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红色难民潮”：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难民史（下）

编者按：香港偷渡潮是二十世紀中國大陸與香港歷史交織的重要現象，反映了特定時期中國內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動盪，驅使大量民眾冒險逃往香港追求更好生活。根據陳秉安《大逃港》等資料，這一現象主要集中於四個時期，每波偷渡潮都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呈現出不同的動機、規模和特點。第一次偷渡潮發生在1957年左右，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有關。當時中國推行集體化政策，農民失去土地自主權，生活陷入困境，特別是廣東沿海地區的居民，因靠近香港，許多人選擇徒步翻越邊境，或是通過游泳或小船偷渡逃去香港，規模相對較小，但已顯露民眾對政策的抗拒。第二波偷渡潮在1962年大饑荒期間達到高潮。大躍進導致的全國性饑荒使數千萬人面臨生存危機，廣東等地尤其嚴重，數萬人冒死穿越深圳河或邊境山區，甚至出現集體衝關事件。這一時期偷渡者以農民為主，偷渡方式風險極高，香港政府因此加強邊境管控，中國當局也試圖遏制人潮，但收效有限。第三次偷渡潮發生在1970年代，與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密切相關。1968年起，大量知識青年被送往農村「再教育」，生活條件惡劣、前途渺茫，特別是廣東的知青，許多人不堪忍受，選擇夜間游泳或翻山越境逃往香港。這波偷渡者以年輕人為主，動機不僅是經濟因素，還包括對政治壓力和個人自由的追求。最後，第四次偷渡潮出現在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啟動，廣東與香港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吸引了包括農民、知青和城市居民在內的廣泛群體參與偷渡。這一時期偷渡規模空前，方式多樣，但隨著香港於1980年實施「抵壘政策」收緊邊境管理，偷渡潮逐漸消退。

其中第三次逃港偷渡潮中，許多廣東知青冒險偷渡香港，尋求自由與讀書的機會。然而，偷渡過程極其凶險，許多人因溺水、墜崖、飢餓或邊防武裝攔截而喪生。據估計，數以千計的知青在這一過程中罹難，但具體人數與姓名長期未被系統記錄。

2014年，一批成功逃港並在香港定居的知青，在香港吉澳島建立首座「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並定於每年5月1日前往悼念。然而，隨著2020年香港政治環境變化，紀念碑的維護與公開悼念活動變得困難，甚至幾乎不可能繼續，海外逃港知青建議将纪念碑移到美国。

2021年7月，「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籌備小組」在美國成立。2022年6月15日在美國新澤西州恆福墓園（Lafayette, NJ）「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第一碑正式揭幕，刻有176名罹難者姓名；2023年建立第二碑，刻有176名罹難者姓名（6個姓名與第一碑雷同）；今年六月，建立第三碑，正面鐫刻了63名罹難者姓名；背面則為当年罹难者建忠寫給父母的訣別信，這是邊防軍在一個被海浪衝上沙灘的年輕男性屍體口袋中發現的。

同時，「大逃港歷史國際研討會」也在今年六月舉行。受邀參加此次研討會的程映虹教授將其發言整理修改後，授權《波士頓書評》分上下兩部分刊發，此為下部分。亦為程映虹專欄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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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从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夺取俄国政权开始，一百多年来大量流亡海外的政治难民成为共产国家阵营的标志性存在，也是世界移民史的重要现象。本文并非专题学术论文，其目的一是为中文世界对毛泽东时代中国难民问题（例如逃港）感兴趣的读者对红色难民潮从全球角度做一个宏观的回顾；二是对这个难民潮中一些中文读者不太熟悉的国家和事件多做介绍，而中国大陆的难民潮尤其是逃港的历史，由于会议有多人专门介绍，本文就基本从略；最后对难民潮的涨落与体制的兴衰作一定的分析。本文基于参加“大逃港难民潮国际研讨会”（2025年六月于洛杉矶）时的发言。感谢会议组织者和会议论文集编辑的同意，在适当修改后由《波士顿书评》刊发。

