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思想》第53期由聯經出版刊行，本期專輯為「陸生談兩岸當代性」，得《思想》授權，書評刊發其中兩篇，這是其中一篇：《朱春聰 | 兩岸邊界的鞏固與穿透》。
《思想》致讀者：本期《思想》的專輯由王智明先生所主持，探討兩岸中國的「當代性」。由於作者們均是在台灣攻讀過學位的大陸年輕人，為了強調這個特色，於是在徵得他們的同意之後，我們在專輯標題和書名中突出了「陸生」這個身分。《思想》的作者一般偏向中年以上的學者，並且多數具有明確的屬地身分。但是「陸生」這個身分則年輕、敏感、跨界，並且帶有過渡性質。翻讀本期的專輯文章，讀者會發現，從「陸生」這個身分出發，作者們呈現了兩岸年輕一代的另類眼光和另類人生，可能是一般大陸和台灣（甚至於其他華人社會）很多人未曾注意過的。
兩岸開始交流以來，各種冠以「陸」或者「台」的身分諸如陸配、陸生、陸客，乃至於台商、台胞等等，多少都處在兩岸政治角力的直接影響之下。當兩岸關係緊張時，他們的權益跟著緊縮，他們自己也會設法保持低調，甚至於遮掩身分。這種情況當然不公平也不健康。我們在經過思考之後認為，讓專輯的作者坦然、自在地參與《思想》這個公共平台，乃是這份刊物應盡的責任。相信讀者也會認可我們的作法。
其實即使兩岸的藩籬有其嚴峻甚至於冷酷的一面，但在社會上、在個人之間，陸生在台灣仍然有機會親歷人性的溫暖。本期朱春聰先生的文章，報導了2015年八仙塵爆事件中受重傷的兩位陸生，在台灣受到無微不至的醫療和復健照料，讀起來令人感動。希望類似的故事，能夠提醒我們「陸」「台」藩籬雖然是事實，不過只要有心，卻也不是不能穿越的。
本文為《思想》第53期文章，經《思想》授權刊發。
漫長的停留1
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陸生是一種獨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政策的產物（自2011年開始，到2020年終止），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穿透兩岸的社會實踐。透過相對漫長的停留，陸生浸潤在兩岸社會當中與之間，時時面對政治邊界的糾纏。但也因此，陸生體會到兩岸社會當中溫潤良善的一面，得以突破政治對抗的障蔽，展開自己的兩岸視野和觀察。由於「三限六不」2的相關規定，直至2024年2月1日前，陸生一直沒有被納入台灣的全民健保體系。不得不仰賴民間的商業醫療保險，來應對緊急變故和日常生活的醫療所需，醫療就成為陸生在台生活通常最為敏感且影響重大的議題。不論是日常看病的保險給付，新冠疫情期間的疫苗施打，還是緊急事故（如2015年的八仙塵爆事件）中的重大傷病處理，醫療在陸生生活中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也因此成為理解兩岸往來經驗的重要窗口，影響陸生在台停留的經驗與生活品質。如果政治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那麼對於陸生在台經驗的理解，就不能僅從兩岸政治的面向著手，而忽略了更為細密與真實的社會互動與連結。本文具體將從以下三個面向思考陸生日常生活中具體的邊界展演：一、八仙塵爆一案中交大兩名陸生的救治過程；二、疫情中陸生在邊界來回穿梭的過程（返台與返陸）；以及三、陸生的日常醫療經驗。在這三個面向裡，兩岸社會中的個體與個體之間進行的社會交往超越了政治身分認同的框架，打破了台灣醫療政策對陸生的規訓，也讓我們體會到日益緊縮的政治邊界雖然限定了陸生的狀態與停留的可能，但是社會互動對政治邊界的穿透亦是真實有效的。
一、社會邊界的穿透——八仙樂園粉塵爆炸案
不幸中的幸運
2015年6月27日發生在新北市八仙樂園的粉塵爆炸案，造成484人輕重傷，15人死亡。傷者包括外國人士，其中亦有兩名中國大陸人士。她們分別是交大應藝所的陳靈丹與交大傳播所的莊楚君。事件發生之後，一些大陸微信公眾號如《陸生留學二三事》、《江蘇與台灣》等都撰文表達對這兩名陸生在台醫療的擔憂，因為當時陸生並沒有納入健保。但其實，八仙塵爆作為緊急事件的醫療處理狀況，與日常醫療並不相同。事件發生的當下，新北市政府表示前三個月所有傷者的醫療費用全部由台灣健保墊付，進行治療，不會考慮國別差異。但依然存在的疑問是：醫療康復費用高，對於沒有搭上健保列車的陸生來說，後續康復費用如何解決呢？
