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仁 | 大哉問，大哉答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序
編者按：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教授（Daron Acemoglu）與芝加哥大學的羅賓森教授（James A. Robinson）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台灣衛城出版出版過二人的著作《自由的窄廊》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經作者授權，書評發表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交換學者林明仁為《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所寫推薦序，和衛城出版編輯洪仕翰為《自由的窄廊》所寫書評。
在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親自主持、依其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製播的影片中，一開頭戴蒙的新幾內亞朋友就問他：「為什麼白人有這麼多好物，而我們新幾內亞人這麼少？」
這個問題乍聽之下平淡無奇，但卻很可能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問題：長期經濟成長與發展的來源到底是什麼？一千年前，世界各地人的生活水準並未有太大的差異，為什麼一千年後，美國人的所得是阿富汗人的五十倍？而非洲大部分國家每人平均國民所得都不超過一千美元？是因為工業革命嗎？那為什麼它發生在英國而不是中國或非洲？國家要如何才能持續的發展？怎樣的國家會走向衰敗？難怪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曾說：「一旦開始思考經濟成長的起源，你就很難再想別的問題了！」
地理環境決定一切？
戴蒙在他的書中，提供了一個簡潔有力的答案：「地理環境決定了一切。」（翻成白話就是：一切都是命！）九千年前，幸運住在肥沃新月的人們，從採集進入了農耕，並且學會了種植與馴化如馬、豬等野生動物，農業生產力增加的結果，讓人類有更多精力發展更複雜的文化、技術與社會結構；而歐亞大陸的橫向連結，有別於美洲或非洲大陸的縱向連結，因不需橫跨不同緯度（因此沒有氣候適應的問題），也讓整個交流（不論是貿易、戰爭、技術或疾病及其抵抗力）與發展相對容易。這個一開始的起點優勢（head start）經過長時期的正向循環（positive feedback loop）不斷累積後，到十五世紀，已經足以支持歐亞以槍炮與病菌殖民美洲與非洲，開展五百年的霸權，而這一切都是一開始的地理環境所造成！
這個理論看來非常吸引人，一些學者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沙克斯（Sachs）也持相同的看法， 但是有人或許會問：「那為什麼過去五百年來歐洲的發展領先亞洲？而許多地理文化環境幾乎完全相同的地方如南北韓、甚至是美墨邊境上僅一牆之隔的兩個小城鎮，在今天的發展卻如此不同？」
笨蛋！問題在制度！
艾塞默魯和羅賓森以兩人十五年來共同研究的成果，回答了這個問題：不是地理環境，而是制度──是我們如何組織社會來生產並分配資源的制度過程，決定了我們今天是否繁榮昌盛！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也是決定國家走向興盛或衰敗的最大原因。若能在經濟上致力於保護財產權、制訂不因人而異的遊戲規則、鼓勵資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資；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能持續發展。反之，國家若被只想攫取資源的少數政治菁英把持，則必然走向衰敗。兩人在書中將此二者定義為廣納型（inclusive，或也可譯為涵納）和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作者即以這兩個概念貫穿全書，討論社會科學中最重要也困難的問題之一：什麼原因決定了國家的制度選擇？這個選擇的長期後果又是什麼？
書中列舉出許多歷史實例來反覆闡述這組核心概念。兩人論證「廣納型的經濟制度」會與「民主且重視多元價值的廣納型政治制度」形成良性循環、相互支持。書中以英國光榮革命為例，從以議會為主要政治權力運作場域開始，經過代表社會各個勢力相互制衡的動態政治過程（雖然其中或有你死我活，試圖為自己團體設立掠奪型制度的鬥爭）之後，形成了廣納性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良性循環，也對日後工業革命的誕生及英國的發展，奠下了良好的基礎；反之，「榨取型的政治制度」則會與「榨取型的經濟制度」相互唱和，形成惡性循環，即使短期之內會有經濟成長，但必然無法持續。
另外，這些制度的影響，也往往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影響深遠。書中也引用兩位皆於哈佛大學經濟系任教的新秀努恩（Nathan Nunn）與戴爾（Melissa Dell）的研究來支持此一論點。努恩整理四百年前非洲黑奴買賣運送的資料發現，「當年」輸出越多奴隸的地區，「現在」的經濟發展越差。或許有人會問：「說不定此一相關是因為越貧窮地區輸出越多奴隸的緣故。」但是其實正好相反──奴隸輸出是與該地區跟港口的距離有關（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即是以港口距離作為工具變數）。依照他的估計，如果當年沒有奴隸貿易，非洲現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差距會縮小百分之七十！另外，由於當時黑奴大部分是被親友或他族拐騙強擄，因此時至今日，對他人的信任程度也受到當年奴隸交易的影響！戴爾則是以西班牙殖民祕魯境內時所實行的原住民強迫奴役制度（稱之為米塔﹝mita﹞）為研究對象，發現即使到了今天，在米塔邊界線（此即經濟學家所謂的回歸不連續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兩邊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都仍然有不小的差異！
