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彥 | 中国的偶像破除者

編者按： “林培瑞和吴大志的刘晓波传记不仅是对中国最著名异议人士的描绘，同时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和行动主义的历史回顾。”本文原文為英文China’s Iconoclast，發表於《紐約書評》October 3, 2024 issue。經作者授權，雲帆翻譯，波士頓書評刊發。

Perry Link , Dazhi Wu | I Have No Enemies: The Life and Legacy of Liu Xiaobo

林培瑞和吴大志的刘晓波传记不仅是对中国最著名异议人士的描绘，同时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和行动主义的历史回顾。

《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生平与遗产》由西方著名中国异议问题研究者林培瑞与笔名为吴大志的华人同事合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七十五年历史中有关这位最著名异议人士的权威传记。该书篇幅较长，内容宏大，堪称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激进主义与异议运动的杰出综述。

这是一部鸿篇巨制，但刘晓波的人生将其轻松贯穿起来。还是在1980年代博士生的时候，他便以直言不讳闻名，甚至连外国新闻机构也派记者来报道他的论文答辩。1989年6月3日至4日的晚上，他是唯一一位留在天安门广场的重要公共知识分子，帮助谈判达成了停火协议，使天安门上的学生抗议者避免了在北京其他地方发生的流血事件。尽管有多次流亡海外的机会，他还是选择留在中国，为公民自由而奋斗，多年来身陷囹圄。 在2000年代，刘晓波是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该运动为遏制共产党不受制约的权力而作出最持久的努力。他在狱中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七年后，他成为自1938年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以来，首位在羁押中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

刘晓波1955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家中有五个男孩，他排行第三。刘晓波的家庭与新政权的特权阶层有一定关系。他的母亲是一名幼儿园教师，父亲是一位语言学家，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前就已加入共产党，因此被视为“革命老干部”。刘晓波的一位同学是军队少将的儿子，住在一栋带有女佣、司机和仆人的两层楼房里。这个同学绰号叫“胖子”，在学校肆意妄为，但老师们惧怕他父亲的权势而不敢惩罚他。多年后，刘晓波因这些经历，形容共产党是一个需要制衡的腐败统治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刘晓波的性格有着深刻的影响。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刘晓波年纪太小，不能成为红卫兵，但他目睹了公开处决、殴打和折磨。父亲虽然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但出身于曾经拥有土地的家庭，按官方的说法即为剥削“地主”家庭，父母因此而成为党组织的暴力打击目标。

学校停课，父母遭受长期精神折磨，刘晓波和弟弟们在街上游荡。他们模仿年长的孩子，嘲弄或骚扰被国家迫害的人，比如刘晓波曾殴打并羞辱过一位前国民党反对派士兵。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厌恶，但当时他因吸烟、打架和逃学而声名狼藉。

不久，刘家从省会长春被流放到内蒙古，一去四年。在这片广袤的草原和蓝天下，刘晓波与陶立关系密切起来。在刘的生命中，有两位女性引导他走上更美好的人生道路，陶力是第一位。

与爱折腾和不守规矩的刘晓波不同，陶力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一名模范学生。两人因为爱读书走到一起，陶力培养了刘晓波的读书爱好。他们成了书友，在文化大革命的严格审查下，他们通过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籍，寻找关于西方文化的参考资料。刘晓波还阅读了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作品，并在此后的一生中力求效仿鲁迅破除偶像的观点，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在《我没有敌人》中，对蒙古草原生活的细节描写尤为生动、突出，那里的草原“沐浴在阳光下，充满了生机。”与中国拥挤的城市相比，这片地区弥漫着野杏花的香气，到处都是野猪、鹿和野鸡。这段经历塑造了刘晓波的政治观点。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依靠本能生活。他后来写道，这种感性源自他儿时在大自然中的经历，这与党制造的压抑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晓波和陶立于1982年结婚，同年刘晓波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后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陶立本人是出色的日本文学学者，陪他前去读研。次年，他们的儿子刘陶出生。

这是改革开放的开端，大致为期三十年，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几年开始，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左右结束。尤其是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期。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和埃兹拉·庞德的作品首次在中国两代人间广泛流传。刘晓波对T.S.艾略特、特别是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着迷，这种热情伴随了他一生。他广泛阅读西方哲学，这使他能够摆脱曾塑造他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刘晓波迅速成为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人物之一。考虑到他最初的学术资格比较普通，这尤其令人惊奇。1983年，当他还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学的文章，广为流传，而美学在当时被高度政治化。官方的说法是美学是客观的。看待美的方式正确与否是可以决定的，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其中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刘晓波站在像高尔泰这样的人一边。高尔泰是一位著名学者，因在1950年代写美是主观的、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而遭受迫害。