我在2024年7月通過微信與莊楚君訪談，她提及「我發生這樣的事情非常不幸，但是幸運的是，這件事情發生在台灣」。這句話聽來不合常理。因為陸生在2024年2月之前被排除在台灣健保之外，在台灣除了商業保險，毫無醫療保障可言，何況發生極端的燒燙傷事件？十年過去，她對這場災難中的很多記憶已經模糊。但可以得知的訊息是：一、的確是沒花什麼錢。即使是陸生身分，從一開始到最後的治療和康復都是如此。二、這筆花費不僅包括新北市政府前三個月無國籍差別的健保報銷，還有多方力量的參與。臺大醫院新竹分院、交大、陽光基金會、慈濟基金會等等機構，以及很多個體，這些含糊提及，混雜在一起的一切，促成了陸生八仙塵爆一案得以解決的關鍵。這是一個合力過程。最終，她無意中說出：我發生這樣的事情非常不幸，但是幸運的是，這件事情發生在台灣！當我幾天之後在微信訪談中把這句話轉述給另一名傷者陳靈丹時，她也肯定了這一點。這次，我得到了更具體的訊息是，長達大半年之久的治療，不僅沒花錢。最後，兩名陸生還得到了總額很高的一筆資金，這一點從謝昭玲小姐後來給我看的，關於社會各界捐款的郵件紀錄中能夠了解一二。這時候，靈丹建議我找當時交大陸生事務的承辦人談談，很多事情便會更為清晰。這也是我認識謝昭玲小姐的契機。
2024年8月，我和謝小姐在交大二樓素怡園碰面。我期待了解：在台灣沒有健保的陸生，面對緊急的醫療事件時，該如何應對？台灣方面又如何處理？她拿著整整19頁的《國立交通大學緊急事件說明會》電子郵件通訊紀錄向我說明。這份紀錄是2015年針對八仙塵爆的交大陸生專項事件，交大各個部門長達七八個月的電子郵件往來，由她個人整理存檔。我與謝小姐三個小時左右的訪談，以表一做簡要呈現：
具體所涉機構：
1.健保
新北的醫療健保墊付到20150930日。
2.醫院
從新北轉到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直到出院。期間由醫生、護士與復健師照護。
由交大生科所教授聯絡長庚醫院，為莊楚君繼續治療後續問題。
3.交大
交大國際處設立《八仙塵爆案陸生專案資金》，資金來源為交大校友會和各大企業的文教基金會募款。負責健保之外的所有康復費用。
住院時，交大行政單位固定輪班病房探視（衛保組、諮商中心、國服組、輔導教官等輪班探視）
出院後，安排入住交大食品路招待所，至兩名學生碩士畢業。
雇用24小時陸配看護，負責照顧學生。
由交大系輔導教官與系諮商師後續輔導等。
4.陽光基金會
兩名陸生出院後在陽光基金會桃竹服務中心復健。
5.慈濟
慈濟志工從始至終的接力陪伴與協助。
6.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兩名學生的壓力衣為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贈送。
7.國泰商業保險公司
國泰商業保險很快賠付了陸生最高保額12萬台幣。
8.台灣社會各界補助（保護訪談對象之隱私，以下僅列出一二單位，不列金額）
國際處協助家長申請「627新北八仙塵爆公安事件家屬自救會」。
學務處追蹤萬海集團提撥瑞興銀行信託部補助關懷金。
新竹市社會處補助。
新竹市聯絡處代理督導陸主任教官、助理督導邱教官至食品路招待所慰問傳播所莊楚君、應藝所陳靈丹，並發放教育部學產基金。
9.八仙塵爆賠償金
10.台北醫美機構
八仙塵爆患者可以免費醫美的機構。楚君畢業後直到2020年疫情邊界關閉前，都一直以自由行方式往返兩岸進行皮膚醫美。
台灣社會
從2015年6月28日至2016年1月3日，交大的八仙塵爆陸生專案小組一直在處理楚君與靈丹的燒燙傷事件。甚至，交大為了兩名陸生身體養護，一直提供免費的個人公寓，直到她們畢業。除了切實的各部門行動支援，我問謝小姐交大給予陸生經費支持的狀況。她建議我詢問國際處行政組。當我寫信給當時的經費承辦人陳惠琴核實，她回覆我：這筆八仙塵爆經費為校友捐款，補助項目為醫療費用，如：（一）重大手術及病房費用，（二）醫療雜支及耗材費用，（三）轉往一般病房後之必要看護聘請費用，（四）出院復健時期之照護與輔具購買費用，（五）學生在台住宿費用、往返醫院之交通費用。自2015年8月至2018年7月，3年共補助2位學生約373萬元台幣。這筆款項數額之大，超過了我原先的設想與對陸生在台醫療的認知。眾所週知的事實是陸生在台只有學校代買的商業保險，每天最多報銷一千台幣，住院核銷上限是12萬台幣。但我忘記了在政治劃界之外，陸生本身活在台灣社會之中，也受到具體的學校與系所管理和照顧。
