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思想》第53期由聯經出版刊行，本期專輯為「陸生談兩岸當代性」，得《思想》授權，書評刊發其中兩篇，這是其中一篇：《龔摘 | 作為問題的「陸配」： 多元場景中的反思》。
《思想》致讀者：本期《思想》的專輯由王智明先生所主持，探討兩岸中國的「當代性」。由於作者們均是在台灣攻讀過學位的大陸年輕人，為了強調這個特色，於是在徵得他們的同意之後，我們在專輯標題和書名中突出了「陸生」這個身分。《思想》的作者一般偏向中年以上的學者，並且多數具有明確的屬地身分。但是「陸生」這個身分則年輕、敏感、跨界，並且帶有過渡性質。翻讀本期的專輯文章，讀者會發現，從「陸生」這個身分出發，作者們呈現了兩岸年輕一代的另類眼光和另類人生，可能是一般大陸和台灣（甚至於其他華人社會）很多人未曾注意過的。
兩岸開始交流以來，各種冠以「陸」或者「台」的身分諸如陸配、陸生、陸客，乃至於台商、台胞等等，多少都處在兩岸政治角力的直接影響之下。當兩岸關係緊張時，他們的權益跟著緊縮，他們自己也會設法保持低調，甚至於遮掩身分。這種情況當然不公平也不健康。我們在經過思考之後認為，讓專輯的作者坦然、自在地參與《思想》這個公共平台，乃是這份刊物應盡的責任。相信讀者也會認可我們的作法。
其實即使兩岸的藩籬有其嚴峻甚至於冷酷的一面，但在社會上、在個人之間，陸生在台灣仍然有機會親歷人性的溫暖。本期朱春聰先生的文章，報導了2015年八仙塵爆事件中受重傷的兩位陸生，在台灣受到無微不至的醫療和復健照料，讀起來令人感動。希望類似的故事，能夠提醒我們「陸」「台」藩籬雖然是事實，不過只要有心，卻也不是不能穿越的。
本文為《思想》第53期文章，經《思想》授權刊發。
一 作為問題的陸配
長期以來，「陸配」在台灣是一個問題。陸配可以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通常被認為在政治上是可疑的，是中國的間諜；陸配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因為被認為來自於集權體制，難以適應台灣民主自由的社會；陸配甚至也是一個生育問題，因為生下的孩子是否具有純正的台灣血統具有爭議等等。陸配當然已經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台灣政權與社會都以「陸」來標定這一群體原本複雜的來源（一如1949年以來台灣社會對「外省人」的想像），以「配」來標定這一群體原本多樣的身分，從而將其徹底他者化的當下。但陸配作為問題的背後，卻存在著更多尚未解決的問題：陸配是否一直以來就是一個問題？其作為問題的內容是否又發生過改變？陸配作為政治、社會以及生育等問題是否完全一致又或者存在差異？回答這些問題不僅可以進一步澄清「作為問題的陸配」，更能為「台灣主體性」的焦慮提供一種獨特的解釋路徑。因為成為他者的陸配，反過來映射的恰是台灣政治的自我認知；成為問題的陸配，反過來又折射了台灣社會的問題。「陸」對應著「台」、「配」對應著「娶」。對陸配的種種質疑，歸根結底是台灣對自身的種種疑問。所以，陸配對台灣而言並非一個簡單而客觀的問題，而是台灣對自身的主觀認知和理解困境的持續發酵。當台灣政治和社會的具體情境發生變化之時，對作為問題的陸配也會發生相應變化。由此，陸配不僅僅是「問題」，更應該被「問題化」。
