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红色难民潮”：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难民史（上）
编者按：香港偷渡潮是二十世紀中國大陸與香港歷史交織的重要現象，反映了特定時期中國內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動盪，驅使大量民眾冒險逃往香港追求更好生活。根據陳秉安《大逃港》等資料，這一現象主要集中於四個時期，每波偷渡潮都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呈現出不同的動機、規模和特點。第一次偷渡潮發生在1957年左右，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有關。當時中國推行集體化政策，農民失去土地自主權，生活陷入困境，特別是廣東沿海地區的居民，因靠近香港，許多人選擇徒步翻越邊境，或是通過游泳或小船偷渡逃去香港，規模相對較小，但已顯露民眾對政策的抗拒。第二波偷渡潮在1962年大饑荒期間達到高潮。大躍進導致的全國性饑荒使數千萬人面臨生存危機，廣東等地尤其嚴重，數萬人冒死穿越深圳河或邊境山區，甚至出現集體衝關事件。這一時期偷渡者以農民為主，偷渡方式風險極高，香港政府因此加強邊境管控，中國當局也試圖遏制人潮，但收效有限。第三次偷渡潮發生在1970年代，與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密切相關。1968年起，大量知識青年被送往農村「再教育」，生活條件惡劣、前途渺茫，特別是廣東的知青，許多人不堪忍受，選擇夜間游泳或翻山越境逃往香港。這波偷渡者以年輕人為主，動機不僅是經濟因素，還包括對政治壓力和個人自由的追求。最後，第四次偷渡潮出現在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啟動，廣東與香港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吸引了包括農民、知青和城市居民在內的廣泛群體參與偷渡。這一時期偷渡規模空前，方式多樣，但隨著香港於1980年實施「抵壘政策」收緊邊境管理，偷渡潮逐漸消退。
其中第三次逃港偷渡潮中，許多廣東知青冒險偷渡香港，尋求自由與讀書的機會。然而，偷渡過程極其凶險，許多人因溺水、墜崖、飢餓或邊防武裝攔截而喪生。據估計，數以千計的知青在這一過程中罹難，但具體人數與姓名長期未被系統記錄。
2014年，一批成功逃港並在香港定居的知青，在香港吉澳島建立首座「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並定於每年5月1日前往悼念。然而，隨著2020年香港政治環境變化，紀念碑的維護與公開悼念活動變得困難，甚至幾乎不可能繼續，海外逃港知青建議将纪念碑移到美国。
2021年7月，「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籌備小組」在美國成立。2022年6月15日在美國新澤西州恆福墓園（Lafayette, NJ）「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第一碑正式揭幕，刻有176名罹難者姓名；2023年建立第二碑，刻有176名罹難者姓名（6個姓名與第一碑雷同）；今年六月，建立第三碑，正面鐫刻了63名罹難者姓名；背面則為当年罹难者建忠寫給父母的訣別信，這是邊防軍在一個被海浪衝上沙灘的年輕男性屍體口袋中發現的。
同時，「大逃港歷史國際研討會」也在今年六月舉行。受邀參加此次研討會的程映虹教授將其發言整理修改後，授權《波士頓書評》分上下兩部分刊發，此外上部分。亦為程映虹專欄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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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从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夺取俄国政权开始，一百多年来大量流亡海外的政治难民成为共产国家阵营的标志性存在，也是世界移民史的重要现象。本文并非专题学术论文，其目的一是为中文世界对毛泽东时代中国难民问题（例如逃港）感兴趣的读者对红色难民潮从全球角度做一个宏观的回顾；二是对这个难民潮中一些中文读者不太熟悉的国家和事件多做介绍，而中国大陆的难民潮尤其是逃港的历史，由于会议有多人专门介绍，本文就基本从略；最后对难民潮的涨落与体制的兴衰作一定的分析。本文基于参加“大逃港难民潮国际研讨会”（2025年六月于洛杉矶）时的发言。感谢会议组织者和会议论文集编辑的同意，在适当修改后由《波士顿书评》刊发。
程映虹｜“红色难民潮”：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难民史（上）
前言：政治难民——国际共运的孪生子
在国际学术界，政治难民问题可以从移民研究(migration studies)的角度考察。它指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移民。所谓难民潮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受政权更迭、族群冲突、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特殊事件的影响，大量难民(refugees)离开祖居国（地）逃生他国，也称大量出走(exodus 或者exile)。本文主要针对此类难民潮中共产国家的政治难民潮，即在数量和影响上都具一定规模的群体性难民，而置日常、零星、个别的通过种种特殊渠道（例如个人避难、出走或者叛逃，即defector）流亡他国的政治庇护于这个总的背景之下。
在讨论红色难民潮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建立于人民主权和现代文明观念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政府于法理上负有保护国民的义务，除非遇到类似重大自然灾难的不可抗力，大量难民的出现是国家治理失败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由于政府单方面的原因而破裂的表现。由此，红色难民潮（即大量的甚至长时间的难民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些国家体制的失败和政府合法性的丧失。此外，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它对每个国家政府具有不言自明的国际义务，包括不能把自己治理失败的后果有意无意地通过输出难民转嫁给其他国家。因此，红色难民潮是这些国家治理失败给邻国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带来的严重甚至持久的负担和困扰，输出难民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向世界输出革命是二十世纪国际共运中各国对外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也向世界输出难民，这一点还有待说明和认识。
