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 作为导游的乔治·奥威尔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艾玛·拉金著，王晓渔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
編者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不仅是缅甸的近代史，不仅是奥威尔的传播史，更是自由人的抗争史。哪怕并不了解缅甸，哪怕未曾读过奥威尔，只要心向自由，便有理由打开这本书，并将从中发现极权主义所制造的恐惧及其所恐惧的事物，彼地与此地，彼时与此时，竟是如此相似，正如宇宙塑料人《百分之百》所唱的那样，他们几乎害怕一切，“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今天推薦羽戈專欄《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同時推薦對此書作者艾玛·拉金的訪談。
1947年3月，乔治·奥威尔为《动物农庄》乌克兰文版作序，明言此书意在刺破苏联神话；翌年他写出《一九八四》，同样被视作反苏作品。如果仅仅与苏联挂钩，显然低估了这两本书的价值和力量。正如奥威尔评论扎米亚金《我们》——《我们》与《一九八四》以及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并称“反乌托邦三部曲”——之时所云，扎米亚金批判的不是哪个国家，而是工业文明。以此而论，无论近乎寓言的《动物农庄》，还是形似科幻的《一九八四》，其主旨，都不该限于苏联，而应归结于对极权主义的思索与警示。
明确了这一点，则可理解，为什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能够流行至今，而且有望流行下去；为什么在坍塌的苏联之外，还有一些国家的读者，认为《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分明在书写他们的历史与现实，判定英国人奥威尔乃是他们的精神同胞，使用“一九八四”与书中种种“新话”来代指他们所恐惧的事物。譬如缅甸人，把这两本书，加上奥威尔早期作品《缅甸岁月》（1933年），合称为“缅甸三部曲”。对他们而言，奥威尔与缅甸的缘分不止短短五年（1922-1927），而是一个漫无止境的专制时代，他预见了缅甸的未来，他的灵魂依然与缅甸同行。
1995年，出生、成长于泰国的美国记者艾玛·拉金（Emma Larkin）第一次来到军人统治的缅甸。当时她对奥威尔的兴趣要超过对缅甸的兴趣，她好奇于奥威尔与缅甸的关系：青年奥威尔为什么要离开缅甸，放弃体面的皇家警察工作，选择做一个清苦的写作者；临终之际，奥威尔为什么要回头关注缅甸，在这个国家寻找灵感；缅甸之于奥威尔的作品与人生，到底占据什么样的比重，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基于这些问题，拉金立志“重走奥威尔的缅甸之路”。请注意，主题词是“奥威尔”。
从书中无法统计，这些年来拉金一共去过多少次缅甸，不过可以断言，她的目光，渐渐从奥威尔向缅甸倾斜。缅甸不再是奥威尔的缅甸，而是埃敏、貌果、哈图、葛叶、碧翠丝等缅甸人的缅甸，奥威尔化作一条线，指引并贯穿了拉金的缅甸之行，那些缅甸人不是附着于线上，而是用自己的力量，努力扯动这条线，使拉金的行旅偏出了奥威尔书写的轨迹，进入水与火交织、笔与枪纠结的缅甸现实生态。如此一来，拉金的游记虽然名曰“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实则是“追随乔治·奥威尔寻找缅甸”，奥威尔的角色，更接近导游，《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则成了旅游手册。就像《纽约时报》评论的那样，拉金尝试用缅甸诠释奥威尔，同时尝试用奥威尔诠释今日缅甸所陷入的苦难，事实上，如拉金书中所述，缅甸的苦难，远远超出了《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预言。
极权主义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扼杀了人类的想象力，然而它所表现的愚蠢与残忍，如果缺乏非凡的想象力，压根无法正视。1948年的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素描，就一个作家的想象力而论，已经登峰造极；1984年的极权主义之现实，却把他抛在与时俱进的车轮之后。拿缅甸来说，它不仅拥有《一九八四》所刻画的谎言、洗脑、监控、思想警察等，还有奥威尔所无法预见抑或未尝深入的一面，譬如自我审查，其杀伤力远胜于最严酷的审查制度，拉金曾遇到一位叫觉登的温文尔雅的诗人，听其背诵“关于爱情、迷惘和孤独的诗句”，“我只能写爱情诗，审查官警告我不要写任何其他题材”，像觉登这样的缅甸写作者，深知自己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并且如温顺的羔羊一样自觉遵从统治者的禁令而写作，从而陷入自我审查的“天鹅绒监狱”，奥威尔所塑造的思想警察，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身份，而进驻于他们的内心，最终，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思想警察。
缅甸的极权主义，还有一点表现，溢出了奥威尔的想象：它不仅主宰生存，还企图主宰死亡——奥威尔的书侧重于前者。一位叫丁丁莱的缅甸女士告诉拉金：“我们充满恐惧。作为缅甸人，我们无法畅所欲言，我们无法自由行走。我们甚至没有死的自由：我们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决定是否去死。”甚至一个人死亡的时间、地点与方式，都不由自主。死亡形成了一种政治学，死者的尸身与灵魂必须继续为极权机器的日常运转服务，直至耗尽最后一滴价值，才被抛入虚空。
