能够认可和接受不同他一道进餐的人们，承认和接受社会的独立机构。这便是“新演进”的内容。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米奇尼克指出了担当这种“新演进”内容的三种力量： 首先是工人阶级 ，“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朝向民主的公众生活演进的必要条件。”其次是天主教会，这是米奇尼克根据波兰的特殊情况作出的判断：“大多数波兰人感觉和教会很亲近，大多数波兰牧师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第三则是知识界，知识界在这场新的变革中的角色为“提出纲领和捍卫基本原则”。也许他们的声音是弱小的和零星的，但是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在这个队伍中也许还有别的人加入，比如前修正主义者和前实证主义者。

米奇尼克本人带头实践了这个“新演进”的纲领——他和库隆并肩做成的 “保护工人委员会”（ KOR）是一个由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帮助工人的组织。它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服务于这样一些十分具体的目的——在经济、法律和医疗方面，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政府压制的工人家庭以援手，想办法弄钱给那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并帮助遭受审判的工人寻求有利的证据。在一些持异议者的眼中，KOR的人们甚至被讥笑为“社会工作者”，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免遭政府的整肃，显然政府不这样看待他们的行为。任何超出极权主义政权权力范围之外的做法都被看作是有敌意的，任何自身的起点都被看做是对于政权的故意为难和对抗。结果，KOR的成员很快遭到了来自政府的报复：丢掉工作、被逮捕、遭受毒打等等，总之是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只有伟大的目标才配遭此待遇，而KOR的目标则是渺小的。同时，在KOR组织内部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开先河的：一、公开化。KOR成立时，不仅公开其成员的名字，而且公开他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二、真实性。在KOR发表的所有公开文件中，要求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并十分注重事实的准确性，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行动的自主性。这是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适用于KOR成员内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用米奇尼克的朋友、KOR另外一个重要组织者里普斯基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有人想要做某事而这并不有悖于KOR的原则，那么他应该被允许追寻他们自己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人们的首创精神和激情推动下完成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四、互相信任。“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这是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的。这四项基本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不搞阴谋论，不搞权力中心论，不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意志以任何形式在某处发挥作用。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它自己的理由、过程和收获。这就决定了这样的组织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组织上它看似松散的在精神上它却是有力的，它把不同的人们在共同的理念上聚合起来，具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KOR 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性的新的中心 ，促使更多的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是KOR同意他们的独立性，而且是要求他们成为独立的。”（里普斯基）。前面提到的较早时候格但斯克船厂工人的罢工（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前），就是一个KOR的成员在那儿组织的。1980年8月，KOR宣布将自己的活动并入团结工会，这四项基本政策也仍然保留。

米奇尼克爱用一个词“修辞学”，即不仅在目标上和过去作一个了断，而且在全部“修辞学”上幡然一新。古典革命的教条告诉人们，革命就是获取权力，先抓住国家权力，然后再去建设社会；新的做法是鼓励人们把“权力”和“社会”区分开来，将权力的问题放在一边（留给国家），按照你认为理想的社会先做起来；旧意识形态许诺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现在必须苦苦等待和忍受，新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认为的好事，“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铁的历史规律提醒人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新的做法是“如同……（as if）”，即如同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你不是你相信言论自由吗？那么，请自由地说吧。你不是热爱真相吗？那么公布它。你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地去做。你不是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吗？体面地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政府喜欢宣称他们在未来更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你于现在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显示出你的忠诚、勤勉、正直、智慧。而一旦人们开始“as if ”地行动，这个“as if ”就好像融化了，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使得人们陷于瘫痪的那些理由有许多仅仅是心造的幻影，人们感觉事实上踏入另一个空间，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氛。尽管这只是“接近”行动， “as if” 那就是行动本身，并打开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你做起来，你就会觉得这个“as if ”并不是“伪装”，只是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你周围已经存在的某些空间。库隆说过：“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还有一个令许多政治家头疼的问题——目的和手段。传统上所鼓励的做法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但在波兰反对派这里，目的和手段得到统一，每一个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如果你正处于建设社会的开端，你怎么可能允许你的行动被残酷、欺骗所污染同时也是污染社会？