虽然政治难民是国际共运的标志性存在，但政治难民的出现在西方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下半期，是大规模社会革命的产物。这样的社会革命导致政权的彻底更迭和社会阶级结构的突变，使得一部分人口为寻求人身和经济安全而离开自己的国家，例如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保皇党人。前者前往英属加拿大，后者前往欧洲其他国家，主要也是英国。但这些难民的人数和社会代表性相对来说还相当有限，基本上是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美国革命中大量从美国南方出走英属加拿大的被奴役的黑人例外）。虽然他们出走的原因也是政局突变和生活状况突然恶化，与红色难民潮类似，但规模和影响在世界历史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更重要的是，政治难民现象是共产革命的孪生子，这首先是由这种革命后形成的国家制度与国际关系体系的冲突决定的。众所周知，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与现代世界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共产革命的目的是最终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此不但在政治上与西方国家、也和承认私有制和自由民主制度的民族主义政权对立。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不排除彼此之间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的正常外交和外贸关系甚至和平共处，但无论是苏联的赫鲁晓夫还是中国的邓小平，即使在与西方关系上最提倡和平共处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公开宣称放弃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和最高纲领，没有放弃共产主义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
在共产党国家出现之前，虽然各国都已经有了国民身份的概念，相应的护照、签证、海关和外国人居留/归化等等一系列制度都已经产生，但这只是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上普遍的国家形式之后各国管控边界和人口流动的措施，并非剥夺公民出入境的自由甚至闭关锁国。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承认公民权利的国家法理上都是允许国民出境的，出国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各国之间允许人员来往也被公认为是国家之间自然而然的关系。
所以，在今天被宣传为是腐朽专制的晚清和反动的国民政府统治下，青年学生和专业人士都可以出国学习、考察、观光，普通人甚至可以出国谋生。在这个意义上1949年以后中国国民丧失的出国权是普遍人权之被剥夺的一个侧面。而外国人士欲来华访问、游览、访友甚至工作，至少在改革开放前，能否获得签证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常常成为中共体制挑选和奖赏某些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外国人（包括华裔外国人）的手段，这反过来也是对另一类人的惩罚。对于当时很多从来不知道“人权”、“公民权”为何物的中国人，这些被世界各国所侧目的政策都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改革开放的过来人，我记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某人自己想“出国”在很多人心里还相当于“叛国”——你怎么可以出国？有幸“出国”的都是“因公”：那是特殊的信任，是特权。而对自发来华的外国人则总是抱有警惕，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异己的、敌对的世界。
政治难民现象是共产革命孪生子的第二个原因是革命后的国家政权对社会阶级结构的改造决定的。在这种革命后建立的新社会中，一部分属于敌对阶级的人口被排斥于“公民”或者“人民”之外，甚至是“贱民”，不但谋生困难，甚至生命都有危险。这就在社会范围和人口结构上造成了产生难民的条件。很多国家共产革命成功初期出逃的难民中，这种被新社会排斥的人口在数量和影响上都非常突出。后来随着极权统治的强化和国家治理的失败，尤其是经济灾难，一部分普通人甚至“劳动人民”也被打入另册，成为阶级敌人和政治贱民，在红色难民中出于对新政权幻灭和渴望求生的“劳动人民”成为多数。
所以，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政治难民现象十月革命以后就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后，一部分异议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党人、沙俄皇室成员和临时政府的要员以及这些人的家庭成员都成了政治难民，当然也包括很多有产者阶级的成员。他们既有被迫流亡的，也有被红色政权遣送或是驱逐出境的。在规模和影响上可能比美法革命后的难民要大，但受其影响的人口基本仍限于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十月革命是第一次共产党革命，初始阶段在边界和出入境问题上还不像后来那样控制到了极致。到了斯大林时期，国门早已完全关闭，大规模人口被迫背井离乡的现象主要是国内强制性遣送的移民，尤其是大城市里政治上不被信任的一部分人口和某些非俄罗斯族群（例如犹太人、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乌克兰和远东一些族群，包括居住在苏中边界地区的朝鲜人等等）被送往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他们不是难民，而是被强制遣送者（deportees）。
