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年齡增長,認知能力中最顯著的退化之一是對基本觀點和人生假設的僵化。人們的價值觀通常在早年形成;到成年早期,你可能已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冒險者或謹慎者。老年學專家常樂觀地認為,人們可以在晚年保持開放的心態並重塑人生,有些人確實如此。但事實上,隨著年齡增長,思維模式的根本改變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因此,世代更替的減緩很可能拖慢社會進化和適應的速度,就像那句老笑話:“經濟學的進步靠的是一場場葬禮。”
延壽將導致一個經濟和社會更停滯的世界,且大量老年人口將遭受某種功能障礙。這種情況已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在東亞尤為明顯,日本和韓國等國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年齡分佈從金字塔形轉為酒杯形。日本擁有全球最長的預期壽命之一,卻面臨巨大的可持續性危機。
本文原文為英文,来自Persuasion:Francis Fukuyama專欄Against Life Extension(5月27日),经授权,波士顿书评刊发中文版,为波士顿书评福山专栏最新文章。
生活在矽谷的我,周圍環繞著投入巨資於延壽研究的科技億萬富翁。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拉里·佩奇(Larry Page)、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和彼得·泰爾(Peter Thiel)等人均資助了最終有望讓他們(以及我們其他人)活得更長的研究。雖然我理解他們的動機,但我堅信延壽是一個糟糕的想法。
延壽已是過去一個世紀人類生物醫學進步最顯著的正面成果之一。一百年前,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的出生時預期壽命約為55-60歲;如今則為75-80歲。女性的預期壽命高於男性,而美國因貧困和藥物濫用率較高,壽命略低於日本、瑞典或英國。
這種壽命的延長對人類生活質量的改善難以言表。19世紀,出生時預期壽命主要因兒童死亡和疾病而受限。在西歐,約30-50%的兒童在五歲前死亡,農村和貧困地區的比例更高。因此,父母失去孩子是常見經歷,母親因分娩死亡也不罕見。
這些壽命的進步是多個相互關聯系統大幅改進的集體成果——城市供水系統、公共衛生、抗生素及其他藥物的發展、預防保健知識的提高等。近年來,隨著富裕國家基本控制了兒童死亡率,壽命延長的主要進展來自於針對老年疾病(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新療法。
如今,最前沿的延壽資金正用於讓老年人活得更長、更健康。研究有兩大方向:一是傳統方法,尋求治療影響老年人的疾病,如癌症、阿爾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病;二是從分子層面解決衰老問題,例如影響作為生物鐘的端粒,決定細胞死亡的時機。隨著生物醫學解決了較易取得的成果,壽命延長的進步速度已趨平緩。針對特定疾病的新研究可能改善這一速度,但顯著突破不太可能。分子層面的研究若有突破,可能帶來更驚人的進展,讓人們常態性地活到100歲或更久。
我不期待生活在這樣的未來世界,甚至認為這樣的未來對人類可能是巨大災難。原因有二。
第一,關於簡單的概率問題。
人類的身心功能——視力、聽力、肌肉力量、免疫系統健康、認知能力、性功能等——相互作用,每個系統都有其生命周期並隨時間退化。在理想世界中,這些系統應同步運作並同時停止,讓每個人都能無病無痛地度過一生。但當今或未來的生物醫學能實現這一全面目標的機率有多高?其進展很可能是不均衡且狹窄的,導致人們即使壽命延長,卻伴隨越來越多的功能障礙。
我們已進入這樣的現實。接近一半的85歲以上老年人患有某種退行性神經疾病,如阿爾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病,晚期患者完全無法自理。樂觀者或許期待這些疾病最終能被治癒,但存活與恢復正常、健康的生活並非同一回事。
第二,鮮少被討論的核心問題——認知僵化。