另外，他們在書中也從許多面向來討論制度是如何形成。其中包括：在國家面臨十字路口時，些微的差異（如十七世紀的英國與西班牙）可能就會導致不同的抉擇。透過蝴蝶效應，數百年後兩國樣貌就會大不相同。而有豐沛自然資源的國家，有時也會受到此一恩賜的詛咒。更重要的是，政治菁英在發展過程中，經常扮演的是阻力而非助力的角色！這些推論過程與歷史事實的連結，在書中俯拾皆是，展現了兩位作者博覽群書、旁徵博引的功力！我想我就不要再爆雷，把這些閱讀的樂趣留給讀者吧！
而這些論點，其實也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與聯合國和其他非營利組織該如何協助貧窮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些學者如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抱怨：現在有太多的研究能量花在西方能提供協助的小事上──要發放多少蚊帳來防治瘧疾？發放多少保險套來防範愛滋病？發多少免費課本來增加教育程度？但是對於更重要的大問題研究卻相對稀少。我們或許該問：是什麼樣的制度，讓這個國家走到現在這個地步？哪一些制度改革，可以改變該地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本改變資源分配的方式，那再多的援助（這也是聯合國目前的標準做法──邀請安潔莉娜裘莉和U2樂團主唱BONO送愛心到非洲）不但無濟於事，也有可能帶來反效果！事實上努恩和耶魯大學的錢楠筠（Nancy Qian）就發現，「糧食援助」反而會使非洲發生內戰的機率增加！
嚴謹學術研究結果支撐的論點
不過，有挑剔習慣或社會科學背景的讀者或許會抱怨，許多例子雖然有趣且引用得宜，但是不免讓人有事後合理化（ex post rationalization）之感：既然廣納是好的，那現在發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結構一定就是廣納型的，也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開始廣納型制度的歷史起始點，反之亦然。會讓人有此感覺是因為這本書主要設定的是一般讀者群，因此將枯燥且複雜的統計結果或數學模型推論直接跳過，但是書中的結論，都是經同儕激烈爭辯、審查後出版的嚴謹學術成果，而這些過程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盡可能將作者的循環論證減到最低。我在此就舉兩個例子加以仔細說明。
首先讓我們來細讀兩人在二○○一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的重要文章──「比較發展的殖民緣起：一個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這是他們兩人一開始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這一整支文獻的重要起點。在這篇文章中，他們首先問道：
許多學者都已有共識，重視財產權保護、實施較少效率扭曲的政策，以及有較佳政治制度設計的國家，會藉由將資源更有效率地投注在人力資源、實體資本和基礎建設的改善上，持續的推動經濟發展；而直接觀察世界各國的資料，也的確可以發現「財產權保護指標」與「每人平均國民所得」之間的確是有正相關的。看起來理論與資料相互契合，結論也是我們所樂見的，那到底有什麼好擔心的？
然而任何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都會告訴你：「相關不等於因果」，財產權保護與國民所得的正相關「不代表」改善財產權就會增加經濟成長。《蘋果橘子經濟學》中提到「警察越多的地方犯罪率越高」現象的討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建立並維繫一個好的財產權制度，是需要投入許多資源的（想像法院、警察以及各種典章制度所需的成本），因此制度與國民所得之間的正向關係，有可能只是富裕國家較有資源負擔較佳的制度而已。另外，也有可能是這些國家在其他條件上的不同（比如說人民較為勤奮正直，或天然資源豐富），同時讓制度變好以及所得增加所致。此即是所謂的反向因果關係（reversed causality）與遺漏變數（omitted variable），這兩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那麼上述的觀察就只是虛假相關而已。
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內生性問題」，而解決之道即是找到一個只會透過改變制度來影響國民所得的「工具變數」。讀者可以想像，上帝站在地球儀前面替每個國家擲銅板，正面就給好制度，反面則反之，這樣的隨機實驗就可以保證觀察到的制度與所得的相關，一定是「因果」！現實世界中的確存在這類似上帝之手的工具變數，但是並不好找。兩位作者最大貢獻在於：他們以「歐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為工具變數，成功的解決了內生性的問題。他們發現，在瘧疾與黃熱病越猖獗之處，由於歐洲人越難在該地移民扎根，因此越容易設計一個榨取式的殖民體系，將重心放在如何將殖民地資源提取為母國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較容易將母國較好的財產保護、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過來。即使是在殖民地獨立後，新興起的本地政治菁英也會因為改變制度成本太大，或者是本來在殖民政權下就已經與原來制度發展出一套共生共利的關係，而直接接收原本制度，這種路徑相依的特性，使得當時設立的制度持續存在，對今天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而這裡所謂的「殖民地死亡率」就是一個絕佳的工具變數！這篇文章十年來已經被引用超過六千次，其影響力可見一般。
