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 | 七次崩潰引言：价格如何塑造全球化
編者按：“技术和地理变化的结合总是需要能力，而这需要适应与学习，从悲惨的过去中学习，籍以展望未来。在1919年的阴霾中，凯恩斯曾担心“所有这些都使得局势在好转之前愈发可能变得更糟”。但在当下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也最多。”本文為哈罗德·詹姆斯 |《七次崩潰引言：价格如何塑造全球化》前言，波士頓書評經授權刊發。
是什么推动了全球化，即什么使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联系加强，而它的脆弱性又在哪里？人们普遍将全球化现象视作某种势不可挡的自我驱动过程、一个现代文明的独有特征，并将它们归因为技术的变革。按照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所宣扬的定义，这种变革在某些时候被称作“现代经济增长”。然而在现实中，相互关联性是一种不均匀的、不稳定的发展，受到人们对混乱与危机的集体响应的影响。在那样的时刻，价格——或者抑制价格的企图——会生成引导反应的信号。它们那种悠悠球般的动作可能会让人困惑和迷失方向，它们会鼓励新的思维方式，有时能产生效益，有时却危机四伏。新的制度通常出自对供给危机这种特定类型的混乱做出的响应，除了市场创新，这些制度还包括更为强大并扩展其能力的政府。该结果改变了人们对互动作用或经济过程的看法。此类供给危机就是粮食或燃料等基础商品变得稀缺、价格上涨，并需要新的生产和分销渠道的时刻。政治事务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价格剧烈波动的挑战。“悠悠球运动”带来了政府及商业机构的革命。某些体制过于僵化，以至于被短缺经济彻底摧毁。
一、大饥荒和大反叛
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灾难年代。饥荒、传染病、金融市场崩溃都出现在这个年代。灾难始于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这场饥荒导致了将近一百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引发疾病。恶劣天气也导致了欧洲大范围的农作物歉收和饥荒。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全球一体化如何使世界走向社会和政治动荡。随着人民的反抗，法国、意大利和中欧相继爆发了一系列武装革命，点燃了整个欧洲火药桶。但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冲击并没有逆转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相反，各国政府减少了贸易壁垒，贸易得到了增长，资本流动性增加，人们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来往，移民不仅是对社会和政治贫困化回应，还反映了新繁荣所带来的希望。
二、有限的崩溃
187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中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在这场危机之前，资本家为了大规模修建铁路，开办工业企业等，大量追加生产资料，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涨。同时，由于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扩大，工业生产机构获得巨大的增长，这样就造成了生产过剩的物质基础。一代人之前的危机理论被一个新的想法所继承，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里昂·瓦尔拉斯和卡尔·门格尔所带来边际效用革命，塑造了对未来的想象。
三、大战与大通胀
卡尔·赫弗里希是一位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他编写了关于货币的主要教科书，以此反对批评者，捍卫金本位制。此后，他成为一名政界人脉广泛的银行家，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升任财政部长。在这期间，他设计了一个战争融资体系，计划将数十亿美元的重担挂在战败国的脖子上，以避免德国付出代价。战争失败后，他完全误解了德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性质，与当时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提出了一项旨在结束通货膨胀的稳定计划。他从来不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供给冲击。他的名字就是现在所谓的“财政主导”的代名词。
四、大萧条
凯恩斯在一战后以批评赔款而闻名，在大萧条的巨大需求冲击期间又以批评正统财政和君主政策而闻名，并最终在二战后重建可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他的思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他也将其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主义与他在30年代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实际上它们是一脉相承。他认为，为了避免困扰中欧的通货膨胀崩溃，战时的需求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五、大通胀:20世纪7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是一场重大的供应冲击，石油生产国联盟一度利用对石油的依赖试图重塑世界，其他大宗商品生产国也试图效仿中东生产国。最终，世界走向了更大程度的全球一体化，以确保越来越多的强劲供应来源。吸收供给冲击的一种方法是容纳更大的通货膨胀，但很快就很明显，高水平的通货膨胀破坏了主要工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使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与另一个集团对立。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通货膨胀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给出的答案，为新一轮全球化设定了议程。