本文将国际共运的难民潮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冷战早期（1940s—1960s）和冷战中期和晚期(1960s-1990s)。把中晚期合并主要是考虑到材料的集中和国别的安排，为了避免过于分散。虽然共产国家的难民潮一般都是由这些体制本身之演变直接导致的，但这种演变多半由冷战大环境所决定或受其制约，最明显是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一些国家的分裂，如德国、朝鲜和越南，而国家分裂无疑会人为造成家庭和亲友的分离。此外，大量离境的难民本身也是对国际关系的冲击，造成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所以本文从国际角度选择的这个分段还是可以成立的。
上：冷战早期（1940s—1960s）的难民潮
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共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冷战，红色难民潮就是其伴生物。冷战始于欧洲，苏联东欧阵营与西方民主国家在1946-1947年开始的公开对抗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二，在原来可以自由旅行甚至移居的各国之间降下一道“铁幕”。政治恐怖、自由受损、经济匮乏和亲友分离的前景迫使很多苏东阵营的国民考虑出走他国，而边界的关闭则在这批人中造成恐慌，直接导致了冷战中第一波难民潮。随着更多的共产政权的建立，难民潮相继在其他国家出现。
美国中央情报局1959年十月有一份报告，题目是“幻灭”, 综述十年来红色阵营的难民潮。根据它的估计，到报告完成时为止，各共产国家输出了总数不低于一千两百万的政治难民。1
东德难民潮
中情局报告认为，这个时期输出难民最多的是东德，总数大约350万，占1958年东德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2 东德也是最早出现难民潮的国家，直接原因是二战后德国分为苏占区和西方国家占区，然后演变为东西德在1949年的分裂和分治，建立了两个国家。这种政治分裂造成很多家庭和亲友的离散。沿东西德的边界落下的所谓“铁幕“就是两国的分界线，即所谓“国内边界”。刚建成的时候，这是一道宽9米多的隔离带，由机器深刨过，不生草木，加上铁丝网，有的地方还是电网，沿隔离带密布士兵和岗楼，夜间有强力探照灯照明。沿这条隔离带是5公里的限制区（限制人员进入或者居住）。难以计数的东德居民冒险犯难企图越过这道铁幕到达西德，除了极少数幸运者，绝大多数或者被截或者丧生于铁幕之下。
然而，东德的难民潮在共产国家中又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位于东德腹地的西柏林根据当初西方三国和苏联之间的协定，名义上还是开放城市，和苏占区（后来的东德）之间有水陆两路和铁道交通。这成为铁幕上的一个大洞。从西方材料来看，苏联和东德当局原则上是遵循这个承诺的，相当长时间里东德人可以去西柏林旅行，问题只是能不能在那里留下来。后来由于通过旅行去西柏林后一去不回的东德人太多，东德当局主要通过发放通行证和购买车船票等等措施企图控制进入西柏林的人数。1957年获得去西德旅行许可的东德人数是227，000，1958年一下降到57，000， 1959年是50，000。当然，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有去无回的。
相比当时其他共产国家，这个政策和这些数字听上去似乎很特别，尤其对于亚洲共产国家的人来说。但我们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德国原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现在纯粹出于政治原因突然一分为二，原来的家庭、职业和其他社会联系当然难以完全切断；第二，欧洲各国和各地区历史上早已形成了自由旅行、择业和移居的传统，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地理的、历史的和文化传统并不以同样的规模存在。当然，这个区别也不是绝对的，例如中国和东南亚邻国之间，1949年以前民间的各种跨境联系和交往也非常密切，也不乏一个家庭或者家族分在两个国家的。但这种联系主要存在于边境地区，而东西德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全国范围内的，其影响当然大得多，要一下子完全隔断当然更不容易。共产党中国建立后，主要出于政治控制的考虑，对这种联系和越境往来逐步加以控制，最后也完全禁止自由来往了。此外，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也不乏其它的国家分治的情况，例如南北朝鲜和南北越南，但总的来说共产党管制的那一方对人员来往的政策都比东德要严酷和不人道，而且也根本没有像柏林那样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
在东西柏林之间的通道既控制又维持开放的情况下，一心想去西德的东德人就有办法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进入西柏林。尽管他们并没有在西柏林合法居留的身份，但他们到达后就可以申请避难，成为难民，再从那里转去西德其它地方。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发生于1958年夏天，有5000余没有官方旅行许可的东德人涌入西柏林要求庇护。因此，350万东德难民，绝大部分是这些人。
构成东德难民潮的主要是受过一定教育的某些年龄段的人群（百分之五十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尤其是医生、教师、工程师、科学家、律师和熟练技工。1955到1958年，有四万名上述人士（不包括熟练技工）在西柏林要求避难。1958年申请避难的医生就有900多名，使得在当时西德平均每700名居民有一位医生，而东德是每1700人才有一位，同一时期，东德最重要的波茨坦电厂的几乎全体技术人员都逃往西德。由此可见难民潮给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的冲击。
