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仕翰 | 國家機器強，社會更要強──《自由的窄廊》對當代世界的啟示
編者按：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教授（Daron Acemoglu）與芝加哥大學的羅賓森教授（James A. Robinson）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台灣衛城出版出版過二人的著作《自由的窄廊》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此文為衛城出版編輯洪仕翰為《自由的窄廊》所寫書評。
上個世紀末，政治經濟學巨擘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的終結」，預測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會定於一尊。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共產國家民主化，以及中國經濟體的改革開放，許多人都曾經以為這就是未來可能的模樣。
然而，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都還沒走完，這樣的樂觀已先走入歷史。「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的世界，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自由民主的大勝利。伊斯蘭國與敘利亞內戰撕裂中東，歐洲整合夢在難民潮與排他主義下變得支離破碎，英國上演脫歐大戲，美國則選出狂人川普。老牌民主國家紛紛走入民粹治國與貧富不均的「動盪」危局，愈來愈多國家心嚮所謂「中國模式」，吹起「穩定專制國家」的法螺；民主在退潮之說甚囂塵上，探究民主國家如何死亡的作品頓時洛陽紙貴。而在這股「獨裁妖風」吹拂範圍之外，尚有無數第三世界國家，陷入國家機器失能的困境，或許從未嘗過自由的滋味。
自由為何如此罕見？民主自由何以在某些國家成功，卻在另一些地方失敗？
這正是《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試圖解答的難題。本書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教授（Daron Acemoglu）與芝加哥大學的羅賓森教授（James A. Robinson），這兩位當代最優秀的政治經濟學家曾以《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享譽國際。兩人在前作中主張，經濟問題的關鍵在政治，唯有保障政治自由，才能確保國家長久繁榮。七年後，他們在《自由的窄廊》更進一步追問：
如果國家富裕的條件是政治自由，那政治自由的條件是什麼呢？
答案是：「強大國家」與「強大社會」之間，需要達成平衡。政治自由，有賴國家具有強大的能力，提供公共服務、保障秩序；但與此同時，還需要一個活力充沛的強大社會，能夠在必要時動員起來約束國家，避免國家失控。當國家與社會能夠互相制衡，一同成長，這樣的國家就進入了一條通往自由的「狹窄長廊」。
簡言之：國家機器強，社會更要強，互相制衡，自由才有保障。
但是，放眼人類數千年的歷史，能夠做到這點的國家並不多見。有些國家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連有效治理或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都不可得；有的國家則沒有足夠強大的社會來制衡國家機器，只得放任國家機器宰割公民。無論何者，都無法保障自由。
就連那些有幸走上自由之路、享有政治自由的國家，也不保證能夠一勞永逸；因為國家與社會的制衡是一個永不止息的過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失去平衡，失去自由。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威瑪共和，就是一個殷鑑不遠的例子。本書透過威瑪共和覆亡、納粹帝國崛起的例子，連結到當今世局的民粹浪潮，警告讀者民粹對自由的危害。
雖然民粹運動每每宣稱代表人民，但當民粹領袖真正掌權後，往往會走向專制。民粹運動無所不用其極地抨擊政治菁英掌握國家機器，但自己的目標卻也正是只想掌握國家機器，並拒絕接受社會的制衡。只要民粹崛起，社會對國家失去信心，國家也失去調節社會衝突的能力，再碰上某個特別糟糕的事件（例如經濟大蕭條），國家與社會的平衡就會被打破，自由也會跟著失去。
要避免自由淪喪，社會必須與國家攜手，既制衡也合作，盡可能形成更廣泛的聯盟，一起向前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團結起來，替整個社會爭取政治自由的權利。本書引用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話道：「我們若不團結，必然各無死所。」正因為國家與社會的平衡不易，走在自由之路上才必須更加小心翼翼，戰戰兢兢。
《自由的窄廊》會帶你跨越千年的歷史，走訪非洲、中東、拉丁美洲、印度、中國與西方歐美等文明故事，逐一檢驗作者對保障自由的理論，探訪不同國家／社會追尋自由的失敗與成功經驗。這些歷史經驗構成了本書的主要篇章，讓本書並不止於議論時政或空口疾呼自由民主，還能用放眼全局的「大歷史」視野，重新叩問自由民主的起源，並提供一個富有時間縱深與地域廣度的解答。
《自由的窄廊》提醒身處動盪時代的每一位讀者，自由民主並非從天而降，而是有賴國家與社會的制衡。自由得來不易，而我們仍須如履薄冰地向前爭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