主張以福柯的「問題化」概念來開展「政策研究」的Carol Bacchi指出，福柯對「問題化」概念的運用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是作為分析方法，其二則是作為歷史過程中產生思維對象的過程（historical process of producing objects for thought）。Bacchi引用Roger Deacon的研究，指出以問題化作為分析方法的目的「並不是探尋對某個事物的正確回應，而是去探尋事物如何『在具體的時間和具體的環境』下『被質疑、分析、分類和管理』」。問題化的目的不是要解決一個問題，而是要把握一個問題如何生成。但問題化作為歷史的過程並不與作為方法相衝突，而是將研究的重心轉到歷史描述。也就是說，把問題「問題化」，一方面要拆解客體（dismantle the objects），另一方面要展示它們如何形成，亦即一個化熟悉為陌生的過程。這樣問題化的研究方法不僅是學術研究的工具，同時還具備政治批判的能力，因為可以「中斷真理的視之當然，使得權力關係向批判開放」。
在台灣，大陸配偶（以下簡稱陸配）被建構為具有政治嫌疑的性別化他者。一方面，透過一套性別化的立法，將陸配塑造為妻子和母親的性別主體，強調其配性。另一方面，則透過主權的論述，將陸配塑造為具有匪諜潛質的政治主體，強調其陸性。在此背景下，長期以來針對陸配群體的研究總是沿著兩個相互對立但都不夠妥帖的路徑展開：要麼就是置於以「國」為單位的宏觀政治經濟中，在兩岸關係的分析中突出其「陸」性；要麼就是收縮於以「家」為單位的微觀移民婚姻中，在兩性關係的解釋中顯示其「配」性。然而，無論是哪一種路徑都先在地於政治語境和性別場景中框定了陸配的身分與認同，從而忽視了在更為多元和具體的情景下，「陸配」作為一種類別的顯現或消失。本文旨在透過問題化「陸配」，嘗試走出「國」與「家」的陸配研究基調，轉而在具體的語境和場景中，探討陸配被問題化的過程。具體而言，陸配在哪些現實場景下被問題化？又如何被問題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什麼時刻什麼場景下，其「陸」性的顯現在問題化的解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造成了一種邊界生成的效果？而陸配又如何應對面對自身視為「問題」這樣的問題？
二、多元場景中的陸配：邊境、職場與學校
本文取材自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及後續衍生的田野資料。在博士論文的研究中，我發現，在疫情期間，陸配的身分被高度的政治化，但是一旦生活回歸日常，離開了高度對抗性的政治話語空間，陸配在台灣的狀態其實更為豐富而有趣。換言之，台灣社會對於陸配的理解可能是高度場景化的，亦即陸配之所以成為問題往往是特定情境（如兩岸的政治對抗）的展現，而不是陸配之本質或必然。也因此，陸配研究有必要將焦點從過度政治化的場景轉移到更豐富而多元的日常生活。就目前的田野而言，我大致發現了陸配在台灣問題化三個場景，由強到弱分別為：極端尖銳的政治場域（血緣）、嚴重但仍可改變的職場（經濟）、並不是大問題的教育場景（文化）。接下來，我將以具體的陸配個人生命經歷分別闡釋在她們與台灣社會遭遇的這些場域中，陸配之陸性作為一個問題，其被問題化的具體路徑，進而反思在具體互動的效果中，我們該如何看待「陸」的限度？
（一）政治場景—血緣
2020年初湖北武漢新冠疫情爆發後，台灣隨即實施了嚴格的邊境管制。2020年1月21日，台灣出現首例大陸返台病患，台灣方面開始加強邊境管制措施，立即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陸籍人士首當其衝。1月22日，移民署宣布停止核發武漢入境簽證， 1月26日擴展至整個湖北，同時金門、馬祖兩地的小三通落地簽證亦停止核發；2月5日，擴展至整個大陸。依據此限制性措施，其所涉及對象依次包括滯留湖北的台商台幹、探親的兩岸婚姻者、持居留或探親證來台的兩岸婚姻親生及前婚子女（俗稱「小明」）及處於團聚階段（申請或持有團聚等待面談）的新婚大陸配偶（俗稱「小紅」），皆無法來台。上述受限者雖來源多樣，身分不同，但有一個共通點，即多涉及兩岸婚姻，並且因為邊境管制措施造成了夫妻、母子被迫分離兩地的創痛。
