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米奇尼克（崔卫平译） | 当苏格拉底成为伯里克利
——瓦茨拉夫·哈维尔非同寻常的人生（1936——2011）
編者按：亞當·米奇尼克為波蘭歷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前異見人士，也是波蘭報紙《選舉報》的創辦人和主編。翻譯成英文的著作有Church and the Left（1975年），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1985年），Letters from Freedom: 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1999年），In Search of Lost Meaning: The New Eastern Europe（2011年），The Trouble with History（2014年）。中文譯作有《通往公民社會》。《選舉報》創立於1989年，在亞當·米奇尼克的主持下，成為波蘭最大的自由主義視角的報紙之一。2011年，瓦茨拉夫·哈维尔75歲生日的時候，比他小10歲的米奇尼克寫下這篇文章，發表在《選舉報》上。兩個月後的，12月18日，哈維爾去世。今天是哈維爾去世13週年紀念日，《哈維爾文集》、亞當·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會》的中文譯者崔衛平教授特別翻譯了這篇長文，並授權波士頓書評刊發。明天刊發崔衛平《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当苏格拉底成为伯里克利（注1）
——瓦茨拉夫·哈维尔非同寻常的人生（1936——2011）
亚当·米奇尼克 崔卫平译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他的一封《致杜本卡的信》（注2）中写道——
亲爱的四月小姐：
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成为我们共和国新总统的那一天，伏尔塔瓦河水也因激动而成了闪闪发光的泪流。我沿着皇家大道走去，那里写满了字词，没有一块墙的碎片，没有一块商店的橱窗被打碎。学生们饱满的情绪和手势，表达了对像他们一样年轻的人成为总统的渴望，这个人不仅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尺度，也是世界的尺度。
从1989年底到1990年初，哈维尔是天鹅绒革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确实受到了崇拜。在剧院的后台，一位著名的教授告诉他：“你比上帝还伟大。”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得到了大街上人们的支持，得到了民主反对派、公共机构、妇女联盟甚至捷克人民军的支持。每位联邦议员都投了他的票，这些人就像像哈维尔后来说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在几天或几周前……还大声地赞成对我的起诉和监禁”。议会周围布满了献上面包和食盐的人群——这是他们呼吁和解并为哈维尔投票的标志。
他的名字和照片随处可见。这位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成为新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言人和国际媒体的明星。他后来回忆道“我不得不为这种崇拜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哈维尔看来，人们对他们自身此前卑颜屈膝的恼怒，是他后来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同样严重、甚至更重要的是，哈维尔写道：“我经常体现出少数人的立场，因此不完全符合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概念，即政治家应该是流行的情绪、意见、倾向、心理的一面镜子。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是许多人的确把我看成了他们自己的坏良心（注3），这不仅发生在我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时期，而且在我担任总统时也是如此，这有些难于理解。”
一
在共产主义年代，哈维尔听到了各种针对他的说法，比如他是一个拥有半个布拉格的千万富翁家庭的资产阶级子女。他耐心地解释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建造了布拉格的高级住宅区巴兰多夫，Barrandov）。1948年2月共产党政变后，他们家遭到威胁要被驱逐出城；他们的财富被没收，瓦茨拉夫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也被阻断。他作为实验室技术员开始工作，在晚上补习高中课程。他后来说，如果不是1948年2月的变故，他可能会在学习哲学的同时享受不应有的特权，最终成为一个介于学者和享受家之间的人。
哈维尔很早就开始写作，与新兴的先锋派剧院合作，并表达他的政治观点。20世纪60年代，他的最早的剧本《花园聚会》和《备忘录》便在剧院上演。当时，他也是文学期刊《特瓦什》（Tvár）的编辑，该期刊很快就被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取缔。在 “布拉格之春”期间，他属于独立的激进分子圈子，他们批评共产党改革派对苏联的意图过于谨慎以及缺乏想象力。在苏联干预后的所谓“正常化”年代，他被完全禁止出版。用一位捷克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说，社会陷入了“道德的深渊”。这种堕落吞噬了哈维尔的许多同伴。
二
即使在那些晦暗时代，戏剧家的精神也从未离开哈维尔。早在1969年1月，他在自己位于布拉格的公寓里发现了窃听设备。他把警察找来，要求进行调查，对方却拒绝出示书面报告，甚至要求他归还设备。哈维尔在一份公开的文学周刊上披露了这件事情（当时仍有可能发表），于是它成了一桩公开的丑闻。最后哈维尔把这件事弄成了一个段子，乐不可支地说给身边朋友们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从1970年到1974年，他和他的妻子奥尔嘉住在苏台德山区的赫拉德切克（Hrádeček）的房子里，无论冬夏，不管工作日还是假期，秘密警察总是在跟踪他。奥尔嘉·哈维洛娃 (Olga Havlová，哈维尔的妻子)的传记作者帕维尔·科萨蒂克（Pavel Kosatik）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哈维尔怜悯那些在他家门口受冻的特工，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烈酒。按照规定，起初他们拒绝了，但转眼这些人清空了“嫌疑人”留下的酒瓶酒杯。瓦茨拉夫的撒玛利亚人（注4）的姿态激怒了奥尔嘉，但雅切克·库隆（注5） (Jacek Kuroń)在竞选波兰共和国总统时，曾到赫拉德切克拜访了哈维尔，带着理解和满意的态度听完了这些故事。库隆自己的性情也是如此。还有一次，当哈维尔开车时，他注意到跟在他后面的一辆秘密警察车辆掉进了沟里。他停下来，把特工拉出来。
80年代后期，在与卡雷尔·赫维兹达拉的长篇谈话中，哈维尔回忆了那些日子：
我经常被 “跟踪”；有时被审讯；地方当局给我使绊子；我被软禁了好几回，更让人恼火的是各种侮辱和威胁。“不明身份的人”闯入我们的住所，肆意破坏，或者对我的汽车进行各种损坏。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期，遭到警察的袭击，被搜查房屋，有时不得不在树荫、在森林中穿行，躲在同谋者的公寓里，以及遇到重要文件被吃掉的戏剧性时刻。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与波兰持不同政见者在我们共同的边界上举行了会面……（注6）
对此，赫维兹达拉补充说，“众所周知的反徒步旅行者哈维尔，被迫分成五次才步行到斯涅日卡（注7）（Śnieżka）山顶，但有一个回报：他能够与亚当·米奇尼克、雅切克·库隆以及KOR（工人保护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会面并建立永久的友谊。”的确，就在那时，1978年夏天，在斯涅日卡山，我与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个人冒险开始了。
三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面，象征性地确认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反对派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届时，我们这些来自KOR和《七七宪章》的人，为 “布拉格之春”、1968年波兰大游行和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准备了一份联合声明。
我聆听了哈维尔与库隆之间的谈话。他们在反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方面是多么的接近，他们同时表达了对建立公民社会重要性的信心，以及对各自所创造的异见运动的理解。雅切克拥有一种相当哲学的心态：行动就是他的哲学。热衷教育的雅切克在政治领域如鱼得水。作为集会上的演讲天才，他早已名声在外。瓦茨拉夫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论点具有哲学含义，他引用海德格尔和帕托切克的观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回避了所有简单分类的尝试：他不是反叛的共产主义者（不像雅切克），也不是天主教徒。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更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低调、沉默，与肮脏的现实保持着作家和哲学家的距离。简而言之，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腼腆、温和、谦虚的人，拥有巨大的勇气、想象力和决心。
见面结束前，瓦茨拉夫从他的背包里拿出面包、奶酪和冷盘，来款待那些没有食物的波兰人。他还拿出了一个瓶子，标签上有一个穿着猎装的人。那是一种叫Myslivecka的伏特加酒。他说：“既然我们没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至少我们有人性面孔的伏特加。” 然后我们就喝了起来。在边境会师这件事被称为英雄主义行为（对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对捷克人来说，后果可能非常令人不快），但也很滑稽。我们不得不为那些得知我们会面的安全局人员可预见的反应感到好笑。两个国家的几个罪犯非法会面，宣称他们的国家之间需要友谊和合作。这一切都有某些戏剧性和荒诞性。哦，好吧，我想，荒诞戏剧是哈维尔的专长。
他后来解释说，荒诞剧既不悲情，也不说教。它倾向于“颓废的玩笑语气”，但并非虚无主义。它 “不会给我们带来安慰或希望。它只是提醒我们如何生活：不抱希望。而这正是其警示的本质所在 ”。
1974年有好几个月，哈维尔在一家啤酒厂做体力劳动。这段经历成为他的剧本《谒见》的情节基础。啤酒厂的工头被他的上司要求去告发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哈维尔的另一个自我）瓦涅克，但他提议由瓦涅克自己准备所要告发的内容。瓦涅克拒绝了。作为回应，工头开始了一段独白：
那么我怎么办?想让我彻底完蛋吗?我这叫自作自受。我是彻底的废物，这没关系。别管我，我是可以在烂泥中打滚的，我仅仅是一个普通啤酒厂的乡巴佬，而一个像你这样的好绅士是不能参与的。我可以尽量玷污自己的人格，只要这位君子保持干净。这位君子有原则。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管。这样他便维护了自己纯洁的灵魂。……你们这些该死的知识分子，保养得很好的君子，说那些动听的话。你当然担当得起，因为你最终属于上面。你很有趣，你总是知道如何从中解脱，你即使处在下面时还是属于上面……。原则!我不怀疑你那些该死的原则，它们迟早有用，你知道如何用它们来创造财富，它们养活了你——但是我呢?没有人助我一臂之力，……我只是够当培育你的原则铲来的粪便，找出这么个暖和惬意的破地方让你来当英雄，我从中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一通嘲笑罢了。某个好日子里你将要回到你的女演员中去，你将夸夸其谈你在这儿滚啤酒桶的日子，炫耀卖弄你如何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但是我呢?我怎么办? 我没有去过任何可以回来的地方，对吧?我可以去哪儿?谁会注意到我?谁在意我做什么?（注8）