三 将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

哈维尔曾经澄清过“反对派"(opposition）包括"持异见者"（dissident）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及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但聚集在七七宪章旗帜下的人们，他们只是想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一直到1989年12月天鹅绒革命的前夜——1989年11月，捷克的“公民论坛”成立，这才是被认可的捷克第一个 “反对派”组织。波兰人的说法不一样。米奇尼克和他的伙伴们从一开始就确认自己是“反对派”，是“民主的反对派”，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有关将来要建成什么社会的前景——自主的和公民的社会。米奇尼克“公民社会”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重合的。它意味着承认社会不同利益、不同宗教、不同身份的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之间的纷争只能通过民主的程序而非暴力来解决。那是一个仍然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只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和当下他们所处社会大不相同。这一点决定了团结工会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近代社会运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起点：“我认为团结工会为欧洲文化带来了全新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乌托邦的。……团结工会为之奋斗的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不完善的。这对我很重要。在12月13日（指1981年底波兰戒严日——引者）之后我在牢里写的所有文章都在捍卫这个观点。我们不能为一个摆脱了冲突的完美社会而奋斗，（我们的目标）那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但其中的冲突可以在民主游戏的规则之内得到解决。”米奇尼克在一处称之为“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1988年在回答那位后来为哈维尔写出传记《一出六幕政治悲剧》的约翰·肯尼的提问“公民社会是一个18世纪的概念如何运用于今天？”时，米奇尼克答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老师，而社会是教师里的学生，有时它就转变成一个监狱和兵营。相反，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诞生于18世纪之末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提出来的，世纪末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更野蛮的封建社会。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起用这个古典概念为一个民主秩序而斗争，就不奇怪了。其关键是，作为公民，我们这些民主反对派再也不想被当作小孩或者奴隶来对待。反封建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人权，即每个人拥有和君王一样的权利。我们希望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法律条文的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KOR还是团结工会，都是通向这种公民社会前景的途径和努力。在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民主运动的不同之后，米奇尼克指出捷、匈的变革部分起源于共产党内部，而波兰民主运动起点全然是在党和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是“草根的运动”，它不由权力来引导也不受它权力的保护，从一开始，其做法就是对于现有政治框架的冲击，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中加进一个异数，在不存在反对派的环境中充当反对派的角色。这种冲击并不意味着陷入毫无目的、随时随地的冲突，目标的清晰决定了他们行为的自觉和界限。“大多数自发的社会运动（除个别的以外）陷入一种日复一日地和权威不停地冲突之中——并不拥有一个具体清晰的前景，或制定与共产主义制度共存的概念。它允许自己被微末枝节的事件所激起，拖进非本质的冲突当中，它自身经常是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它不熟悉对方和对方的手段。团结工会知道怎样出击而不是一味忍受；知道怎样打蛇打七寸而不是退却；它有着总体的理念而不仅是一个短期行为的计划。”于其中他再度声明团结工会不仅不是要推翻现政权，甚至没有要求取代共产党在造船厂工会中的位置：“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团结工会从来没有想要排除共产党的权力，不想排斥它在国家造船厂中的控制”，尽管统治阶层的宣传机构经常把他们说成那样。米奇尼克进一步称他们的事业为“自我限制的革命”，最大的限制就是雅尔塔条约所规定的政治格局，这个条约将波兰划作苏联军事力量控制的范围之内。所谓“自我限制”，简单地说，所做的一切不要故意激怒那位超级邻国，不要发生坦克开进华沙大街的悲剧，从而把波兰推进更深的灾难之中。“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自我限制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知道不可能打赢一场对苏联的战争，我们的机会依赖于苏联对于占领波兰的恐惧——不要把波兰变成第二个阿富汗。

