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润石 | 关于死亡的小说：从歌德的十八世纪，窥一点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子

编者按：我清楚看到的是，在歌德之后的时代里，我们确然奔向了这死亡的道途，世界各民族的人争先恐后地追逐着死亡。这种死亡与其说是肉体的消灭，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无望。是米兰昆德拉那种对世人笼统的嘲笑，也是马尔克斯小说里那种没有生的希望、没有死的希望，亦依然保持着的强盛生命力和繁殖力。本文为付润石最新专栏文章。

上一次在海德堡读歌德的爱情诗，还是五年以前的事，他在《我把心儿遗忘在海德堡》中写道：

我把心儿遗忘在海德堡

我的心啊在内卡河边狂跳

“我的心啊在内卡河边狂跳”。人们理解歌德的爱情往往是通过他早年写下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殊不知在他晚年尚写了一本《亲和力》。同样是爱情悲剧，《亲和力》相比《少年维特的烦恼》而言，增添了许多理性的元素：庄园主爱德华和他的妻子夏洛蒂在打理他们的庄园时，邀请了爱德华儿时的好友奥托上尉和夏洛蒂的侄女奥蒂莉来同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夏洛蒂爱上了这个她曾经尽力反对邀请的奥托，而爱德华则和奥蒂莉陷入爱河。最终，夏洛蒂鼓起勇气送走了自己所爱的奥托，并且为了让爱德华与奥蒂莉分开而劝说她的丈夫踏上了漫漫征途。故事的结尾，相爱更为狂热的奥蒂莉和爱德华因为不可能实现的爱而双双殉情，为这部作品烙上了希腊悲剧的色彩。

我想，正是夏洛蒂这个角色的存在，区别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与《亲和力》，区别了歌德的少年和晚年。当然，维特式的癫狂的、傻乎乎的爱是诗人们赞颂和惋惜的，但是歌德能够在《亲和力》中塑造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为了生活的和谐送走自己恋人的夏洛蒂，则更加令人吃惊。谁能够在欣赏了《伊利亚特》中奔向悲剧命运的赫克托尔之后，亦可以欣赏那个四海为家，不是以死亡，而是以相逢为悲剧的奥德修斯，谁就能够欣赏歌德在《亲和力》的故事中所展现的美。因为那种美甘甜、成熟，以人格的完整性、广泛的阅历和持久的思考为前提。

说到欣赏两种不同的美，寻找世界的完整性，我突然想起来歌德告诫艾克曼的话：

你可以在许多片段里写的很成功，但是涉及你也许还没有认真研究过，还不大熟悉的事物，你就不会成功。你也许写渔夫写的很好，写猎户却写的很坏。

这段话虽然是写具体的写作技巧，可是，他也能让我窥见歌德这个人：一个观察着捕鱼的渔夫，同时也观察着猎鹿的猎人的歌德；一个骑着骏马在森林中骑驰，同时也可以站着书桌前书写一整个下午的歌德；一个阿克琉斯式的勇武的歌德，一个奥德修斯般足智多谋的歌德——我向往那种生活，那个在魏玛的石头小径上行走思想的哲学家，也能够在1808年不卑不亢地会见拿破仑。米兰昆德拉的写作对象局限于知识分子，卡夫卡单独地热爱着小市民，海明威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他遗弃了作家人格中普遍存在的知性。可是歌德啊歌德，我们该用他自己的话来赞颂他：

起来！逃往广阔的国土！

　　　　　　 诺斯特拉达姆斯亲手

　　　　　　　写成的这本神秘的书，

　　　　　　　做你的向导难道不够？

　　　　　　　你将会了解星辰的轨道，

　　　　　　　如果自然将你点化，

你的心灵就会开窍，

　　　　　　　懂得精灵们怎样对话。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歌德的那个时代呢？那个理性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不相违背的时代，雅典娜能够携起阿佛罗狄特的手，并且赋予崇高的爱情理性的光辉。在歌德的预言中，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它不是意味着卡夫卡小说里的那种贫瘠和简单化，而是真正的多元和统一。我想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里借主人公菲奥多尔·维尔霍文斯基描述了一个当时流行的戏剧，这个歌德式的戏剧内容大概如下：开幕是生命的大合唱，所有的生命都跑到幕前——骏马、蒲公英、橡树、国王——歌颂在新纪元里自己的新生，甚至连矿石也从阴暗的矿洞里跑出来歌唱两句。就在这欢乐的当儿，一个黑衣少年骑着一匹黑色的骏马跑到舞台中央。这少年是“死亡”，跟在他后面追逐他的是各民族的人，他们追逐“死亡”的黑马到旷野之中去，看见全世界的人们在建造伟大的巴别塔。

不管这个故事在《群魔》中的隐喻是什么，我清楚看到的是，在歌德之后的时代里，我们确然奔向了这死亡的道途，世界各民族的人争先恐后地追逐着死亡。这种死亡与其说是肉体的消灭，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无望。是米兰昆德拉那种对世人笼统的嘲笑，也是马尔克斯小说里那种没有生的希望、没有死的希望，亦依然保持着的强盛生命力和繁殖力。