在那些年里，有多少持不同政见者不得不听这样的独白。
四
在见到哈维尔之前，我刚读了《乔纳森的位置》这篇文章，它由杰出的捷克作家卡雷尔·卡佩克（Karel Čapek）于1937年创作，这一段是对哈维尔与他所面对的历史条件搏击一生的最好说明：
整个民族，整个帝国，都皈依了动物生物主义，皈依了种族信仰，皈依了其他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看看吧，整个民族，包括大学教授、牧师、文学家、医生和律师。你想想，这个开明帝国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只是耸耸肩而走开，不对卑鄙的挑衅做出应有的反应，不会卷入诸如街头斗殴，那么这种野蛮的学说怎么能不充斥满大街？……在许多人看来，鉴于目前的全球局势，知识分子似乎有三条路可走：共同承担罪责、懦弱或殉道。但还有第四条路——无论局势多么艰难，无论压力有多大，都拒绝背叛自己的精神修养，拒绝否认独立精神和自觉意识。我们能以任何方式帮助世界吗？如果我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会放下武器感到悲伤，但我觉得人们仍然可以站出来反对狂热和野蛮，人与人之间仍然可以交流而不是发号施令，理性仍然可以是普遍的，经验、认知、精神法则和良知法则仍然可以具有约束力。（注9）
捷克伟大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Jan Patočka）写道，捷克是一个既有伟大而又渺小历史的欧洲小国。当他们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业时，他们的历史是伟大的，例如，当他们成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为西方基督教走向“世俗”形式而铺平道路时；而每当捷克人把自己或被自己束缚在“平庸的地方主义”中时，他们的历史就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斯大林时代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渺小年代。另一方面，“布拉格之春”及其之前的文化热潮，将捷克斯洛伐克引上了伟大历史的道路。捷克文化——电影、政治冒险、文学——正在征服世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对所有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彻底瓦解共产主义独裁统治？在提出这些问题并寻求答案的声音中，哈维尔的声音至关重要。
克里姆林宫也提供了答案，以军事干预的形式阻断了通往自由的道路。因此，作为一个小国，捷克斯洛伐克寻求另一个答案，即如何输掉？米兰·昆德拉写道，一个小国的存在随时都会受到质疑，它知道自己会消失。这种意识始终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特别是1938年共和国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和布拉格之春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哈维尔给杜布切克的那封信，见证了他在难忘的1968年的思考方式。
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众舆论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说，让我们挽救可以挽救的东西。他们敦促杜布切克做出妥协和让步。另一些人则说，我们已经输了，做出让步不会挽救什么，我们不可能在与苏联军队的对抗中获胜；但让我们输得有尊严，因为尊严和真理是我们最大的资本。哈维尔属于后一类人。他给杜布切克写道：“在世界公众面前，您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经验的象征。人们把您看作是一个可敬、诚实和勇敢的人，他们相信您不可能背叛。”（注10）与此同时，哈维尔继续说，在苏联坦克的保护下，想要“恢复旧秩序”的共产党人“打算把您变成您自己政策的首席检察官”。这将是您第一次公开支持废除这些政策。共产党人想让你屈服的愿望，不会因为您不再掌权而得到满足；他们需要得更多，他们需要您丢面子。”（注11）
哈维尔强调，这不仅仅是杜布切克个人的荣誉和尊严受到威胁，“这是所有那些对您的政策有信心的人，那些眼下沉默的人们。他们将您视为自己最后的机会，是自己的荣誉和骄傲，希望您能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验中——只有您能做到——挽救唯一能挽救的东西：尊严。” 如果你选择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哈维尔向杜克切克解释说，人们会明白“保持一个人的理想和脊梁总是可能的”。“有些时候，”他总结道，“一个政治家必须抛开相对化的政治考量，抛开那些得失权衡，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简单地行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政治成功。在非人性化的政治操纵框架内突然主张符合人的标准，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黑暗的风景” （注12）。
杜布切克没有回复这封信。他从未谴责自己的改革，但正如我们所知，他也没有选择有尊严的失败和对真理的忠诚。他选择了让步、沉默和等待的策略，但这并没有使他免遭羞辱和边缘化。“毫发无损，像帅克一样”，杜布切克试图从历史中溜走（注13）。
哈维尔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
五
在一封从狱中写给奥尔嘉的信中，哈维尔说：”忠诚和恒心是我一直以来最看重的品质，我必须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看重它们。这不是对现状的保守热爱，而是对人类身份和连续性的尊重。”（注14）
六
出于个人情感原因，哈维尔写给杜布切克的信中的段落，对我来说很重要。1968 年，以及后来在华沙莫科托夫区的监狱牢房里，我以与哈维尔相似的心情关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当然，那时我并不知晓哈维尔的这封信，但我同样悲伤地观察着布拉格之春领导层的投降。因为不久之前，我刚听到了“波兰的所有人都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杜布切克”的波兰民谣。接下来没有人再等待任何人了。过了 20 年，波兰传出了另一首令人难忘的民谣——“哈维尔进城堡”。
“布拉格之春”的夭折以及共产党领导层的屈服（弗兰蒂谢克·克里格尔等少数人除外），意味着对党内改革、从上层实现制度民主化可能性的信念以及对新的波兰十月的信念，将一去不复返。我们不再思考如何使共产主义制度民主化。我们开始考虑如何抵御它。波兰和捷克的思想路线是相似的。这导致了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和《七七宪章》的诞生。当然，首先必须从理性上审视共产主义制度，着眼于其价值观被践踏的人们的角度来解释其性质。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łakowski)的政治论文以及哈维尔广为流传的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新领导人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ák）的信，都达到了这一目的。
苏联干预之后，所谓“正常化”的阴暗时期到来了。反抗的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只能做服务员、锅炉房工人或守门人。“正常化”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文化沙漠。这是一些人移民、另一些人投降的时期。哈维尔拒绝了移民的诱惑。他选择了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的命运，一个精神上的人（在帕托切克的意义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冒着未来被监禁或死亡的风险。他写给胡萨克的那封信向政权发出了挑战。捷克斯洛伐克被恐惧统治，哈维尔公开告诉独裁者：恐惧仿佛无所不能的警察，其结果滋生了普遍的口是心非和顺从，利己主义和追求名利，腐蚀了所有的道德规范。统治精英需要恐惧，这样国家才能“太平”。的确，太平是存在的——太平间的太平。
哈维尔警告这位独裁者：“在惯性和虚假事件的沉重覆盖之下，一条秘密的河流开始形成和流淌，渐渐地、难以觉察地从底部呈现出来。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有一天它必然会发生——重重覆盖将不再有约束，某种表面会被撕开。”（注15）
他提醒胡萨克：即使有人必须每天公开宣称他崇拜实际上无法忍受的那个政府，这也不意味着他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感受之一，即尊严感。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反抗屈辱，那么他也许尽快地会忘记它；但如果需要长期地忍受，也必将长期地记住。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被遗忘。一个人忍受了全部的恐怖，他被迫掩盖其所有痛苦及扮演有损人格的滑稽，在这种情况下，则很难预见某个“关键时刻”的可行性方案，很难预见如此复杂和赤裸裸退化的社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将要索取的全部偿还？
也许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像哈维尔那样——几乎具有预言般的洞察力——既能想象天鹅绒革命，又能想象到后来疯狂的清洗和去共产化。
七
胡萨克的办公室将哈维尔的信退还给他，称其已经“将该信提供给敌对的新闻机构，从而暴露了他对国家的敌意”。然而，这封信是“正常化”黑夜中的一道闪电。它同样是《七七宪章》的先驱。该宪章是由“不同信念、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组成的自由、非正式和公开的团体，他们因个人或共同的愿望而走到一起，旨在坚持尊重公民权利和人权。”（注16）
宪章的第一任发言人是伊日·哈耶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担任外交部长）、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扬·帕托切克，后者在安全部门进行的一系列长时间审讯后不久（于 1977 年）去世。 帕托切克去世前几天写道：
许多人问我：《七七宪章》会不会使我们的社会状况变得更糟？我将公开回答他们：人们身上的奴性从来没有改善事态，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恐惧和奴役越大，权势者就越不受约束；他们越不受约束，他们便将要越不受约束。想要削弱他们的影响力，除非让他们看到有人记住了不公正和歧视，它们不会凭空消失，这会让权势者感到不安全，除此别无他法。（注17）
哈维尔将他著名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献给扬·帕托切克是很恰当的。正是帕托切克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的异端随笔》中，指出了那些对日常一致性的信念“被冲击者”（注18）的团结。哈维尔正是以这种方式理解了聚集在“七七宪章”周围的“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他不喜欢这个词）运动的道德意义。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必须大声和集体地说出真相，先不去理会有什么惩罚，及近期能收获什么效果。”（注19）