在八仙塵爆這兩名陸生的救治過程中，交大承擔了本應該由陸生本人及其家庭承擔的很大一部分責任。即使這兩名陸生本身家境良好，完全負擔醫療費用也並無問題。在八仙塵爆事件中，學生身分超越了大陸身分。甚至，陸生身分暫時消失，她們只是重大傷病的燒燙傷患者。從事件發生後的三個月，新北市政府以無國籍差異的健保墊付方案予以協助。此後的醫療住院費由交大接力：接下來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回診費用、交大生科系所教授利用私人關係介紹楚君去長庚醫院繼續治療費用也是如此；出院後兩名陸生定期至陽光基金會桃竹服務中心免費復健，而交大則負責報銷來回出租車費。甚至是楚君和靈丹用來塗抹全身皮膚，以幫助皮膚生長，必須經常購買的保健商品都予以核銷。當然，兩名全天看護也一直24小時陪伴陸生（住院期間與出院前期住在招待所）。這些醫療之外的照護，如前表所列，不一而足，展現了台灣民間的善意，也展現了台灣民間社會的力量。
的確，兩岸邊界作為陸生政策設定，在日常生活中起到劃界的作用。但是遇到具體的緊急事件，政治邊界之外，社會邊界的穿透是不可忽略的，甚至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當然，八仙塵爆事件發生在馬英九政府時期，兩岸關係和緩。新北市政府的無政治差別救助發揮了作用，人道主義發揮了作用，台灣本身相對完善與發展良好的社會機構也發生了作用。交大及其背後強大的校友資源更是在第一時間起到支撐的作用。陸生救助是一場接力賽，台灣健保、交大，陽光基金會，慈濟基金會與社會各界的補助款，豪泰商業保險與八仙塵爆的賠付等，合力解決了此事，以善意化解傷病和悲痛。
八仙塵爆一事值得回顧與警醒的地方在於，當無數陸生由於「三限六不」和「陸生不納入健保」而對台灣心生怨言的同時，他們口中批評的台灣是台灣政府，是與中國大陸政府簽訂陸生政策的台灣當局，而不是台灣社會和人民。在政策與政治劃界之外，兩岸邊界並非嚴絲合縫，鐵板一塊，在政策與政治的剛性框架之下，仍有可以穿越的縫隙與柔性空間。這種穿透來自整個台灣社會，也來自陸生的微觀社會關係網絡。台灣社會的民間組織，尤其是服務各種弱勢群體的NGO（如陽光基金會）及宗教志工組織（如慈濟基金會），切切實實在發揮巨大的作用。這些機構在幫扶社會的弱勢社群，無論兩岸的問題如何演化，當陸生成為弱者時，這些社會機構也給予無差別的對待。至於陸生的微觀社會關係網絡，我這裡指的是交大。我不能確定是否每個學校都做到如此，但是我知道當我寫作這一部分的時刻，交大又正在與竹科的各大企業文教基金會聯絡，成立了烏克蘭學生的專項基金，幫助俄烏戰爭中喪失家園的學生。此刻，學生又回到了最初的身分，而不是你來自哪裡。在分析陸生醫療時，台灣社會、陸生在台灣的微觀社會關係網絡與台灣政府都是不可忽略的分析因素。這也能解釋為何很多陸生對台灣「又愛又恨」，在這裡時怨言頗多，離開後又頻頻回訪。在的時候不得不面對的是政治化的陸生政策之下的台灣，離開的時候懷念的是那個充滿人性關懷的台灣社會。愛恨交加之中，陸生在中國與中華民國之間、在台灣與大陸對抗論述中交織而成的空間裡，不斷調整自身的主體位置。身為陸生，「三限六不」便是日常生活，離開後再回首，遠離跨界的陸生時光，台灣又成為記憶中日常的詩意地方。
二、政治劃界的凸顯——停留身分的困境
陸生返台實踐
但是，很多時候政治邊界與社會邊界糾纏不清，身處其中的人也難以辨別。甚至在某些時刻，即使社會已經穿透政治邊界，卻讓人察覺不到，或不再信任。因為通常的情況，陸生感受到的社會連結處是斷裂的，也是極其稀薄的。即使發生了，也很容易因為政治劃界而導致社會邊界的接連處瞬間土崩瓦解。尤其是新冠疫情中，陸生經過半年的禁止入境之後（2020.1.26-2020.7.22），陸生對兩岸政府與社會的不信任已經累積到了一定程度。陸生入境台灣的過程曲折反覆，自不待言。但大陸政府也藉此暫停了陸生政策，單方面地終止兩岸學生交流的管道。宛如夾心餅乾的政治處境，加上經歷大半年新冠疫情的衝擊，著實讓很多陸生心生不滿。境外生權益小組於2021年4月自行印發的小小誌《當塵土組織起來時：境外生權益小組組織經驗談》比較完整地呈現了這半年以來陸生返台政策與具體經驗的切實波折。