許女士是一位來自大陸的女性，來台前曾有過一段婚姻並育有一女。後來，她與一位台灣男士結識並再婚來台。婚後，她將當時6歲的女兒以探親身分接來台灣就讀幼兒園，並與現任丈夫生下了第二個女兒，組成了一個幸福的跨境家庭。2020年1月19日，正值新冠疫情爆發初期，許女士帶著兩個女兒回廈門探親過年，並為她的大陸籍長女辦理往來兩岸的身分證明。抵達廈門後，許女士敏銳地察覺到疫情形勢的嚴峻，迅速為長女辦理好證件，並改簽機票，決定提前返回台灣。2月3日，當他們一家三口抵達機場準備登機時，卻被告知許女士長女持有的「專案居留證」無法入境。根據當時政策，許女士和她的台灣籍次女可以順利登機，但持有「專案居留證」的大女兒卻被拒絕入境。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許女士感到十分憤怒和不解，她不禁哭訴道：
我們三個人一起到了劃位，偏偏我跟小的（台籍小女兒）就可以進來，她就不行。你說病毒就傳染她，不傳染我們兩個人嗎？我們三個人一起去的，我們兩個可以進來，大的不行。
許女士長女的陸籍身分及其由此衍生的血統，是其作為陸配之陸性被問題化的關鍵。即令許女士已經取得台灣身分證，且同為長女和次女的媽媽，她的兩個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但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下則並不相同。這種不同並不是性別上、智力上的不同，而是身分上，甚至是隱藏在身分下的血統上的不同。按照《兩岸關係條例》的規定，陸配所生育之子可分為兩個類別，第一個類別為由陸配所生之具有一半大陸血統、一半台灣血統的台灣人之直系血親。第二個類別的陸配之子，即由兩岸重組家庭所衍生之具有純粹大陸血統的陸配前婚生子。許女士的次女為第一個類別，長女則為第二個類別。台灣對第二個類別——具有純粹陸籍血統的前婚生子——的治理極為嚴苛（相關討論請參見龔摘，2023）。許女士的例子凸顯了在傳統政治場域中，陸配由血統所引發的問題化過程。政治場域往往是將陸配問題化最極端的場域，沒有什麼商量和討論的餘地。這也使得陸配的形象在台灣社會顯得單一而無助，進而被主流的政治話語和實踐所排除在外，即令她們多半是領有身分證的「中華民國國民」。
（二）工作場景—經濟資本
彩霞來自大陸沿海地區某漁村。在打工期間結識了一位來自台灣的男士並結婚。婚後，彩霞成為全職家庭主婦，照顧丈夫與小孩。由於小孩生病，她接觸到了某直銷保健品，為了增加家庭經濟收入，最終成為該產品的經營者。由於法律、學歷限制、社會期待等原因，陸配往往很難在台灣找到理想的工作，而直銷不需要成本，也方便兼顧家庭責任。彩霞故事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她作為一個在台灣社會沒有在地人脈的陸配，竟然透過直銷實現了財富自由，還帶領者一群陸配取得了成功。她們的成功以及隨之而來的爭議都與她們的陸配身分息息相關。她們如何能夠成功？公司其他的台灣人如何看待她們的成功？她們又如何應對台灣人的非議？
1. 優勢與暴露的陸性
彩霞的直銷之路並不容易。首先在公司的學習會場上，大家往往會自我介紹，因為其陸配身分，尤其是家庭主婦的陸配身分，並不被看好也不太受待見，願意與她分享經驗的人也不多。她說：
我們上課之前會交流，不管你是上下線、旁線都可以交流，XX之所以可以做的這麼大就是打破旁線的文化，互相取經。但因為我們是陸配，一進來都是台灣人，我剛開始來的時候，他們一聽我是大陸人，我們口音就很清楚，他就是不跟我們講話。特別在南部非常嚴重，就是我們夥伴只要靠近想要互相交流學習，他就把我們排擠在外。