《无权者的权力》是对东－中欧异见运动的起源、精神和政治哲学最成熟的评价。在斯涅日卡山会面期间，我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们商定，将共同编写一卷文章，介绍我们的经验和预测。捷克人准备了他们的部分，而我们未能完成我们的部分。但我们在波兰地下季刊Krytyka上发表了《无权者的权力》和其他文章。哈维尔的文章谈到了《七七宪章》的诞生及其“被冲击者”的团结。这篇文章既讨论了“无权者的权力”（持不同政见者），也讨论了“当权者的无能”（政权官员）。“当权者的无能”是统治当局的一个特征，它可以实施镇压，但却缺乏创造力、僵化和士气低落。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谎言和屈辱中的人，也渴求真相和尊严。这种状态可以说是一种富有传播性的生命武器，哈维尔富有先见之明地写道，“一旦时机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
哈维尔的许多论点，与聚集在“保卫工人委员会”周围的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尤其是库隆的观点；但是也有差异。哈维尔和库隆都与西方的议会民主模式保持距离。库隆认为，民主反对派的目标应该是解放劳工。议会民主制（库隆实际上是议会民主制的支持者）保障了选择的自由和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但仅限于个人的空闲时间。任何议会都无法保证个人在工作时的自由。
哈维尔对议会制的保留是另一种类型的：在他看来，当平庸的消费主义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共产独裁的危机只是 “整个技术社会”更广泛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哈维尔改编了海德格尔的论点，即这一危机源于人类对全球技术力量的无助，技术“不受人类控制，不再为我们服务，奴役我们，迫使我们参与准备我们自己的毁灭”。哈维尔认为，传统的议会民主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在技术社会中，“人们被操纵的方式，只是比后极权社会中使用的残暴手段，更加微妙和精致”。哈维尔不知道摆脱危机的办法，但他考虑过进行一场 “生存革命”，以实现 “社会重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重复海德格尔的话：“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
尽管如此，哈维尔也承认，对于苏联集团国家来说，传统的议会制度“可能是一种适当的过渡性解决方案，这有助于恢复被破坏的公民意识，恢复民主讨论，使基本的政治多元化得以实现，这也是生活目标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他将持不同政见者的精神和《七七宪章》的政治计划，置于他自己对未来的哲学视野中。
当我第一次阅读哈维尔时，我并没有完全清楚他的所有想法，尽管所有这些表述都令人着迷和鼓舞人心。我没有深想海德格尔的预言和哈维尔的 “存在的革命”，但我也看到，哈维尔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正在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中进行一场存在的革命。他们冒着风险选择了自由：这是生活在真理中的唯一途径。
八
对哈维尔来说，生活在真实中意味着见证。他自己的 “无权者的权力”便着眼于这种能力。他本人在狱中的态度证明了这种力量。这位作家明白，共产党政府的目的是羞辱、贬低和诽谤他。1977 年，哈维尔第一次入狱几个月后，他犯了第一次入狱的错误：他向当局递交了释放申请，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申请书的一个片段被断章取义地发表在官方报纸上，继而他被释放。
有人将哈维尔的释放，解释为对投降的奖赏。这些诽谤和随之而来的误解，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始终记得。1979年被捕后，他还被告知，如果他移民到美国，他将会获得自由。那段时期，是移民获得的自由，还是在祖国坐牢，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两难困境。哈维尔选择了监狱。
他在狱中写给奥尔嘉的信是这一选择的动人记录。1980 年1月（他被判刑四年半之后），他写信给奥尔嘉，表示自己不会屈服：“我是一个捷克乡巴佬，并将继续如此。”（注20）
在同年 8 月份，他想知道，“难道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改变吗？其中的意义没有变化吗？比如，为什么这么多朋友突然离开了这个国家？”（注21）他并没有谴责那些离开的人。哈维尔非常理解，一个人在不断被窃听、每天都有可能被捕、担心秘密警察会毁掉自己手稿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感到厌倦的。这种厌倦会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一个人，导致抑郁和屈服。
因此，他又给奥尔嘉写了一封信（1980 年 9 月）：
在我的沉思和白日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是那些已经离开这个国家的朋友。起初，我感到一丝感伤，甚至有些嫉妒（嫉妒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一点儿焦虑（他们终于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摆脱了无尽的麻烦，毫无疑问，此前他们认为所遇到的种种烦劳毫无意义；而我却被剥夺了这一切，没有丝毫机会在剧院工作……）。如此这般开始的某种沉思，最后总是以一种奇特的内心喜悦感结束：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我没有背离我自己，我没有跑向紧急出口，我摆脱了所有困苦中最糟糕的那种（我自己也知道这种困苦：那就是觉得我自己无法胜任自己的职责……。（注22）
“移民是自由的代价”这一问题也困扰着其他被捕者及其妻子，其中包括与哈维尔在同一案子中被判刑的瓦茨拉夫·本达（Václav Benda）。帕维尔·科萨提克（Pavel Kosatik）写道，本达特别权衡了离开国家的两种后果：“一方面是朋友们士气低落，另一方面也让人认识到——对《七七宪章》活动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既不是死亡，也不是多年的牢狱之灾，而只是得到一本移民护照” ，（注23）这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糟糕的。
本达的妻子卡米拉曾与奥尔嘉广泛讨论过这些问题，她为良心犯们提出了明确的建议：（1）沉船时老鼠最先离船，船长最后离开；（2）囚犯们正因为身在狱中，才会为《宪章》做至关重要的工作；（3）如果某人放弃了他自己承担的重要使命，通常会给他的余生带来危险的后果。卡米拉认为，如果哈维尔“离开，会打击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影响他在持不同政见者圈子里享有的道德信誉”。在她看来，“再加上他在 1977 年被捕时造成的混乱，他现在的离开将等同于叛国。”（注24）
在我看来，哈维尔和奥尔嘉也信奉类似的哲学。1982 年 3 月，他在给奥尔嘉的信中说，多亏了监狱，他可以 “向我自己、我周围的人和上帝证明——我并不像许多人看到的那样无足轻重，我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我是认真的，我可以承担后果。”最后，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在这里，而且正是在这里，我能够坚持我自己，坚持我的一切。”（注25）
九
“生活在真实中”——这听起来有些夸张。在那个年代，很少出现豪情壮语，虽然我们四处奔波，说了很多。我们与国家安全人员之间有许多纠缠，偶尔也会感到我们是自由的人。这种奇特的持不同政见者亚文化也有自己的陷阱。哈维尔知道，而且他也写道，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可能会导致在小圈子内部的屈从趋同，导致对敌人（这里指共产党）的妖魔化和对自己的理想化。对他来说，敌人是共产主义制度，而不是共产党人。
哈维尔冷静地看待共产党人：他记得是共产党人反对贝奈斯在 1938 年的投降，也记得他们在 1948 年发动政变，其时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毁坏了共和国的民主精神。哈维尔认为，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出现在《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中并不奇怪，并且他对其中一些人非常尊敬。只要读一读他关于弗兰蒂谢克·克里格尔（František Kriegel）的优美文章就知道了，克里格尔是来自斯坦尼斯瓦夫（Stanisławów）的犹太人，战前是共产党员、医生、西班牙内战志愿者，后来成为党的干部，最后在 “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为改革者。克里格尔是共产党领导层中唯一拒绝在 1968 年 8 月莫斯科投降协议书上签字的人。哈维尔写道：“他成功地挽救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的声誉”。但他认为克里格尔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总是能看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背叛”。为此，哈维尔不禁要问：这样一个人怎么能与需要时将（普通人的）感情及常识视为纯粹的迷信和自欺欺人的运动达成一致？他怎么会允许自己参与巩固共产党的统治？
克里格尔的悲剧在于他同时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一个有良知的人。首先是他对意识形态的信仰，这种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指向遥远未来光芒四射明天的乌托邦愿景，来为任何特定期间的罪恶辩护”。再有是他对共产主义制度民主化的信仰。克里格尔从未放弃对 “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哈维尔曾写道 “我从弗兰蒂谢克·克里格尔的个性、成就和命运中感受到的悲剧性悖论，并不是他所独有的，甚至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所独有的”。哈维尔从中看到了 “现代的基本悖论”。他问道——
真正心灵纯洁的人，具有独立精神并决心只受其指引的人，能够在充满派别利益、非理性激情、“政治现实”、权力追求意识形态和盲目反抗的世界中，简言之，在现代文明的混乱世界中，达到权力的顶峰吗？……还是说，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卷入——无论是出于现实的妥协还是理想主义的信仰，——某种他们发现更能接受的东西，某种可能在短期内符合他们的良知，但随时可能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注26）
不，哈维尔从来不是“自身陷溺的反共产主义者”。对他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这种持不同政见者的精神气质是他自己特别创造的。
哈维尔写道，持不同政见者就像西绪弗斯，尽管他知道登顶的机会微乎其微，却仍要把石头推向山顶；他这样做是为了与自己和平相处，并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在我看来，这种持不同政见者的人生哲学，对我和我的同伴来说已经足够，但这对哈维尔来说还不够。他不仅要与共产主义专制搏斗，还要与当代文明的罪恶搏斗。他写道：“（人类）必须为企图攫取自然、将其整个据为己有以及嘲弄自然的奥秘付出代价；（他）必须为企图废除上帝和扮演上帝的角色付出代价，人类根本就不是上帝”。写下这些句子的不是一个政治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在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具有哲学倾向的宗教同路人。他反对无神论的世界观。他的剧本《诱惑》的主人公（作者的另一个自我）说：
当一个人把上帝从内心中抛弃，他就为魔鬼打开了一扇门。当你想到强者越来越愚蠢的任性，弱者越来越顽固的顺从，以及以科学的名义在当今世界犯下的可怕的破坏——说到底我们是它多少有些怪诞的吹鼓手——难道这一切不都是魔鬼的杰作吗?我们知道魔鬼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大师，还有什么能比现代无神论给他的伪装更巧妙呢? 为什么，他一定要在那些人们不再相信他的地方，找到最有希望的行动基地！（注27）