刘晓波突然成为热门讲师。尽管他终生口吃，但在公众场合他却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挑衅性的演说家。这一点在1986年的一次美学研讨会上尤为明显。该研讨会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一些作家，包括小说家钱钟书和文化部长王蒙。相比之下，刘晓波当时地位较低——他只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助教，刚刚完成硕士学位进入博士项目。这些人也是中国体制内最为自由派的一些声音。

但对刘晓波来说，这些人走得还不够远。他在演讲中抨击了每一位重要的文化人物，批评他们背离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塑造的进步理想。一位在自由开放的深圳经营一份小杂志的朋友发表了他的演讲，标题为《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并在编者按中称刘晓波为一匹“黑马”，迅速崭露头角——这一标签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直伴随着他。

刘晓波影响力巨大。有人写道，一场“刘晓波旋风”正席卷中国文化界。一些学术和大众杂志发表文章抨击他过于片面，而另一些人则为他辩护，认为他是对多年毛主义压制的一种必要矫正。记者纷纷涌向他的家。导演张艺谋在拍摄他的获奖影片《红高粱》时，据说还分发了刘晓波演讲的复印件，希望能激励剧组追随刘的“人类感官浪潮”。

他的博士论文引发了另一场风暴。这篇论文综合了他对美学的研究，意味着它不仅挑战了政府，也挑战了温和的自由派。为他寻找答辩委员会成员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的导师组织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小组，但中国教育委员会坚持要求扩大委员会，增加四名他们认为在政治上“可靠”的学者。

1988年6月举行的刘晓波口头答辩吸引了大量观众，迫使管理人员将场地搬到能容纳五百人的礼堂。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的外国记者也到现场报道。刘晓波在答辩中口齿流利，避免激怒委员会中的保守派。最终，所有11名考官都推荐授予他博士学位。

这是刘晓波作为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巅峰时期。尽管他是制度的激烈批评者，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曾容忍过他这种反体制的行为。正如他的妻子所说：

晓波，表面上你似乎是这个社会的叛逆者，但实际上你对它有着深刻的认同。这个体制将你视为对手，在这个过程中，它接纳了你，容忍了你，甚至奉承和鼓励了你。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它的反面装饰品。

然而，刘晓波很快体面地结束了与体制的暧昧关系。之后一年，他开始塑造自己共产党的公开批评者的新身份。

获得博士学位后，刘晓波于1988年底通过一系列奖学金项目出国。从奥斯陆到夏威夷，再到纽约。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与其说是抽象思想（如美学）的斗争，不如说是政治问题。他还看到民主社会是如何拥护法律和规则的——并非全是自由和自发性。这些思考在1989年4月天安门抗议开始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

刘晓波在纽约通过电视观看学生抗议时非常激动。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是永久流亡者，发表了声明。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也无法仅仅旁观——一如既往的冲动，他必须参与其中。4月26日，他设法弄到了一张飞往北京的机票，回到了这个正处于一代人以来最大的政治动荡的国家。

他受到的接待令他冷静了下来。一年前，他还是知识界的超级明星，而现在，他已被学生领袖们所超越。这些领袖更年轻，提供了更为简单的叙述：学生是好的，政府尤其是广受憎恨的总理李鹏是坏的。几年前，刘晓波可能会认同这一观点，但现在他的看法更加复杂了。在一次即兴演讲中，他对广场上的学生说应该返回校园，建立民主结构。他认为他们的方法只是反映了政府对世界的看法：

这不是民主，这是仇恨……仇恨只能导致暴力和独裁，仇恨只能看到稻草人……中国民主最需要的是摆脱仇恨和敌对思维；我们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性的对话——协商——我们最需要的是宽容！

一些学生嘲笑他，喊他是“伪学者”，还讥讽这匹黑马变成了绵羊。但他依然留在广场上。他被学生们的理想主义所打动，也为普通北京市民的支持所感动，他们捐钱、送衣服和热食。刘晓波后来写道：“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悲观态度，第一次放下了对‘平庸大众’的轻视，第一次感受到人民觉醒后可能释放的力量。”

为了找到与学生沟通并缓和他们立场的办法，刘晓波和其他三位知名人士加入了学生领袖组织的绝食行动。四人发表了一份绝食宣言，刘晓波是主要起草人。林培瑞和吴大志称这是一份“中国追求现代政府中罕见且重要的文件”。其核心信息是，问题不仅仅在于共产党；整个社会，包括学生在内，都必须摆脱将人划分敌友的传统。他们写道，甚至李鹏也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宣称：“我们没有敌人！”

然而，这个理想主义的时刻很快被国家暴力所淹没。6月3日晚上，军队一路杀入北京市中心，造成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死亡。6月4日清晨，刘晓波帮助达成了广场停火协议，使学生能够安全撤离。

