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不暗 | 鲁迅当年是这样看待中日关系的
編者按：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也体现在民族主义的判断上，90年后的今天，他信中提到的现象，还在现实里四处上演。本文為書評專欄作者西門不暗專欄。
鲁迅成人之后的人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2年到1909年，在日本留学的七年。在这7年里，他认识了很多影响他下半生的师友。
1909年到1927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以及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各个高校当讲师，后来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当教授。这是第二阶段。从1927年一直到他去世的1936年，鲁迅居住在上海。最后这十年，他认识了很多的日本友人，这些人是他很重要的朋友圈。
鲁迅的上下半场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可以把私交跟国家立场做到泾渭分明。在个人层面上，他有很多在日本认识的中国朋友，也有众多在中国认识的日本友人。在国家层面，从“九一八”开始，涉及到中日之间的关系，他对日本有很清醒的认识，认为没有实力的均衡，很难保持亲善和平。在“七七事变”前9个月，他就认为全面战争难以避免。
在仇日情绪日渐汹涌的当下，重新打量鲁迅和日本的关系，有现实意义。从这个被几代人汲取过营养的“民族魂”处，了解怎么处理个人私情和国家大义，或许对你我都有借鉴的价值。
日本是鲁迅生前去过的唯一外邦。
他青年时起步在日本，中年时在上海跟不少日本友人来往。鲁迅弥留之际，陪在他身边的是挚友内山完造。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2022年）时，东方卫视拍了部专题片《鲁迅和他的日本友人们》，主要采访了内山完造的侄子，藤野严九郎的孙子，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和他们视频会议，还能用一口流利的日语跟内山完造的侄子谈笑风生。至今，日本的内山书店还在营业，它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1 鲁迅与许寿裳
鲁迅生命里有三个亲密的人姓许。夫人许广平，红颜知己许羡苏，以及亲如兄弟的许寿裳。
鲁迅21岁时去日本留学，是大清公派的学生，在日本前两年读语言学校（至今为止，中国人去日本留学还是这模式，先上语言学校），许寿裳就是这时候认识鲁迅的，东京弘文学院的相识经历，让他俩在后来的30多年成为了知心密友。鲁迅跟自己的亲弟弟都决裂了，但跟许寿裳却无话不谈，“常常引以为自豪的生死不渝的挚友”。
话说当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东京租住的房子，许给房子起了个伍舍的名字，在他的笔下，五个光棍的生活有不少诗意，巧合的是，他们住的这房子，在东京大学附近，夏目漱石曾经租住过。
2 鲁迅与秋瑾
秋瑾拔刀相向鲁迅，被不少追求流量的写作者渲染过。鉴湖女侠的故事激励了几代中国人，但她拔刀插在桌上的故事里，竟然还有鲁迅当背景板。
1905年，清政府派遣张之洞与日方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请协管在日留学生，限制中国学生在东洋从事革命活动。
自费留日和公费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发生了一场大论战，秋瑾和鲁迅分别在对立的阵营里。
以秋瑾为首的留学生与以汪精卫、鲁迅等人为首的留学生分裂成了主张回国革命的激进派以及反对集体退学的维持派，两派多次就此问题进行了争辩。
在此次争辩中，秋瑾竟当众拔出了一把匕首插在讲台上，丢下一句“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者，吃我一刀”便愤怒离开了现场。
这次割席之辩，不仅导致了两派的分裂，还导致了写作《警示钟》名震天下的陈天华跳海自杀。
鲁迅在评价秋瑾方面，并不受私人问题的困扰，他写道：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
3 鲁迅与周作人夫妇
1906年，鲁迅被母亲鲁瑞逼着回国完婚，跟朱安成亲第四天，就离开了家，带着弟弟周作人去了日本东京。在东京期间，周作人喜欢上了给他们兄弟做帮佣的下女羽太信子，这三人回国之后有扯不清的恩恩怨怨，有许多争议至今都是悬案，最离谱的传言是，当年信子是先跟鲁迅的，后来才和周作人在一起。1909年，对周氏兄弟都是重要的一年，鲁迅被母亲逼回国赚钱养家，周作人在东京和羽太信子结婚。
羽太信子不仅自己跟周作人结婚，还把妹妹介绍给了鲁迅的小弟周建人。后来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四合院，三兄弟住一起，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自然就在一起住了，周建人离开北京去上海工作，乃至后来跟其他女子再结婚生子，羽太芳子一直都没离开过周家。这中间还有些狗血的插曲，周建人回八道湾看望母亲鲁瑞，跟儿子起了冲突，儿子想用军刀砍他。
4 鲁迅与章太炎
鲁迅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离开后，去了东京。在东京三年，对他一生影响非常大。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奠基他的价值观的尼采思想，同时遇到了他的老师章太炎。
近年看章太炎作品，方知他对鲁迅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留日时候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观点直接来自章太炎的《訄书》，回国后写的《孔乙己》、《药》还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他俩的师生情，主要是东京这三年，通过章太炎的女婿，给他们8个浙江籍的留学生开小灶，鲁迅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充实了自己国学方面的知识。