哈维尔在写给奥尔嘉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宗教倾向，他强调对他来说，信仰是一种不断质疑和创造性开放的状态。信仰是当下体验世界的需要，因此不属于任何具体目标。在另一封信中，他明确指出：
我当然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我的许多好朋友都是这样），原因有很多。例如，我不崇拜我的这个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崇拜他。他是一个地平线，没有这个地平线，一切都没有意义，也没有我的意义。事实上，它凭借自身的本质而存在，而不是由于某些需要尊重的强制性策略。（我接受耶稣的福音，将其视为对于走自己的路的挑战。）（注28）
哈维尔将他的这种宗教观与政治联系起来。在哈维尔看来，他 “当人类的理性开始寻求摆脱个人经验、个人良知、个人责任，同时也想摆脱自然世界的框架，以及所有人的责任与之相关的独特性、他的绝对的地平线时”，这便是“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注29）换句话说，哈维尔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秘面纱，它是试图为所有问题提供答案的准宗教。同时，他以自己的方式尊重并宣称了一种要求在神秘面前保持谦逊的宗教。
他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死亡： “对于真正的人类，即有意识和深思熟虑的生命意志而言，对死亡的认识是最基本的起点。当我们知道死亡不可避免，却仍然继续生活，甚至像人一样生活，即有意义和有尊严地生活，只能通过对存在的绝对地平线的不可动摇的内在体验，才能做到这一点。正是这种有关死亡意识唤起了我们。”（注30）
多年以后，2005 年 12 月他指出：
我一直在为最后的审判做准备，为最高法庭做准备，没有什么能瞒得过它，它会赏识一切应该赏识的东西。为什么最后的审判对我如此重要？毕竟，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该不在意了。但我在乎，因为我深信，我的存在——就像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已经触动了存在的表层，而在我的那一点涟漪之后，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昙花一现，存在现在和将来都会与之前不同。（注31）
瓦茨拉夫·哈维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资产阶级的孩子，一个实验室助理，一个士兵，一个舞台工作人员，一个剧作家，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囚犯，一个总统，一个养老金领取者、一个公众人物和一个隐士，一个号称英雄但暗地里神经兮兮的人，相信他会永远留在这里。”（注32）他在1986年便说过，与其没有荣誉地活着，还不如不活着。正因如此，他才能像其他很少有人能做到的那样，活得光荣。
他始终致力于“将道德置于政治之前，将责任置于奋斗目标之前；恢复人类共同体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意义”。这些愿望从未离开过哈维尔；它们至今仍与我们同在。
十
共产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对政治的思考，完全不同于民主国家里的政治活动。持不同政见者通常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家；他是作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或学生；有时他是没有职业的一个人。
哈维尔曾经说过，他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政治家。他对政治问题很感兴趣，也经常参与其中，但他并不想进入积极而实际的政治活动。他也没有成为”专业”持不同政见者的抱负。他想成为一名作家，在剧院工作。因此，他没有过考虑经济或医疗改革的细节。他个人的 “乌托邦”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多元化，以及民主代表和专家意见之间的对话。他对政党制度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应该选举个人而不是政党进入议会。他非常重视公民社会。他害怕一切封闭的意识形态。他在狱中写给奥尔嘉的信中说：“任何思想体系达到顶峰并宣布其自身完成的时刻，当它达到完美和普遍性时，便不止一次呈现出其欺骗性。此时该体系已不再具有活力，自我崩溃（就像一颗白矮星的物质坍缩），现实永远地摆脱了它的掌握。”
痛苦往往是这种崩溃的结果。痛苦的人对世界和人们都失去了信心。瓦茨拉夫得出的结论是——他在给奥尔嘉的信中写道，“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天真的乌托邦，人们必须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是难以改变的恶劣......。”（注33）
然而，“最终导致人放弃的并不是世界的邪恶，而是他自己的顺从，这导致他得出关于世界邪恶的理论”。接着，一个痛苦的人开始演变。随着他适应“邪恶的世界”，世界的现实也在他面前开始发生变化，“变成一个‘没有那么糟糕’的世界，（而且）肯定比‘乌托邦’改善世界的努力最终造成的不确定状态要好。”为此，哈维尔写道，“人们就到了这样一种可悲的境地：对世界无情的批判者，不着痕迹地变成了世界的捍卫者。”
哈维尔承认，鉴于人类的软弱、孤独和无助，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坚信，”他写道，“在这个充满泪水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本身能夺走人的希望、信仰和生命的意义。只有当他自己动摇时，他才会失去这些东西。”（注34）
这份动人的自白和身为持不同政见者不屈不挠的态度，指向了那个危险的隐秘陷阱，其中最危险的是狂热主义。哈维尔在给奥尔嘉的信中写道，狂热是 “自我异化的信仰”。起初，狂热分子认为自己 “要对一切负责。这种感觉越是无边无际，就越是感到与自己眼前的世界产生疏离，感到与之格格不入乃至受到威胁”。接下来，对理念的信仰便转化为对制度的信仰。这就是“致命的错误”。“从梦想的无边无际转向人类行为的现实”，导致了人们盲目地服从似乎可以见到理想成为实现的制度。服从可能是诱人的，但是它取代了反思，让一个人摆脱独立思考的要求，而是被吸引去服务于一个机构(一个环境，一个政党，或一个教派)。在这个机构中，仿佛存在着实现“无限梦想”的途径。哈维尔补充说：“狂热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用对自己宗教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用对意识形态、教义或教派的热爱取代了对真理、自由和正义的热爱，这些意识形态教义承诺将一劳永逸地保证真理及正义；用对一个目标的爱取代了对具体人们的爱，这个目标成了只有它能够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注35）
“一个人越狂热”，哈维尔写道：“就越容易将自己的‘信仰’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毛主义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耶和华主义，反之亦然，而献身精神的强度却不会改变。”狂热主义可以让生活变得更轻松，但代价却是生命的毁灭。狂热主义的悲剧“在于他把人类苦难加诸于身的这种美丽而深刻的人类渴望，转化成只会使痛苦倍增的东西：集中营、宗教裁判所、屠杀和处决的组织者”。（注36）
十一
现在，让我们回到扬·帕托切克，他是捷克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导师和道德权威。在“正常化”的年代，他写道：“知识分子有三种可能的出路：像柏拉图那样内部移民，像诡辩家那样走上妥协之路，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始终生活在真理中，与当局毫不妥协地产生冲突，最后死亡。”在他关于第一任共和国总统Ｇ·马萨里克的文章中，帕托切克认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们构建了理想国，但在历史上，只有一位思想家，即马萨里克，通过实际政治行动实现了理想国。”（注37）
但是，哈维尔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他像苏格拉底一样，选择了与当局产生毫不妥协的冲突，但前景并不乐观。令人震惊的是，这次苏格拉底碰巧成了伯里克利。
1989 年 12 月，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0 年 1 月 1 日，他发表了第一份新年致辞，谈及多年独裁统治后的国家状况，其中有几句话令人难忘：“我们在道德上病了，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说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极权制度，将其视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来加以接受，从而助长了极权制度的延续。”此外，新总统还谈到需要纪念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捍卫我们国家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统治的人，以及那些只想保持自我和自由思考的人”。他谈到了由独立法院主持正义的必要性。他强调，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各种 “国际黑帮”，现在都不是最重要的威胁。他补充说，”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身的恶习：漠视公德、虚荣、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注38）
哈维尔援引马萨里克“以道德为政治基础 ”的传统，说道： “让我们努力恢复这种政治观念”。他接着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支持人民幸福的政治，而不是欺骗和劫掠人民的手段。“政治不仅可以是可行之术，尤其是如果这意味着投机、算计、阴谋、暗中交易和务实的策略的话；然而，它也会是不可能的艺术，即改善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艺术。”最后，他梦想着 “一个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它服务于个人，因此也希望个人反过来为它服务。”（注39）这就是这位苏格拉底变身伯里克利的信条。在 1990 年 1 月 1 日之前，哈维尔的一生是一个精彩的童话故事，结局也很精彩。我们中的许多人，昨天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是这样看问题的：如果到现在为止一切都那么顺利，那么一切都会继续顺利下去。
然而，他很快就被驱逐出了童话世界。
十二
早在 1990 年 2 月，即 1948 年 2 月政变周年纪念日，哈维尔就遇到了令人不快的意外。当时，他正处于声望的巅峰期，面对的是友好的公众。但当他宣布废除死刑时，却激起一片反对之声。“出于某种原因，”他多年后评论道，“人们非常喜欢死刑。”（注40）这是他被逐出童话世界的第一个迹象。从这里开始，一个不同的社会面貌显露出来。多年来，这个社会隐藏了它所有的面貌，无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多年后，他谈到“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有一种奇怪的令人窒息的气氛”，这种气氛在他被“从童话中被驱逐出去”后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最高的理想是符合“规范——本质上是平庸、平庸的理想，是一种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这个时期，也是对前持不同政见者的敌意处于鼎盛期。”（注41）