程映虹｜“红色难民潮”：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难民史（下）

冷战中期和晚期（1960s-1990s）的红色难民潮

和冷战早期一样，冷战中期共产国家难民史的开端也和德国有关，即柏林墙的建立。从1949年开始，东西柏林之间的自由来往和借此前往西德的难民使得这条通道始终是而且日益成为对莫斯科和东德当局合法性的挑战。为长治久安起见，东德当局在苏联支持下决定建墙，将西柏林完全隔绝。为了避免因建墙引发东德人的恐慌和难民潮，苏联和东德当局做了周密准备。1961年八月13日，柏林人早晨醒来发现一夜之间东西柏林之间被架设了铁丝网和各种障碍物，人员不再能自由通行了。接下来的几天内，大量军警和工人沿着这些障碍物建起五米高的混凝土墙，顶端还有铁丝网，沿墙设置了望台和岗楼，墙的周长45公里。建墙准备之周密和诡秘，其行动之迅速，确实让很多图谋出走的东德人措手不及。随着铁幕上这个大漏洞的消失，冷战初期东欧国家的红色难民潮告一段落，虽然个别的逃亡和避难事件时有发生。从1961年八月建立到1989年底被破，柏林墙取代“铁幕”，始终是冷战象征。

古巴半个世纪的难民悲喜剧

冷战中期的大规模红色难民潮首先发生于加勒比海岛国古巴。1959年底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政府后，大规模镇压政敌和实行国有化，导致大量富裕的和中产阶级的古巴人出走，形成最初的移民潮，1960年大约有20万人离开。古巴当时的人口约为不到700万，离开的这批人大约不到百分之四的人口。这个比例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走的人数相比似乎不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通过合法途径出走的，革命政府没收其财产后允许他们离开，或者说允许他们离开的前提是交出所有财产，只带随身行李。这些人都要有签证和机船票，主要是坐飞机离开，不像其他共产党国家那样成为难民只需要两条腿。所以，一个国家百分之四的人口都有外国签证，都坐飞机和轮船去国，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同时，这种被迫但却是“合法”的途径又给这些人的身份带来一个问题：政治上他们毫无疑问是难民，但法律上他们却是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或者直接就被当作移民，所以当时的媒体和后来的历史叙事对他们常常用“大批外逃”(exodus)。此词最初用于圣经历史记载的以色列人为摆脱法老的压迫在摩西率领下离开埃及出走巴勒斯坦，现代国际关系语境下就是“难民”。

革命前古巴虽然存在着分配不公正等社会弊端，但经济充满活力，加工和服务业尤其发达，完全不存在物质匮乏问题，而且族群复杂，文化多元，是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一颗明珠。一个具体事例是古巴华人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9世纪中期古巴甘蔗业种植园面临废奴问题，于是引入华人契约工作为替代劳力，后来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华人前往古巴谋生和创业，很多人参加了古巴的独立战争，独立后受到高度尊重。到了1950年代，哈瓦那的中国城成为美洲仅次于纽约的华人社区，华人经济和文化发展远超普通古巴人的平均水准，拥有相当数量的上层、中产和职业阶层人士。革命后这个财富和地位突出的社区首当其冲，成为革命对象，大量私有产业被充公，华裔古巴富人和中产阶层纷纷移民，成为实际上的政治难民，曾经象征着中国海外移民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哈瓦那中国城迅速衰落。

随着卡斯特罗政权的国有化，计划化，甚至要超越其他老大哥社会主义国家在古巴首先建成共产主义，同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多国干预内政，试图发动世界革命，导致国家运作甚至社会生活长期处于军事化的状态，使得国民经济崩溃，日用消费品和起码的社会服务极度贫乏。此外，革命前习以为常的各种个人自由权利当然也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回忆和对他国生活的向往中。于是，当“剥削阶级”的成员大多数离开后，出走者的主流很快转为新政权下的“劳动者”阶级的成员，古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难民问题最突出、最严重、也最有戏剧性的国家。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难民问题是悲剧甚至惨剧，但对古巴发生的一些难民事件反映的其政权如何利用难民问题达到反美主义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特别是卡斯特罗戏剧性的个人行事风格，我们可能不得不说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

