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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考古 | 慶應義塾大學所藏最古老的《論語》注釋書,近日被指定為日本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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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考古 | 慶應義塾大學所藏最古老的《論語》注釋書,近日被指定為日本國寶


日本慶應義塾大学3月27日發佈消息,稱:慶應義塾圖書館所藏的《論語疏(論語そ)卷第六》被指定為國寶-中國失傳而傳至日本的世界最古老的《論語》注釋書:

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所藏的《論語疏》卷第六,近日被指定為日本國寶。該資料在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僅一年後,因其稀有性和重要性再次獲得高度評價,升格為國寶。《論語疏》又稱《論語義疏》,是中國南北朝時期梁朝學者皇侃(488~545)所著的《論語》註疏本。該書在中國國內早已散佚,成為僅存於國外的“佚存書”而廣為人知。此次指定為國寶的寫本,抄寫於《義疏》成書後僅數十年左右的6世紀前後,據信在平安時代前期已傳入日本。這是中國傳至日本的資料中年代最早的之一,與創作年代相近的皇侃·鄭灼撰《禮記子本疏義》卷第五十九(《禮記》註疏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已為國寶)被評價為同等重要的珍貴文物。該寫本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級別的《論語》註疏傳世寫本(出土資料除外),對研究六朝儒學、經學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皇侃(約488—545年),一作皇偘或皇儡,南朝梁吳郡(今江蘇蘇州)人,為孫吳時期青州刺史、著名書法家皇象的九世孫。皇侃自幼好學,師從當時著名禮學家會稽賀瑒(或作賀蒨、賀玚),盡得其傳。他精力專門,精通儒家經學,尤其擅長《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與《論語》,在南朝經學界享有盛名。梁武帝時期,皇侃起家兼任國子助教,在國子學講授經書,聽講者常達數百人,深受學子歡迎。其講學風格清晰,深受朝廷重視。後因講授《禮記義》獲得梁武帝讚賞,官拜員外散騎侍郎,仍兼國子助教。皇侃性至孝,每日誦讀《孝經》二十遍,並將其與佛教《觀世音經》相提並論,反映出南北朝時期儒佛思想交融的時代特色。皇侃的《論語疏》與《禮記子本疏義》如今能列為日本國寶,大約因其「年代最早 + 義疏體完整 + 思想融合特色」三大特點。

皇侃經學特色

皇侃是南北朝時期義疏體經學的代表人物,其學術以「義疏」為特色,注重義理闡發,融合玄學與儒學,略受佛教影響。他最著名的著作便是《論語義疏》(又稱《論語集解義疏》)十卷,以魏何晏《論語集解》為底本,廣泛匯集漢魏至南朝約四十餘家(包括江熙所集十三家等)對《論語》的解釋,集六朝《論語》學之大成。。全書十卷,集六朝《論語》學之大成,是現存最完整的南北朝義疏體經學文獻。

皇侃《論語疏》的疏解以玄學為主調,融合儒、玄,略涉佛教,充分體現了南朝經學玄學化與儒佛交融的時代風氣。在玄學影響下,他大量援引《老子》、《莊子》及魏晉玄學概念(如本末、有無、靜等),以玄解經。孔子形象被塑造為「隱聖同凡」:既是深入凡俗、應機作教的「聖師」(方內聖人),又是超凡絕俗、學不可至的本體聖人。他強調聖凡懸絕,認為孔子之教已從「大而偏用」的六經,轉向「小而圓通」的日常應機施教。

在核心概念的詮釋上,皇侃提出「稟氣性定」的人性觀,注重「性分」與「分限」,視「仁」為人之本性與本質(具有惻隱之義),同時又是萬行之首與德行表現,並區分「仁功」(事功層面)與「仁德」(本體層面);「道」為先王之道、立身接物的準則與理想信念,「德」則是得萬物之性、善的實現。

整體而言,其疏解追求和諧秩序與個體生命的安頓,關懷理序世界的實現,即每個人皆能自我完成。此外,受南梁佛教盛行的影響,皇侃偶爾借用佛學術語與譬喻(如以佛經「應機作教」比擬孔子教化),將孔子定位為「方內聖人」,而將原壤視為「方外聖人」。雖有部分疏文借佛理闡釋儒書,但佛教影響相對有限,主要服務於儒學的轉型,而非徹底佛化,學者多稱其「持佛理以解儒書」,卻仍以儒家為主體。皇侃解經注重個體理想的實現與群體互動,反映了魏晉南北朝動盪時代下士人對自我安頓與理序世界的追求,與漢代訓詁經學及後世宋明理學皆有明顯差異。

對日本儒學的影響

而皇侃這本《論語義疏》更大的影響是在日本,一千多年后,日本江戶時代著名儒學家、古學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徠(1666—1728)的《論語徵》(日語:論語徴),无论是学术继承,还是文献传承,都离不开这本《論語義疏》。

《論語徵》是日本儒學家、古學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徠代表作,初刊於 1740 年。該書是日本儒學史上極具影響力的《論語》註疏著作,與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並稱為日本德川時代《論語》研究的雙璧。荻生徂徠極力反對宋明理學對《論語》的“心性”化解讀,主張通過考證還原“古義”。而皇侃的《論語義疏》作為六朝時期的作品,保留了大量漢魏古注(如何晏的《集解》),這正是徂徠構建其“古學”體系、對抗朱熹《集注》的重要文獻依據。《論語義疏》在北宋以後於中國本土失傳,但一直秘藏於日本。將《論語義疏》從抄本變為刊本、正式推向大眾的關鍵人物是徂徠的得意弟子根本遜志。他於1750年(寬延三年)校訂並出版了《論語義疏》(史稱“根本本”),這比徂徠本人的《論語徵》初刊僅晚了10年。徂徠在撰寫《論語徵》時,廣泛參考並引用了當時在日本流傳的皇侃疏,將其視為通往先秦聖人之道的重要橋梁。

在18世紀的東亞經學界,《論語義疏》與《論語徵》這兩部著作的聯動引發了《論語》研究的範式轉移。後來“根本本”皇疏傳回中國,直接觸發了清代乾嘉學士(如盧文弨等)對古注的重新重視。

皇侃其他著作

此外,皇侃還撰有:

  • 《禮記義疏》五十卷

  • 《禮記義疏》一百卷(或九十九卷)*早稻田大學藏《禮記子本疏義》卷第五十九

  • 《喪服文句義疏》等禮學著作

  • 《孝經義疏》等

這些著作多已散佚,但《論語義疏》因在中國宋代後失傳,卻在日本平安時代傳入並完整保存下來,成為現存最完整的南北朝義疏體經學著作。皇侃的學術推動了經學從漢代訓詁向南朝義理闡釋的轉變,保存了大量已佚的漢魏經說,對後世經學(如唐代《五經正義》)產生重要影響,也是研究六朝儒學、玄學、儒佛關係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貴文獻。(資料主要依據《梁書·儒林傳》、《南史》及相關經學研究整理而成。)

(註:以上資料來自慶應義塾大學圖網站和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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