在革命和自由到来后不久，在公共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反共痴迷。多年来一直保持沉默、小心翼翼避免惹麻烦的人，现在突然觉得有必要以某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来弥补他们之前的屈辱，或者弥补他们可能被发现有问题的感觉或怀疑。所以他们把目标对准了那些最不反对他们的人，也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仍然无意识地觉得，持不同政见者是他们坏良心的声音，是你若不愿意就不必完全屈服的活生生的证据。
有趣的是，在持不同政见者似乎只是一小撮疯狂的堂吉诃德的时候，人们对他们的反感并不像后来那么强烈，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对的。这太过分了，这是不可原谅的。矛盾的是，越是清楚地看到持不同政见者没有把任何事情归咎于任何人，也绝没有把自己作为他人的榜样，人们对他们的敌意就越大。最后，许多新反共人士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愤怒，超过了对旧政权代表的愤怒。
在这股潮流中，诞生了一个奇怪的传说：持不同政见者是 “左翼”，他们是 “精英分子”（一个在锅炉房或监狱里呆了十年却从未对任何人嗤之以鼻的人怎么会被认为是精英分子呢？） 或者指责他们对久经考验的西方制度不够尊重，等等。
哈维尔在谈到“这种意识形态”时，他写道——
最近有篇文章，透露了很多这种信息，其中声称持不同政见者在共产主义的垮台中没有发挥特殊作用，因为共产主义是由‘正常’公民的常规行为所推翻的，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放在首位，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偶尔从建筑工地偷了一块砖。这种想法显然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共鸣，他们认为这证实了他们在生活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么说吧，如今当资本主义被允许的时候，人们把资本主义赞美上天，谴责所有批评它的人；而早些时候，当（资本主义）不可能的时候，人们顺从地走向投票站，把票投给共产党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和平与安静中照顾好自己。是谁在不断挑起事端?左翼持不同政见者!（注42）
在所有这样的思考中，哈维尔看到了捷克人的小家子气哲学，它规定：“不要插手别人的事，低着头，不要抬头——我们被群山包围，外部世界的旋风会从我们的头顶吹过，我们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小后院挖坑”。（注43）
哈维尔经常回到这个想法：
在捷克现代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在某个伟大的时刻奋起，但最高领导人却采取了撤退行动。……他们在这里投降，在那里放弃或牺牲了某些东西，而他们所做的一切，自然说是为了挽救国家的生存。起初社会感到受创，但很快也就会退缩，‘理解’其领导人，最终陷入冷漠或直接昏迷。最初你会听到 ‘他们背叛了我们、‘他们出卖了我们’、‘他们密谋反对我们’这样的句子。接下来，你会听到 ‘没有什么可做的’之类的话，最后是高喊民族主义口号，发表 ‘国家利益’ 演讲，默许迫害某些少数民族。这是捷克小国寡民的胜利，是最糟糕的胜利。（注44）
Cˇecháˇcek’，或“小肚鸡肠子的捷克人”（small-minded Czech），是小资产阶级地方主义的象征，也是对所有拥有不同想法人们的仇恨。哈维尔指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发出了“先除掉犹太人，再除掉德国人，再除掉（大）资产阶级，再除掉持不同政见者，再除掉斯洛伐克人——下一个会是谁呢？罗姆人？（注45）同性恋者？所有外国人？那还会剩下谁呢？纯种的小捷克人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注46）
1989 年后，小鸡肚肠子的捷克人提出了一个更微妙的概念——反欧洲主义。哈维尔认为，这种趋势本质上是对于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达。我们为什么要与任何人协商？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任何人的意见？我们为什么要与任何人分享权力？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别人？我们何必在乎他们的技术规范？“我们自己就足够了”。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捷克小家子气的新面孔。哈维尔强调说：“但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小家子气的的捷克人只有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才敢喊出英勇的口号；相反，如果他面对的是强大而残酷的对手，他就会退缩，最终变得奴颜婢膝。”（注47）
在我看来，能够对自己的国家说出如此尖锐的事实的人，才是真正热爱自己国家的人。
十三
哈维尔在 2002 年退出政坛的一次演讲中坦言：“我刚刚开始明白，一切其实都是命运给我设下的邪恶陷阱。因为我真的是在一夜之间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然后，在随后的岁月里，又不得不回到人间。”（注48）
这些话让我大吃一惊：在我看来，对哈维尔来说，童话是在他当上总统后开始的；而就我而言，童话恰恰是在那时结束的。毕竟，从 1989 年获得自由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与现实的阻力进行搏斗的时代。他的总统演讲是那段时期的困境与模糊、成功与失望的一面巨大镜子。1990 年 8 月，这一次出乎他许多朋友的意料，他说——
“我们的革命仍未完成”，因为在我们日常烦恼的背后，“隐藏着无形的黑手党的触角”，他们竭力“交易不属于他们的巨额资金，成立股份公司，想方设法安全存放非法获得的资本。在无形之中，这些触角正在蚕食我们的整个经济。”（注49）他的这些观点令人震惊。它们用当时的语言呼吁进行个人清洗，并在营造一种警惕的气氛，仿佛在面对无所不在的敌人。顺便说一句，这种呼吁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有提出。在争取自由的阶段之后，便进入了争取权力的时期。哈维尔后来回顾说，这些口号与“清算”和“去共产主义”的呼吁一起，是自封的复仇者使用的，用来诽谤那些为恢复民主而奋斗的人。因此，我有时会想，“未完成的革命”和“无形的触角”这些说法，是否表达了哈维尔当时的真实想法，或者它们是否是对激进民粹主义者口号的策略性挪用，旨在给那些听起来很危险的陈词滥调填充不同的含义。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确信，尽管哈维尔在谈到“未完成的革命”时，其诊断是错误的，但他肯定并不希望发动一场 “猎巫行动”；他并不是在呼吁革命后的暴力浪潮。他明白策略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但他从来不同意政治一定是肮脏的主张。事实上，他固执地重复道：“谁说政治一定是肮脏的，谁就是肮脏的。” 因此，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非常个人化，而且非常坦率；同样，当他谈到自己的错误和幻想时也是如此。他经常承认自己犯了急躁的错误：“简而言之，我以为时间是属于我的。这当然是个大错误。”（注50）
历史是逐渐变化的，但不能用暴力手段加速变化。世界不是一台机器。哈维尔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耐心地播下种子，浇好水，准确地给植物成熟所需的时间。正如我们不能愚弄植物一样，我们也不能愚弄历史。但我们也必须每天耐心地浇灌历史。我们不仅要用理解、谦逊，还要用爱来浇灌 。”（注51）
十四
哈维尔还指出，旧价值观的丧失所造成的价值真空，会产生一种挫折感，从而引发危险。人们似乎要求建立一个铁腕政府，并呼吁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种族“纯粹”的国家。此外，还出现了对“造成挫折的罪魁祸首的追捕，以便在与他们斗争的中，人们可以治愈自己被削弱的自我价值感。”（注52）1993年，哈维尔逐一列出这些现象：
犯罪行为显著增加：集体暴力、不宽容、反犹太主义、仇外心理和对仇外心理的漠视、日益严重的腐败、“淘金热”，以及认为生活是丛林、人是狼的信念——这些都是极权主义国家价值观世界观崩溃之后，社会所处状况的最明显迹象。（注53）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偏执狂、一种追逐丑闻的倾向，以及一种“旨在淹没释放个人焦虑的喧哗”。捷克历史上最恶劣的传统再次出现：地方主义、在强者面前的谦卑和对弱者的残暴，以及 “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丢脸的代价，试图超越历史。”（注54）
读着哈维尔严厉的话语，一个本来温柔细腻的人所写下的，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读一份来自那几年和后来的“波兰地狱”的报告。尽管民主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痛苦的失败也时有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解体就是其中之一。哈维尔是反对的，他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联邦做了很多工作，让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然而，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他始终忠于自己对公民社会及其机构价值的信念。他认为“民主国家不能仅仅由行政机构、政党和私营企业组成。”同样，民主本身也不可能仅仅由官僚机构、政党和商业机构组成。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的生活将只包括对利益的一味追求。这就是他与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持续争论的主题，尽管经常被掩盖。其中对克劳斯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标准”一词。我们正在建立标准的市场经济、标准的政治制度和标准的政治关系；我们正在通过标准的法律、规范和原则；我们在电视上观看标准的广告。如果一个世界要求我拥有标准的妻子、标准的微笑或标准的灵魂，或者要求我成为一个标准的总统，我会感到恐惧。是的，我呼吁建立一个标准的公民社会。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无非就是尊重一切非标准的、独特的、个人的、不寻常的，甚至是挑衅性的东西。它仅仅意味着对生命及其奥秘的尊重，对人类精神的信心，以及为所有非标准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从偶尔做一些给他人带来快乐的事情中获得快乐。（注55）
哈维尔认为,“在今天，能够替代一个规划出来的民族主义国家唯一方案，是一个建立在公民原则基础之上的国家——这些原则不会压制任何人的各种身份认同；不会分裂人民，而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必要条件是公民社会的存在。哈维尔一贯批评所有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国家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南斯拉夫战争都揭示了“纯民族国家”的本质。共产主义揭示了由“阶级和意识形态”组成起来的国家的本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揭示了宗教国家的本质。因此，“归根结底，一种仅仅以分裂人民为基础来建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总是会导致暴力。”（注56）
然而，哈维尔并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总是强调，他为自己的捷克身份，以胡斯（Hus）、夸美纽斯（Komenský）（注57）、马萨里克和帕托切克等名字为特征的捷克传统感到自豪。与所有爱国民主人士一样，他也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民族历史中的黑暗部分。