从这个角度上说，二十世纪辜负了歌德，它没有能够实现歌德口中无比现实的“世界文学”，也没有能够站在希望的一面替生者歌唱。在《亲和力》中，当爱德华远去，奥蒂莉和他的妻子夏洛蒂在打理庄园的时候，歌德描述了她当时的内心：

正好一年前她来到这儿，那时她是个外人，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自那时以来，她得到多少东西啊，可是自那时以来，她又失去了多少东西啊，她从没那么富有，又从没有如此贫穷。这两种感情眼前交替袭上她的心头，可以说她心里交织在一起。

如此富有！如此贫穷！这才是歌德渴望向我们所有人展现的人格：一个人可以是富有的，也可以是贫穷的，但他不可以是无望的；他可以是充满希望的，他也可以是陷入绝望的，但是他不可以视世界为虚妄；他可以像索福克里斯笔下的英雄那样光荣地走向悲剧的结局，甚至可以像阿里斯托芬戏剧中的小丑那样，通过辱骂苏格拉底来博得欢笑，但是他不能把自己生命的大戏演成无头无尾的闹剧——卡夫卡《审判》中约瑟夫k的生命就是一出闹剧，在某日清晨他在床上被叫醒，他的早餐被两个守卫吃掉，他的命运被一个“拘捕令”限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奔走劳累，甚至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捕，就被刽子手夺去了生命。约瑟夫K并不富有，可是身为银行经理，他也不愿承认自己是贫穷的，就像在金钱上既不富有也不贫穷的处境一样，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显得极为平庸。对比《亲和力》，你可以发现，无论对于法院听差的妻子，还是律师的护士，他都没有爱过，他所有的不过是混沌的好感和精致的算盘。

或多或少，他们都成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追逐死亡少年的人群。海明威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的主人公哈利追到了，约瑟夫K也追到了——这是关于追逐死亡的小说。进一步讲，在小说的结尾，肉体死亡的主人公在小说的开头就已经死去了精神。反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亲和力》，虽然都是以死亡的悲剧告终，却无时不刻的在追求生的希望。

因此，我们不妨说，歌德的小说不是关于死亡的小说，相反，它指向生，指向人格的完整性，指向世界的统一。晚年的歌德对色彩学、植物学和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都是科学的旁支，这恰恰体现了由《少年维特的烦恼》到《亲和力》的转变，理性的光辉在那里，不但不和感性相冲突，反而点缀了爱情的冠冕，留下了悲剧的烙印。“亲和力”这个词本身就是化学中的名词，而歌德以此来比喻夏洛蒂和奥托上尉之间，奥蒂莉和爱德华之间不可名状的无可药救的吸引力，又是多么的合适。在他的眼里，世界上的知识和价值可以不必割裂，而成为和谐的整体。

在《浮士德》中，科学同样是一种充满希腊精神的形式出现的——玻璃瓶中的小人荷蒙库鲁斯。这个人物在第二部戏剧中，丝毫没有违和感，反而融入了浮士德博士在追求海伦，追求名誉时希腊式的“生的渴望”之中。荷蒙库鲁斯代表了一种理性的至高渴望，这使他与浮士德的对话像帕里斯与海伦的爱情一样扣人心弦。而《亲和力》中的爱，不也是这两种爱吗？首先是悲剧的爱，生命的悲剧意识。有一次，当《亲和力》中的四个主人公讨论今天的客人时，歌德写道：

夏洛蒂无不嘲弄地说，他——爱德华这个人以往对离去的客人总是进行严厉批评的人，今天竟如此温厚和宽容。

爱德华怀着火热的激情和真诚的信念大声说：“只要一个人真正从内心深处爱着一个人，那么他便觉得所有其余的人全部可爱！”

这样由生活的琐屑提升起来的爱，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多么遥不可及啊。悲剧指向崇高，崇高指向天空，从天空中俯视，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昏眩感，对这生与死，灵与肉的关系而无比的晕眩。

其次是理性的爱，《亲和力》中特别地让一对年老的爱人出现，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既相亲相爱，但由于世俗的限制，一直等到生命的秋天才相聚在一起。在他们的眼里，故事台前的这两对情人是多么青涩幼稚啊！在一次围炉夜话的时候，伯爵夫人说：

在喜剧中，我们看见在克服了前几幕中出现的障碍后主人公如愿以偿，终于结成眷属，这档口大幕也便落了下来。世界上的情况却不一样，戏将在幕后继续演下去，而一当大幕再次升起的时候，那演出就将是我们一点也不乐意再去看和去听的了。

故事主人公的悲剧，更加凸显出来他们的“喜剧”色彩。爱情不是通过意志的折磨，而是通过时间和理性得到了锻炼和验证。他们的身上，就像双双殉情的爱德华和奥蒂莉一样，藏着歌德的影子。我想起浮士德的结尾：

追随永恒女性

我等向上，向上

我想这就是歌德的心灵，一个完整的，健全的美的心灵，追随永恒女性我们不是去寻找死亡，而是寻找新生。

作者又記：文章开头所引歌德的诗《我把心儿遗忘在海德堡》，经过读者查证，是1925年作曲家Friedrich Raimund Vesely的作品，歌词是Fritz Lohner和Ernst Neubach所填，但是德语中未有对这首诗源于歌德的记载。中文世界往往将此诗归功于歌德，可能为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