在這本小小誌中，境外生權益小組將陸生返台分為「急速燃燒」、「急轉直下」、「重整旗鼓」與「大突破」等階段。在2020年2月份，他們的抗爭主要就台灣教育部頒布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展開，試圖反對集中隔離政策的差別待遇。當時一些陸生比如中山大學的孫宇凡在FB發文抨擊，受到關注。但陸生各大群組多是亂成一團，因為當時大家都非常恐慌。留在大陸面對病毒，懼怕感染新冠病毒導致重症或死亡；突然不能返台，如何跨界就讀也是迷霧重重。接下來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蔓延，各國邊界都在迅速關閉，台灣關閉邊界自然有防疫的合理性，此時談陸生或者境外生返台實屬逆勢而為。同時，隨著疫情加溫，社會上關注的焦點很快轉換至小明和台商包機上。他們比陸生有更緊急的緣由與更合理的政治身分要返回台灣，以陸生的身分去爭取台灣的社會支持並不現實。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境外生權益小組是以「非公民的框架」去討論境外生，包括陸生的遭遇和權益，敦促台灣承認與接受非公民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既存事實，因此他們的需求和聲音也應該被包納到社會運作的決策當中去。
不過，相對於小明、台商還有境外生，陸生還是不太一樣。境外生權益小組抗爭的「非公民」，其實陸生是搆不上的。就算都沒有台灣身分證，境外生（包括國際生、僑生、港澳生）的居留與陸生的「停留」身分完全不是一回事，後者顯得尤為尷尬與麻煩。這種身分設置最初就是緣於兩岸的政治考量，與平等的受教權利沒有關係。只是在疫情中，這種政治考量與身分劃界尤為凸顯。2020年5、6月時，即使大陸疫情放緩，很多境外生陸續返台。但是陸生還是被政策區隔出來的一群，無法像港澳生一樣返台。此時，中國大陸已經在4月底直接宣布暫停延續十年的陸生政策。境外生權益小組去台灣教育部的門口陳情，陸生返台推動組也積極發起連署信，並寫信給陳時中說明陸生情況。直到7月底，台灣政府才終於開放應屆陸生批次返台。其實陸生的抗爭並非轟轟烈烈，那時候的境外生權益小組、台灣學生聯合會、陸生返台推動組也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陸生與境外生在行動。大部分陸生在做的只是被動的等待，等待邊界開放，等待學校通知。很多人並不清楚具體發生了什麼。疫情中兩岸政治劃界愈發清晰，爭取跨越社會邊界的連結非常艱難。
我當時印象深刻的爭取陸生返台的連署書有兩封。一封是2020年1月29日境外生權益小組的發聲：「差別對待陸生陸配作防疫，但病毒無國籍身分差異」連署信。另一封是2020年2月27日，以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與黃文倩（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領銜，台灣的13位中青年學者聯名發表的題為「救無別類，應物無傷」的連署書。第一封連署書是在疫情發生最初，交大幾名陸生與交大國際處聯絡，希望通過學校與教育部溝通，嘗試陸生返台的可能。未能如願後通過境外生權益小組發聲，連署中得到了部分台灣民間團體與台灣學者的連署聲援。一個月後王智明老師與黃文倩老師領銜的知識界連署，更像是某種回應與支持。我後來在爬梳中發現，這樣的連署，遭到了很多質疑、責難與批評。這種熱烈的關心與當時和現今的兩岸狀況格格不入。境外生權益小組的抗爭更像是陸生隱藏在境外生之中為自己發聲，是對一些具體政策與實踐操作的呼籲。而台灣學界的連署則是對兩岸的和諧與對抗歧視的呼籲，是對期待破除政治考量之外的開放態度。但是對於疫情中的兩岸實況，對於當時全球的新冠情勢，政治邊界壓倒了一切。社會連結式微，陸生的爭取也很無力。陸生返台，耽擱了半年之久。
返台卻又逃跑
新冠疫情之中，台灣政府對陸生制定一系列的邊境管制與排除政策。比如誰可以入境，誰不可以入境，入境之後誰需要居家隔離，誰需要集中管制等等從而引發爭端。不同人口的移動或受限本身是政治邊界的展演。陸生隔離、邊界管制與疫情防護成為防疫管制的整體時，身體與地緣切實相關，陸生—武漢疫情—中國大陸成為疫情中的政治共同體。身體成為跨界的最小單位，與病毒—危險—恐懼等因素相連，更成為其隱喻，這就給臺灣政府制定按來源地區集中隔離政策（後改為酒店隔離、居家隔離）的理由。事實上，新冠病毒疫情之中的陸生政策所引發的問題已經超越了公共衛生的考慮，而是涉及了共同體邊界到底如何劃定與兩岸關係到底如何考量的政治問題。陸生之所以覺得被歧視，不僅因為臺灣民間的極端言論的中傷，也在於臺灣政府對陸生的制度化排除與汙名。