大量难民的到来虽然在政治宣传和人力资源上有利于西方阵营，但也给西德政府尤其是西柏林市政部门带来极大的压力。西柏林政府首先需要建立临时难民营和鉴别系统，考察每个难民的动机和真实身份，看他们是否符合难民的条件。东德流亡者如果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就能留下并获得安置：出示在东德遭受政治迫害的证明、在西德有家庭成员要团聚，或者是西德已经有单位提供一份工作。这些条件其实在实践中都很灵活，大部分人都能顺利满足，即使那些不能满足的，政府也不会将他们赶回东德，只是让其自谋生路而已。过了这一关，难民分批送往西德各地安置。在联邦制度下，为了妥善安置难民，西德政府要和各州协商，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过程，耗费了西柏林和西德政府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此意义上，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对西柏林和西德政府来说似乎也是一种解脱。3
匈牙利难民潮
冷战早期东欧国家另一次难民潮发生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1956年秋天，匈牙利人民掀起反苏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浪潮，首先由首都布达佩斯的学生示威游行，抗议运动10月底达到高潮。莫斯科经过短暂犹豫后，11月4日派出步兵和坦克镇压，到11日宣布平息“反革命暴乱”。
作为东欧国家，匈牙利在西面和奥地利接壤，南面邻国是南斯拉夫。布达佩斯发生战斗后，匈牙利民众开始涌向边界地区。11月9日，一名匈牙利妇女越境来到奥地利，受到奥地利边防军的接待，奥地利政府立即宣布将她作为难民接收下来。接下来的几天里，随着成百上千的匈牙利人越过边界，这位妇女悲惨哭泣的照片也登上了各国主要报刊的头版，如何接收和安置难民聚焦了西方舆论。小国奥地利很快就对突然到来的难民危机力不从心，对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帮助安置难民。除了奥地利是匈牙利难民逃生的渠道，南部边界的南斯拉夫由于其在苏东和西方阵营之间的特殊地位，也接受和临时安置了一小部分难民，再向他们提供前往第三国（往往也是最终安置国）的途径。从此时开始，在国际难民问题上就有了第一接收国（地）或者中转国和最终安置国的区别。
在美国方面，早在11月8日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援引1952年通过的“难民救济法案”，发起“安全避难所行动”（Operation Safe Haven），宣布立即接收五千难民进入美国，要美国军方和移民归化局(INS)配合，并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设立临时机构办理难民事务。被安排去美国的难民先从奥地利去西德的美军基地，再从那里乘坐飞机、运输舰和民用商船辗转去大洋彼岸的美国。艾森豪威尔甚至要他的总统专机 （Columbine III）也参与运输。美国政府在新泽西州的克尔默营（Camp Kilmer）设立难民接待中心。为了让这些旅途劳顿、严重缺乏营养的难民迅速恢复健康，接待营地为他们安排了特殊膳食，最高的每天达到4300卡路里，是正常人所需的一倍，也为婴儿和儿童准备了特殊配方的奶粉。在这次难民危机中，美国接受并安置了大约三万名难民。
虽然匈牙利难民潮发生于东德难民潮之后，但东德难民大都由同一民族的西德安置了，而大量出走的匈牙利人却是西方国家第一次面临需要各国帮助安置的外国难民。奥地利是西方阵营重要国家，位于东西欧对立的核心地带，其他西方国家和盟国不可能旁观。除了美国，大约有二十多个国家也参与了安置难民行动，瑞士、法国和西德派出专列去边界地区接受难民，并不核查身份和资格。接受难民的还有英国、比利时、丹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和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等等。各国总共接受了大约二十万难民，占匈牙利当时人口百分之二 。4
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难民潮
除了东德和匈牙利，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难民。苏东阵营南部的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就是如此。保加利亚西面是南斯拉夫，南面是希腊，从1946年到1959年大约187000人出走。当时保加利亚的人口是750万左右，所以这个数字等于百分之五以上的人口。值得注意的是，出走的人口中有175000是境内的土耳其人。历史上，欧洲南部曾经有数百年时间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是其统治民族。奥斯曼帝国一战后瓦解，领土缩减到土耳其本土，但在东南欧国家留下大量土耳其人。这些土耳其人对以保加利亚人为主的共产党政权多有不满，加上土改和集体化运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想去土耳其或者希腊。因此，保加利亚难民潮之原因除了反苏反共，还有突出的族群因素，即共产党语言中所谓“民族压迫”。当然，除了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自己也加入了难民潮，正如一个当时受采访的难民所说，“只要有条件，保加利亚人会全部逃走”。5
被毛泽东的中国称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国家虽小，但也输出难民，而且有其特色。从1944年开始受共产党控制到1959年，大约有18000国民出走。6 这个数字听上去似乎不多，但阿国1955年人口大约是120万，难民人数占了百分之一点五，相当于同一时期的中国有五百到六百万人出走，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阿国北面是南斯拉夫，南面是希腊，境内多半是崇山峻岭，号称是欧洲的西藏（意为欧洲的屋脊）和山鹰之国。此国即使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也称得上是经济落后，生活贫瘠，传统的游牧业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很多游牧民仍然像祖先一样过着部落生活，一年四季逐水草而居，为此常常越界，而邻国—主要是希腊--也不以为意。共产党政权建立后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便导致了共产党国家难民潮中的戏剧性一幕。