两天后，刘晓波被逮捕并送往秦城监狱，这是一所专门关押持不同政见者和失势党员的监狱，罪名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这与他实际扮演的角色截然相反。他随后被大学解雇。1991年初，刘晓波获释，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异见者的新生涯。

尽管刘晓波很有影响力，但他也有许多性格缺陷。澳大利亚汉学家琳达·贾文在上世纪80年代与他相识后写道，他“自我膨胀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非常自恋，以至于“从来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相反，他会走到人面前，简单地说一句“我是刘晓波”，然后开始一段独白，常常引用自己的著作。

在此期间，他与妻子的关系开始破裂。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与其他女性交往，甚至把她们带回家。当陶力质问他时，他说是“现代性”，这让她感到被侮辱。他在天安门广场的行为更是加剧了问题。他后来自责自己婚内出轨，甚至在绝食的帐篷内也照做不误。同为绝食者的侯德健对此愤怒不已，甚至表示想踢刘晓波一脚，指责他的粗鲁行为。1989年刘晓波入狱后，陶力的健康状况恶化。1990年，在他仍然服刑期间，陶力提出了离婚。他从未与妻子和儿子和解。妻儿搬到美国，隱名埋姓生活在那里。多年后，他表达了悔意，称自己当时“真是个恶鬼”。林培瑞和吴大志认为，这种“自控力问题”是一种模式：刘晓波意识到自己错了，试图停止，失败，然后忏悔、自责，再次试图停止。

但他通过严厉的自我反省来完善自己的愿望得到了回报。仿佛是为了弥补他对陶力的行为，他与诗人刘霞开始相爱。两人于1996年结婚，无论刘晓波是在狱中还是狱外，他们都不离不弃。他还放弃了自己过去那种毫不留情的辩论和写作风格。2003年，他回顧时写道:

我意识到，我的整个青春都在文化荒漠中度过，我早期的写作都滋生于仇恨、暴力和傲慢之中——或者说，在谎言、犬儒主义和粗鄙的讽刺中。这些“党文化”的毒素浸透了好几代中国人，也渗透了我。

刘开始排除这些毒素，逐渐变得更加和善，并成为温和理智的变革声音，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除了与刘霞的婚姻之外，促使他转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与“天安门母亲”的合作。“天安门母亲”由在大屠杀中失去子女的父母组成。

在本书最感人的段落中，林培瑞和吴大志描述了刘晓波如何拜访“天安门母亲”组织的创始人丁子霖和她的丈夫蒋培坤。士兵在通往北京市区西部的路上开枪打死了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当时他正躲在一堵墙后面。蒋培坤曾是刘的博士答辩委员会成员，而刘想去表达敬意。他的拜访看起来有些草率，空着手，身穿随意的T恤和色彩鲜艳的短裤。

然后，这对夫妇给刘晓波看了他们儿子的骨灰，骨灰放在一个定制的木柜里。蒋培坤讲述了他们儿子的遭遇。刘晓波震惊了。他出狱后感到自己是个英雄。但他到底做了什么呢？由于他写了一份认罪书，他的刑期不到两年。现在他已经自由了。而那个男孩却死了。这才是真正的牺牲。刘晓波冲出了房间，不久后带着花回来。他在骨灰盒前跪倒在地，泣不成声。

刘晓波与丁蒋两位教授成为了亲密朋友，经常与他们见面，并与刘霞和他们一起外出度假。通过他们，他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关注到中国专制政权下的具体受害者。在朋友、小说家王小波的影响下，他也开始广泛定义这些受害者。王小波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沉默的大多数》描述了中国社会中的广大人群都是受害者，不仅仅是那些遭受政治压迫的人。

这些人包括不同性取向者、矿工、童工、农民以及没有任何权利的工人。他们沉默是因为在社会中没有发声的渠道，而那些有话语权的人对他们置若罔闻。

刘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沉默的大多数人身上，但他并不确定该如何行动。起初，他继续采取旧式异议人士的做法，发布请愿书和声明，但除了让自己再度入狱外，收效甚微。然而，当他在1999年结束了三年的劳教营服刑后，一种接触更广泛人群的新方法出现了：互联网。

二十年前，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比现在宽松，允许公民活动家揭露社会中的不法行为并公之于众。刘晓波是这一趋势中最有思想深度的倡导者和分析者之一。他结交了这些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为他们提供建议，并撰写文章，比如2003年帮助揭露非典疫情的蒋彦永医生，以及一名被男友杀害的女性家属，这个案件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女性地位的问题。对此，政府开始在某些政策上有所调整。