同時，另一篇「西方為何讓更多民眾可以投票」（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則是從政治菁英和民眾間的策略性互動，來研究投票權（民主）如何產生，以及其後果為何。這雖然是一篇相對複雜的數學模型論文，但是結論卻是相對直覺：政治菁英之所以願意開啟政治改革釋放權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愛護人民，而是因為害怕社會不滿情緒蔓延，造成動盪甚至革命，進而損及他們利益的緣故。那為什麼結果不是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前提下進行重分配？比如說，不釋出投票權，但是答應每人每年加發十公斤豬肉？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承諾是不可信的（not credible）：一旦示威群眾從廣場散去，要再集結起來就幾乎不可能，掌權者當然就也不必信守承諾了。倒推回來，群眾就必須堅持下去，直至合理可信的安排出現為止。而當政治制度將更多人納進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時，此一廣納式的安排，也就增加重分配政策出現的機率，並減少社會的不平等。閱讀至此，對臺灣一九八○年代開始的民主化過程，與接著下來的社會福利擴張相對照，是否有似曾相識之感？這兩篇文章其實就是兩位作者一起研究的起點，書中所使用的廣納與榨取二詞，也是由此演化而來。
除了計量分析的嚴謹外，大量的歷史資料與旁徵博引的史實，更讓人佩服兩位作者的寫作功力！當討論到殖民地死亡率的問題時，他們就舉了兩個有趣的例子：第一個是十七世紀的一批宗教移民，在最後關頭只剩兩地的決選名單中放棄了圭亞那（Guyana），選擇了另一個死亡率較低之處；第二個則是一七八五年英國的博尚（Beauchamp）委員會，本來考慮要將罪犯運至西非岡比亞（Gambia），最後也是因該地死亡率「連對罪犯來說都太高」而作罷。讀者或許會好奇：接下來歷史如何發展呢？那一批清教徒最後落腳在麻州東岸的普利茅斯，而英國罪犯，則被送到澳大利亞！而當討論到投票權如何擴張，作者也以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的政治史加以佐證，能夠同時將理論（數學模型的推導）、實證（資料的統計分析）以及歷史事實加以結合論證結果，不僅是在經濟學界，甚至在整個社會科學界都是非常少見的！
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看法
使用這個概念，兩位作者也對目前流行的中國崛起論提出了他們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本質上仍是一個榨取型制度。改革初期的高速經濟成長，有一部分是由於將誘因結構引進原來完全無效率的生產制度，因此將整個中國原來完全錯置的資源「歸位」所產生的。另一部份則是因短期內快速引進了最有效率的生產技術取代原有低生產力技術而來（即經濟學家所謂的technology catch-up）。因此一開始的高經濟成長率，是在基期很低的情況下計算出來的，即使以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在二○一二年也只有八千八百美元，比泰國、哥倫比亞、土耳其都還要低。而近期的經濟成長，也有部分是由於共產黨獨占大量的經濟資本，因此可以藉由在短時間之內移動大規模的資源到某個部門而來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擁有審批權與選擇性執法權力的政治菁英，才是趁機攫取了大部分的經濟租的最大受益者。最近有關中國是由幾百個菁英家族透過綿密的政商關係加以統治的報導，以及前陣子《紐約時報》的獨立調查所揭露的總理綿密投資網絡，似乎證實此言不虛。而在這樣榨取型的政經制度之下，權力輪替的後果不是人民福祉的改善，而只是換了一批不同的政治菁英獲取利益而已。雖然在過去幾年，我們的確見到中國出現了一些零星的政治改革，但是這似乎仍不足以將中國推向一個廣納型政治與經濟制度之間的良性循環。
另一個他們對中國發展不表樂觀的理由，則是來自於熊彼得「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此概念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經常是不連續的──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人冒險成功，導致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改變，這個新生產技術會將舊技術徹底淘汰，而這比起在原有的技術上做小規模的改良，是更能夠增進生產力的。但是創造性的破壞只能在廣納型制度下才有辦法被孕育──想像依靠舊技術獲利的政治菁英，怎麼可能不運用各種力量去打壓此一威脅他們既得利益的點子。因此中國只能山寨既有的技術，無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過創造性破壞的過程，發展出取代舊做法的新技術，這樣很容易就會達到經濟學上所謂邊際產值遞減的狀態，無法再繼續支持經濟成長。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對中國宣稱已經找到結合「政治控制與經濟成長」的神奇處方這個說法不買帳的緣故。以下這個稍帶嘲諷的說法，準確地傳達了他們的訊息：「你可以想像一個二十歲的大學輟學生，向國有銀行貸款，準備開一家可以挑戰國營企業的公司嗎？在中國？（除非他是政治菁英的一員）」