1956年九月初，一群阿尔巴尼亚难民翻山越岭来到希腊寻求避难。他们是二十多个成年男女，三十个儿童，赶着750头绵羊，250头山羊，100头牛，还有45匹背上驭满货品的马和骡, 完全像一个迁徙中的古代游牧家族。他们也确实是这样一个游牧大家族。他们属于弗拉赫人（Vlachs），自古罗马时期就在南欧山区过着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共产党政权建立后，他们被课以重税，要上缴大量羊毛，国家用来换外汇。革命前，每年夏天他们赶着牛羊群去南边的希腊山区，那里的夏草肥美，革命后不准他们随便出境。更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其赖以谋生的牲畜也被集体化甚至国有化。虽然他们驱赶的畜群看上去规模不小，但革命前，他们有5000多头山羊和绵羊， 200匹骡马，现在3000头羊被充公， 1000头被逼卖了交税，听说剩下的1000头很快也要归“国家”。政府还禁止他们购买收音机，收听邻国新闻。
一个古老的民族，多少世纪来历经历史变迁和形形色色的征服者，从未有过如此厄运。为了逃生，这群弗拉赫人选择离开阿国来到希腊。为了出走，他们做了周密准备。先是赶着牲畜在离边界不远处山坡上放牧以麻痹边境卫兵；哨所有一头警犬，为防止出逃时它吠叫，他们用20公斤肉贿赂卫兵将其买下；出走的时候安排人和卫兵闲聊，转移其注意力，等到卫兵醒悟过来，一群人早已越界远去。
西方国家为安置东欧红色难民的努力
回顾早期红色难民潮，其在欧洲成为难民的，无论受到的舆论关注和实际处境、待遇，都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西方国家为他们付出的努力也为阴霾的冷战史留下一段佳话。匈牙利肖普朗大学（Sopron University）农林学院在加拿大的重建就是如此。肖普朗大学自19世纪以来是欧洲著名学府，尤其是农林学院。这所学院的数百名学生和数十名教授在参与匈牙利革命后流亡到奥地利。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闻讯后发出邀请，表示愿意将他们接到加拿大重建学院，允诺起码维持五年，继续让他们用匈牙利语教学，以让现在的学生完成学业。1957年2月，绝大部分匈牙利师生完成搬迁，学院在UBC重建，当年9月开学。加拿大森林和农业资源丰富，但缺乏这方面的高等教育院校，所以这所欧洲著名农学院的搬迁也对本国有利。数年后，这批匈牙利学生基本毕业，大部分都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和定居。7
绝大多数难民的安置过程比较顺利，但极少数例外。这一部分人被视为难以安置者，常常滞留在难民营。所谓难以安置，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自食其力，纯粹成为接收国的负担。例如各类传染病人（尤其是肺炎和肝炎）、其他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人和老人，残疾人、幼童特别多的家庭，以及少数特殊族群和身份的人。这批人最初难以找到主动接收的国家。在最终安置他们的过程中,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教会和慈善机构、和以国家的名义发出邀请和签证的挪威、瑞典和新西兰作出了特别的贡献。比利时神父帕埃（George Henry Pire 1910—1969）甚至为此获得了1958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帕埃属于天主教的多明我会，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开始接触战争造成的流民问题。二战结束后欧洲有大量的流民，他推动建立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安置场所。匈牙利难民潮发生后，他关注那些“难以安置的难民”，向政府呼吁，为这些人在德、比、奥建立了七所“难民村”，还为世界其他地方愿意帮助的人和欧洲的难民安置场所之间建立联系。8
不愿回归苏联的“流离失所者”
冷战早期苏东阵营的红色难民潮中，老大哥苏联的案例非常特别，它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口数十万或者更多的难民，因为它不像其它红色政权那样需要重划边界或者建立边界控制，却有一个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战结束初期，盟军在德国和德占区清理和统计人口，发现有上百万在原德国民政机构中不存在的人口。他们成分复杂，多数是原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东部和苏联境内一些非俄罗斯族（例如乌克兰）的居民，还有大量犹太人。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东部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被苏联吞并，乌克兰人则长期受俄罗斯人欺压，三十年代集体化导致数百万人被饿死。这些地区的人当然不满斯大林的统治。德国占领这些原“苏联领土”后利用这种不满招兵买马，很多人自愿或是被迫参加德国军队，有的还参加了为非德国人组织的党卫军，后来随着德军撤退到德国。除了一些军官和党卫军骨干，多数人不过是普通士兵。和这些人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平民，战争后期德军败退时他们宁愿去纳粹德国也不愿留在原地成为苏联国民。众多的犹太人则是在纳粹统治下死里逃生的，纳粹没有来得及将他们“最后解决”。
这批人被发现和甄别后，被称为DP （Displaced Persons），意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口，送到专门为他们建立的收留营。苏联方面当然知道这些情况，以这些人是“苏联公民”为由要求西方国家将这批人遣送回原籍。这些人当然不愿意，于是这批人的去留成为苏联和西方阵营之间冷战初期角力的一个问题。虽然苏联是否真的在意这些人的处境并希望他们“回国”要打个问号，但它起码是把这个要求作为和西方国家在其他问题上谈判的筹码。同时这批人也成了西方阵营内部的麻烦。他们的祖居地（或者原国家）都在苏联国内或者苏东阵营，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西方国家也无法像苏联那样强制遣送，就只有让他们在西方国家居留。国际上当时暂时出面处理这批人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英文缩写UNRRA，中文简称“联总”），这是战争期间盟国为了救济难民而成立的合作机构。到1946年，这个组织解散，其功能被国际难民组织（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简称IRO）取代。
