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 人类起源、种族自大与中国特殊论

編者按：本文為程映虹教授最新專欄：“所谓民族自信，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还不是什么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等等历史话语，而是种族自信，种族自大，甚至种族优越？所有这些，笔者认为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民族主义是文革结束至今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工具，在今天不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驾齐驱、互相依存，也是官方立场和大众舆论唯一有共鸣之处。不但如此，民间草根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比官方立场更为强烈、激进甚至极端。此种现象，说明官方民族主义在“何谓中国人”和“中国人为何与众不同”这些问题上的宣传切中了大众心理从而对体制产生自发认同。

    利用和操纵极端民族主义来克服社会危机或者统制危机，在世界现代史上屡见不鲜，其最极端也最有效的，是把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变成某种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逻辑和表现上都是密切相连的，民族主义走到极端就是种族主义；一味利用和依赖民族主义、不断给民族主义升温，其结果往往诉诸种族观念，尤其是种族优越论。二者之关系类似卷烟和大麻，后者用于提神特别有效，一味追求过瘾的人往往一粘就上瘾，但是对于无知者，假如不加说明，他可能认为这不过是是一种劲道特别大的卷烟。这就是很多时候，一个偏狭的民族主义者中了种族主义的毒不但毫不自知、而且矢口否认。

    对于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学术和时评界还没有对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是种族主义给予充分注意，而是用“激进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等缺乏明确定义的概念。然而对于一个对种族主义的定义和表现有相当了解的观察者来说，它其实已经是一种鼓吹中华民族优越论的文化种族主义，当然还不是国家体制和政治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本文就从一个特殊然而非常生动和具体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引起注意。

    2012年10月29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哲学思考”的文章，署名“永春”。这是一个笔名，作者是李长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1 要了解当代中国官方和民间民族主义背后更深厚的思想和观念根源，尤其是所谓民族自信，这是一篇奇峰凸起、值得一读的文章。

    文章说：“在人类起源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一元中心说，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一种是多地起源说，认为不同人种分别起源于不同地区。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前者，认为人类发源于非洲。这一观点，是达尔文1871年首先提出来的。进入20世纪后，在东非大裂谷发现了200万年左右的完整人类化石，随后又陆续出土了大量早期人类化石，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演化体系，由此奠定了非洲起源说的主导地位。”

    在明确了非洲起源说是当今国际科学界的主流地位后，文章提出了中国特色的人类起源说和人种进化论，认为“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地，“中国人”是进化最早的“人种”。“唯物辩证法认为，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是世界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从哲学角度思考，笔者认为多地起源说更符合辩证法规律。特别是运用上述理论分析中国人与其他人种在进化过程中身体特征的差异，中国人应该属于进化较早的人种，中国应该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

     一个纯科学问题怎么会成为哲学的思考对象，而且思考者是负责国家文化教育的最高权威呢？文章说“笔者既不懂考古，也没有研究过人类学，只是在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中，做了些肤浅的思考。”这里的“哲学”就是被文章作者认为是万能钥匙的“唯物辩证法”。然而纵观全文，读者并没有看出这个哲学观点和作者罗列的人类演化过程有任何具体的逻辑关联，所谓“唯物辩证法”只是文章开头一顶又大又空的帽子。文章也没有对人类演化这个科学问题作任何有意义的探讨，哪怕不是作为专家而只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化和科学教育水准的普通人。它之所以重要，简单来说，是因为它揭示了当今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民族主义之核心是种族优越论这个事实，形形色色的中国特殊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都可以在这个理论和观念中找到根据。

“中国人是进化较早的人种”根据何在？

    “起源”一文之缘起，是作者前往河北张家口市的阳原县实地察看了泥河湾遗址。据文章介绍，这里在远古时期曾经湖泊密布，森林茂密。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这里先后发现多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特别是2001年首次发现距今约200万年前人类进食大象的遗迹。“虽然目前尚未发现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但这里地质地貌环境适合早期人类生存，人类活动遗存比较集中丰富，具有重大考古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发掘和研究。”在简介了这些概况之后，文章便跳跃到物种进化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又提及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的“用进废退”法则，“动物器官经常使用就会得到充分进化，不经常使用就会逐渐退化甚至被淘汰”，再进一步联系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经过这一系列和泥河湾遗存并没有任何实证联系的概念跳跃之后，作者便“运用上述理论分析中国人与其他人种在进化过程中身体特征的差异”，提出“中国人应该属于进化较早的人种，中国应该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这个惊人的结论。而这个惊人结论本身，从行文中看，完全是作者自己作为外行对当代中国人体质和生理构造之特点的观察和理解，与泥河湾遗存毫无瓜葛，因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泥河湾并没有发现任何200万年前古人类的化石足以和现代人类做对比。