古巴难民潮的这种戏剧性很大程度上和美国的政策有关。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不同，古巴孤悬拉美，远离“老大哥”和“大家庭”，至少革命前经济高度依赖与美国的联系，所以美国政界希望通过鼓励古巴人离境来削弱和瓦解卡斯特罗政权。表现在难民问题上，尤其是其早期和中期，美国政府并不是像对待其他国家的红色难民那样消极等待、接收和安置，而是通过政治宣传和改变签证政策这些手段积极推动古巴人离境入美。古巴红色难民潮另一个外部原因是卡斯特罗政权建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与西方国家的外交途径甚至民航交通仍然维持正常（古巴一直是西方国家在加勒比地区重要的贸易、交通、通讯和旅游重地），卡斯特罗上台后美古外交关系还维持了一年多（1961年一月断交），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也发生在1961年初。但即使在断交和制裁之后，美古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其他西方国家在哈瓦那的使团在移民等问题上保持接触。这条途径就相当于西柏林在东德难民潮中的作用。

卡斯特罗上台时，正值美国总统换届，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大力支持通过鼓励移民削弱古巴政权的政策。1960年1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建立“古巴难民紧急救助中心”，宣布免除对古巴人的签证限制，尤其针对已经来美的古巴人滞留国内的亲属，免除这些在美国的古巴人公开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后顾之忧。直到1962年十月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古巴对外国航班加强限制，这个政策才被取消。但此后，美国立法和行政部门针对古巴难民形形色色的特惠签证措施仍然不时出台，古巴人成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唯一宠儿。

早期古巴难民潮中，最具戏剧色彩的莫过于“皮特潘行动”。皮特潘是欧美神话中的小精灵，他帮助儿童逃脱恶人的摆布，飞到梦的国度，过上了美好的生活。皮特潘行动就是帮助那些因为种种原因父母暂时不能去国的古巴儿童去美国,使他们免受被洗脑的教育和被操控的人生。这个行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民间策划，基本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但又是通过公开合法的步骤。它起始于迈阿密的一个天主教士沃尔什(Bryan O. Walsh)为一个单独来美的古巴儿童提供寄养家庭，沃尔什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帮助更多父母不能来美国的古巴儿童单独来美。此刻正逢美国宣布取消对古巴的签证限制，儿童无需父母陪伴。革命前美古之间社会和民间联系密切，古巴有很多美国人办的学校，沃尔什于是通过这些学校散布信息，又通过美国报刊号召美国人提供寄养家庭。15 从1960年11月到1962年十月，14000名古巴儿童通过“皮特潘行动”来到了美国。整个行动过程虽然受到美国官方的默许和配合，但至少表面上是一次民间行动。这些儿童绝大多数人在美国长大，有些人的父母后来也来了美国，有些人则再也没有见到父母。

1962年以后，由于前往美国的合法途径越来越狭窄，古巴人开始了横跨佛罗里达海峡的偷渡冒险。他们使用各种现成的游艇和渔船，有的设法弄到小飞机，更多的只有木筏和救生圈，有的将这些简易运输工具安装上发动机，带上装满的汽油桶。很多人丧生于加勒比海的风浪。形形色色的偷渡成为古巴街头巷尾私下议论的话题，也是美国报刊大肆渲染的新闻。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严防死守不同，卡斯特罗要转守为攻，将难民问题作为工具甚至武器，既然美国要他难堪，他就要让美国难办。

1965年九月，卡斯特罗宣布想去美国的古巴人可以去，他的政府愿意和美国就此事谈判，为此目的开放古巴港口Camarioca。为确保政治目的，也为了防止形形色色的古巴人借此来美，美国约翰逊政府宣布对古巴的移民政策优先考虑那些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古巴人，并安排其中的数千人首先坐飞机来美。在美国的古巴人社区闻讯立刻组织和租用了大量的商用和私人船只（绝大部分是小型船只）渡过海峡去古巴接人。从10月到11月中旬，大约有5000古巴人乘坐船只到了迈阿密，另有大约4000人乘坐飞机到了美国。这次古巴难民潮史称Camarioca Boatlift。此后，美国和古巴政府谈判达成协议，美国方面同意使用让“在美国的古巴人家庭团聚”的理由，不提“政治难民”的说法，换取古巴同意原则上从迈阿密每天（不包括节假日）两次航班从古巴接人。这就开始了史称Freedom Flights的移民行动，从1965年底持续到1973年初，据统计有265297古巴人因此来美，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难民行动。古巴方面也不是凡是有直系亲属在美国的一概放行，而是有所筛选的，例如熟练技工就不放。