這種排除與歧視是作為陸生的經驗性表述，是邊界管制（暫緩入境）與空間管制（集中隔離）在陸生日常生活的展演。對於陸生的集中管制政策，以及隨後而來的暫緩入境措施，這種接納與排除的變動性，皆將歧視結構與兩岸政治問題綁定在一起，也是兩岸關係特殊性的展演。但是，台灣的知識界、民間團體與陸生對入境平等的呼籲，也翻越了政治邊界的藩籬，展現了政治劃界之外，兩岸的社會連結依然存在。只是與八仙塵爆不同，那時候兩名陸生是燒燙傷患者，並不會對他人造成威脅，他們的大陸身分也不會引起台灣社會恐慌。但新冠疫情則大不相同，陸生不是意外災難的受害者，而被視為台灣共同體健康與安全的威脅。
從暫緩入境、強制隔離到居家隔離、再到施打疫苗，是一輪又一輪的制度性排除過程。這也符合陸生停留身分在台灣的切實狀況。但麻煩之處在於，陸生的確生活在台灣。這種社會生活與政治排除之間的矛盾造成了陸生的醫療困境。因此，當2021年上半年台灣疫情高峰期到來時，很多陸生覺得很恐慌異常，想要「逃回大陸」。整個2020年疫情期的日常生活，會讓部分陸生潛意識焦慮，如果在台灣染疫該怎麼辦？那時候大陸入境需要提供核酸檢測證明，而台灣很多醫院已經停止自費核酸檢測。很多想回去的陸生在全台搜尋可以繳費進行核酸檢測的醫院，同時還要時刻關注已經有確診病例的醫院，避免染疫。更棘手的是，那時入境大陸需要提供航班起飛前48小時內的兩次核酸檢測報告，同時第二次的核酸檢測報告需與第一次檢測報告有時間上的差距。但是自2020年2月起，兩岸的航班只剩下北京、上海、廈門與成都四個城市了，到了2021年上半年仍是如此，並且班次非常少，經常是一週／兩週／一個月一班。很多人好不容易買到了航班機票。趕在起飛前48小時跑兩個醫院做好核酸檢測報告，卻又接到航班取消的通知。那時候機票價格並不便宜，用不上的核酸檢測也是一筆開銷。但是很多陸生還是一定要回去。總結規律蹲點搶票，然後默默祈禱下次航班不要取消。
沒有健保又染疫了，該如何處理？沒人可以預知。2021年5、6月份台灣疫情加重時，大陸疫情卻逐步放緩。很多大陸民眾已打上兩針疫苗。台灣面臨疫苗緊張狀況的同時，陸生經過新冠疫情的各種資訊和親身經驗，很多人覺得感染非常危險，會「死在這裡」。更覺得即使有了疫苗，應該也和陸生關係不大。那時候湧現一批「陸生回家」群組，分享不斷減少的兩岸航班訊息、回大陸的隔離訊息、可以自費核酸檢測的醫院訊息等等。我在群組上看見如「逃跑計畫」、「不如叫 running man 計畫吧」、「這算是自願逃離台灣吧，和去年被困疫區的形象也差太多了。賭當局善意這種東西我還是慌的一匹」、「威脅到生命的時候，受教權算什麼？逃命要緊」等等說辭。即使那時候航班稀少，很多人回去經常面臨航班取消的情況。飛往不在家鄉的目的地亦是常態，大部分需要面臨二次隔離。落地城市一次，家鄉一次。但他們卻紛紛逃離，究其緣由，是因為陸生在台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停留身分會面臨什麼樣的醫療困境不敢預設。對未來能否分配到疫苗也不抱期待。到了5月15日，台灣停止自費疫苗接種，全部改為公費疫苗。當時包括全部陸生在內的無健保、無居留證的在台人士被疫苗、登記、預約、施打系統拒之門外，無法獲得疫苗施打的資格。那時候陸生更是躁動不安，想要逃離。這種逃離群組的討論與信息共享更為熱切。到2021年7月13日台灣公費疫苗登記平台開放18歲人群進行登記的時候，因其登入方式必須使用「居留證+健保卡」，大部分境外生可以依此規定登記。但不能申領居留證與健保卡的全體陸生、未申領前述證件的境外生、及等待領取證件的新生，則無從登記。境外生權益小組為此發起連署，訴求平等登記疫苗施打的資格。7月16日，政府相關部門終於釋出「善意」：指揮中心宣布無健保卡、無居留證也可登記疫苗施打。然而，雖然政府宣布開放登記，但後續疫苗預約、施打的系統仍然局限於健保卡的擁有者，陸生對此無能為力。直到7月29日上午，COVID-19 公費疫苗預約登記平台正式開放無健保卡境外生登記意願，包括陸生、未申領證件的學生以及新生在內的境外生，可以通過輸入「護照號碼」或「入出境許可證號（入台證號）」在此平台登記。
此時，一批陸生已經逃離台灣返回了大陸。這個時候的陸生追求的不再是當初急切返台的受教權，而是生命健康的保障。很多陸生認為，指望社會輿論無濟於事，政治劃界之下的醫療困境無法解決。若沒有境外生權益小組在7月份的爭取，陸生被排斥在疫苗施打系統之外的事實也未必會被看見。指望台灣政府主動考慮到這群人的存在，本身就有些理想主義。何況那時候很多人認為，回去就立刻打上疫苗保命了。而我認識的很多人，在整個2021年，再也沒有回來過台灣。疫情期間，兩岸邊界開放與關閉，加上兩岸關係的急轉直下，實質限縮了陸生的兩岸移動。這也突出了其停留身分的政治意義。疫情中所謂的跨界並不僅是跨越實體邊界而已，它其實意味著日常生活處於權利有限，停留有時的焦慮狀態。