因為沒有人脈，她只能採取陌生開發的方式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場合去搭訕、去認識人、去創造機會。但這種陌生開發也是有針對性的，因为為自身對陸配身分的自卑，她往往不太敢向台灣人推薦，而總是能很敏銳的在各種生活場景中識別出與她身分相同的陸配，尤其是家庭主婦的陸配。這種不敢與台灣人接觸的心態，間接導致她的直銷體系日後也是以陸配為主。而她之所以能夠吸引到那麼多陸配，除了她努力掃街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渠道——微商和代購。
彩霞正式經營直銷時，正值2013年大陸微商崛起的時代，當時透過小三通，她與朋友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倉庫，她負責客源，朋友供貨。也正是微商平台，使得經營直銷中陸配的短板——缺乏台灣在地人脈——轉變為了優勢。大陸人脈與市場成為陸配在台經營直銷得以成功的重要資源。因為微商，使得彩霞的直銷之路順遂了許多。很多陸配視直銷為洪水猛獸，一開始接受度並不高。但是，代購和微商卻是相對正當也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有人供貨的前提下，陸配只需要開發大陸人脈和市場即可。而代購和微商其實與直銷本質相同，都是銷售。一旦這些陸配透過做代購和直銷取得一定的經濟收入或者銷售技能之後，那麼再著手教她們做直銷則相對更容易。
當然，這種教導中有很多銷售技術，如何結合微商與直銷產品。例如，代購產品中有面膜，如何將注重外在保養的面膜連接到注重內在調理的保健品，再比如代購產品中的奶粉，如何將奶粉的營養功能擴展到益生菌的腸道調理功能。所有這些銷售技巧都是彩霞自己琢磨出來的，而很多來台找不到工作或者過得不太好的陸配都可以透過微商的平台賺取一些零花錢。
2016年底，彩霞成為公司以最短時間晉升到某一高級聘階的人，月入百萬，而她也建立自己的直銷體系。彩霞的成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她抓住了大陸的時代紅利，透過微商代購享受著大陸廣泛的市場利潤。地利，她崛起的時段正是兩岸關係的蜜月期，兩岸物流、海關通暢為銷售提供了便利。人和，她的下線，大多是遠嫁來台的陸配，尤其以困在家庭中的主婦居多，為了走出家庭賺取收入，且大部分在大陸時有打工經歷，往往具有很強的進取精神，而這種精神與蘊含新自由主義自助精神的直銷相當契合。毫無疑問，陸配的身分為她們開拓大陸市場提供了便利性，但這種便利性其實相當有限，當她要把產品銷售到大陸時，是需要很多技巧的，如何挑選代購產品、如何向大陸親友解釋直銷不是傳銷、如何解釋產品的有效性等等。而在台灣尋找和經營下線，往往也是北中南的跑，這些陸配大多沒有交通工具，都是靠著雙腿。為了省下全台跑所需的路費，她們往往吃著最便宜的便當。而因為直銷遭受別人的冷眼也是家常便飯。也就是說，陸配在直銷中的崛起，雖然依託大陸市場，但很大程度還是依靠著個人的努力和技術，與其陸配身分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因為並不是只要是大陸人就可以成功。但是，這種對陸配來說是資源的身分，反而成為陸配在公司被攻擊的口舌。
2. 競爭性與問題化的陸性：大陸人脈與市場
直銷公司畢竟是企業，員工彼此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競爭關係。由於彩霞所領導的陸配體系過於快速的崛起，這引起了公司其他人的不安。彩霞開始受到其他體系的排擠，甚至時常收到其他體系的人對她及其團隊的投訴。她說：