这么说并非在苛责奥威尔。对于我们尊敬的先贤，最合适的致敬方式，不是重复，而是超越，不仅要追寻他们的行迹，更要赓续未尽的征程。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书写，重在呈现其性质与结构，至于如何解构、抗争极权主义，《一九八四》纵有涉及，却因结局是一场残酷的悲剧——温斯顿最终宣布“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而显出了奥威尔的局限，当然，这是时代所赋予他的局限。对后世而言，无论怎么寻找奥威尔、纪念奥威尔，重心都不该限于控诉极权主义，而应落在反抗极权主义。
在我看来，《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最精彩的情节，即是缅甸人与极权主义的种种斗争。譬如他们怎么读禁书，怎么收听“敌台”，怎么传播信息，怎么从屏蔽与消失之中寻觅真相（葛叶告诉拉金：“我们缅甸人都是善于发现哪些事物消失的专家。这也是你应该学习的一种能力。你必须注意什么东西不见了，从它们的缺席中发现真相。”），怎么从万千人中识别军情机构的特工和信息员（缅甸南部一名退役球员说，信息员都是右腕戴表，右手抽烟，“这是他们的特别标识，以便互相辨认”，拉金一度信以为真，后来发现大半缅甸人都是如此习惯；貌果的说法极具参考价值：缅甸人喜欢在茶馆喝茶，信息员从来不会选择茶馆中央的位置，因为这不方便窥视他人）……
极权主义的审查机制，使大多数人都变成了诠释学家，他们擅长对各种信息进行政治解读。如拉金发起的奥威尔读书会，其成员试图用整整一个下午说服拉金，动画片《狮子王》实际在影射缅甸，刀疤是奈温（1962-1988年间执政缅甸），辛巴是昂山素季，最后，辛巴击败了刀疤，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块土地重新成为彩虹和阳光的国度。他们还利用传说、民谣和预言来对抗政府，拉金有一位学者朋友，“永远处于一种期待的状态”，“如果周边有一起火灾，一次轻微的地震，一颗可以观测到的彗星，或者其他超出平常的轻微事件，我的这位朋友都会预言政府的垮台。”
拉金笔下，还有一些更加光明、凛然的反抗者及其行动。2001年11月，七十多岁的退休大学校长萨莱屯丹博士，身着学位服，站在仰光市政厅前，呼吁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他被逮捕，判刑七年；随后不久，一位退役中士把自己铐在全国民主联盟（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总部附近的电线杆上，宣称“军队是为了国家而存在，不是国家为了军队而存在”，他也被迅速逮捕。
我最感动、难忘的一个细节，发生在此书开头：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缅甸，当我沿着曼德勒（Mandalay）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时，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雨伞，大踏步向我走来。他灿烂地笑着，对我说：“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然后他转身，轻快地离开。
这更像是一个隐喻，给读者的感觉，借用书中的词汇，即“轻快”。想必许多人读到这里，遇到这样的缅甸人，都不由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乐观。
拉金此书共计两个版本，第一版出版于2004年，她在结尾写道：“……那些违背人民意愿进行统治的政权不可能持久，很难想象那些缅甸将军能够永远维持他们的统治。”2011年1月，她为新版撰写后记，最后大声疾呼：“在我看来，缅甸是否存在希望，取决于在这个国家，哪些事件能够被讲述，哪些事件不能被讲述。我期待那么一个时代，独裁体制被废除，人们可以自由地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在那个时候，缅甸的杂志可以发表和讨论昂山素季的演讲，新闻日报可以不经审查刊登那些‘真实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博客作者可以安全地向全世界表达他们的观点。如果我要再写一本关于缅甸的书，我愿意写的是那么一个时代：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抱有恐惧，不再担心受到惩罚，那是让人振奋的时代，当前的事件和缅甸的历史可以被公开记录和公开辩论。简而言之，那个故事将讲述这个国家的人民如何把他们自己的真相找回并且拼贴完整。”
如果我们熟悉缅甸的民主进程，可知拉金在想象“那么一个时代”的时候，昂山素季已经恢复自由；此后五年，缅甸的民主转型有如冰消雪融，其坦荡与迅疾令一些人震惊，令另一些人艳羡。2015年11月8日，缅甸大选，三千多万人积极投票，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大获全胜。拉金所预期的“那么一个时代”正在到来，她手上那本《一九八四》即将合上。
只是这世上还有一些国家，还有一些人，还得继续演绎《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叙事，还得与奥威尔的灵魂与预言同行。当拉金在缅甸寻找奥威尔的踪迹，这些读者则在她的书中寻找自由的踪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不仅是缅甸的近代史，不仅是奥威尔的传播史，更是自由人的抗争史。哪怕并不了解缅甸，哪怕未曾读过奥威尔，只要心向自由，便有理由打开这本书，并将从中发现极权主义所制造的恐惧及其所恐惧的事物，彼地与此地，彼时与此时，竟是如此相似，正如宇宙塑料人《百分之百》所唱的那样，他们几乎害怕一切，“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
2017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