在今人看来，这批人出于恐共恐苏而不愿回“家乡”，似乎就是红色难民。在政治性质上这大体不错，但这些人被西方国家定义为“流离失所者”，这和后来的“难民”和“逃亡者”或者“避难者”都不同。造成他们这种处境的是二战，而不是后来的冷战。他们已经身在西方国家，是不愿意回到共产阵营，而不是从共产阵营逃出来的。从国际法和难民处理程序上说，西方国家对他们的处理首先是返回原籍国，所谓repatriation，而不是像难民那样在他国安置，即所谓settlement。他们有少数还和纳粹有瓜葛，包括和纳粹合作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例如乌克兰的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班达拉”(Bandera)，也犯有屠杀和迫害抵抗人士和他族平民（波兰人和犹太人）的罪行，恶名不亚于纳粹。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红色难民”投奔自由世界，这个区别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在广义上总体把他们也视为红色难民，而且可能是冷战时期最早的红色难民，尤其是源于苏联，但也要注意这个区别给他们带来的与逃离共产国家的难民不同的待遇。
对这批DP，西方国家的态度和对后来的红色难民很不一样，不但没有媒体为他们造势，甚至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收。更令今人惊讶的是，甚至也没有国家愿意接收无“祖国”可归的犹太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提防。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二战前被纳粹从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等国驱赶的犹太人，很多人登上海轮周游西方列国，希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能够接收。但现实却让他们失望，西方社会长期的反犹传统和偏见使得没有一个国家允许他们上岸，可能除了少数幸运儿。装运他们的轮船周游一番后又将他们送回欧洲大陆，后来很多人死于集中营。
到了1948年，这批僵持在西方和苏联之间的“流离失所者”的境遇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国家意识到如果无法强制这批人回到苏联阵营国家，那就必须对他们像难民一样进行安置，将他们分配到西方各国，从原来的repatriation过渡到settlement。总之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1948年的两起事件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首先是美国国会通过“安置流离失所者法案”（The Displaced Persons Act）, 杜鲁门总统于六月25日签署，宣布收留200000名欧洲大陆的DP。美国虽然号称移民和难民的天堂，但那指的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以个人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而以立法方式一次性接受如此大量特定身份的外国移民，这还是第一次。其次是以色列国在中东地区建立，滞留在欧洲难民安置营的犹太人几乎全部移民去了以色列。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加入了美国倡导的安置DP的努力，并和自己国内经济重建计划相结合，一些私营企业和公司也加入政府出面的安置计划，从难民中挑选那些能够承担劳动任务的DP。最终，二战结束时由苏联控制的地区产生的百万流离失所者基本都有了去处。对这批人的安置，为西方国家后来对红色难民潮的接收和安置创立了先例。
南斯拉夫：红色难民的国际通道
在苏联东欧的红色难民潮历史上，南斯拉夫作为特例也值得一提。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少有的不输出难民的国家。尽管它与奥地利和希腊接壤，还有漫长的海岸线。不但如此，南斯拉夫还允许国民自由出国，并与国际难民组织合作、接收红色难民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难民并将他们送往西方国家，成为国际难民通道。这些都使得它成为红色阵营中的一个异数。
南斯拉夫于1948年与苏联决裂后，在国内实行了有别于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上与西方阵营保持和发展政经关系。这种特殊制度使得它避免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不具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导致大规模难民危机的因素。南斯拉夫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它成为东欧一些难以直接前往西方国家的红色难民的跳板。在1956年的匈牙利难民潮中，200000难民中有十分之一是在匈奥边界封闭后前往南斯拉夫的，这批人到1958年基本都在西方国家得到安置。此后一直有零零星星的东欧难民逃亡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一时得以和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并列成为红色难民的庇护所和安全通道，联合国难民署甚至在贝尔格莱德设有办事事处。9 南斯拉夫的难民通道一直维持到冷战后期，1976年到1990年，大约有25000东欧国家难民经过南斯拉夫去了西方国家。