十五
早在 1969 年，哈维尔在给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信中就提到了爱德华·贝奈斯和 1938 年的例子：“当时，正是你们共产党人抵制了劝说投降的论调，你们正确地认识到，事实上的失败不一定是道义上的失败；道义上的胜利后来可能成为事实上的胜利，但道义上的失败永远不会。”（注58）贝奈斯悲剧性困境的根源在于法国和英国的自杀性背叛。捷克斯洛伐克任由希特勒掠夺，贝奈斯面临选择：是独自对抗希特勒，还是投降？
哈维尔这样描绘贝奈斯——
他知道……正确的做法是拒绝屈服于慕尼黑协议，继续保卫国家。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什么：成千上万人丧生，国家遭到破坏，而且很可能会被强大得多的对手提前击败。他意识到，这样的决定很可能会遭到民主世界的误解甚至排斥，而他本人也可能会被贴上破坏和平、愚蠢地试图将其他国家卷入一场完全不必要的战争挑衅者的标签。他决定不战而降，因为这样做似乎比在遭受重大损失后冒险投降更负责任。（注59）
贝奈斯在 1938 年投降的结果，以及 1948 年投降的结果，都属于“社会的深刻创伤，造成了人们的长期士气低落”，继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挫败感” （注60）：民主在没有抗争的情况下拱手相让。
哈维尔坦率地承认，尽管他一直认为贝奈斯的决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但在他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时期，这种评估来得太容易了。哈维尔说，当他自己当上总统后，他开始意识到要对 “他的公民及其后代命运 ”负责的这个人身上所背负的重担。1995 年，他扪心自问，如果他是前任总统，他会怎么做。他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不知道。选择武装抵抗很可能会带来许多伤亡和痛苦。然而，抵抗是否可以避免“对我们国家社会的道德完整性所造成的损害”？虽然哈维尔认为自己“很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然而他并不排除自己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知道“（贝奈斯和他的同事们）不知道他们的决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过，他补充说，“我可能会求助于……我的良知、我的道德本能、我的那部分——在我看来——超越我的部分。”（注61）
哈维尔的反思常常让我自己去思考贝奈斯的二难处境。我理解哈维尔的公理，哈维尔的做法始终如一，值得我们钦佩。但我也理解贝奈斯的论点。任何人都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是，一个人可以拿几十万人的生命冒险吗？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差异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的冲突，哈维尔将其定义为道德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冲突。对于一个诚实的政治家来说，这种选择可能是真正的悲剧，是任何关于选择 “较小的恶”争论的核心。我认为，在捷克人面临1938年时，抵抗是必要的，但军事冲突，除非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否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这就是一个 “小国 ”的政治智慧，而且必须如此。无论如何，哈维尔在与卡雷尔·赫维兹达拉的长篇对谈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想为我们共同的自由献出生命，你可以这样做。如果我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也可以。但你和我都无权强迫他人这样做，或不去询问他却直接牺牲他的生命。”（注62）
当“驱逐”问题重新回到欧洲的辩论中时，贝奈斯决定将德国人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对于一些德国政治家来说，贝奈斯已经成为一个邪恶的象征。在一篇关于贝奈斯困境的文章中，哈维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讲述了他如何一直批评贝奈斯在1938年的投降决定，以及在第三帝国战败后将一百万德国人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法令。然而，与此同时，哈维尔也讲述了贝奈斯的全部成就：他在1930年代体现了欧洲最好的民主传统，是国际联盟的共同缔造者，也是希特勒主义的早期反对者：“试图唤起冷漠的西方，可惜没有成功。”（注63）希特勒将这位捷克总统的亲属送往集中营。当贝奈斯移民到伦敦时，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希特勒主义斗争的象征，就像戴高乐对法国人的象征一样。
但是，为什么贝奈斯决定持久的和平而需要驱逐德国人？哈维尔指出：“不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简单地将贝奈斯与米洛舍维奇或斯大林相提并论，是廉价而肤浅的。爱德华·贝奈斯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等政治家，分享着何谓政治家这一共同的理念”（注64）。与此同时，哈维尔指出了德国反驱逐联合会煽动反贝奈斯运动的隐藏动机。他写道，“我们还必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一个人，是不是试图否认他们自己的责任。”
哈维尔关于贝奈斯的两次公开发言有所不同，它们不是关于前总统的评价，而是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第一篇文章，哈维尔是为捷克人写的，并以 “信念的伦理”为指导寻求真理。他的第二篇文章是为外国人写的，是在“责任伦理”的指导下寻求真理的。
十六
哈维尔担任总统期间，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伴随着他，当他面临两难境地时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下面这段：“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通过了一项我认为在道德上有缺陷的法案，但我们的宪法要求我签署。”该法案禁止侵犯人权者在国家行政部门工作。但在哈维尔看来，“该立法是基于集体责任的原则；它禁止某些人仅仅因为其属于外在特征所界定的群体而担任某些职务，而不允许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单独审理。这违背了民主的法律原则。现已废除的秘密警察保存的档案，目前成了决定人们工作资格最后和唯一的裁决者。”（注65）
我还记得围绕这项法案的争论。我对它的判断甚至比瓦茨拉夫还要严历，我曾建议他不要签署该法案。我从中看到了激进民粹主义者的战略意图，他们希望将行政化的反共主义，变成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瓦茨拉夫的判断很克制。他写道：“这是一部必要的法律，一部非凡的法律，一部严格的法律。然而，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来看，它充满了问题”。（注66）拒绝签署该法案，可能意味着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公开冲突，从而引发国家的政治危机。哈维尔解释说，这将会“是一种道义上正直但风险极大的公民抗命行为，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典型行为”。他签署了该法案。这为 “野蛮清算”铺平了道路。他在接受 《选举报》 采访时说，当Rudé Krávo杂志公布所谓与秘密警察勾结者的名单时，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
该刊物的两位作者（顺便提一下，他们都是《七七宪章》的前签署人）以诽谤罪起诉了哈维尔。哈维尔在布拉格市法院的证词，可以视为反清算的经典之一。作为被告，哈维尔引用了许多信件，这些信件都是由于公布名单而造成的悲剧。他断言，名单上的人——即使他们通常是完全无辜的——但是却“永远被抹黑，没有机会洗清自己的罪名。”他接着说：
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这些名单，还有许多人仅仅是因为接受了保密局特工的邀请去餐馆吃饭而被列入名单，另有一些人是因为在一个艰难的时刻——一种我的指控者无法想象的那种时刻——他们屈服了，在一些东西上签了字，当时他们受到了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并受到各种方式的勒索，最常见的是威胁他们的子女或亲属要付出代价。他们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在签什么字。而所有这一切往往随着几十年前的签完字便结束，因为这些人后来鼓起勇气反抗，也因此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哈维尔接着说，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有些写信给我的人并非完全问心无愧，他们把自己说得比实际情况要好。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有什么权利在没有辩护可能的情况下，以这种毫无章法、令人深感怀疑的方式谴责一个人？
他的子女和亲属对这个人的一时软弱一无所知，凭什么让他们受苦？为什么要让那些已经不在人世、把自己的故事带进坟墓的人蒙羞？
哈维尔总结道：
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之下，这个政府毫不犹豫地使用任何形式的讹诈和暴力。孩子是主要的人质，因为他们的未来取决于父母的顺从。我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并非只有英雄，因此许多人试图以各种方式——有些更有效，有些则不那么有效——愚弄当权者，拒绝向其交出自己的灵魂，同时以小小的让步作为补偿。比如与秘密警察特工进行毫无意义的谈话，也算是一种让步。但即使这样的谈话，也有无数人的名字被列入了警方的登记册。有研究表明，主动告密者可能只是少数，名单上的大多数人只是被动地与秘密警察接触，或者根本没有犯那么多罪。名单上的人有很高比例的人受到迫害，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是那些前时代逍遥自在、不值得当局关注的人难以想象的。这些所谓的秘密警察合作者名单来历不明；它们充满了事实错误，很多人认为它们是来自秘密警察队伍高明的虚假信息——多年来编制这些名单的人和今天向媒体提供这些名单的人都是如此。我认为整个事件是秘密警察的最大成功之一。他们成功地在未来许多年里毒化了民主国家的气氛；他们成功地动员了以伤害他人为最大乐趣的暴民（the mob），并玩世不恭地将反共产主义的旗帜交到了暴民手中，而暴民最大的乐趣就是伤害他人。这些自封的法官——他们坐在这里的检察官席上——什么都不是，只是仇恨、报复和蔑视法律的极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他们的报纸是传播邪恶和仇恨的下水道。（注67）
作为总统、异见人士和被告，哈维尔做出了精湛的诊断。作为总统，他以责任伦理为指导；作为被告，他抵达了异见人士的信念伦理。
十七
在哈维尔的作品中找不到仇恨。他曾经承认自己没有仇恨的能力。他的座右铭——如此被愤世嫉俗者、骗子和傻瓜嘲笑——是这句话:“真理和爱必须战胜谎言和仇恨”（注68）。然而，他有能力近距离地、冷静地观察那些怀恨在心的人。
哈维尔在一篇题为《对仇恨的剖析》的精彩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观察，这篇文章是他 1990 年在奥斯陆发表的演讲。我当场聆听了他的演讲，也清楚地记得，他对 “谁”、“为什么 ”和 “如何产生仇恨 ”的思考简单明了，逻辑严密，令我着迷：
在我看来，这些人的仇恨总是表达了一种巨大而难以平息的渴望。……一种绝望的野心……。（他们）怀有一种永久的、无法根除的受伤感，这种感觉当然与现实完全不相称。