1980年发生了又一次戏剧性事件。十月一日一辆装满古巴人的巴士闯入秘鲁在哈瓦那的大使馆，肇事者声明要求避难，过程中一名古巴警卫意外身亡。古巴要求秘鲁交出这批难民但遭到拒绝。卡斯特罗于是下令撤走秘鲁使馆警卫，放任古巴人进入，于是数日内4000多古巴人涌入秘鲁使馆，连墙上都爬满了人。卡斯特罗说这些人都是“人渣”，并突如其来又一次宣布想离开古巴的人都可以走。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次难民危机，古巴政府下属的各类“群众组织”在那些提出离开古巴的人的家中召开群众大会，羞辱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迈阿密的古巴人闻讯而动，不顾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阻挠，将所有能够利用的船只都驶往古巴，数周内接出125000人，史称Mariel boatlift。由于古巴政府的刻意安排，这批“人渣”中确实有从监狱里放出的罪犯或是有犯罪记录的，其中大约有一两千人虽然来到美国，后来却因为有在古巴的犯罪记录不能归化，虽然按照美国的司法标准很多人够不上犯罪，例如古巴法律下同性恋是罪（古巴的同性恋一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其程度严重到在劳尔·卡斯特罗当政后，他的女儿发起呼吁，将同性恋非罪化）但美国却不是。让人遗憾的是，迈阿密反共的古巴社区在社会观念上非常保守，在接纳了这批人之后，却对其中很多人的性别身份倍加猜疑甚至歧视。

1990年代下半期，出于人道和政治考虑，也为了控制古巴人不顾一切前往美国造成的麻烦，克林顿总统任内宣布每年给予古巴20000个移民配额，主要通过抽签筛选。这又是美国历史上单独给予一国的移民优惠。既然提供了数量不小的合法进入美国的机会，美国和古巴达成协议，遣返一些偷渡客，这也是美古关系上的第一次。但令人叹息的是，一方面美国给的移民优惠还是不够，尽管当时古巴人口最多不过一千万，另一方面遣返一些偷渡客也不能阻止那些一心要脱离卡斯特罗政权控制的古巴人冒险犯难，这些人或是在美有亲戚可以申请亲属移民，或是相信到了美国可以通过申请庇护留下来。

到了奥巴马任内，又出台了所谓“湿脚与干脚”的奇葩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古巴偷渡美国的难民，如果双脚已经踏上美国海岸或沙滩，就可以留下来；如果双脚还没有离开海水，例如还在船舶等偷渡工具上时被截住，就必须被遣返。这个政策完全不顾难民的身份与偷渡的原因，正所谓“一刀切”，其出发点可能纯粹为了便于海关和海岸警卫队有个简单易行的执法标准，确实也是官僚机构应付前仆后继难以阻挡的难民的无奈之举。但是美国要古巴方面保证这些人被遣送后要给予人道待遇，美方建立这些人的档案，之后会和他们保持联系，并答应移民抽签时优先考虑他们。

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初，古美之间在难民问题上可以说是既斗争又妥协，一直维持着所谓“斗而不破”的局面，双方都不愿意把门关死。这种戏剧性的关系是共产国家和西方关系中绝无仅有的。1999—2000年间七岁的古巴小男孩埃连事件就是一出悲喜剧。埃连的母亲有婚外男友，其生父有姐妹移民去了美国。1999年11月，埃连的母亲带着他和情人偷渡去美，其母不幸溺亡，埃连的舅母们将他接到家中，要为他申请避难。古巴方面提出抗议，说根据美国的法律只有生父才能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他，而生父在古巴，当然不可能做到，只有配合古巴政府谴责美国。在美国法院判决将埃连归还古巴后，埃连在美国的亲戚拒不服从，联邦移民局派出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将他劫走送回古巴。此事在当时的美国极其轰动，对埃连是留还是走的表态甚至成为党争和选举的议题，有评论家认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在此事上的前后矛盾使他失去佛罗里达古巴裔美国人的一部分选票而最终败选。而在古巴方面，政府操纵下“还我埃连”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轰轰烈烈，蔚为壮观，如愿以偿后又是游行集会欢庆胜利。双方都把一个小难民的去留当作国家大事折腾了半年多，今天回首，不能不说让人感到荒唐。所以，说古巴难民问题到了后来变成一出悲喜剧，并不是夸大。