刘晓波还看到了数字技术如何能够使长期被禁的书籍和电影重获新生。例如，通过PDF文件，像1960年代共产党批评者遇罗克（1970年被处决）这样的人的作品可以重新出版并广泛传播。刘非常钦佩这些早期反对共产党的人士，并帮助推动他们的作品重见天日。

这是公民为遏制党不受约束的权力而做出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维权运动的鼎盛时期。该运动通常遵循一种模式：倡导者发现不公现象，公之于众，然后等待公众舆论促使政府进行改革。

这些观点受到北京作家崔卫平对瓦茨拉夫·哈维尔和亚当·米赫尼克作品的翻译的影响。尽管国家出版社不会出版这些作品，但它们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许多中国人受到启发，认为改变可以通过关注日常生活、常识、去中心化的努力和渐进的进步来实现。刘晓波的著作也呼应了这些概念。他鼓励中国人“过一种有尊严的诚实生活”（这个想法源自哈维尔），并“从边缘开始，渗透到中心”（这个想法源自米赫尼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晓波因参与当时已成为他的非典型事业而入狱。2005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辩论需要一份政治文献，来规范维权运动所倡导的那种开放和人道社会。到2008年，他们迫切希望发表声明，将其命名为《零八宪章》，以此向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发布的《七七宪章》致敬。刘晓波已经放弃了起草和签署这类文件，但当天安门母亲丁女士告诉他需要他编辑和帮助收集签名时，他同意参与其中。刘晓波开始润色文本，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信誉，征集了一份包括303位公共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签名名单。

刘当时冒着巨大的风险。他无疑是中国最知名的异议人士，就像天安门事件之后那样，一旦宪章公布，他将成为显而易见的打击目标。当刘霞看到他正在编辑的内容时，责备他说：“最终被逮捕的人将是你——只有你，没有其他人，而去监狱探望的人将只有我。”2008年12月8日，警方将刘蒙着眼睛拖出他的公寓。第二天，该小组在中国的网站上发布了宪章。

一些参与者被拘留，但正如他的妻子所言，只有刘入狱。他再也无法自由行走。

这部杰出的传记促使我反思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全世界自由社会的强大对手，但人们似乎对探索中国毫无兴趣。我们被大量的政策分析所轰炸，这些分析当然都是重要的话题，但如果不了解中国更深层次的发展趋势，就不可能做出明智的决策。

想一想《我没有敌人》这本书的处境。这本书几乎被主流媒体拒之门外，只有《洛杉矶书评》和《中国图书评论》两家刊物发表了实质性评论，《外交事务》上仅有一段短评。难道是因为这本书超过550页，显得太长了吗？当然，它可以被缩减。然而，在冷战期间，主流报纸和杂志不去报道一位主要苏联异议人士的传记是不可想象的。例如，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长达1050页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传记在1984年出版时就得到了广泛好评。

忽视问题不仅仅表现在这一本书上。在研究中国反史学运动的过程中，我为英语世界对中国那些相当于中东欧的著名电影制作人和作家缺乏关注而感到震惊。中国最伟大的独立导演、来自南京的胡杰从未在大型电影节上举办过回顾展，女权学者、多产纪录片导演艾晓明也是如此。中国的许多政治作家也同样没有翻译作品。

对于这种忽视，有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语言障碍、出版商的利润空间被挤压、书评栏目的衰落，但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原因是，许多人认为中国只配受到指责。三年前，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后搬回美国，震惊地发现这是主流观点。从那时起，我在政策领域的工作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许多政治领导人和评论家是如何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遏制而非接触的国家。社会也更广泛地反映了这种排斥。中国研究的入学率急剧下降，部分原因是中国压抑的政治氛围无法激发年轻人去中国学习，但也因为许多人无法想象这个学科值得他们去学习。

这种轻视是错误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要理解习近平的中国，就必须了解他为何被选为国家的领导人。正是因为像刘晓波这样的人对政权的强烈挑战，中国共产党在2000年代末期果断向专制主义倾斜，从而促成了习近平上台。换句话说，林佩瑞和吴大志的传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习近平的前传。

但仅仅将中国视为一个反乌托邦恐怖秀也是一个错误。刘晓波所倡导的趋势虽然面临威胁，但并未被击败。当他帮助创立维权运动时，刘将互联网视为弱者的武器。如今，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严格控制，不允许再有那个时代的行动主义，但刘所倡导的更广泛的数字革命依然存在。像PDF和数码相机这样的技术，催生了一波地下杂志、电影和公民历史学家的书籍。即使在今天，这些人仍在创作挑战共产党美化过去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传播过去八十年中被禁的书籍和小册子，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抵抗一党专政的集体记忆。

习近平多年来的镇压削弱了这场运动，但并未将其扼杀。它处于休眠状态，等待着压迫较少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习近平之前的中国，也帮助我们了解习近平之后仍可能出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