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说到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唐代是不可绕过的时代，我们印象中京都棋盘式的街道设计，奈良的法隆寺金堂与五重塔，都是在旅途中触手可及的唐风。然而，日本却未能如设想般成为唐文化的另一种移植与复制。而是极具自我意识地在层累从大陆传来的文化中，发展出了所谓的“和风”。而相比于唐代，宋代的禅宗文化和朱子学反而对日本近代艺术与思想影响更为深远。然而当我们比较律令制是如何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并反观日本为何放弃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制走向了封建制，并发展出自主的天皇-将军-大名制，也许能看出中日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白村江战败后的日本正处于政治交替状态，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取法唐朝，吸收了以律令法典为代表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也被称为“律令制时代”，可以说律令制构成了日本古代的立国之基，也是理解日本古代社会历史的关键线索。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大津透的《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以律令制度为切入口，涉及大化改新、遣唐使来华、鉴真赴日、唐招提寺等唐风浸润下日本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唐日交流的诸多方面，不仅是研究日本古代社会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唐朝法制史和古代中日交流史。作者的论述主线，是日本在飞鸟、奈良、平安时代，如何将“律令”从中国的“礼”中分离出来，建立有别于儒教国家的律令国家。看似在学习中国，其实已经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