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 “朝廷的排外热还常常有发作的倾向”
編者按：最近“義和團”鬧的慌，用羽戈的話說“朝廷的排外热还常常有发作的倾向”。
《燕山楚水》，内藤湖南著，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一版
去中国旅行，乃是青年内藤湖南的夙愿。1897年4月，他刚过而立之年，被派往台湾——此时台湾已经割让给日本——出任《台湾日报》主笔之际，曾有意北上游历。在一本关于诸葛亮的书中，他写道：“著者今将经南荒，有欲跋涉禹域之志，若足及胜迹所存之所，得踏三分之国、千秋人物龙盘虎踞之地……”禹域是一个古老的说法，相传大禹平水土，分九州，为中国地理奠基，后世遂以禹域代指中国。内藤湖南对这个词情有独钟，其中国游记即名《禹域鸿爪记》，后由出版社改作《燕山楚水》。
不止内藤湖南，他的朋友圈大都对其中国之行寄予厚望。长泽别天为这本《诸葛武侯》作序云：“湖南现在南荒的新领土上，做《台湾日报》的主笔，而或横越黄河，或入边塞苦寒之地，或登昆仑，或洒泪定军山下，或听歌于扬子江头，盖不为远。若夫归来，激远游感奋之情，着笔东大陆之日，必出传世名作。”烟山吕泣为内藤湖南早年著作《近世文学史论》作序，亦云：“君不见禹域四百州，风云如箭，烟雾如墨。何不速速背上君之剑，跨上君之马，即刻过长江，渡黄河，北上长城，一览平原？策文章雄图，与俗子争得失，此实非吾侪之所为。”这些豪言壮语，有如烈酒，少年意气则似火，一经交融，霎时燃起万丈激情。
遗憾的是，内藤湖南的中国之行，一再延迟，成行则在立志两年以后，此时烟山吕泣已经撒手人寰，故而他出发之前，专程去祭扫吕泣墓，向亡友告别。等他从中国返程，船行门司，购得《大阪朝日新闻》，读到吉村胆南悼念长泽别天的文章，原来别天已经在一周前因肺病过世，故而抵达神户之后，他没有投宿，马上赶往东京给别天奔丧，“面对他的老母、新寡和嬉嬉然不解忧愁的幼子，我不禁双泪垂颊。《禹域鸿爪记》就写到这里。”置于两位好朋友的死讯之间，这场旅行不免涂上了一抹伤感的色彩。
内藤湖南的伤感，另有一个因素。他的儿子内藤耕次郎曾谈及父亲之好恶，所厌恶者甚多，如赶时髦的人、愚钝的蠢人、迎合大众的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的迂阔的道学家；所喜好者只有一样，这一样却包罗万象：“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借用今天的概念，他可谓一个精神中国人，若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之深入，热爱之真挚，甚至远胜大多中国人。如此则不难想见，当他初次涉足中国，望见水流花谢，雨零星散，山河不再，人心不古，触景伤情，在所难免。书中曾屡屡记载他伤心的场景。譬如在北京城过中秋节，到崇文门东边的城墙之上赏月，“墙上虽然都铺着砖，但杂草茂盛，没过人顶，甚至长出了好几丈高的树来。城外的护城河水映着月光。各处的人家灯火稀疏，透过烟雾般的杨柳闪闪烁烁。河边模模糊糊看到有三四个中国人哼着曲子走来走去。都城的风景无限的凄凉，让人觉不出这是君临在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的所在，我不禁流下泪来。”此情此景，已经不能用代入感来形容，这是真正的为故国而伤心——对于那些挚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而言，中国可比他们的故国，他们从纸上所感知的那个鲜亮、绚丽的中国，早已灰飞烟灭。
内藤湖南（1866-1934年）
我读《禹域鸿爪记》，无意随内藤湖南的伤怀而伤怀，而欲借作者之眼，观测1899年的中国。这一年按王朝纪年，属光绪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二年，按干支纪年，属己亥年，此前一年即戊戌年，爆发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后一年即庚子年，爆发了著名的庚子国变。夹在这两个重大年份之间，己亥年显然有点尴尬，素来不为人重视，然而作为从维新（激进）向守旧急剧转型的年份，种种刀光剑影，种种血雨腥风，早在这一年埋下了伏笔。内藤湖南的中国观察，有些情节，正可视作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举例来说。内藤湖南乘坐仙台丸号，抵达中国的第一站是烟台，随即北上，开往天津，途径大沽炮台。我们都知道大沽炮台的军事价值，南虎门，北大沽，堪称海防之门户。不过在内藤湖南眼里，“大沽炮台沿着海岸展开，用土垒得很漂亮。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建得很单薄，外观细长，从实用的角度看形同儿戏。炮也没有大型的海岸炮。”连他这样的记者都能轻易看出大沽炮台的缺陷所在，无怪乎一年后，八国联军发起猛攻，尽管镇守大沽炮台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率军英勇抵抗，却仅仅坚持六小时，便告失陷。
作为记者，内藤湖南有一种以小看大、见微知著的能力。譬如从乾隆帝字学赵孟頫，纤巧无力，乾隆朝的建筑华丽有余，雄浑皆无，判断这绝非盛世气象；从北京城附近山峦的荒芜，判定地力已经枯竭；从“走在北京的街上，总能闻到充溢在空气里的粪便的气味，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个大茅厕”，推测清朝文明程度不如前朝；从苏州寒山寺乏人凭吊，“散乱的屋瓦石基中，我看到刻着明崇祯年号和‘寒拾遗迹’四字的石额横在地上。文衡山（文徵明）用草书写的张继‘枫桥夜泊’的诗碑嵌在半塌的墙壁上，一半已经剥落，几乎要埋没在尘埃臭秽中”，认为这是“中国衰败气象的一个征兆”。我以为最精辟的一处观察，应是在西湖拜谒岳王庙：