除了“自我限制的革命”，米奇尼克用的另外一个词是“妥协”（ compromise），在很大程度上，“妥协”是米奇尼克政治生涯中真正个性化签名。“妥协”的起点和“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样的，内涵比“自我限制”要来得更加广阔，它是从今天的社会通往明天的社会的接合部：“我的妥协图景其起点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波兰赶走苏联红军。同时它还建立在这样确信的基础之上——多元化的民主需要妥协来面对复杂的现实。”在1980年底团结工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米奇尼克有一篇名为《希望和恐惧》的文章，呼吁团结工会应当调整自己的位置，减少罢工或避免以罢工作为威胁，以自己的理性唤起政府的理性。“如果仅仅以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才可以迫使政府理性地行动，这种形势是一种社会性的危险，因为这迫使团结工会组织者以罢工作为一种武器。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情有可原的事情，而频繁地使用罢工武器会导向混乱和国家机构的分崩离析，乃至导向谁也不能控制的一种冲突。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把社会调和制度化别无他法，为谈判和妥协、也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创造一张形式上的网络。”他劝导人们信任政府，在现政府全能的意义被削减之后，还政府以政府的尊严：“政府必须获得信任——不是作为前专制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对手。开诚布公地说吧，如果政府不被团结工会信任，那么也不被人民信任。……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民主的反对派，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没有效率、懒惰和愚蠢。人们怎么可能理解政府对于电影“1980年的工人” （一部罢工谈判的年表）所下的禁令？在KOR的出版物中，从来没有如此伤害政府，如同它如此不假思索地侮辱人们真挚和诚实的要求。”

下面这段话，更能够表明米奇尼克 “妥协”的立场，不仅是政治上的伦理或策略，而且是对于民族共同命运的高度自觉和强烈责任感，“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种妥协，和这个我完全不喜欢的政府妥协。这个政府的政策对我完全不存在吸引力，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膏药对一个断了胳膊的人来说，即沉重又必不可少。新的形势要求所有人——当权者和我们——严厉地修正我们的想法。有理由提出仅仅适合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的独立自由所需要的冒险。而现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考虑问题。一个人可以不喜欢当权者，但是不能不把他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来接受。写下这些话对我并非易事。对于他们的了解无法令我抱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新的逮捕和每日的欺诈使得坦率的对话成为不可能。权威的虚弱通过夸大其词的宣传和偷换形势分析的对象看得出来。党的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 (Stanisław Kania，1927——2017，1980年至1981年间曾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接替因团结工会兴起而下台的爱德华·盖莱克)令我想起一艘沉船上的船长，明明坐在一张木排上面却要求一只巨大的横渡大洋的飞船。……无论如何，我要求妥协是因为我们在同一张木排上漂流。在它上面，我们也许都会沉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沉没。我相信，通过智慧和勇气我们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重建秩序。”，关于 “同一张木排”的表述，在89年革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当然，妥协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投降主义的。在要求妥协这一点上，米奇尼克不惜调转话筒，向权威发出同样的呼吁乃至逼和。1988年在回答约翰·肯尼提出的在波兰新的妥协如何达成时，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问题得由雅鲁泽尔斯基来回答。他必须决定他是否进入和团结工会的对话还是像哥缪尔卡或盖莱克一样被丢掉一边。我看没有别的选择，他也许再拖另一个两三年。波兰民族可以等这么长时间，但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权威们认为他们手中有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盖莱克的例子表明，这不是真实的。雅鲁泽尔斯基必须作出决定：他是作为军事法的颁布者进入历史还是作为新的妥协的联合设计师。所有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策是以苏联改革的崩溃为前提的。他是他自己历史的囚徒，而如果他不能做出妥协，波兰新的妥协就会要求他放下权力。瓦文萨说过，有些人必须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工会总是为了妥协伸出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妥协，但是我们不会同意投降主义。我们将继续呼吁妥协以妥协解决问题，但是以全部不妥协的方式来进行呼吁。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走向街头。但如果这是必不得已的，我会感到又浪费了一次机会。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尽管这个真相令我的朋友和权威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真相是——如果我们再次被逼上街头，那么肯定要流血。我将做每一件事避免这种可能性。并且我有这样的感觉，要加以避免的事情，恰恰只有雅鲁泽尔斯基的愚蠢使之成为可能。”