我被投訴過很多，以前他們不跟我們一起會前會，不跟我們一起會後會，就是因為我們夥伴在教室吃東西，或者我們夥伴……其實那個階段，我快憂鬱症，就是我在XX（某一聘階）到XX（更高聘階）那個階段，因為我做太快，台灣人沒辦法接受一個陸配可以做這麼的快。他們就是不跟你一起互動不跟你運作，那個階段我非常辛苦，其實我也知道我的團隊發展太快。她們搞不懂，她們覺得不可能，不可能有人做的這麼快。她們沒有認識我，是想像我是很阿拔（鴨霸）的人，一定是不擇手段，不然組織怎麼會做那麼快。
在業績上，彩霞的發展太過迅速，成功之後的彩霞被冠上了「狼性」、「強國」標籤。這裡的「狼性」並不是褒義詞，而是類似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指控「阿拔」（鴨霸），即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的人，是不道德的。
彩霞因為業績得到了上線的認可，但是她並沒有得到公司其他人的認可。這種不認可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他們認為彩霞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微商和代購所提供的大陸人脈與市場，而這是他們所沒有的。陸配「代購」一詞在公司被汙名化，被指責為「偷稅漏稅」的不道德行為。可是，如果台灣人靠韓國代購賣產品卻沒有任何問題。陸配在「朋友圈」銷售產品成功也會被指責，她說：
我當初被貼標籤，我在公司都不可以講代購兩個字。其實後來有個某某，他是做韓國代購的，他怎麼就可以說我就不能說。就我是大陸人吧，我又剛好做得快，所以很多。那個第一名很難接受，你突然有個人要超越他，他沒有辦法接受……我常會被旁線抓去罵，就告訴我說你夥伴又怎麼亂講話，你怎麼亂講話。有些話我覺得如果是別人講都能接受，那就是我講，就是我體系的人就是不能講。比如說，我賣了個東西發朋友圈，就有人就要買，前幾天在朋友圈發了XX（某產品）很好，結果有人就給我買了10瓶。你們怎麼可以講的這麼輕鬆，你們這麼輕鬆，別人怎麼做，你有朋友圈我們又沒有朋友圈。所以我從此不再跟夥伴都不能講朋友圈。所以我都跟他們講，你們只能說你們發FB，不能講朋友圈。
彩霞所領導的陸配體系的成功，並沒有被歸因為陸配自身因較弱勢的處境而更加努力、進取、忍耐或或擁有較強的銷售技術，反而更強烈的與陸配的身分結合在一起了。陸配的身分，其與大陸娘家的聯繫，成為其他人攻擊的口舌，甚至陸配成功所使用的技巧（狼性、代購、微商）等也被歸納為大陸人才會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說，在具有競爭性的職場中，不被看好的陸配，其過於快速的成功反而使得陸配身分被問題化了，甚至是強化了。
3. 改善素質與減弱的陸性
為了走出困境，彩霞開始實施轉型。首先，她意識到完全依靠大陸市場具有一定的風險性，轉而開始深耕台灣在地市場。也正是因為她的調整，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兩岸完全隔絕時，她的體系業績並未受到致命打擊。其二，她開始注重團隊陸配的素質培養。對彩霞而言，她不僅要做好業績，更要做好一個受歡迎的旁線。要用一種其他人能夠接受的方式與之溝通交流，也就是不只要學XX銷售語言，還要學禮貌文明的身體技術。她主要從觀察和大量的投訴中，大致總結出了三個層面的問題來教導團隊陸配。
首先是語言層面。如何講解產品功效？如何降低音量與他人溝通？如何講述自身成功經歷？通常我們在講述成功的故事時，大家都只想聽到結果，可是陸配必須要說過程多麼不容易，我比你們辛苦我才得到，而不是說我很輕鬆，在表揚會上要特別低調，要把自己的辛苦，巨細靡遺地說出來。除了語言技術，還有身體技術。如何穿衣打扮？如何接人待物？如何禮讓？如何在公共場合遵守規則？如何拍照？她說：