隨著年齡增長,認知能力中最顯著的退化之一是對基本觀點和人生假設的僵化。人們的價值觀通常在早年形成;到成年早期,你可能已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冒險者或謹慎者。老年學專家常樂觀地認為,人們可以在晚年保持開放的心態並重塑人生,有些人確實如此。但事實上,隨著年齡增長,思維模式的根本改變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因此,世代更替的減緩很可能拖慢社會進化和適應的速度,就像那句老笑話:“經濟學的進步靠的是一場場葬禮。”
社會變革通常以世代為週期發生。我最近評論了兩本探討這一現象的書:尼爾·豪的《第四轉折已至》(The Fourth Turning Is Here by Neil Howe)和彼得·圖爾欽的《末日》(End Times by Peter Turchin)。他們都提出了基於世代變化的歷史理論。豪認為,美國歷史可分為每世紀四個世代的週期;圖爾欽則提到基於“精英過剩”的類似週期。世代變化的影響顯而易見:我父親那一代經歷了大蕭條和二戰,對大政府的信心十足;而經歷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的一代失去了這種信心,催生了認為政府是問題的自由意志主義世代。
我曾與一位自由意志主義刊物的科學編輯辯論,他對延壽的前景興奮不已。我回應說:“我不期待一個你100年後仍在鼓吹同樣愚蠢的自由意志主義理念的世界。”
豪假設世代平均持續25年,其四世代理論將美國歷史分為100年的“世紀週期”。但如果人們常態性地活到100歲會如何?世代將重疊,年輕人開始以不同方式思考並要求改變,而老年人則抵制。問題不在於衝突本身,而在於社會變革速度的逐漸放緩。與此同時,技術變革將以更快的速度持續進行,要求更快的適應速度。
結合這兩個可能的未來情景,延壽將導致一個經濟和社會更停滯的世界,且大量老年人口將遭受某種功能障礙。這種情況已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在東亞尤為明顯,日本和韓國等國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年齡分佈從金字塔形轉為酒杯形。日本擁有全球最長的預期壽命之一,卻面臨巨大的可持續性危機。
在這樣的未來世界,社會變革的主要壓力將來自移民。隨著富裕國家的出生率下降,年輕人口的主要來源將是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無需多言,移民已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衝突來源,且隨著時間推移將愈發嚴重。但這些移民將是必要的,特別是在像日本這樣國家,已經依賴移民來照顧老年人在養老院的生活。
從進化角度看,幾乎所有物種的個體不永生是有充分理由的,這與適應有關。延壽對個人而言極具吸引力,但對社會層面卻是災難。這也是為什麼阻止這一領域的研究極其困難。
對我而言,我已受益於現有的生物醫學技術。我家族中父系的男性沒人活到我現在的年紀。但老實說,我並不期待再活20年的前景,也不希望聽到人們在背後說(或許他們已經在說):“他還在重複20世紀末的那些胡言亂語。”是時候向前看了。
福山教授就延寿这个常青(long-standing )的问题做出了在我看来很有说服力的论述/总结。
福山教授对延寿这个常青(长久悬而未决、long-standing )的问题做出了我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论述/总结。
于此同时,我也认为可以有一些补充说明。如,“ 延壽對個人而言極具吸引力,但對社會層面卻是災難。”
不错,不惜投入本可以有更好用途的巨大资源去让某人多活几天、几月,对社会确实是灾难(资源或医疗资源总是有限的,在某处滥用,就意味着在很多迫切需要处没得用)。但对个人来说,本该自然去世却被强力挽留,拖延死亡,拖延痛苦,何尝不也是灾难。
猜想那些亲眼见过如此享受延寿的人及其亲友,大都不会赞同如此延寿,追求虚妄的人定胜天,而是选择让到头的生命无痛结束。
说到这里,就来了一系列社会科学问题,其中包括以上所谓的“大都不会赞同”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人群中会有怎样的比例差异?这些差异与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法治人权状况、人们的经济状况/能力、文化/宗教传统、教育有怎样的相关性?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怎样的起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