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访谈｜欧逸文：观察“野心时代”的中国

编者按：1996年，歐逸文第一次到北京，這座城市讓他大跌眼鏡，他看到的中國首都，地理和風貌上更肖似蒙古風吹草原而非霓虹燈閃爍的香港。等他2013年離開中國後，新書《野心時代》則變成美國政治人物和普通人理解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最新指南。因不願接受審查，歐逸文放棄了簡體版出版，台灣八旗中文版為唯一中文出版。2025年，八旗推出十年後的再版。

本采访于2015年2月在哈佛大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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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逸文｜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

“2013年，我在北京看到他，他开了一个公司，一个辅导公司，教学生英语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难非常的事情，他没有任何优势，他的家庭也不能给他提供任何帮助去创办这样一所学校，也没法在媒体上得到正面宣传。我在北京看到他的时候，他住在一个集体宿舍里，一个月280元，大概一天1.5美金，一个房间住了大概八个人。……他问了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像你这样的人来说，世界是怎么样的？你们会叫我们是下层社会吗？’我回答说：‘不，我们不会用这个词，我会称你为奋斗阶层（aspiring class）。’”

2月11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纽约客》记者、驻刊作家欧逸文（Evan Osnos）面对美国学生和读者，讲诉了自己最后一次见到Michael Zhang情景。这也是他今天讲座中第一个提起的中国人的故事。Michael是欧逸文新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念》里所采访过的一位普通中国青年。Michael出生在中国小县城一位煤矿工人家庭，父亲在地下挖煤三十年，其生活的唯一目标是“可以普普通通过完一生”。和他的父亲不同的是，Michael无法忍受小县城的生活。虽然有着煤矿老板的贷款资助，Michael勉强上了两年大学便因贫穷退学了，开始全职参加李阳疯狂英语学习。一开始，他只是在疯狂英语学习营里做一名保安，之后成为一名助教。在他眼里，李阳是一位超人，而他的梦想就是开一间学校。当欧逸文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已经是李阳疯狂英语学习营里的一位老师，对自己，他写到：“从2002年到2007年，我非常孤独和困惑，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不想要一个普通的生命。难道我注定要失败的吗？我应该做什么呢？难道我注定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便是Michael Zhang的故事，在欧逸文的新书中，他的故事和李阳，还有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等人的在一起，放在了一篇叫《不在是奴隶No Longer A Slave》的报道。在这本新书的扉页，印着两句话，一句是Michael Zhang的：“为什么我应该像其他人那样，仅仅因为我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另一句话是孔子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欧逸文看来，中国青年Michael Zhang的故事，是他在中国八年所见证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的注释，而这八年，欧逸文用了一个词概况：野心（ambition，wild heart）。

2005年，作为《芝加哥论坛报》驻京记者，欧逸文来到了中国；2008年9月，他又成為《纽约客》的驻京记者，接替《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中国纪实三部曲”的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2013年，欧逸文离开呆了八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做《纽约客》的记者，花了一年的时间写完《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念》一书，2014年11月，这本书被评为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

与何伟更倾向于个人化写作不同的是，欧逸文的写作擅长将人物放在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在欧逸文看来，若用一个词概括的话，这个背景便是“野心”。在讲座中，欧逸文特别解释了为什么用野心（ambition/wild heart）这个词来形容中国。

“我想要什么？我想为我自己要什么？我想为我的家庭要什么？我想为我的国家要什么？”在欧逸文看来，1979年之后，中国开始“松绑”，社会上出现各种热潮和个人主义，每一个人都开始有着自己的追求，每一个人开始变得野心勃勃，“野心”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野心这个词也从起初的负面意义变成一种正面的力量，野心成为一种必须的品质，这从热销的图书亦可见一斑，如《如何激发你的孩子的野心》等。一个手机销售口号“我的地盘我做主”，也反应了中国人对自我的追求，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我。“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家鲁迅的这句话，深深启发了欧逸文：“我书中采访的的很多人在1960或1970年代过着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痛苦生活，然后忽然间他们有了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彻底改变人生。这正如同鲁迅的这句话。”

随着观察的深入，欧逸文发现，赋予野心力量的主要是三种追求，这便是对财富、真相和信念的追求。围绕着这三种追求，欧逸文采访了众多的中国人，既有为追求个人成功和财富的行业精英或是疯狂学习英语的草根阶层，也有勇敢追求真相的媒体人、艺术家或是作家；既有中国高官和新保守主义的爱国愤青，也有对政府提出强烈批评的人；既有引起世界关注的话题人物，更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既有温州动车事件和小悦悦事件等这样新闻热点，也有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大分析，还有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点滴变化，将中国过去十年的社会图景立体地呈现在西方世界中。对此，欧逸文的前任何伟也对其称赞说：“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欧逸文是最富有活力、最精巧、最有思想的中国观测者之一。”

虽然连日的暴雪让波士顿的交通受阻，这场由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主持的演讲依然吸引了众多关注中国的人参加，甚至不得不另开一个分会场，用PowerPoint直播演讲，以满足踏雪而来的学子。紧接着，在晚上，欧逸文在哈佛大学Barker中心，又与哈佛大学本科生进行了一场有关写作的对话。二十一年前，欧逸文也是在这里开始他的哈佛本科生活。重返曾经的学习的过的地方，和学弟学妹们对话，欧逸文的谈话比中午显得更为轻松活泼，除了介绍书中的主题外，更多用小故事来谈及写作，如怎么平衡一个个人故事和所需要到达的结论，欧逸文强调，写作时，需要“把那些人看做是一个个个体，一个个有名字的人”，把一个拳击手的故事写成不是一个拳击的故事。