1991年米奇尼克同雅鲁泽尔斯基有过一个长谈，后者关了他前后近六年，这场谈话的标题是“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在涉及1981年底的戒严时，雅鲁泽尔斯基解释那是由于担心苏联军队出兵波兰。他问米奇尼克应该如何来分派责任。米奇尼克答道：第一，当权者有其不可推卸的罪责，因为他们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拦在所有栅栏的后面；第二，我们也应该受责备，私下里我和库隆说过，我和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那时就可以自由选举，而我则认为当时就可以由共产党和团结工会分别搞两个议院；第三、1991年春天我在莫斯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因为如果苏联实行军事法，他将得到西方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如何正确和怎样保护自己的位置。”这些想法出于“我自己这方面对于波兰实施军事法感到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此——米奇尼克接着说——在89年圆桌会议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1980－1981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意识到现在正是他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得新的妥协成为可能。

1989年2——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此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 ”，同时他也承认“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

四、“我们只有一个波兰”

在回答约翰·肯尼“什么是你的民主概念？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否有波兰传统的特殊成分”时，米奇尼克承认自己“波兰民主传统的孩子。”他提到四个当代波兰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于民主的理解。他们是：作家和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诗人齐别根钮·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哲学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1927——）和神父卡洛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1920——，即后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并不仅仅是建立在政治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个名单表明了米奇尼克民主思想深邃复杂的面貌。这些人都是波兰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波兰与这个世界对话开放的一面，比如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特点；但同时他们都是从深厚波兰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在他们本人及其作品中，回响着传统波兰文化、历史那些永恒的和沉重的话题，传递着传统波兰人忠诚和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米奇尼克将这些不同的取向结合在自己身上。一方面，他有着全部现代民主、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本民族的命运。那位法国“68年人”邦迪一上来就问他：为什么你在谈到自己时总是让人们记起你是一个波兰人，而我则从来没有感到和自己民族的联系这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同波兰人民，是因为我认同所有那些弱小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我将会是一个吉普赛人”。

作为受欧洲战后思想文化熏陶的一代，米奇尼克面对的永远是那些具体的人们。“对我来说，民主涉及到人们的状况和人的权利。”具体的人们总是千差万别的，不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即非纯善，也非纯恶；即非天使，也非恶魔；因此，不能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人，把其中一部分人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人剔除出去，在不同的人们中间制造对立。1979年他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长文《蛆虫和天使》，详细清算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思想模式。“蛆虫”这个词是在他之前一位波兰作家维尔兹比基用的，此人写了一篇文章“论蛆虫”，用讽刺的笔法列举了人们的种种自私和伪善，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而逃避责任。米奇尼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他那些用威尔兹比茨的标准看来是“蛆虫”的波兰历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有其高尚行为的一面。那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不仅不适用于波兰历史，尤其不适用于波兰现实。米奇尼克分析了波兰现实中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面临着善和恶的选择，有可能成为善者或者恶人。对于当权者来说，是考虑自己是否更加残暴凶狠还是走向务实和人性化；对于介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人们比如一个教授来说，他是否能写出一份关于法庭审讯的实事求是的报告；对于反对派活动家来说，他是否在宣誓效忠的协议上签名而这可以放他去国外。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关注这些具体的进展，比关心划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意义得多。大多数与体制“合作”看似被动消极的人们，实际上起着一个看不见的背景和支持的作用。“尽管警察玷污了我们的生活，在波兰我们仍然感到强壮和确实是强壮的，那是因为我们享有我们社会广泛的道德和物质的支持。我们享有那些性情上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英雄的人们的支持，享有那些不想放弃他们的事业或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生活的人们的支持，那些很少选择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名的人，但是——我相信——正是他们决定了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保护工人行动的成功。”对于某些极端的说法，米奇尼克给予了迎头痛击：“ ……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有答案如莎士比亚说的：‘他们必须去死’。也许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让这个人自己消受好了，这是一个人仅仅能够用于他自己的尺度，一种仅仅要求他自身的牺牲。”反过来，对于那些不同于周围过着舒适生活的人们，那些宁愿付出失去工作、家庭、坐牢的代价，而致力于建立民主波兰的人们——他们的反抗行为对于周围人们或多或少是一个惊扰——应该怎么办呢？米奇尼克从普通人的立场上代为答道：“我们必须学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教会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会不同的妥协艺术，否则真正的多元话将成为不可能。”

