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銳 | 经济危机要来，能应对好吗

《七次崩溃》回顾了从 1840 年代开始到最近的新冠瘟疫结束这段期间世界上发生的七次大的经济危机，从中整理了七个教训。作者文字流畅，对历史和经济学的知识驾驭娴熟，是难得的可读性很强的经济学作品。

Seven Crashes: The Economic Crises That Shaped Globalization
七次崩溃：塑造全球化的经济危机

by Harold James 哈罗德·詹姆斯

Yale University Press, 367 pp., $32.50

东升西降、西方经济陷入绝境等说法，最近常常出现。国内房地产哀鸿遍野、科技创投行业陷入停滞、年轻人毕业即失业的时候，这些说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许，如果外国也处境危险，也算是一种绝望中的安慰？权且说，西方在面临一场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看看历史上人们怎么应对危机，这对我们会有所启发。最近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的《七次崩溃：塑造全球化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一本书。

过去一年中，美国财政部不止一次警告美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美联储也一直在放风说，需要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读者需要知道，美国人常说的经济危机，不是说资本主义无法根治的绝症这个意思，就像我们中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说的。美国人说经济危机，是把它一种难以避免的、总是会周期性发生的、也总是会过去的经济衰退。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这是个私立研究机构）维护着美国历年经济衰退的记录，它将衰退定义为“经济活动显著下降，波及整个经济，持续时间超过几个月，通常体现在生产、就业、实际收入和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上。” NBER 的记录显示，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2007 年，经济衰退平均持续 10 个月，而扩张平均持续 57 个月，平均商业周期为 67 个月，即约 5 年零 7 个月。从 2007 年起确定的经济衰退有：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由金融危机引发，这次经济衰退持续了18个月，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4 月（COVID-19 衰退）：这场衰退仅持续了两个月，主要是因为新冠瘟疫。

如果这就是经济危机，那就算西方真遇到经济危机，也没有所谓东升西降的问题。摆脱这些自欺欺人的说辞，了解一下真实的历次经济危机，对于很多正在经历事业停滞乃至倒退的我们，至少让我们心里有数。《七次崩溃》被列入金融时报2023年度经济类最佳图书，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詹姆斯在经济学界研究经济危机是权威耆宿，出版过德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萧条的重要作品，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主体上著作颇丰。《七次崩溃》回顾了从 1840 年代开始到最近的新冠瘟疫结束这段期间世界上发生的七次大的经济危机，从中整理了七个教训。作者文字流畅，对历史和经济学的知识驾驭娴熟，是难得的可读性很强的经济学作品。

七次危机的展开，詹姆斯主要关注的是供给侧（生产），而不是金融。这个关注点，貌似和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一致，这也是国内政策面应对经济下行的主要发力点。到底有无相同？细读书中内容，我们会看到詹姆斯所说的供给侧问题，出现在食品或燃料等基本物品变得稀缺、价格上涨以及需要新的生产和分配渠道的时刻。而解决供给侧问题，则是通过新的制度——市场创新，以及更强大和扩展其能力的国家——来应对。

詹姆斯对供给侧的认识和传统与美国保守派不同，后者强调减税和放松管制，主要代表人物是里根总统。詹姆斯所说的供给侧问题的解决在政府应对方面则更广泛，并不限于减税和放松管制，但目标仍是鼓励市场创新。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前两者都大相径庭：中国强调的产业升级，且是国家主导。这就和詹姆斯眼中真正有助于走出经济危机的方法南辕北辙了。

总体上，詹姆斯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十分有信心。书中涉及的多数政府首脑资质平庸，在应答危机时力求与庸人有共识，但固执起来却像是个胆大妄为的罪犯。危机本就不是常态，需要真正的天分和勇气来化解。这从哪里去寻找？詹姆斯秉承熊彼得的传统，期待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出现。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不确定性促使大胆的人下注。有时，他们说的和疯狂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难以区分；失败者的作为看起来不仅错误百出、甚至是欺诈性的，只有少数人幸运地得到认可，成为危机过后的新世界的英雄。在商界，我们对少数英雄很熟悉，苹果的乔布斯、特斯拉的马斯克、OpenAI的奥特曼等都是。在政府，看到更多的是平庸的例子。政府官员往往从最近的一次危机学到很多功课，遇到危机又照猫画虎、甚至做得更过分，这导致每一次危机应对几乎都有问题。（七个教训其中之一：从前一次危机中汲取的经验往往阻碍我们为新问题找到有效解决方案。）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应该去救那些流动性出问题的银行，而不是无法盈利、必定会破产的银行，这是个人人都同意的准则。但作者也让人看到，在经济危机的当时，区分这两者几乎是不可能的。让政府官员区分，更是难上加难。