六、大衰退:2008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北大西洋主要经济体的需求所造成的负面冲击接近于“大萧条”所造成的影响，而强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本·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在避免全面崩溃或“大萧条”重现方面非常成功。不过，他们也制造了一个显然不可能解决的退出问题:如何解除这些政策措施?每一次尝试都产生了新的冲击，比如2013年的“缩减恐慌”，当时美联储(在讨论缩减证券购买计划，利率开始上升。因此，政策界开始沉迷于原本作为短期补救措施的政策。
七、大封锁:2020—2022年
疫情危机的某些方面与以往的负供应冲击相当，封锁和旅行禁令中断了供应链。在危机爆发之际，学术界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主要与拉里·萨默斯有关)，认为未来将陷入经济大停滞、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一场长期的负需求冲击。生产率持续低增长和需求短期下降的长期停滞理论，让人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大萧条。重要的是，这是对大萧条的误诊:除了需求危机，20世纪中期还带来了技术驱动的变动性转变，这将重新配置供应和生产。在2020年面临数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人们的心态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需求冲击将重演。面对利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水平的预期，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看起来就像免费的午餐。但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萨默斯是最先认识到新危险程度的人之一。实际上并没有出现需求短缺的复制——只是在封锁期间暂时放弃了需求。疫情以及各国政府实施的封锁措施很快就产生了一些供应冲击的典型迹象:随着供应链中断和出现短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评论人士(就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相信，他们可以发现一个新的价格上涨周期。
在供给冲击的情况下，为一种新的经济学解释开辟了空间，这种解释不太关注总量，而是关注在非常局部和特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微观调整。大局观看起来已经过时了，是20世纪经济学的遗留物。当时，最具创新性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转而关注如何利用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和以前无法使用的计算能力，来表达和产生对未来的解释或愿景。哈佛大学的拉吉·切蒂等经济学家开始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学方法转变。
结论：下一次大全球化
令人熟悉的历史力量将驱动后疫情时期的“再全球化”。当前世界面临巨大挑战，不仅仅是新冠疫情，还有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就是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化已经开启新的循环，其挑战将是寻找学习和适应的途径，在不牺牲基本价值观的情况下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效力。正如在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一样，金融和货币创新或通货膨胀将驱动革命性的改变。2021年及以后，危机的记忆将促使国家和政府适应并作出改变，正如他们以往所做的一样。
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一最新挑战中，从最初对进一步贬值的担心，到后来对通胀飙升的警报，我们首先要直面的主要社会和经济问题与全球化进程并非直接相关。几十年来，富裕国家的人民一直担心教育、医疗保健、迅速增加的老年人群体的护理以及住房成本的上涨。其中每个方面都因为大流行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产生了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教育受到干扰，学校和大学因传染的危险而关闭。学习转入了数字模式，但一些更弱势的学生发现无法上网或存在问题。生活环境的不平等因此而放大。严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立即让卫生保健系统不堪重负。与危机相关的对其他基础病的忽视、对慢性疾病的治疗不足以及缺乏新发病率的判断，都可能产生长期后果。疗养院里的老人被感染，病人被移出医院。这场危机给老年人照护的管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让很多老年人不愿想象未来的自己进入这样的养老院。拥挤和简陋的住房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大量更富裕的人逃离了市中心，到他们可以远程工作的新地方寻求更大的空间。
在这些出现危机和挑战的领域，技术提供了改进或逃避的可能性。在每一种情形下，解决办法都不会受到国家边界的限制。教育方面，可以通过电子渠道更充分地获得高质量的教学。在医疗保健方面，有远程医疗和应用人工智能评估公共卫生挑战。教育和医疗保健，如果以数字方式提供，可以来自于世界的另一端。对于老年人的照护，人们更多地讨论了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机器人帮助更多老年人留在自己的家里。在住房方面，数字游民打开了新的前景，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远程工作。技术和全球化相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答案，就像它们在从前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那时的教训和现在一样简单，全球化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技术和地理变化的结合总是需要能力，而这需要适应与学习，从悲惨的过去中学习，籍以展望未来。在1919年的阴霾中，凯恩斯曾担心“所有这些都使得局势在好转之前愈发可能变得更糟”。但在当下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也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