去旅行之前，我會特別開一個會，我們這次跟誰跟誰出去旅行，對方重要的領導有哪些，要有禮貌，要問候，要認識他們，要讓座讓位，不可以大聲喧嘩，要準時，絕對不允許我們的人遲到，我們可以等人家，別人絕對不可以等我們。我大概花了三、四年的時間去扭轉公司對大陸人的印象，我連夥伴上廁所都要教，跟他們講你們必須讓給別人先上，我們不搶，年輕人膀胱有力，讓別人。就是因為我怕被人家貼標籤，就是那群陸配怎麼樣怎麼樣，所以我覺得我有很大的責任感去扭轉大家對陸配的印象，我們並不是那種粗暴的人。因為其實有蠻多陸配來到這裡做不是很正當的工作，那是真的。所以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所以導致我們其實很辛苦，那能做的是用我們的影響力，去慢慢讓身邊的人知道原來有一群這麼努力的陸配，不是大家所看到來這裡騙錢的那種。所以我給我的夥伴就特別是大陸籍的夥伴，很大的使命感，我要他們一直用自己的身體力行，用自己每一個人小小的影響力，滲透到民間的每一個角落，我要他們全部變成是一個被別人豎起大拇指的陸配。
彩霞不僅對其自身也對其團隊中的陸配都進行了規訓。在突然成功之後，面對非議，她選擇接受批評，並努力改善。因為，她的快速崛起使她及其團隊成為公司的焦點，她們的一言一行都被關注著，而她們的改變也被感受到了。她最後也得到曾經投訴和批評她的台灣前輩的認可。
值得注意的是，彩霞及其團隊被認可並不是因為她們的陸配身分，而是因為他們的技術達到了一定的層次，她們的身分便沒有被歸結為一個問題。透過彩霞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身分本身並不是個問題，而是在具體的場景和具體時刻中，才會被注意到進而形成一個問題的結點。而這些結點正是陸配問題化的病灶。如果說在上一個許女士的案例中，陸配在政治場域被問題化的方式，涉及到血緣與主權，是不可被討論和協商的政治問題。那麼，在彩霞的案例中，在具有競爭性的工作場域中，陸配身分雖被問題化，但卻可以透過經濟資本的積累亦即隨之而來階層的提升，以及使用一系列的技術技巧提高自身素質，鬆動其被問題化的陸性。
（三）教育場景—文化
曉風1990年出生於大陸中部一個普通農村家庭。國中畢業後，她便離開家鄉，前往沿海城市打工。在那裡，她結識了作為台幹的先生並結婚。婚後，曉風並未立即前往台定居，而是住在先生的台幹宿舍。直到曉風懷孕，才回台與公婆一起生活並待產。待孩子6個月大之後，曉風便帶著孩子兩邊生活，一年去廣東兩次，每次去待大概兩到三個月陪伴先生。在小孩入學幼稚園之後，曉風找不到人生的重心了。她曾經嘗試應徵過附近蛋撻店的工作，因為這份工作對學歷要求不高，且不帶有對陸配身分的歧視，時間安排也較為靈活。然而，先生對此表示反對，但其原因並非傳統意義上期望妻子相夫教子，而是基於長遠發展考慮，認為賣蛋撻是一份不能促進自我增值的工作。當時若是要符合先生說的這種具有自我增值的工作，以曉風的學歷和經驗是匹配不上的。因此，在家人的支持下，曉風決定重拾學業，考取大學。透過自學，她掌握了注音、繁體字、英文，並一次性地通過了高中學歷鑒定的全部科目。2017年，她正式取得台灣身分證，並以台灣學生的身分，考入了一所私立大學。在即將走出家庭，步入學校生活之際，曉風才開始意識到自身所具有的「陸配」身分。
1. 去身分化的技術
曉風非常珍惜讀大學的機會，她不希望因為身分影響到入學資格以及入學後的生活。她並沒有採用更容易被錄取的推甄方式，而是以台生身分透過指定科目考試入學。因為，若是透過個人方式推甄，那麼將在申請材料上暴露其大陸身分，而可能因為身分而帶來不確定的後果。她說：
我考進去時候我是透過指定科目考試，指考學測進去的，當時它有一個申請管道，你可以個人申請，憑藉資料去個人申請，我沒有透過那個管道，是不想我的身分成為一個可錄取或是不可錄取的標準。
