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自由的窄廊》推薦序,作者朱敬一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標題為編者所加。
自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之後,坊間有不少人嘗試撰寫「大歷史」的類似分析。當年,賈德.戴蒙觀察幾億年來的地理環境,加上他的演化生物學知識,推論出物種遷徙、病菌傳播、圈養畜牧、移民分佈的可預期模式,驗之於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頗有說服力。由於他的分析涵蓋範圍極廣且時間極長,所以稱之為「大歷史」。
另外,英國籍的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二○○一一年寫了《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書,也算是另一種大歷史。摩里士比較幾千年來東、西方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發展,據此推論為什麼航海發現新大陸與工業革命都發生在歐洲,又為什麼西方能在最近五百年主宰世界秩序;這也是一種「分析幾百年大問題」的大歷史著作。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最近寫了《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一書,記述中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種種人類成就,從民主法治到抗生素與量子力學,儼然也涵括了幾世紀一整箱的人類文明;這也是一個文明演進的大歷史。
《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一書是另外一種大歷史。此書想要解釋「民主自由」是如何產生的?孕育民主自由的土壤環境是什麼?民主自由為什麼在某些國家能生根、在其他國家又不行?這種跨文化的政治體制發展史,時間縱向數千年,地理橫向跨越北美、南美、非洲、西歐、中國、北歐、中東等地,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大歷史分析。
然而大歷史分析畢竟是不容易的。也因為不容易,過去數十年也就只有《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本廣受好評的作品,得到普立茲獎;其他幾本書即使有些正面書評,但都稱不上是鉅作,頂多是力作(tour de force)。我自己也寫過《西方憑什麼》以及《當下的啟蒙》的書評,欽佩之餘還是有些保留。
所謂大歷史,當然就是要在時間軸線或地理軸線或是跨領域理論軸線廣闊延伸。賈德.戴蒙的書與其說是大歷史,不如說是「大地理」、「大生物演化學」;他把地表特徵、動物遷徙、馴養畜牧、寄生蟲、傳染病等,對照地理特徵研究得清清楚楚,細緻串連。然後,他才能發驚人之論,寫下具有絕對說服力的作品。但是,生物演化或地理變遷是冷冰冰的事實,少有前因後果的隱密、也沒有人云亦云的猜測、更沒有眾說紛紜的莫衷一是。是以大地理學好寫、大生物演化論也早就由達爾文一鎚定音,但是關於民主演變的大制度論、關於文明演進的大啟蒙論、關於現代史的大環境決定論,還真不容易形成一套令大家服氣的論述。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都是赫赫有名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著作等身,論述質量絕佳。由他們共同撰寫關於「民主自由」的大歷史論,恐怕是地表上能夠找到的最佳人選了。如果他們處理不了這個議題,我懷疑當今學界還有誰能處理。此外,民主自由涉及政治,而政治又涉及最醜陋最會勾心鬥角的政客,實在是詭譎多變又細緻陰柔的課題,幾乎需要有相當的文化社會背景,才可能進入狀況。作者之一的羅賓森長年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已經是極為博學廣泛了。艾塞默魯則是經濟成長理論的權威,對於過去數十年各國政經多所涉獵。這樣的黃金組合,他們的論述是什麼呢?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認為,民主是在一條「窄廊」中孕育出來的。既為「窄廊」,表示進入廊道不容易、進去之後也有極大的機率震盪溢出,因此民主自由多少有「路徑依循」(path-dependent)的偶然性與不可測性,甚至也不穩定。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指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為一邊有基於私慾亟思擴權的政治菁英,而另一邊則是抑挫政治巨靈的社會力量,但是這股力量卻又始也疏、動也緩,未必是政治巨靈的對手。更嚴重的是,就算社會力量發動了、抑制菁英了,也要抑制得恰到好處,稍有不慎又會落入另一種政府效能不彰的困境。要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我們既需要有效能政府的服務,也需要抑制其政治脫軌的社會機制。兩者之間過猶不及,所以廊道極為狹窄。
前述「理論」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很有道理。但是要成為大歷史論述,就要把這一套理論拿到現實世界做檢驗。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中國、印度、菲律賓、美國;古代、近代、現代……這樣的檢驗工程何其困難!以我這樣一個熟讀中國歷史、臺灣歷史的人來說,若要我爬梳這些地方的巨靈政治勢力與社會約制,我都會覺得力有未逮。我也做過三年駐外大使,與各國外交官討論聊天上百次,對世界各地有些瞭解。但是即使如此,要討論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大歷史,大部分時間我也只能瞠目結舌,插不上話。兩位作者學識遠勝於我,但是除非他們智商是我智商的平方,否則這樣的研究工作也是極為艱鉅的。
至少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分析,我認為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的分析還有補充的空間。兩位作者認為,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在法家與儒家之間擺盪,我覺得太過簡化了。儒家,誰說不是一種「以禮義束框架,協助君主控制臣民」的法家?儒家、法家,有分得那麼清楚嗎?法家也許像是霍布斯所說的巨靈,但是若說儒家是約制巨靈的社會力,我認為還需要輔助論述。許多人都說,政治菁英其實是儒、法交互為用的,沒有誰制約誰的問題。
此外,書中也提到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分析這兩個地方為什麼無法產生民主自由體制。我自己的想法是: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是最近一個世紀的「異形」怪獸。它是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怪獸所反彈出來的變種,既有集中財產的強制,又加上變種孕育時期法西斯主義的污染,遂形成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以集體主義為名的集權控制體系。時至今日,全世界控制思想最嚴重、封鎖網路最嚴重、濫用暴力最嚴重、洗腦民眾最嚴重的政府,一是中國二是北韓。如果硬要用「窄廊」框架分析中國與北韓,就像分析「狂犬病為什麼會咬人」一樣,我總覺得辛苦了一點。
如前所述,我基本上是同意兩位作者的「窄廊說」的,也認他們的理論是坊間「民主起源論」最精彩的一說。但是大歷史不容易研究,制度大歷史更是涉及複雜的文化社會背景。我們讀這本書,既要欣賞其大框架,也要仔細觀照其與現實現象的對比;既要學習也要思考。這樣,你才能體會「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道理。讀書求知能否使自己成長,恐怕也是在一條「窄廊」中掙扎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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