这些人似乎想要被无休止地尊敬、爱戴和尊重，他们似乎长期痛苦地意识到别人对他们忘恩负义、不公不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像他们自以为应该的那样得到无限地尊敬和爱戴，而且因为他们甚至——或者说看起来——遭到了不该有的忽视。在仇恨者的潜意识里，沉睡着一种反常的感觉，认为只有他们拥有真理，他们是某种超人，甚至是神。仇恨是堕落天使的恶魔属性。这是一种渴望成为上帝的精神状态，他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是上帝，但却被证明自己不是上帝、也不可能是上帝的证据所折磨。对于仇恨者来说，仇恨比其对象更重要；他可以快速改变对象，而无需改变关系中的任何基本要素。…… 仇恨的人不会微笑，他只会傻笑；他不能真正地讽刺，因为他不能讽刺自己。只有能自嘲的人，才能真正地大笑。某种集体的仇恨，则消除了孤独、软弱、无力、被忽视或被抛弃的感觉，它提供了一种团结感。当然，这有助于人们应对缺乏认可，缺乏成功。他们可以通过夸张地表达对被选中的所谓犯罪群体的仇恨，无休止地自我安慰和互相肯定。有许多看似无辜和共同的心理状态，为仇恨创造了几乎不引人注意的土壤，这是仇恨的种子迅速发芽和广泛扎根的基础。
哈维尔的结论是—
一些观察家将中欧和东欧描述为今天的火药桶，一个民族主义、种族不宽容和集体仇恨日益增长的地区。我不同意这些观察家的悲观看法。即便如此，我承认，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和常识，我所处的世界的这个角落，便可能成为滋生集体仇恨的肥沃土壤。（注69）
在随后的岁月里，哈维尔始终保持着这种警惕和对常识的承诺。任何观察过后共产主义过渡形态的演变，尤其是惨烈的南斯拉夫战争的人，都能体会到哈维尔精辟论述的准确性。但即使是再深入的分析，也不可能完全表达出哈维尔文章的丰富内涵。这是一篇高水平的文章，可与乔治·奥威尔、汉娜·阿伦特、约瑟夫·布罗茨基、毕波·伊斯特万（István Bibó）（注70）、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和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散文相媲美。
无论如何，《对仇恨的剖析》应该成为所有东欧和中欧学校的必读课文。
十八
哈维尔表现出对基督教的讯息极为敏感。1994 年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面时，他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所有宗教的基础都是宽容、帮助邻人和理解他人的原则，或者简单地说，即上帝期望人类遵循的善良原则”（注71）。1999年，哈维尔在接受圣阿达尔贝奖(St. Adalbert Prize)（注72）时，这样评价以其名字命名这个奖项的那位:
圣阿达尔贝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在今天人们会说他是一个思想家。他一定是一位魅力非凡的知识分子。他一定是一个不切实际、非实用主义的人，他似乎像波德莱尔笔下的信天翁一样永远漂浮在地面上，由于“一对巨大的翅膀”，他无法在地面上行走。实际上，他在尘世中的努力一直都不成功，因受到命运和周围环境的困扰，他很少被人理解。历史的外部进程承认的是其他人。如果说他永久地与我们同在，是因为他作为我们狭隘、自私的一面古老镜子，作为我们某种程度上有罪的良心而存在。而比他作为时代的一面无情镜子更为重要的是，他体现了一种活生生的、开放的、未完成的超越，这种超越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他肯定是一个——明确表达了某些价值观和理想，但却无法将其付诸实施，或将其投射到社会环境中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作为一种挑战、一种呼吁、一种责难、一种激励、一个很好的榜样和一种警示，始终拥有影响力。他留给后人的似乎是一种并不显眼、但却永无止境的决心，那就是他要打破从理想撤退到现实的那种状态。（注73）
我对圣阿达尔贝的生平并不了解。不过，我认为，尽管哈维尔在政治上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失败，但他将被历史学家准确地描述为——他那个时代的良心，实用主义者中的先知，一个搅乱欧洲池塘之水的人。
哈维尔到最后，已不再是一名政治家。他重新成为了一名作家——令人不安的、独具匠心的、充满了反叛精神。即使在担任总统期间，他也是一位特殊的政治家，就像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纳尔逊·曼德拉、安德烈·萨哈罗夫和雅切克·库隆那样。在政治上，他是一个见证人，是那个时代伟大的道德权威之一。
哈维尔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因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位总统与 1968 年后富有争议的脉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自己属于披头士的那一代人。他满怀同情地关注嬉皮士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的艺术和音乐，以及那些脖子上挂着花环、赤脚走在纽约街头的青少年。在持不同政见者时代，他就喜欢滚石乐队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作为总统，他曾在布拉格接待过他们。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他曾帮助组织了一场群众抗议活动，抗议对布拉格“宇宙塑料人”乐队的音乐家进行审判。在他们的音乐和态度中，哈维尔发现了纯洁、羞耻、形而上学的悲伤，以及来自穷人和受压迫者的沟通。接着，对 “宇宙塑料人”乐队审判的抗议，将各种反对派团体聚集在一起，并促成了《七七宪章》的诞生。多年后，身为总统的哈维尔参加了“宇宙塑料人”乐队的音乐会。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他对海德格尔、帕托切克和列维纳斯非常着迷，人们很容易在他的总统演讲中找到这些着迷之处。作为一名年轻作家，他率先发表了一篇关于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文章；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他邀请赫拉巴尔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共饮啤酒。
哈维尔不太喜欢与瓦茨拉夫·克劳斯总理交往。他们在气质、身高、价值体系、个人经历及幽默感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克劳斯精明勤奋，是一个毫无顾忌的自恋狂，哈维尔写道，他“要么害怕某人，要么想要羞辱某人”（注74）。第一次民主议会选举后，捷克“公民论坛”和斯洛伐克“公众反对暴力”组织共同决定，克劳斯将不会在新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斯洛伐克人希望填补这一职位。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只能“不愉快地”通知克劳斯，他将不再担任财政部长，而是国家银行行长。
哈维尔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写道：
我可耻地失败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克劳斯时，他回击说，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财政部长，他不能担任任何其他职务，他离开政府将是灾难性的。我非但没有告诉他这是获胜党派的决定，如果他不想担任国家银行行长，那么他可以做别的他想做的事，相反，我却礼貌地退缩了，说了句类似“那好吧”。“公民论坛”对我没有完成任务非常不满，克劳斯对我的反感也逐渐变成了仇恨。我的行为就像一个典型的坏政客：我没有做到自己承诺要做的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让所有人都对我感到生气。”（注75）
有多少政治家能以这样的距离感和讽刺的口吻谈论自己？在电影《公民哈维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瓦茨拉夫的这一面。这是他在两届总统任期内所做的一个项目。
哈维尔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他所奉行的政治根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拯救整个世界，但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得好像我们有能力这样做。”（注76）他的理想主义和诚实，他反对愚蠢舆论的勇气，这些都令人恼火。尽管他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但他却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那么，在政治上，他是谁呢？我重复一下哈维尔自己的比喻——他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信天翁，永远盘旋在略高于地面的地方，因为“一双巨大的翅膀”使他无法在地行走。这个捷克政治的信天翁顽强地与一个非政治问题——生命意义的问题——搏斗。对他来说，这与宗教里的“绝对地平线”问题如出一辙。
十九
当扬·帕托切克把捷克历史上的伟大传统和渺小传统加以并列时，他想到的是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前者是一个大胆、果断、始终如一的人，后者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雄心勃勃、勤奋好学、口若悬河的平庸之辈。他必须做出选择，而他选择了渺小。” 我不知道帕托切克对贝奈斯的评价是否过于苛刻，但我知道瓦茨拉夫·哈维尔带领捷克人重新走上了伟大历史的道路。然而，他们会一直走下去吗？
（2011）
1 这篇文章是米奇尼克写给瓦茨拉夫·哈维尔七十五岁（2011年１０月５日）生日，并首次发表在《选举报》上面。文前还附有问候语：亲爱的瓦谢克，在庆祝您七十五岁生日之际，我们感谢您的戏剧、散文和监禁。永远与“无权者的权力”同在，它始终比所有独裁政权更强大！愿你长命百岁，甚至更长！——亚当·米奇尼克和《选举报》同仁。哈维尔在当年１２月１８日去世，目前见到的这篇文章，文末的口气已经发生变化。本文取自“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áclav Havel and Adam Michnik”，ed by Elzbieta Matynia (Translator)， Yale University Press; Illustrated edition (May 27, 2014)。
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前429），是雅典黄金时代希腊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和将军。事实上，他领导雅典的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他也是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尽管民主的形式与现代有区别。
2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 年）在 1989 年至 1991 年间写了一批给April Gifford，Dubenka的系列信件。从未寄出的这些信中，记录了那些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是从他最喜欢的酒吧窗户前看到的。赫拉巴尔他以幽默的笔触，描述了纳粹占领下的布拉格生活、共产主义以及 1989 年革命后的短暂亢奋，当时一切似乎都有可能。
3 坏良心(bad conscience)，指人们意识到自己做了坏事或错事而产生的内疚。
4 “Samaritan gestures”，这里指的是心地仁慈、乐于助人。
5 见上册《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篇注释2。
6Vá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A Conversation with Karel Hvížd’ala, trans. Paul Wilson (New York: Knopf, 1990), 54.