曉風在入學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夫家的保護下生活，她的社會關係也圍繞著夫家展開，與台灣社會的接觸並不多。考上大學，走出家庭前的那一刻，因為不了解學校生活，也因為自覺身分特殊而緊張不安。這種不安集中體現在了對其大陸身分的擔憂上。因此，入學之後，曉風採用了「明哲保身」的安全方式適應學校生活。首先，她從不主動介紹自己是陸配，她說：
我這個身分進來已經是少數中的少數，所以不想要在人群中成為特殊或是高調那個。剛進去的時候，其實有一點忐忑，我會不會完全的融入到這個團體裡面？或者是說我進來之後會有哪些的阻礙，或者是面臨到什麼樣的情況。我知道台灣這邊是言論非常自由的，那會不會有很直接的同學或怎麼樣，就是會聯想到政治因素，各種擔心。我沒敢說是大陸嫁過來台灣的，我只有簡單介紹就是我的背景我是誰誰誰，然後簡單的介紹一下自己，差異太大，也擔心有偏見。
但在入學之前，她很少思考自己的陸籍身分，比如在找蛋撻店工作時，甚至主動提起自己的大陸身分。她說：
我就算是去找蛋撻店工作，我都沒有覺得怎樣，我都是直接跟人家講我是誰（陸配），都很自在。但念書的時候反而進去裡面很慎重，第一個我很怕失去這個機會。
對曉風來說，大學場域是與日常生活場域不同的，它是神聖的，而這個讀大學的機會是她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她並不想因為她的身分而否定了她的努力，因此選擇主動的隱藏或規避。這樣的隱藏差不多維持了一個學期，在與同學們日常的接觸中，曉風逐漸放下了心房，當一些與她相處不錯的同學因為口音問題詢問她是否去過大陸時，曉風可以坦誠地告知自己是「新住民」身分。她說：
私底下就開始有些比較要好同學就覺得，你怎麼某個咬字就有點像大陸口音，他說你去過大陸嗎？我後來就說我是大陸人，他們直覺上我是二代，我說不是，我是新住民第一代。他說第一代的意思是？我說就是嫁來台灣，他們就說原來是陸配，然後他說你嫁來台灣了怎麼還會來念書，開始這樣聊，好奇聊，一些聊得來的後來就當好朋友。
2. 效果：技術消解身分
在第一學期末，曉風以系上第一名的身分取得獎學金。而也因為學業成績優異，讓曉風得到了更多老師和同學的肯定，系上的老師們也慢慢地都知道了她的存在。當時，她的學校有很多大陸來台的陸生，也常常有老師和同學將曉風看成是陸生。曉風曾經修過一堂國文寫作課，當時的老師考慮到班級有陸生，特意囑咐陸生可以用簡體字寫作。而曉風通篇使用繁體字寫作，並得到了第一名。老師在班級裡舉辦了一場頒獎儀式，曉風作為第一名上台領獎並發表致謝詞。她大方地介紹了自己的大陸身分，使得老師很吃驚，因為她通篇使用的是繁體字。她說：
老師當時很吃驚，問我是陸生。我說我其實也是台生，不算陸生，我是台生的身分進來，他說那你怎麼是台生，我說我是拿臺灣身分證進來的，是嫁來臺灣的。他說你怎麼那個那個作文怎麼從頭到尾都是寫繁體字，我都沒看你寫簡體，所以有驚訝到。後來就有留來聯絡方式，就是說有什麼事情都可以跟他去聊。
曉風在學校的場域，與台灣人遭遇時，她對其大陸身分的處理經歷了一個由隱藏到袒露的過程。當她作為一名家庭主婦時，她周圍的環境相當單純，以致她並不了解兩岸關係的複雜性以及陸籍身分的麻煩。而當她走出家庭，進入學校的場域後，開始意識到自己大陸身分可能是個問題，並有意識地採用一種去身分化的技術來處理身分問題。這種技術指涉的非常具體的寫繁體字、成績優異、取得台灣認可的學歷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她處理的方式是隱藏或忽視而不是否認，在這種忽視身分的過程中，她透過技術證明了自己的能力。當她感到這個身分並沒有那麼緊張，並不是一個大問題時，她又主動暴露了她的身分。透過曉風的案例，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能，即陸配身分的確是個問題，但似乎並沒有政客描述的那麼麻煩。技術在某些情形下能夠克服作為身分的問題，因為技術似乎把身分吸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同學和老師對其的接受和認可是透過她的技術，而不是她的陸配身分。也就是，當曉風的技術達到一定程度時，她的陸配身分並不會歸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三、總結