基于人类社会常理，以为大量人口的离境会导致人心涣散、政权瓦解，美国的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对共产极权政体之无情性和稳固性的误判，导致长期鼓励古巴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移民。其结果是几十年下来大量古巴人到了美国，在佛罗里达与古巴隔海相望的迈阿密形成了数十万人的古巴裔美国人社区（1960年以前古巴裔只有不到十万人，中心在纽约），但卡斯特罗政权却依然如故，虽然看上去风雨飘摇。到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总统已几度换届，而卡斯特罗还在掌权，这个对比被国际新闻界用来调侃美国人。

难民潮与古巴政权几乎可以说是始终相伴，却没有撼动后者，其中的奥秘在于，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一般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而古巴政治难民如此众多，导致具有行动力的政治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几乎都移民了，虽然仍然有人在国内坚持，而且新的政治反对派仍然会产生出来，但从1959年到2017年，总共140万古巴人来到美国，另外有30万去其他西方国家或者拉美国家。16 而古巴人口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一直在700万到900万之间17 ，2020年也才一千一百多万。这些数量众多的去国者虽然不可能都是反体制的行动者，但无疑是对体制强烈不满的人。由此可见古巴难民潮很大程度上可能也使得体制从人口结构上消解了政治反对派的力量。

“船民”和难民营——印度支那红色难民潮

冷战中期另一次大规模的红色难民潮发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支那，首先是越南。冷战早期越南难民潮发生于北越，是国家分裂导致的，北越难民逃到南越，由南越安置，并没有对国际社会带来严重的接收和安置问题，类似于东欧和北韩的难民潮。而1970年代的难民潮完全不同，当时印度支那三国全部由共产党控制，不是民族分裂或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并存，其难民向外国输出，直接影响了东南亚邻国，导致国际性难民危机。

1975年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美军撤出南越，在南越人民中引起恐慌而导致难民潮。美国方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为接收难民做了一定的安排。国会1975年五月通过印度支那难民救济法案，为安置移民拨款4.5亿美元，给予司法部130000个免除签证的名额，绝大部分给了南越人。这个名额完全不够用，两个月后就增加了9000，其后又一再扩大。例如1975年首批撤出的越方人员中，3000个名额给了Hmong族（越老边界的一个跨境山民族群，因不满京族统治全族支持美军），但后来一直增加名额，最终全族移民美国，人口达到十几万。）。南越难民离境的途径有两条。第一是在美国政府安排下，南越政府人员和直接为美国服务的越南人移民美国，这一部分人大约是125000，乘坐美国提供的交通工具离开。第二是那些普通南越民众，他们没有“门路”，只有不顾一切投奔怒海，先逃往东南亚其他国家再寻求移民到西方国家，这就是当时所谓“船民危机”(the Vietnamese Boat People)，其人数一般估计都要在二百万左右，远超被美国接走的那部分精英，其中大约130万人最终来到美国，30万人转到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 18 1970年代中期南越人口一般估计不超过一千八百万，以此衡量，其难民比例可以说是惊人的，大概是能够设法下海的人都走了。

从南越到东南亚邻国海上的距离要远超美古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海事和气候条件也更复杂。考虑到投奔怒海的难度和危险远超陆地逃难，而且要先经过非西方的第三国，最终能否通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审查和鉴别得到难民身份也是未知数，蹈海的前途可以说非常未知和渺茫。南越人民宁死也不愿在红色政权之下的“统一的祖国”中生活， 其认识的决绝和决心的坚毅，堪称人类之奇观。

南越难民危机其实在一开始并不十分严重，从1975年四月西贡陷落到年底，大约有5000船民到了泰国，4000人到了香港，1800人到了新加坡，1250人到了菲律宾。联合国难民组织也把这批人看成是战争结束的象征，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大规模难民潮的开端。19 但是自1976年开始，越共公开背弃统一前对南方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许下的承诺，开始全面推行公有化和集体化，完全取消社会自治，大量下放城市人口，将他们安置在“新经济区”，或者是“再教育营”，为此剥夺南方临时政府权力，排斥南方干部，这些做法和中共1949年以后整肃地方主义和北方南下干部排挤南方地方干部如出一辙。在这场改造社会的运动中，华裔越南人受害尤深，不但失去了财产，而且往往也是人身自由，其原因一是越共已与中共反目，华裔代替美国人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仇恨对象；二是因为华裔在工商业中占的比重较大，情况和古巴的华人社区类似，所以华裔成了越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敌人，这也使得红色难民潮增添了种族和族群色彩。