三、政治與社會邊界的共存——日常醫療
商業保險
在陸生政策存續期間（2011-2020），陸生始終被排斥在台灣全民健康保險體系之外，用商業保險替代。直至2024年2月1日，陸生健保開始生效，但是此時陸生政策已經暫停，末代陸生僅剩下兩千餘名。但是自陸生第一屆開始，爭取納入健保的努力從未停止過。最初的抗議是針對陸生被排除在台灣健保之外， 2017年的抗議則是針對具體的健保費用。因為蔡英文政府在把陸生納入健保的同時，把全體境外生的保費調漲成全額自負。陸生最終有了健保，卻更凸顯了國族劃界，權利區別的殘酷。陸委會給出的納保緣由為：「目前來臺就學的外籍生、僑生、港澳生都已納入健保，陸生亦應待遇一致。歷經過去三年疫情期間的檢討，如果陸生未納入健保防護體制，未來容易造成防疫風險，為完善臺灣整體公衛機制，保障臺灣全體民眾的健康權益，讓陸生納保有其必要性」。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2023年11月24日的公告，「持事由為『陸生就學』之出入境許可證之陸生，應依法參加全民保險，並自2024年2月1日起生效。陸生持上述出入境許可證文件在臺居留滿6個月之日（連續居住6個月，或期間僅出入境一次且未逾30日，扣除出境天數後實際居住滿6個月）為投保起始日。公告日（2月1日）前已來台且符合前述規定之在台地區居留期間，得併入參加健保前應具備之6個月等待期間計算。」例如交大從112年度的第二學期開始，學雜費中將包括每個月為826元的健保費用（收費項目為「境外生健保費」）。以此，告別了學位陸生在台醫療使用商業保險的歷史。而我想簡略回顧的，正是這段陸生參與商業保險的過程（2011-2023），因為那是構造陸生經驗的一部分。
此前，陸生一般由學校統一購買商業保險。大部分學校與國泰保險公司合作，為所有境外生（包括陸生）購買「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每日最高給付金額以台幣一千元為限制。可以理解為，陸生日常生活看病醫療報銷金額，上限為每天台幣一千元。而發生重大疫病時，最高賠付標準為12萬台幣。
如交大入校之前為陸生購買的兩份保險為：每位學生都有的平安意外保險，陸生專屬的國泰團體保險（後改為三商保險）。國泰保險（三商保險）每學期繳納三千元。報銷額度如下：一，門診費用每日報銷台幣一千元；二，病房費用每日台幣一千元；三，住院醫療總額台幣12萬為上限。一般情況下，陸生在台日常醫療可以獲得的保障來自商業保險，特殊狀況來自學生平安保險的賠付。但是實際操作過程中：一，看診有一千元的每日限額，大部分處於自費情況。二，每次看診如要報銷，得額外申請收據和診斷書，診斷書也需要另外收費。三，看診得先行墊付，後續去學校境外組交四份資料（門診收據、診斷證明書、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多次證影本），還得填寫個人資料表。等待一個月內的後續報銷。報銷的標準、能否報銷成功，審核的標準也處於未知狀況。很多陸生除非不得已，很少去醫院。「沒必要去吧，頂一頂就過去了」的應付心態，慢慢降低了部分陸生的病識感，也強化了自身被排斥在台灣的醫療體系之外的感受。很多時候，看診的過程，也需要向醫生解釋自己的停留身分，例如需要開診斷書用於報銷、無法拿健保卡排隊報到、需要考慮具體的花費自己是否能夠承擔等問題。
醫生與病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些陸生選擇假期回大陸體檢或看診，在台幾年沒去過或很少去醫院的也大有人在。也有陸生從大陸帶回常規藥品，應對頭疼腦熱、感冒發燒拉肚子等日常狀況；或遇到不舒服，先去街邊小診所解決。如果遇到看診花費過高，超過商業保險每日只能報銷一千台幣的限額時，一些陸生會與醫生「協商」改成「多次看診」，以緩解經濟壓力。當然這個「協商」的過程有時候會讓人覺得有「羞恥感」或者「需要看人臉色」。甚至抱怨看病很多時候如果遇到不同政治立場的醫生，會影響就醫的品質，因為「有求於人」。這樣的醫生與患者的關係很不純粹。當然，也有經濟狀況尚好的陸生覺得無所謂，反正自費也花不了多少錢。在這樣的日常醫療中，在醫生與陸生的應對裡其實有著非常微觀層面的權力關係，陸生非常仰賴不同醫生的操作方式來決定其就診費用到底能被商業保險覆蓋掉多少，自己需要自付多少。