民主转型之后，如何对待前共产党人，对反对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米奇尼克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老的话题，全部结论可以从他在这之前的所作所为中引申出来。如何在天翻地覆之后让原先对立的人们仍然能够共同相处？如何避免社会不要因为怨恨而陷入一种可怕的复仇情绪，这一回轮到米奇尼克们来实践了。从总的大背景来说，米奇尼克呼吁人们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共产党人和其余人们：“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其余我们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存在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波兰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不想混淆那个时期善和恶的界限，但是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无罪的？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承担者”？他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生活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它和被它所接受。“我们需要谈论和写作过去，我们需要平静地讨论它们。我们也需要在头脑中接受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处女，这是不合适的”。“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波兰”。另一方面，在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后，人们有权要求伸张正义，有权要求清算过去，要求在善和恶之间划上一条基本的界限，那么“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1991年米奇尼克在和哈维尔的长谈中，将这个问题推上了首位。他们都承认这个问题把他们带向一个“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如何让正义得到实现，而不制造新一轮的恐怖和制造新的对立？

这两位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哈维尔说“所有这些改变的本质，是引进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开始。”米奇尼克说：“许多共产党人在我们周围，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权利去生活。如果他们犯下了罪行，他们将像其他罪犯一样受到惩罚，但如果没有，便不能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内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这两个国家具体的做法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波兰没有专门针对前共产党人的法律或有关规定，波兰人提出的是““粗线条”政策，旧政权人员是否保留在新政权之内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过去。而捷克则通过了一项“祛除法”,对前共产党人是否留在新政权内做了很多规定，比如什么样的人在五年之内不许进入公共机构。在谈论中，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指出这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文化区别所致。哈维尔认为这两种做法走向极端都是危险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切断了和我们自己过去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同时，我们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将会出现我们稍后谈到的另外一种现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实际上，哈维尔对“祛除法”一直在提出批评和希望得到改善。真正悖论的是哈维尔、米奇尼克本人都是前政权的严重受损害者，事关他们本人也是难题所在。这两位前共产党的囚犯是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的——哈维尔先发问“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答道：“你很有经验，对于你这样一个多次接受长时间审讯的重罪犯来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最大障碍的人？而历史证明这些人完全错了甚至是罪犯？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涉及个人报复；相反，如果他们可以宽待迫害他们个人的人，他们个人的尺度是否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社会？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谈到他本人对待这种事情的。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那上面写着所有曾经向当局告发哈维尔而现在是他的同事的名单，哈维尔当即把它扔掉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落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的做法多么毁人。”但是“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有些人的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更渴望从中解脱。”“对待这种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我感到没有必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总的大赦。”米奇尼克也不无痛苦地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永远不会参加一个老战士组织，它给那些反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人颁发奖章；第二，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我想我们注定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身上的过失，但是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人们有权要求正义。”

前面提到过米奇尼克曾经和雅鲁泽尔斯基的“没有仇恨”的长谈。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斯基种种宽容的做法被质疑为：“是不是胜利者对于被打败的人表示的宽宏大度？”米奇尼克答道：“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的共产主义者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他还说“许多年以前，保罗二世宣称：在要求公正之前，必须显示我们的仁慈。我认真听了他的话。”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可能把它分为共产主义或非共产化的不同的行政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米奇尼克认为今天自己主编的报纸《选举新闻》正是“在创造一种共同语言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2002年

¹ 这文章写于2002年秋天，本来是提交给华师大许纪霖先生主办的一个关于公共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我来听说主办方收到该论文之后嘀咕：崔卫平怎么把一个持异见者的论文弄过来了。从中也可见出当时社会思想十分活跃，我已经不去想米奇尼克这样一个典型的反对派对于体制是否能够承受。文章被打回之后，我又写了一篇关于汉娜·阿伦特补交了上去。这文章便稍后首发在当时“世纪中国”网站上面，时间是2002年底。2003年，我将其作为附录收进《哈维尔文集》（samizdat），希望向人们早一些引进米奇尼克，计划中下一步便是《通往公民社会》这本。现拿来做这本《希望与绝望》的序言。为了阅读顺畅，删去原来作为论文提交时的繁琐注释。凡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狱中书简》和《自由书简》这两本书。

² Margaret Canovan“Hannah Arendt:Republicanism Democracy，“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perspectiv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edited by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Cambridge:polity Press;Malden,MA :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Blackwell,1998，P52

³ 同上,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