在台灣，陸配議題的複雜性在於，並非在所有場景下陸配身分都會構成問題，或在不同場景下呈現為同一問題。事實上，多數陸配能夠融入台灣的日常生活，這主要透過掌握一系列生存和社會技能，並憑藉其他社會成就來改善或克服身分認同上的障礙。身分與技術之間存在相互吸納的關係。在政治和主權領域之外，兩岸關係在日常生活中並非如某些政客所宣揚的那般完全對立和衝突。政治場域中對陸配問題的討論，常被簡化為非此即彼的爭論，忽略了陸配在實際生活中更加多元的形象，以及她們與台灣社會之間更為溫和自然的互動。因此，在日常情境下，陸配問題不應被視為抽象的身分問題，而應被理解為具體的「技術」問題。這裡的「技術」涵蓋語言運用、職場技能以及育兒經驗等多個方面，這些都是陸配克服身分障礙、融入台灣社會的有效途徑，同時也為重新認識陸配群體提供了一個窗口。陸配不應被視為台灣社會的負擔，而應被看作是具有實際價值的資產。以上種種表明，在台灣社會，陸配的身分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實際上為兩岸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迴旋空間和積極的可能性。兩岸關係或許並非如政治層面所呈現的那般充滿衝突與對立，而是具有一定的彈性，需要以更多的善意、時間和耐心去發現和體會。
當然，本文所列舉的陸配與台灣社會互動的具體場景，並未涵蓋所有可能將陸配「問題化」的情形，其他場域的討論還有待進一步的實地調研和學術研究來揭示。當陸配熟練掌握這些「技術」後，其身分便不再是主要問題，至少不再是無法改變的根本性問題。陸配或許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兩岸之間的政治難題，但通過關注陸配如何運用具體「技術」來克服在台灣生活中的障礙，有助於全面瞭解她們的真實生活，以及流動人口如何克服遷徙過程中的障礙，並認識到這些障礙的具體形態。這種認識不僅有助於台灣社會理解陸配群體，也有助於台灣民眾瞭解自身社會的樣貌，以及個體遷徙可能帶來的挑戰。
本文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政客關於陸配的言論與陸配真實生活之間的不一致。台灣作為一個相對民主的社會，政客對社會的滲透和引導力是有限的。因此，政治場域的觀點不能，也不應該完全取代或掩蓋社會層面的真實情況。在分析陸配問題時，我們不應僅僅依賴政客的言論，而應在更多元的社會生活場景中，細緻地觀察陸配如何在具體情境下成為問題，以及更多她們如何不構成問題的時候。將陸配視為一個「問題」並非一種本質性的斷言，而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們關注陸配如何在各種政治和經濟競爭中被「問題化」。這些競爭，而非陸配本身，才是問題的根源。畢竟作為「他者」的陸配，最終更多反映的是台灣社會自身的面貌。
（本文注释均为引文出处，略。）
龔摘，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學術專長為移民治理研究、台灣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