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專欄 ｜反對延壽：支持死亡、疾病與有限生命的論述

編者按：隨著年齡增長，認知能力中最顯著的退化之一是對基本觀點和人生假設的僵化。人們的價值觀通常在早年形成；到成年早期，你可能已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冒險者或謹慎者。老年學專家常樂觀地認為，人們可以在晚年保持開放的心態並重塑人生，有些人確實如此。但事實上，隨著年齡增長，思維模式的根本改變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因此，世代更替的減緩很可能拖慢社會進化和適應的速度，就像那句老笑話：“經濟學的進步靠的是一場場葬禮。”

延壽將導致一個經濟和社會更停滯的世界，且大量老年人口將遭受某種功能障礙。這種情況已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在東亞尤為明顯，日本和韓國等國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年齡分佈從金字塔形轉為酒杯形。日本擁有全球最長的預期壽命之一，卻面臨巨大的可持續性危機。

本文原文為英文，来自Persuasion：Francis Fukuyama專欄Against Life Extension（5月27日），经授权，波士顿书评刊发中文版，为波士顿书评福山专栏最新文章。

生活在矽谷的我，周圍環繞著投入巨資於延壽研究的科技億萬富翁。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拉里·佩奇（Larry Page）、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和彼得·泰爾（Peter Thiel）等人均資助了最終有望讓他們（以及我們其他人）活得更長的研究。雖然我理解他們的動機，但我堅信延壽是一個糟糕的想法。

延壽已是過去一個世紀人類生物醫學進步最顯著的正面成果之一。一百年前，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的出生時預期壽命約為55-60歲；如今則為75-80歲。女性的預期壽命高於男性，而美國因貧困和藥物濫用率較高，壽命略低於日本、瑞典或英國。

這種壽命的延長對人類生活質量的改善難以言表。19世紀，出生時預期壽命主要因兒童死亡和疾病而受限。在西歐，約30-50%的兒童在五歲前死亡，農村和貧困地區的比例更高。因此，父母失去孩子是常見經歷，母親因分娩死亡也不罕見。

這些壽命的進步是多個相互關聯系統大幅改進的集體成果——城市供水系統、公共衛生、抗生素及其他藥物的發展、預防保健知識的提高等。近年來，隨著富裕國家基本控制了兒童死亡率，壽命延長的主要進展來自於針對老年疾病（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新療法。

如今，最前沿的延壽資金正用於讓老年人活得更長、更健康。研究有兩大方向：一是傳統方法，尋求治療影響老年人的疾病，如癌症、阿爾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病；二是從分子層面解決衰老問題，例如影響作為生物鐘的端粒，決定細胞死亡的時機。隨著生物醫學解決了較易取得的成果，壽命延長的進步速度已趨平緩。針對特定疾病的新研究可能改善這一速度，但顯著突破不太可能。分子層面的研究若有突破，可能帶來更驚人的進展，讓人們常態性地活到100歲或更久。

我不期待生活在這樣的未來世界，甚至認為這樣的未來對人類可能是巨大災難。原因有二。

第一，關於簡單的概率問題。

人類的身心功能——視力、聽力、肌肉力量、免疫系統健康、認知能力、性功能等——相互作用，每個系統都有其生命周期並隨時間退化。在理想世界中，這些系統應同步運作並同時停止，讓每個人都能無病無痛地度過一生。但當今或未來的生物醫學能實現這一全面目標的機率有多高？其進展很可能是不均衡且狹窄的，導致人們即使壽命延長，卻伴隨越來越多的功能障礙。

我們已進入這樣的現實。接近一半的85歲以上老年人患有某種退行性神經疾病，如阿爾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病，晚期患者完全無法自理。樂觀者或許期待這些疾病最終能被治癒，但存活與恢復正常、健康的生活並非同一回事。

第二，鮮少被討論的核心問題——認知僵化。

隨著年齡增長，認知能力中最顯著的退化之一是對基本觀點和人生假設的僵化。人們的價值觀通常在早年形成；到成年早期，你可能已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冒險者或謹慎者。老年學專家常樂觀地認為，人們可以在晚年保持開放的心態並重塑人生，有些人確實如此。但事實上，隨著年齡增長，思維模式的根本改變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因此，世代更替的減緩很可能拖慢社會進化和適應的速度，就像那句老笑話：“經濟學的進步靠的是一場場葬禮。”

社會變革通常以世代為週期發生。我最近評論了兩本探討這一現象的書：尼爾·豪的《第四轉折已至》（The Fourth Turning Is Here by Neil Howe）和彼得·圖爾欽的《末日》（End Times by Peter Turchin）。他們都提出了基於世代變化的歷史理論。豪認為，美國歷史可分為每世紀四個世代的週期；圖爾欽則提到基於“精英過剩”的類似週期。世代變化的影響顯而易見：我父親那一代經歷了大蕭條和二戰，對大政府的信心十足；而經歷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的一代失去了這種信心，催生了認為政府是問題的自由意志主義世代。

我曾與一位自由意志主義刊物的科學編輯辯論，他對延壽的前景興奮不已。我回應說：“我不期待一個你100年後仍在鼓吹同樣愚蠢的自由意志主義理念的世界。”

豪假設世代平均持續25年，其四世代理論將美國歷史分為100年的“世紀週期”。但如果人們常態性地活到100歲會如何？世代將重疊，年輕人開始以不同方式思考並要求改變，而老年人則抵制。問題不在於衝突本身，而在於社會變革速度的逐漸放緩。與此同時，技術變革將以更快的速度持續進行，要求更快的適應速度。

結合這兩個可能的未來情景，延壽將導致一個經濟和社會更停滯的世界，且大量老年人口將遭受某種功能障礙。這種情況已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在東亞尤為明顯，日本和韓國等國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年齡分佈從金字塔形轉為酒杯形。日本擁有全球最長的預期壽命之一，卻面臨巨大的可持續性危機。

在這樣的未來世界，社會變革的主要壓力將來自移民。隨著富裕國家的出生率下降，年輕人口的主要來源將是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無需多言，移民已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衝突來源，且隨著時間推移將愈發嚴重。但這些移民將是必要的，特別是在像日本這樣國家，已經依賴移民來照顧老年人在養老院的生活。

從進化角度看，幾乎所有物種的個體不永生是有充分理由的，這與適應有關。延壽對個人而言極具吸引力，但對社會層面卻是災難。這也是為什麼阻止這一領域的研究極其困難。

對我而言，我已受益於現有的生物醫學技術。我家族中父系的男性沒人活到我現在的年紀。但老實說，我並不期待再活20年的前景，也不希望聽到人們在背後說（或許他們已經在說）：“他還在重複20世紀末的那些胡言亂語。”是時候向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