除了介绍书之外，欧逸文还谈起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记者这一行，这与其父亲有关。欧逸文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自小耳濡目染，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欧逸文便与记者行业有过亲密接触。而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则是在考入哈佛大学之后。当时，他申请到一个交流学习的项目，在首都师范大学学习过半年。

在两次演讲的间隙，欧逸文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问：谢谢你宝贵的时间。中午和晚上的演讲集中在你的新书和写作上，我想把这次采访主题则集中在记者这个身份上，可以吗？

欧逸文：好，没问题。

问： 你在美国和中国都做过记者，你在中国做记者和在美国做记者有什么不同？

欧逸文：在中国做记者，我总是认为我知道的不多，而且我的经验也不多。于是，我觉得这就像教育这个过程。我不得不先进行自我教育，自己先学习。首先，我要阅读，我要和人们交谈；之后，我要试着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我的读者，让他们从中受益。我的读者有的是在美国，有的是在其他国家，也有中国的读者，我的挑战，我的目标始终是让这两种读者同时感到满意，美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同时感到满意。如果文章过于简单，中国读者会不满意，文章必须有一些新的观察。而我在美国做记者的话，我是在我自己的文化中写作，它就没那么像教育过程，我不需要首先自己去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我只需要去评价我的文化，我感觉自己没有那么自在，在美国我是一个公民也是一个记者，我更愿意苛刻一点对待美国。这是和我把中国介绍给外国人的是不一样的。

问：你写作的时候，你总是想着读者？

欧逸文：是的，我写作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会想着如何让读者保持阅读的兴趣。你知道的，《纽约客》的报道一般都比较长，大概十页，我就得想方设法让读者保持阅读兴趣，哇，下一页会是说什么呢？但你又不能做的太明显。

问：《纽约客》可是让许多中国记者嫉妒的杂志，我看过一篇你在《读库》做的演讲，是有关《纽约客》采访写作范例和流程的？

欧逸文：是的。老六的邀请我做的一次演讲。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讲座。

问：是的，那篇演讲让我很吃惊《纽约客》对记者的宽松和严格，一方面，对记者没有发稿要求，可以几个月甚至半年写一篇稿子；另一方面，对所有的采访会重新打电话核实。你在中国做记者，让你感觉最难的是什么呢？

欧逸文：我想最难的不会是语言障碍，我可以录音，我可以弄慢一点，或是让我的朋友帮我，我想最困难的是不要对我所看到的东西理解错误。在中国，在任何其他国家，有一种表层的东西，人们说什么，人们看到什么等。如果一旦深入进去，意思可能就不是你所看到的听到的那个样子。你必须知道他们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你必须知道历史和文化，这才是真正难的。

问：你为《纽约客》写的第一篇报道是什么呢？

欧逸文：邹市明，是关于一位拳击手的。他是奥运冠军。我对拳击运动一无所知，让我产生兴趣是因为这是第一块拳击奥运冠军，这是一个突破。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获得了冠军。我想知道他作为一位运动员的感觉，他背负的责任。他比他的队友优秀很多，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认为他必须做到，他必须去做。他是遵义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在他非常出名了。他当时接受了我很多次采访，还带我去了他的家乡遵义，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呆了一段时间。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是一位奥运选手和冠军，通常他们是不允许和外国记者接触的。不过，那时几乎没有人写他，所以他也非常放得开。

问：你花了多长时间完成这篇报道？

欧逸文：从九月到第二年的一年，大概五个月吧。

问：真是令人羡慕，《纽约客》没有发稿量的要求？

欧逸文：哈哈哈哈，我知道。实际上，《纽约客》也有发稿量，一年大概四五个篇报道吧。此外，在报道期间，我也写一些短小的故事。

问：你是指你在《纽约客》网站开的博客？

欧逸文：是的，博客。不过，这有些不一样。这个只是随手记下我在读什么我在想什么。长的报道则需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完成。

问：长篇报道中会有来自平时的博客记录吗？

欧逸文：不，这是分开的。有时我写博客是刚好我读到一些什么东西，或是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什么，我就会随手写在博客上。但如果我想报道一个人，比如胡舒立，林毅夫等则就不同了。《纽约客》的报道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得采访好几次，做完一次之后，隔断时间，你又得再去采访一次，隔断时间，又采访一次。只有这样，你的采访对象会更自如一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有所改变。

问：这是非常好的做法。那么博客是否有具体要求呢？

欧逸文：博客不是正式的，也没有具体要求，我很喜欢，我至今仍在写，搜索中国来信（“the letter from China”）依然可以找到我的博客。

问：我看你的简历，你还在中东做过记者？和中国的经历又很不一样吧？

欧逸文：是的，那是一段非常独特的经历。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美国去那里是因为战争。我在那里负责报道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美国人在那里的经历；二是我们在那里遇到的文化，这是第一次这么试图去理解这种文化。实际上，因为环境特殊，毕竟是因为战争，我总是感觉我离我要采访的人很远，情感上，文化上都很梳理，我在那里的感觉不如在中国的感觉舒服自在。在中国，我感觉是家。我在中国住了八年，我在中东是两年。那两年我始终感觉我是一个参观者。

问：你曾经说过，中国是世界上盛产最好新闻故事的地方，你能发现的故事总是叫人出乎意料。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荒谬的现象，那就是中国记者不能利用这个地方，反而是外国记者能做出好报道。

欧逸文：：是的，你说的对。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外国作家可以有很好的故事，而又不必面对中国记者所需要面对的压力，这是一个不一般的对比。我有很多中国记者朋友，他们确实很难，面对很大挑战。此外，自从2005年我到中国到我离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一直想做到最好，即便环境很恶劣，他们依然想尽努力做到最好更专业。所以我对我的中国同行表示很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