7 斯涅日卡山，位于捷克波兰交界处的一座山峰，海拔是1,603米，是捷克共和国的最高峰。
8 Václav Havel, Audience, in The Garden Party and Other Plays, trans. Vera Blackwell, George Theiner, and Jan Novák (New York: Grove, 1993), 208.
9Karel Čapek “Miejsce dla Jonathana,” in We własnych oczach. XX-wieczny esej zachodnio i południowosłowian´ski, ed. Halina Janaszek-Ivanicˇkova in collaboration with Edward Madany, Jan Wierzbicki, and Teresa Da˛bek-Wirgowa (Warsaw: Pan´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1978)。
10 Václav Havel, Letter to Alexander Dubcˇek,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 –1990, ed. Paul R. Wilson (New York: Vintage, 1992), 38.
11 同上, 38 –39.
12 同上，43-49.
13 同上，48.
14 Václav Havel, Letters to Olga: June 1979 – September 1982, trans. Paul Wilson (New York: Knopf, 1988), 75.
15 Havel, Open Letters, 75.
16 “Declaration of Charter 77,” in Ten Years of Charter 77 (Hannover: CSDS, 1986), available at http://libpro.cts.cuni.cz/charta/docs/declaration_of_charter_ 77.pdf.
17 The last text by Jan Patocˇka, written on March 8, 1977, cited in Mariusz Surosz, Pepiki (Warsaw: W.A.B., 2010), 273.
18 帕托切克最初用这个词“the shaken”（通常译作“被动摇者”）是指那些在战争中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从而生活被打碎的人们，他们更“能够理解生与死，以及历史”，重新找回人生意义在这些人当中存在一种纽带。
19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Open Letters, 157
20 Havel, Letters to Olga, 68。
21 同上，206 – 8
22 同上，112
23 Pavel Kosatík, Olga Havlová. Opowie´s´c o niezwykłym z˙yciu, trans. Andrzej Jagodzin´ski (Warsaw: Rosner i Wspólnicy, 2003), 147. This biography of Olga Hav- lová was no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 Czech publication was Cˇlovˇek má dˇelat to, naˇc má sílu (život Olgy Havlové) (Prague: Mlada Fronta, 1997)。
24 同上 147– 48
25 Havel, Letters to Olga, 300, 302
26Havel, Open Letters,363,364.
27 Václav Havel, Temptation: A Play in Ten Scenes, trans. Marie Winn (New York: Grove, 1989), 37–38.
28Havel, Letters to Olga, 101
29Havel, Open Letters, 256 –57.
30Havel, Letters to Olga, 239 – 41.
31 Havel, To the Castle and Back, 329–30.
32 Havel, To the Castle and Back, 329 –30
33 Havel, Letters to Olga，235.
34 Havel, Letters to Olga，236.
35 同上, 363.
36 同上, 364-365.
37 Patočka，“Tristudie o Masarykovi,” cited in Pepiki, 270.
38 Havel, Open Letters, 391–396.
39 同上, 396.
40Havel, To the Castle and Back, 143 - 44.
41同上，175.
42 同上, 115 –116.
43同上，117
44 同上，118
45 斯洛伐克罗姆人（斯洛伐克语：Rómovia na Slovensku）亦称为斯洛伐克吉普赛人，为一支于14世纪便定居于斯洛伐克的罗姆人分支。
46 Havel, To the Castle and Back，119.
47 同上，119.
48 Václav Havel, “A Farewell to Politics,” speech delivered in New York on September 19, 2002,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4, 2002, trans. Paul Wilson.
49 Václav Havel, “To take things into our own hands，” speech in Prague’s Wenceslas Square, delivered on August 21, 1990, the twenty-second anniversary of the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by the Warsaw Pact Armies, Siła Bezsilnych i Inne Eseje (Warsaw: Agora, 2011), 234.
50 Václav Havel, speech delivered in Paris at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October 27, 1992, old.hrad.cz/president/Havel /speeches/1992/2710_uk.html.
51 同上。
52 Václav Havel, “Three years later: History of a dram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February 27, 1993, Siła Bezsilnych i Inne Eseje, 262.
53 同上。
54 同上，262,264.
55 Václav Havel, New Year’s Address to the Nation, January 1, 1994. Also in Havel,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Politics as Morality in Practice— Speeches and Writings, 1990 –1996, trans. Paul Wilson et al.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1998), 142 –51.
56 同上。
57 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ý（1592—1670），教育家与作家，是一位以捷克语为母语的摩拉维亚人，他是公共教育的最早拥护者，由此，他也被认定为现代教育之父。
58 Havel, Open Letters, 40
59 Havel, Art of the Impossible, 211.
60 Havel, “Catalonia International Prize, Barcelona, May 11, 1995,”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211, 212, 213.
61 同上, 213
62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102.
63 Havel, “Edvard Beneš—Dilemmas of a European Politician,” written for Süddeutsche Zeitung, Neue Zürcher Zeitung, Gazeta Wyborcza, Magyár Hírlap, Sme, and Le Monde, April 19, 2002, full text available athttp://vaclavhavel.cz/showtrans.php?cat=clanky&val=41_aj_clanky.html&typ=HTML.
64同上。
65 Václav Havel, speech at New York University, October 27, 1991, http://old
.hrad.cz/president/Havel /speeches/1991/2710_uk.html; print edition: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82 – 86.
66 同上。
67 Václav Havel, “Najwie˛kszy sukces bezpieki” (The biggest succes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 statement before the Municipal Court in Prague, December 14, 1993, in Siła Bezsilnych i Inne Eseje, 384 – 86. This essay had not been previous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 would like to thank Paul Wilson for checking my translation from Polish against the Czech original.
68 Ibid., 386.
69 Václav Havel, The Oslo Conference on “The Anatomy of Hate,” Oslo, August 28, 1990, in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55 – 62
70 毕波·伊斯特万（István Bibó），出生于布达佩斯，匈牙利律师，政治理论家。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他担任伊姆雷·纳吉政府的国务部长。苏军入侵布达佩斯时，他是最后一个留在国会里的政府成员。毕波起草了一份宣言，内容是请求苏联召回军队并与伊姆雷·纳吉协商解决问题。在布达佩斯市内，起义者到处张贴他的宣言。1957年5月23日,毕波被捕。1958年8月2日，他因“叛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63年3月，毕波终于提前出狱。1979年，他在孤独和贫穷中离开了人世，逝世于布达佩斯。毕波把民族主义的集体病症称之为政治歇斯底里症。
71 Václav Havel, “Transcendentalny horyzont ludzkiego działania” (Transcendental horizon of human action), meeting with Pope John Paul II, March 7, 1994, in Siła Bezsilnych i Inne Eseje, 388.
72圣阿达尔贝特（St. Adalbert，约 956-997 ），布拉格的主教，也是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普鲁士人的传教士，在努力使波罗的海地区的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中壮烈牺牲。阿达尔贝特后来被宣布为捷克共和国、波兰和普鲁士公国的守护神。哈维尔1999年获得以这位圣人的名字命名的奖。
73 Václav Havel, speech at the acceptance o fthe Saint Adalbert Prize, Bratislava, September 18, 1999, http://old.hrad.cz/president/Havel /speeches/1999/1809_uk.html.
74 Havel, To the Castle and Back, 206.
75 同上, 203.
76 Václav Havel, Speech at Wrocław University, Wrocław, Poland, Decem- ber 21, 1992, http://old.hrad.cz/president/Havel /speeches/1992/2112_uk.html; print edition: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109 –14.
77 Patocˇka’s essay “Who Are the Czechs?” was an unfinished manuscript originally written in German—Was sind die Tschechen?— in the form of a letter between 1970 and 1976. The essay—which i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Czech history, raises the question of circumstances and conditions that allowed the small Czech nation to attain moral eminence, and discusses lost opportunities—was published in Czech as Co jsou Cˇeći? (Prague: Panorama, 1992). An annotated edition of the essay was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n Patoˇcka [Sebrane spisy Jana Patocˇky], Cˇ eši II, vol. 13 (Prague: Oikúmené, 2007). There is no English publication of “Who Are the Cz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