危机难以避免，政府应对罕有得力者，这岂不是让人绝望？作者也从过往的经济危机中提供给我们一丝安慰，那就是经济危机总会过去，而且供给侧的突破——经济、技术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看似难以解决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改进和交通工具技术的积累在其中发生，预备了之后全球经济的腾飞。简而言之，危机无可避免，政府应对危机常见错误与失败，但前景并不悲观。

这些经验教训，如果中国遇到经济危机，会有参考价值吗？让人忧心的，并不在于前方会有经济危机，这是西方也难以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有一些诱惑，各国政府决策者都会遇到且难以抵抗的：决策者在寻找出路时，金钱是一条简单快捷的途径，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另一条教训：通胀可能是对付供给冲击即时后果的一种诱人方式，但它并不解决如何在长距离获取可靠和安全资源的深层问题，且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用通货膨胀来应对危机。特别是供应短缺的时候，更多人有更多钱，会给人资源充足的错觉，以应对稀缺问题。但是，这是个幻象，因为最终的结果还是会推动价格上涨。此外，它还鼓励了和政府有裙带关系的人投机倒把。以中国政府的制度结构和决策能力看，应对这样的诱惑，让人并不乐观。

比起一两次技术性、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乃至一场历时数年的经济危机，甚至政府的糟糕应对下的通胀，比这些更让人忧心的，是中国能不能孕育下一次的科技、经济变革来解决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危机。这也是詹姆斯说的靠供给侧突破来最终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今天，中国科技创投领域的投资决定性地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无法选出真正的技术创新，越来越少的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官僚拍脑袋决策，让人看不到供给侧突破的前景，这才真正让人忧心。

供给侧无法突破的背后，是国家所有制带来的结构性危机，这是个定时炸弹。国家所有制让国企控制“战略产业”、对“支柱产业”起主导作用。这些产业包括金融、能源、通信、航运、建筑、化工等，其范围和主导的优势逐年扩大，其特点是资本密集和利润丰厚，提供的劳动就业岗位不多。而提供大多数就业岗位的私营、外企，相比之下利润本来就不多，近些年更是举步维艰。这个格局实质上让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少、呈下降趋势。收入变少，又怎么可能有需求？还谈何依靠国内需求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个危机，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是因为它在当前无解。这是“灰犀牛”类别的危机，我们眼睁睁看着危机临近，却难逃被它踩踏的命运。

在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挑战中，都伴随着政策、制度或技术的重大调整，这些调整往往在危机之后塑造了新的经济格局。中国到底能否从危机中浴火重生？詹姆斯举了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有些体制因过于僵化而在遭遇短缺之后完全崩溃：卓越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解释了稀缺及其引发的囤积和机能失调让计划经济失灵，并最终摧毁了计划经济。”（Some systems are so rigid that they are completely destroyed by the economies of shortage: the brilliant Hungarian economist János Kornai strikingly demonstrated how scarcities, and the hoarding and dysfunctionality that they prompted, undermined and finally destroyed centrally planned (communist) economies.）

想要从詹姆斯回顾的七次经济危机中学习经验教训，首要前提是自由市场和与之匹配的民主政府体制：它既是危机产生的制度背景，也是危机解决的制度依据。没有这个前提，所有的借鉴，就像张维迎说的，“（黑）马背上画白道道以得斑马”。

经济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也不是没有遇到过。这次有何不同？是否能有惊无险？应用贝叶斯定理，我们这次的“先验概率“和以往已经不同。市场和开放的前景，是从未有过的暗淡，这让我们跌出了过去有惊无险的历史轨道。经济危机要来，我们能比照的只有科尔奈笔下预算软约束的世界。能否有制度突破？这已在理性思考能及的范围之外。

重大、完全的变革，在发生之前似乎是不可能和无法想象的，然后事后看，却是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