自小梅（化名）2015年入臺就讀之後，一直只在一家牙醫診所就診。選擇這一家的理由很簡單，一是離學校很近，二是可以「分次報銷」，這是清交很多陸生選擇這家牙醫診所的重要因素。所謂「分次報銷」，就是即使每次看診的費用超過一千元，診所可以採取分次記錄；或者多次就診把費用均攤，以控制在每天一千元以內。這樣再附上醫生的醫療診斷書，拿回學校兩岸學生事務處代交至商業保險公司報銷。毫無疑問，當小梅推薦這家很多陸生光顧，可以「分次報銷」的診所之後，我也決定一探究竟。為什麼這位醫生如此行方便，通人情？又是誰一開始和她說明陸生商業保險的境遇，請她通融？
年長的美娟（化名）醫生是這家牙醫診所的院長。小梅推薦之後，從2017年開始至2019年，我已陸續去洗牙、補牙七八次。每次都想與美娟醫生聊聊，但是經常到了我約診的時間，前面病人還沒有看完。在一次難得的談話中，我直白問道：「我覺得你們診所很好，因為都可以分次報銷。但是一開始你們怎麼知道這個一千元的限制，想起來分天分次去解決這個問題呢？」她語氣略微提高一些，看著我驚訝的說：「我們怎麼會知道？我們不知道，都是你們要求的啊。對吧？」美娟醫生接著說：「其實我們這麼做，對本國的財政是不好的，但是你們是學生嘛，如果是別人，那就不這樣了。但是學生有什麼辦法？」我說：「原來是這樣，這一開始不是你們主動願意的事情？」醫生的助理心怡（化名）接著說，「是你們告訴我們的」。在這場對話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們」和「我們」的表述。從我第一次看診到現在，助理心怡或助理心萍（化名）每次都會在看完診問她「所以這次開多少錢？」美娟醫生基本都會回覆「先付一千吧，再約下次看診時間。她都是自費啊。」
我這才回憶起，其實她第一次替我看診，便通過我的口音知道我是陸生。然後不等我開口，便沿襲之前她對陸生的慣例做法。這大概也是很多陸生口口相傳，不斷前來的緣由。「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不知道是哪個陸生一拍腦袋想起了這樣的方式？因為美娟醫生和心怡助理都很自然地認識到我們各自的政治身分，同時認為幫助陸生其實是對台灣財政的損耗。但是她的觀念中，學生是一類特殊的群體，並沒有進入工作場域，沒有經濟收入，同時由於「三限六不」在台灣無法打工。當大陸身分與學生身分重合為「你們」的時候，她選擇的是站在學生的角度去處理經濟問題，即站在醫生與學生這組關係中處理問題，而不是按照嚴格的「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來處理兩岸地緣劃界下的健保與商業保險區隔。美娟醫生並不知道這個具體的法律條文，但是她顯然知道這樣做是「擦邊的」。她告訴我「這樣做其實不好，但是也沒什麼啦」來表述自己的態度。她提到好幾次「學生有什麼辦法？」來闡釋其行為在兩岸政治現況中的合理性。在這個時刻裡，陸生的「陸」消失了，只剩下「學生」身分。這是一種看待「無經濟能力」的年輕人的立場（她知道陸生在台灣不可以打工，獎學金也很少），也是醫生對待病人的關懷態度，而不是出於對於兩岸就讀條例規章制度的遵從。這一過程顯示，其實政治制度的框架與日常生活處理之道並非相同，正如Garfinkel對於俗民方法論的探討，他更為關注每一個社會個體，在進行社會實作的時候，尊重社會事實，遵循一定的社會情境與規則，並非完全是理性法律條文的行事規則。他認為俗民方法論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讓這些習以為常的常識顯示出真實的意義，去探究社會中的個體如何通過日常生活而重塑規則與秩序。美娟醫生遵從的是日常生活的邏輯：更貼近醫生—病人、年長者—學生這兩組俗民社會的價值觀設定與行事風格，而並非兩岸政治之下的健保—商業保險的界分。
在特定的時刻，一些不同身分的人產生了交流和情動交匯（affective engagement）的契機。我看見醫生在日常實踐中對於兩岸邊界的一些穿透行為。而這種穿透，便是「人情」，是政治邊界之外的社會連結與修補。當話題轉到兩岸之間，美娟醫生提到，有一個台商來看牙齒，也是她沒有辦法的「人情」。台商先把女兒送來這裡矯正牙齒，矯正週期很長，但是「人都是有感情的，畢竟熟悉了嘛」。所以當台商向她提出植牙的時候，她想拒絕，卻不好意思了，她說台商在大陸看牙齒最後把牙齒弄到很糟糕。在她抱怨大陸診所把台商牙齒修補壞掉的時候，我關注她對於「人情」與「感情」的看法。因為在我這七八次看診中，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醫生。另外說不定我也「繼承了」之前她和某一位，甚至是很多位陸生的「人情」與「感情」。所以撇開我貫穿始終的大陸人、學生、病人身分，美娟醫生對人的友善與情感能力大概是她願意「分次報銷」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在兩岸關係日趨惡化的情況下，日常生活中仍然可以找到跨越政治邊界的連結。