应该说大多数南越难民虽然早已有了生存危机意识，但只是到了此时才下定出逃之决心的。1977年于是成为南越难民潮真正开始的一年。到这年底，大约1500船民到了东南亚各国。这个数字到1978年翻了四倍，这年有62000多船民，其中多数是华裔，此外还有少数华裔从越南北部通过陆路去了中国。日益增加的难民给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海上走私提供了谋利机会，东南亚国家发现很多难民并不是使用自己的渔船或者小艇，而是乘坐走私组织的大型机动船只，一次就可以装载数百甚至上千人。而联合国难民组织又要求越南邻国在等待进一步安置前，先承认这些人“事实上的 (prima facie) 的难民身份”，将他们妥善接待，这就给越南的邻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例如1978年11月，一艘1500吨位的走私船一次就装载了2500人抵达马来西亚最大的货运港口巴生港。马政府要求船主先退回公海等待安排，但联合国难民组织要求马政府先用难民待遇接收他们，双方争执不下。

由于面对的周边环境和东欧、东亚的共产国家以及古巴不一样，印度支那红色难民的生存境遇特别艰难甚至恶劣。其他国家红色难民首先达到的中转国或者是西欧国家，或者是同宗同族有亲属接济的西德、南朝鲜和香港，对古巴人来说甚至直接就是最终安置国即美国。北越1950年代中期的难民到达的也是南越。但1970年代印度之那难民面对的第一接收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条件（例如教会和慈善组织）都比较差。而且由于历史、政治、文化和族群差异，这些难民的祖居国（或者侨居国）和难民中转国的关系十分复杂。不但如此，难民潮开始时，还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参与或者承认联合国难民公约，在接受和安置诸方面都有一个开始和磨合过程。当难民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且还在迅速增加时，很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就采取了简单的拒不允许难民船只靠岸的政策，已经靠岸的也被驱离，加剧了人道悲剧。

为了妥善处理印度支那难民问题，1979年七月联合国秘书长出面在日内瓦召集65国代表举行会议。与会各国同意将国际范围内安置印度支那难民的数量先从125000提高到260000，东南亚合作组织各国承诺作为第一接收国的义务，不再驱离难民船只，西方国家作为最终安置国承诺加快程序。所有这些承诺有一个前提，即难民输出国越南答应控制难民外流，建立“规范出境”（Orderly Departure Program, ODP）的程序，即以“家庭团聚”和其他一些非政治理由允许国民出境，以此消减国民的绝望，达到减少出逃人数之目的。这个妥协类似美国和古巴之间在难民问题上的解决办法。美国方面列出三类越南人作为优先接收和安置对象：家庭成员在美国的，越战期间为美国工作过但1975年未撤走的，和有过被送往“再教育营”的经历的。

会后，从1979年到1982年，20个国家接收了263800印度支那难民。此后，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快了安置，陆陆续续又有更多的印度支那难民抵达最终安置国。但和古美之间发生的情况类似的是官方谈判和安排只能减轻而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到1984年，通过“规范出境”的合法移民达到29100人，而外逃的船民数量每年仍然有24866人，但从控制难民的角度来看，这标志着合法移民数量超过难民数量，还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柬埔寨难民潮

1970年代中期与越南难民潮同时发生的还有柬埔寨难民潮，二者出于同一原因（美国撤军），发生于同一时间（1975-1979, 即从美国撤军到联合国关于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虽然此后陆陆续续仍然有难民离境），所以可以放在一起叙述。

众所周知，柬埔寨红色高棉是二十世纪所有极权政体中最极端的，所犯下的罪行包罗了从斯大林、毛泽东到希特勒所有这类政权的恶行，是把这些政权下的恶行推到了极端，而且其对象都是自己的国民。其罪行罄竹难书，其目的匪夷所思，例如废除教育和货币，撤空城市，解散家庭等等。红色高棉的政治暴力完全超出了阶级和政治目的，其种族和宗教迫害的特征非常明显，例如华裔受害尤烈，其原因无非和越南类似：华裔经商致富的多，加上红色高棉虽然依赖中共输血，但也和越共一样视华裔为种族异己分子，只是在宣传上不如越共那样公开，在实际对待上基本一样。20 此外就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占族(Cham) ,还有佛教徒和天主教徒和大量的越南裔。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对红色高棉的罪恶使用的是genocide 或者democide，即政权实行的大规模的人口灭绝。八十年代基于受害者经历的电影《屠场》（The Killing Field）曾经震惊全世界。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罹难的柬埔寨人一般估计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有可能高达两百万，而柬埔寨当时人口不过七百万左右。这个政权下，大量难民的出现是必然的。