把小船系在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前，步行上岸拜庙。庙内安放的岳飞像好像戏里的造型，看着很别扭。之后我们凭吊了旁边的坟墓，墓高一丈左右，旁边是子岳云的墓，形状稍小一些。门前两侧放置着秦桧夫妻、张俊、万俟卨的铁像，都是上身裸露，手绑在背后，面朝岳坟。明末以来，经过几次重铸，现存的铁像是相当近的时候铸造的。千载以来，恩仇爱恨，本应如逝水东流，为什么要留下如此鞭尸一般的残酷儿戏，任人唾骂呢？我领教了这个国家的人对恩怨执迷深重的心态，甚感愕然。
岳飞墓前的铁像，始铸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起初本是铜像，只有秦桧夫妻与万俟卨三人，后被泄愤的官民砸碎，于是改作更坚固的铁像，并把张俊加入其中，然而这依然无法阻止国人的怨恨发泄，铁像或被砸掉脑袋，或被沉入西湖，只能屡毁屡铸，不知经历了多少反复。有人从中看到了正义感的喷发，内藤湖南则视之为残酷的鞭尸，从而愕然于“这个国家的人对恩怨执迷深重的心态”。这样的社会心理，这样的仇恨观与报复欲，配合相应的破坏力，稍加撩拨，正是义和团的前奏。
《燕山楚水》的另一版本
内藤湖南的社会观察，正适用于他在《鸿爪记余》结尾所援引的《管子·八观》之言：“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八观还有一说：“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彊弱之国可知也。”这则表现在他与中国士大夫的笔谈。如《禹域鸿爪记》所示，他先后拜访了方若、王修植、严复、陈锦涛、蒋国亮、文廷式、宋伯鲁、张元济等朝野名流，以笔代舌，抵掌而谈。他们的笔谈，最关切的话题自然是前一年发生的戊戌变法，像严复、宋伯鲁、张元济等，都是变法的要角，不过细究起来，宋伯鲁追随康有为，属于维新派中激进一系，严复和张元济则属渐进一系，与康有为略有距离。内藤湖南的政治立场，接近后者，所以与他们谈及康有为，格外投契。
内藤湖南告诉张元济，曾在东京见过康有为。“他才力有余，但见识和度量不足，人不够沉稳。而且他虽然有救国济世的大志，却喜欢标榜学术观点的异同，好与人争论。这是他容易失败的原因。大凡成大事的人在学术观点上应该不抱偏见，他这样做就限制了自己的势力，是非常不可行的。”
张元济答：“很佩服您的看法。”然后说道：“康的为人，是要用他的学说来规范众人，反而给人以可乘之隙，引起意外的争执。这些正如先生所言。而且他在去年八月初六（戊戌政变）以后还在人世间偷生，实在令人费解。他难道不知道，他的事业到那时已经结束，以后都是画蛇添足吗？”
两个人的见识都相当高明。尤其张元济的预判，早在1899年，他便敢于断言康有为的事业已经结束。事实上，康有为的一生，以一个点为分界，与一个人相始终，这个点即戊戌变法，这个人即慈禧太后。若把时代比作足球场，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位置乃是前锋，此后则渐渐打到了后卫，甚至退回冷寂的替补席，最终连比赛大名单都进不了。其后半生，用画蛇添足来论断，固然苛刻，却也形象。
关于变法失败的原因，内藤湖南谈到两点。一是守旧派过于强大。如王修植所言：“政府的高官们，大都年老而倦于政务，肯定没有改革的希望。”内藤湖南直言：日本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贵国则相反。言下之意，也是指中国守旧派太多。二是维新派急于求成，这是内藤湖南给康有为扣上的帽子，王修植称之为“知进不知退”。这于是构成了两难：进取者太少了不行，进取太快了也不行。
那么中国到底该怎么办呢？内藤湖南与文廷式笔谈之时，文氏一直在强调时机：“时机不到，便是十年百年也未必能成功。时机成熟的话，便如泰山之云，不待终朝，雨水已经遍洒天下了。”然而时机绝不会从天而降，内藤湖南则强调行动：“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踵起于草莽”，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百年以来，志士仁人，杀身取义的不下数十上百。后来维新的时候，如迅雷不及掩耳。如果坐等时机，将怎么对待水火中的百姓呢？”“时机的改变，首先需要一个翻天覆地的举动。我国幕府的施政，很久以来不得人心，所以必须打倒它，然后国家的状况为之一变。”因此他鼓动中国人起而行，“革命是要实行的事情，不能只在嘴上说。”听起来比康有为们还要激进。说到革命，必须引出王修植的预言，当内藤湖南问他：“贵国的时局还有变法的可能吗？”他答道：“目前还说不到这些。大约十年以后，列强会频频紧逼，即便上边不变，下边也会变的。”结合大清最后十年的历史，可知上边也在变，下边也在变，只是上边变的速度不及下边，改革被革命所抛弃。
内藤湖南自言，己亥年中国之行，所交游的士大夫中，最倾心文廷式。其实二人笔谈，屡有不合，文氏所云，相当玄乎，有时简直不着边际，不知何以令他莫逆于心？就其记录而言，笔谈最痛快的应是张元济，观感最佳的则推严复：“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代，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严复告诉他，政变之后，士大夫们钳口结舌，北京城并无可谈时事之人。后来他一再引述这个判断，并指出在压抑的政治氛围之下，“朝廷的排外热还常常有发作的倾向。”“北京实际是排外党的巢穴，国人游于那里，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感到压抑、不快……”
不到一年，排外热便发作起来。
2019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