南斯拉夫还允许国民自由出国旅行，和部分非共产国家互免签证。南斯拉夫甚至允许公民出国工作，以解决过剩的劳动力问题、赚取外汇或者满足部分国民获得更高收入的愿望，这又是其特色。南斯拉夫最大的民族，或者说主体民族是塞尔维亚族，出国工作的南斯拉夫人中多数是非塞族人，所以出国务工似乎也是一些非塞族南斯拉夫人的一种逃避。西德成为这些南斯拉夫公民劳动力的首选。在八十年代，大约有上百万的南斯拉夫人在西德工作，被称为Gastarbeiter (guestworker)。他们法律上不是移民，只能赚取外汇，不能或者很难在西方国家归化，类似后来常见的所谓“外劳”。10 南斯拉夫的这种制度介于国际关系上自由移民和闭关锁国两极之间，不失为一条中庸之道，但已经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天花板了。它大大减轻了产生难民问题的隐患，除非整个国家结构解体，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发生尖锐冲突。这就是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动乱和解体之原因和经过。那次突变导致了国际上所谓“前南斯拉夫难民问题”，前南斯拉夫从冷战时期的难民通道变成后冷战时期的难民输出国。
北朝鲜的难民潮
在亚洲，冷战早期的难民潮来自北朝鲜、中国和越南。在朝鲜半岛，自1948年南北方沿三十八度线形成共产党统治下的北方和自由的南方的分治后，大量北朝鲜居民逃到南方，到1950年韩战爆发前，已经大约有一百八十万难民，当时北方人口大约是九百万。1950年六月韩战爆发后，七个月时间里大又有约八十万北方难民抵达南方。这些随着联合国军和南韩军队撤退的难民与南韩本身的难民一起涌入朝鲜半岛南面临海的釜山地区，这里联合国军和南韩军队构筑了釜山环形防御圈，成为他们在半岛最后的据点，一直坚持到美军在仁川登陆。
在釜山聚集的数十万难民形成难民营。他们绝大多数基本上得不到充足的食品、衣物和房屋的救济，但他们显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和能力。除了一些简易帐篷，更多的人用纸箱、木板、稻草等废旧建筑材料，倚靠已有的建筑外墙或是山坡建起遮风挡雨的棚户，一个棚户建起后就为后来的提供了依托，棚户之间家家相连，现存的历史照片显示这些棚户区从海滩、山脚绵延到釜山市区，其中甚至有人头攒动的市场。这里也聚集了大量学生，中小学难民学校因运而生，南韩的一些大学--例如国立首尔大学—的教工也在这里继续开班上课。频临绝境下韩国民众的生存自救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红色难民潮中可歌可泣的一幕。韩战结束后的70年里，北韩人民想方设法持续不断的“脱北”行动可以说是延续和发扬光大了当年移民潮中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中共建政初的难民潮与美国国会法案
冷战早期东亚另一个红色难民大国当然是中国。有关中国大陆难民潮，尤其是逃亡香港的难民问题是本次会议的重点，与会者已有相当的论述，本文从略。根据前引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国自1949年到1958年大约输出了三百万难民，其中一百万去香港并被安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国的难民潮对美国国会1953年通过的难民救济法案的影响。在此以前，美国国会于二次大战中废除了1882年禁止中国移民的法案，允许中国人移民，但有配额，每年只发放的移民签证数量极其有限。在国会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H Judd 1898-1994）倡议下，国会废除了1943年针对中国人的限额，将给东亚国家的移民签证配额提高到每年200000 。周氏曾经在华长期传教并行医，对中国人民非常同情，应该说其倡议是特别针对中国难民的，因为北韩的难民很大程度上由南韩吸收，类似东德难民由西德吸收。而中国大陆1949年开始并延续数年的的红色难民潮中，除了去台湾和香港，很多人希望移民美国，并在港台滞留，每年还有新增的大约一万名左右的难民。11
虽然美国难民救济法案最初动机是帮助东亚难民，但后来在世界各地的多次难民潮中它也屡屡被延伸和扩大，例如数年后的匈牙利难民潮，其最终受惠者远超东亚难民。虽然其问世和扩展和冷战政治有关，但也体现了当时普世主义价值观在美国政府和社会上的影响。法案说明中将refugees（难民）和escapees（逃亡者）相区别，前者指在非共产党国家中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产生的难民，后者则是本文语境中的红色难民，即逃离迫害的移民。12 但在后来的各种文献尤其是新闻报道中，refugees一般都用来泛指各种难民，包括政治难民，所以本文也就用它表示红色难民。13
在冷战早期，除了建政初期大量逃亡香港的难民，中国大陆1950年代还有1958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之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难民潮。此外还有1959年解放军进入西藏“平叛”后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的藏人难民。
北越难民潮
亚洲同一时期另一个逃离共产国家的难民潮发生在越南北部。1954年七月，法国在奠边府战役失利后，和越共统治下的北方河内政府签订停战协议，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划分为二，同时规定了一定的时间，让双方战俘和南北方人民自己选择去留。越南的难民危机是和中共对这个邻国的干预直接相关的。从1949年开始，中共深度卷入越南政治和社会，所谓奠边府战役就是在中国顾问和军队参与下进行的，同时开展的土地改革更是照搬中国土改和镇反的模式。中共派出土改工作团，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指导北越土改，要求按照政治需要划分地主富农，按照中共镇反运动中千分之一杀人比例滥杀所谓地主，在农村造成恐怖（越共中央政治局1953年五月四日发布的有关土改政策的“五四指示”，在行文和语气上与中国党内文件如出一辙，其中明确规定在总人口中确定千分之一的镇压比例）。14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原来仍然在观望的北越人逃往南方。