不容迴避的是，這是一種相對理想化的情景，發生的機會也不高。因為更多陸生感受到的是一種不知道怎麼開口的窘境。在大醫院看診的病人很多，每個醫生能給病人的時間都很有限。如何能在三言兩語中說清自己的狀況呢？更多的做法是老老實實請醫生開診斷書，去學校走商業保險報銷流程。每日超過一千台幣自行負責。更多時候，如果只有幾百台幣，很多陸生乾脆連診斷書都不開，自動放棄繁瑣的報銷程序了。所以仰賴「人情」與「感情」去穿越政治邊界之外把握社會連結，這對於一兩次看診的場合，並不可行，也毫無保障可言。因此，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就陸生在台的日常醫療而言，政治邊界的威脅依然大於社會連結的溫暖。社會連結的縫合效果非常依賴個體的作用。而這些個體其實是部分陸生有意篩選與個人實踐的結果。
小結
以上三種不同的情形，互為印照，勾勒起陸生在台醫療與生活複雜而多元的一個圖景。是社會連結穿透了政治邊界，使得陸生得以在八仙塵爆的燒燙傷中得到長達幾年的免費治療與照護；是政治邊界遮蔽了社會連結，使得陸生在疫情期間在台取得疫苗與醫療變得困難重重。兩岸之間，政治邊界與社會連結同時共存，在日常醫療中反覆糾纏拉扯。社會連結的存在與溫暖，是陸生政策政治劃界之外，台灣柔情的所在。但這種柔情，民間社會的善意，或人與人之間跨越政治藩籬的「人情味」與「感情」，卻無法抵擋和消解十年陸生政策因兩岸交惡而暫止的遺憾，以及在台大陸身分（陸生、陸配）日益政治化的事實。
陸生在台的醫療與生活，遇到數次邊界的不同重新編排與調整。我看見陸生居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停留」的夾縫位置，以及因為這種「停留」身分所造成的，在應對醫療與生活上的棘手之處。身分證、居留證與停留紙對應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公民身分與社會處境。絕大部分陸生在到達這個島嶼之前，對此毫不知情。陸生醫療本質是一種不確定的，某些時刻會在日常生活中挑動、甚至模糊兩岸地緣政治邊界的政治技術。一方面，陸生醫療政策是政治邊界的確定和鞏固。陸生來自大陸，屬於大陸人民。學生身分讓步於大陸身分，被劃定在台灣就醫權利的外圍。另一方面，陸生在台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可以找到許多跨越兩岸政治邊界的社會連結。就陸生的經驗而言，所謂的兩岸邊界並非固著不變的，而是流動的，可連結的，可穿透的。上述陸生醫療的日常實踐反映的是兩岸政治邊界的鞏固與穿越。邊界固然是身分的分野，讓人意識到彼此的區別和對立，但是它並非絕決堅硬，不可穿透。在日常生活裡的種種連結是可能與可貴的，也是值得珍惜與發揚的。且讓我們不要忘卻這種連結的存在，即令在最艱困的時局，也不忘尋找連結的可能。
朱春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移動與邊界、兩岸關係、旅遊地理、陸生研究。
「停留」是一種政治身分，在台灣移民署大陸地區人民的申辦服務中，陸生之前與觀光並置在一起，屬於「停留」身分；現在雖然與觀光陸客區隔分類，卻仍與其他七類臨時的跨界移動狀況放置在一起，屬於「停留」狀態，並非「居留」狀態，沒有居住證。而在台灣就讀的其他境外學生（國際生、僑生、港澳生）與陸生截然不同，在台灣6個月之後皆可取得居住證。見中華民國移民署對「停留」之說明：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257/。
所謂「三限六不」，原則就是「不加分優待」、「不會影響臺灣學生就學權益」、「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或兼職」、「不會有就業問題」、「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限制採認之高等學校」、「限制來臺陸生總量」、「限制醫事學歷採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