美国是柬埔寨难民的主要接收国。和南越类似，柬埔寨最早一批难民是1975年金边沦陷前被美国撤离的前政府官员以及帮助过美国的人员，在国会通过的印度支那难民救助法案给予签证豁免的130000名额中，5000个是指定给柬埔寨人的。后来民间的柬埔寨难民主要是越境到泰国，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船民。1976年到1979年是柬埔寨赴美难民的第二批，包括又从柬埔寨撤出的3000人和在泰国边境难民营里的6000人。第三批是1979年后逃亡柬泰边境难民营的柬埔寨人，加上此前抵美的难民，总共约150000人。当时红色高棉虽然被推翻了，但余孽仍然在西部山区顽抗（直到2007年左右才完全被清除），人民心有余悸。此外多年战争和暴政的社会经济后果加上1979年爆发的全国性饥荒使得大量柬埔寨人也难以在家乡存活，很多人仍然选择冒险越境。1979年到1990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的难民机构在泰国设立的难民营中收留了160000柬埔寨人，多数后来去了美国、法国（柬埔寨原殖民宗主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有关红色难民潮的几点思考

以上就20世纪红色难民潮的主要线索和事件做了大致的梳理和回顾，聚焦于成规模的难民潮，对那些当时虽然很受媒体关注但比较零星的个人或者家庭出逃，例如东德的越墙、北韩的逃北和形形色色轰动一时的越境或者叛逃事件就忽略了。最后谈几点分析性的感想。

1. 红色难民潮发生的根源是共产党体制违背人性和社会发展常规，它绝大多数发生于共产党体制建立之初或者经历更加激进的社会改造和政策变更时期。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难民潮主要发生于建政之初和大跃进以及文革时期，而西藏难民潮的发生也是在中共改变对藏政策实行全面控制之时。古巴是一个特例，它的难民潮开始于建政初一直断断续续到21世纪初，一方面和古巴社会长期处于非正常治理状态有关（这方面古巴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最，除了北朝鲜），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对古巴之移民政策的后果。

2. 就结果而言，难民潮虽然给共产党国家带来诸多麻烦，尤其是国际道义谴责和政治压力，但并不能撼动极权体制。这个体制的稳固性正是建立在无视人类社会常规常识和常情之上的，类似哥伦布的竖鸡蛋，正常人不会想到把鸡蛋磕碎将它竖起。不但如此，某些情况下这个体制甚至可以把难民问题作为政治工具，对内进行政治宣传和操纵，对外讨价还价。红色国家阵营的崩溃，从历史过程来看，主要还是内部改革“失控”的结果，虽然这个源于体制上层的政治失控的最终结果离不开形形色色内外因素长期的侵蚀，当然包括国民的用脚投票。

3. 在后冷战时代，对于红色难民历史的关注在其他难民问题的冲击下已经日渐式微，即使提及，其出发点也已经从冷战的大国对峙背后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与专制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到后冷战时代更强调“人权”的普世主义话语。这个语境的改变有可能把共产政权下的难民潮混同于由环境危机和族群冲突这些原因造成的人道灾难，因而忽视这些体制必须承担的作为人为制造的难民输出国的历史责任。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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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释（续上）：

15 Petropan.org “Monsignor Bryan O. Walsh” https://www.pedropan.org/history

16 Jorge Duany “Cuban Migration: A Postrevolution Exodus Ebbs and Flow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uban-migration-postrevolution-exodus-ebbs-and-flows

17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国际人口资料https://www.macrotrends.net/global-metrics/countries/CUB/cuba/population

18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Vietnam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vietnamese-immigrants-united-states

19 Vietnamese Heritage Museum, “History of Vietnamese Refugees” https://vietnamesemuseum.org/our-roots/our-history

20 R. J. Rummel, “Statistics of Cambodian Democide: Estimate, Calculation and Source”, https://www.hawaii.edu/powerkills/SOD.CHAP4.HTM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The Cambodian Genocide” https://cla.umn.edu/chgs/holocaust-genocide-education/resource-guides/Cambo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