在逃往南方的难民中，有大量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而离境的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也有非京族的少数民族，例如4万侬族人（Nung，跨境民族，和中国境内的壮族关系密切）。南越政府在美国和法国的帮助下建立了运输渠道和临时安置营，法国政府派飞机从河内直接运送难民去南方 ，从八月到九月共有两千多架次飞行。1954年九月份，难民潮最高峰时有20多万人涌入南方。同时北越开始对难民通道设置障碍。负责监督停火协议的国际委员会发现北越阻止战俘回归南方，对为去南方的难民设置的临时安置营减少食品供应和卫生服务，听任饥饿和流行病蔓延，导致一些难民死于安置营，并逼迫很多人变卖首饰等贵重物品用于贿赂。在这次越南难民潮中，总共有近一百万人到了南方，而当时北越总人口大约1500万。
本文注释：
1 George Bailey, “The greatest Flight from communism: 3,500,000 Leave East German”, in “Disillusioned: Twelve Million Refugees from Communism”. Completed and edited by Mark Piros. 1959. 65.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81-01043R004100140007-0.pdf
2 这个数字在冷战结束后被重新估计，很多人认为大约是250万，如https://www.the-independent.com/life-style/history/berlin-wall-what-you-need-to-know-about-the-barrier-that-divided-east-and-west-9847347.html
3 Eric Limbach， “Unsettled Germans : the reception and resettlement of East German refugees in West Germany, 1949-1961” https://d.lib.msu.edu/etd/1605?q=Wurttemberg+Germany+History+18th+century
4 USCIS “Operation Safe Haven: The Hungarian Refugee Crisis of 1956” https://www.uscis.gov/about-us/our-history/stories-from-the-archives/operation-safe-haven-the-hungarian-refugee-crisis-of-1956;
William Butler and Alejandro Sante, USAR, US European Command, “65 Years Ago: Providing a Safe Harbor” https://www.eucom.mil/article/41614/65-years-ago-providing-a-safe-harbor
https://www.eucom.mil/article/41614/65-years-ago-providing-a-safe-harbor;
William Lambers，“Be Like Ike: Give Safe Haven to War Refugees”
https://www.hnn.us/article/be-like-ike-give-safe-haven-to-war-refugees
5 Bailey “The greatest Flight from communism”，99.
6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 Population Division – United Nations".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19 September 2016.
7 https://forestry.ubc.ca/about/our-history/sopron-story/
8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Dominique-Pire
9 Francesca Rolandi， “‘Yugoslavia is (not) a Refugee Country?’ Refugees between Transit and Integration in an Ever-Changing Socialist State” Nationalities Papers (2025), 53: 2, 468–488.
10 Ulf Brunnbauer, “Yugoslav Gastarbeiter and the Ambivalence of Socialism: Framing Out-Migration as a Social Critique”.
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jmh/5/3/article-p413_413.xml?language=en%20Abstract
11 Refuge Relief Act, Public Law 83-203, 67 Stat. 400 (1953);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336; Stathis, Landmark Legislation: 240–241; Reimers, Still the Golden Door: 24; Chan, Asian Americans: 141.
12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80R01731R003000170004-1.pdf
13 1950年在西方国家主导下成立的联合国难民署在冷战时期的历次难民潮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见Gil Loescher “UNHCR’s Origins and Early History: Agency, Influence, and Power in Global Refugee Policy”。file:///Users/yinghongcheng/Downloads/admin,+40450-50978-2-PB_E.pdf
14 “Politiburo’s Directive Issued on May 4, 1953, on Some Special Issues regarding Mass Mobilization.”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5.2. (2010). 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