這些看法對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的臺灣有很大的啟示：對於正朝廣納型制度的良性循環邁進的我們，要如何避免被吸入榨取型制度的惡性循環中？
兩人個性背景迥異互補恰到好處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兩人所代表的，其實是汲取歷史分析與政治經濟學理論模型的養分、以統計方法結合歷史資料、使用國家層級資料為分析對象、並藉由歷史的自然實驗為切入點的歷史與經濟發展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記得十二年前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學貝克（Gary Becker）教授的應用個體研討會見到艾塞默魯教授時，大家還對這種角度有許多疑慮，但是經過這些年來兩人的努力，這樣的手法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了。我本年度正好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頂尖大學聯盟交換學者，也因此與兩位學者熟識，最後就讓我對兩人的背景與風格做更進一步地介紹。
艾塞默魯成長於伊斯坦堡，一九九二年以二十五歲的年紀就拿到倫敦政經學院博士並留校任教，隔年即被麻省理工挖角至今，在經濟成長、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等領域皆著作等身，是公認的多產且跨領域的天才型學者。二○○五年獲得克拉克獎時，哈佛的曼昆（Greg Mankiw）還開玩笑的說：「達倫！是時候讓你的祕密雙胞胎出來了！（it is time to let your secret twin out！）」 同行對他的評價，可見一般。
他曾提到，其實在高中修習經濟學時，他就已經對世界各國為什麼發展如此不同產生極大興趣。再加上成長過程中經歷過土耳其的軍事統治，更是讓他選擇以政治制度角度切入的重要理由。而不論是上課或在會議上報告，他總是聲如洪鐘、自信滿滿，再加上身材高大，看起來就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去年十月在美國國民經濟局（NBER）一場以「中國經濟何處去」為題的演講中，一開始以就以一九六○年代美國經濟學者錯誤預測蘇聯經濟會在一九八○年超越美國的往事作為開場白（也可以說是結論？），把大家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迷思，即大家對所謂中國式的「競爭」領導機制、隔代指派與共產黨正確經濟政策是造成中國經濟成長的說法，以本書的論點加以一一反駁。這樣不和稀泥、據理力爭、捍衛自己的論點，也是成就一位好學者的重要特質。
羅賓森的父親則是英國派駐殖民地的官員，從小跟父親住過迦納、奈及利亞，以及千里達多巴等地，這個特殊的童年經驗，顯然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為什麼這裡人的生活與我如此不同」的疑問。而二○一二年秋季我旁聽了他與努恩合開的比較歷史的經濟發展課程，也更親炙其教學魅力。他不但上起課來博學多聞，隨手拈來的史實與所要論證的觀點環環相扣，而且經濟、政治、社會學家的觀點，在他手上玩弄起來也是那麼輕鬆自然。更重要的是他一點也沒有架子，總是耐心聽完學生們的想法，再一一與其討論。對於他不喜歡的論點，也僅會以詼諧帶點嘲諷的方式加以評論；而對於尖酸批評他們的觀點，他也不會如某些沒有安全感的學者，以侵略性的言語加以反駁，頂多只是淡淡地說：「嗯，但這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上。（ya, but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QJE.）」展現出一派輕鬆寫意的英國紳士魅力與氣度。
針對一般讀者而寫的科普書籍，市面上並不少見，但是能夠將背後有扎實推論基礎的學術研究成果，轉換成一般大眾可以閱讀作品的學者並不多見。本書與《蘋果橘子經濟學》大概是過去幾年來，在可讀性與嚴謹度上最好的兩本書。（該書作者李維特，也盛讚此書是「簡潔有力」的精采！）而這本書的出版，也讓他們在非學術圈的名聲越來越大，不但世界各地演講與邀約不斷，據說連中國的領導階層也都在閱讀這本書：有人把書名翻成「國敗論」（與國富論相對應），其影響力可見一般。不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正值學術能量的高峰的兩人，仍然堅守在學術的崗位上持續創作。他們這兩年也共同發表了如「法國大革命的長期制度影響」、「納粹大屠殺對蘇聯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國家選擇何種經濟制度較為有利」等多篇論文。羅賓森甚至還到哥倫比亞研究當地軍閥如何形成治理制度，並與其他軍閥和政府之間相互競爭的過程！其實，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制度的起源，長期影響以及演變、及與其他經濟社會狀況間的互動，仍有許多未解的難題。以兩人的研究能量，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再看到下一本類似的作品！
林明仁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交換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