当年的章太炎在东京华人圈里是大红人，被孙中山邀请到东京主持《民报》工作。《民报》的影响力非常大，那时的鲁迅还是初出茅庐。
不论是对中国吃人礼教的控诉，还是改造国民性，都能在章太炎的文章里找到直接的出处，章在思想层面对鲁迅的影响，是持续一生的，章去世，鲁迅抱病写了两篇深情的纪念文章。
他们最多的交集，是在东京，回国后，两人的政见和立场越来越大。
去年在西湖边，参观章太炎纪念馆，特别注意了章太炎送给鲁迅的一幅字，上面是庄子的话：
变化齐一，不主故常；
在谷满谷，在坑满坑；
涂郄守神，以物力量。
上款为“书赠豫才”，
下款为“章炳麟”。
中国大妨识字的人都知道鲁迅，但知道章太炎的人很少。学问上，鲁迅离他老师还有很大距离。鲁迅号称有几个良师，若从写作来说，章太炎是最货真价实的一个。
鲁迅在日本求学的七年，对他影响比较深的大多是在日本的华人学者和好友。而对他下半生影响大的，大多是在上海认识的日本人。据学者王锡荣先生的研究：
“现存二十四年日记，没有一年不提到与日本人交往的。一生交往的日本人，仅日记记载的，就有二百零九人”。
在鲁迅弥留之际，除了妻儿之外，守候在侧的是几位日本人。其中除了日本医生外，就有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在1947年被遣送回日本。但命运又一次将他和鲁迅连接在了一起。1959年，中国政府邀请内山完造来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的活动。没想到，内山完造到北京后，就突发脑溢血去世。内山完造葬在上海的万国公墓，跟鲁迅在同一墓园。
内山完造是他在上海居住之后结交的关系最好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是在华日本人里面很有影响力的，而且他开的书店里面有很多国内其他地方买不到的禁书。鲁迅经常去，那里是中国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鲁迅在1927年到上海之后，他曾经500多次到过内山书店，在内山书店总共购买了1000本的书。
内山完造帮助过鲁迅，郭沫若，陶行章避难，营救过许广平，周建人。他为鲁迅跟朋友们见面交流创造条件，生活上帮助鲁迅，作品出版上，更是不遗余力。鲁迅亲切地称他为老板。
“内山书店只有七八十平方米，小小一间。据记载，一进内山书店，映入眼帘的就是东西北三面直顶天花板的书架。书店创始人内山完造总是端坐书架之前——他是鲁迅先生的知己、书商、保姆和守护者。鲁迅先生则是书店的“灵魂”，他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此转转，与约定的客人见面。”
鲁迅和内山完造的亲密关系，也可从生命中的最后时刻看出，他夫人许广平请内山完造为鲁迅打电话找医生……
鲁迅死后，内山完造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他还是日文版《鲁迅全集》的顾问，第一届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长。
另外，1933年，鲁迅写了一首诗《题三义塔》送给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其中有两句后来广为流传：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西村真琴博士在1932年的上海事变中救了一只受伤的鸽子，他把这只鸽子取名为三义，并带回了日本，但不幸的是，鸽子死了，西村真琴为鸽子建了个塔埋葬，取名三义塔。
鲁迅知道了这事后，写了这首诗，寓意深刻，尤其是在中日两国剑拔弩张，日本不断制造事端侵占中国的时期。也因此，鲁迅被许多人误解，乃至说他是汉奸的言论也不少见。
鲁迅曾给两个友人的信中谈到文人造谣的事，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他写道：
我依旧被论敌攻击，以前说我拿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
1934年他致信杨霁云，谈到汉奸头衔：那时上海有一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就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
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也体现在民族主义的判断上，90年后的今天，他信中提到的现象，还在现实里四处上演。
说鲁迅在抗日这事上没有明确立场，这是泼脏水。他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一文中写到，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
在中日关系上，鲁迅清楚地知道，只有用武力才能迫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这种认识的形成，应该与“九一八”后置身上海虹口地区，因而对日本侵华有十分切身的感受有关。而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叙述过他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谈话”。周建人说，鲁迅去世前筹划的人生最后一件事，是迁离日本人聚集的虹口地区。
但鲁迅又是清醒的，他呼吁民众要区分日本极右翼和日本普通民众，他在纪念牺牲于法西斯之手的日本友人时，也是如同纪念中国友人一般的情真意切，他在《闻小林同志之死》一文中说：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
历史在行进，但观念不一定随行。当年鲁迅批判过的军国主义，今天依然还在。当年鲁迅说那些喜欢造谣别人是汉奸的文人，更加大行其道。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这年头阿Q依然多，孔乙己卖文为生的不少见，红眼睛阿义像摄影头一样遍布。一句话说得不妥，喊打喊杀的现象随时发生。
还是鲁迅说得好：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