    那么，通过“分析中国人与其他人种在进化过程中身体特征的差异”得出“中国人应该属于进化较早的人种”这个结论，有什么实证基础呢？作者罗列了五个对大型哺乳动物（主要但不限于人类）和现代人在体型和生理机能方面的对比。

    首先，是毛发的进化和退化。“早期类人猿都长着浓密的毛发，其功能主要是御寒。随着不断进化，人类文明程度逐步提高，渐渐知道羞耻，开始用兽皮、树皮等来遮羞，然后进一步知道服饰的御寒和装饰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毛发的御寒功能逐渐被替代，退化速度加快。由此可以推论：毛发退化越彻底的人种，进化程度可能越高。现代人中，白色人种体毛最盛，黑色人种其次，棕色人种再次，黄色人种体毛最弱，而中国人又是毛发退化最彻底的民族。因此，中国人应该是进化较早的人类种群。当然，中国人中也有少数体毛较多的人群，这很可能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其次是臀部骨骼的变化。作者说观察马戏团表演时会发现大型动物用两条腿走路时臀部就明显后翘。远古人类也是如此。“人类从爬行到站立行走，身体发生了90度的方向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主干骨骼的受力方向，使得臀部骨骼、胯骨逐渐内敛，不再后翘，从而站立得挺直自然。由此可以推论：臀部收回得越彻底的人种可能站立行走越早，臀部翘得越突出的人种站立行走越晚。相对其他人种，中国人臀部比较平。因此，中国人应该属于站立行走较早的人种。”

　　第三是四肢的变化。文章说古猿需要攀援、跳跃，因而前肢发达，明显比后肢长。随着类人猿来到平地，借助工具进行劳动，逐步解放了前肢，就使得前肢渐渐退化变短。“由此可以推论：上肢短的人类种群可能比上肢长的人类种群进化得更早。现代人上肢总体上都比下肢短，但不同人种上下肢比例不同，黑色和棕色人种上肢与下肢比例最大，白色人种其次，黄色人种比例最小。因此，中国人应该是在远古时期更早地脱离树居生活的种群。”

　　第四是嗅腺的变化。文章说在动物阶段，腺体主要是一个信息系统，分泌气味用于识别群体、寻找配偶、确定领地等。“随着不断进化，人类逐步学会使用语言来交流信息，腺体的原始功能就逐渐退化。嗅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由此可以推论：嗅腺越少的人类种群可能进化得越早。据有关资料，汉族人有腋嗅的比例为4%左右，而西方人、非洲人则远高于这个比例。因此，中国人嗅腺退化应该比其他人种更早更彻底”。

　　第五是从胃和嘴的变化。文章说在人类进化史上，火的使用至少给人类带来两大变化：一是胃功能。早期生食阶段胃功能必须强大，随着火的使用，人类可以吃熟食，更容易消化，胃功能开始不断弱化。“由此可以推论：胃功能越强大的人种，用火的时间可能越晚，从茹毛饮血中走出来的时间可能越短。西方人吃牛排一般都比较生，而中国人吃生、冷、硬的东西就受不了，胃的功能退化更多。二是嘴的形状变化。在生食阶段，食物粗糙，口腔咀嚼负担重，所以牙齿比较多，嘴也比较突起。吃熟食后，食物精细了，牙齿数量有所减少，嘴的形状逐步趋于扁平。相对其他人种而言，中国人嘴更扁平。因此，中国人应该是学会用火较早的人种”。

    罗列了以上这几个方面的观察、对比和推论之后，文章说“中国人和其他人种身体特征的这些差异，应该讲，是在长期自然选择和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标记，是生物学上的客观存在。从这些方面来推导，中国人应该是进化较早的人类种群。”

    “起源”行文通顺流畅，除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一段有教条腔，总的来说不易引起误读和不解，是这类背景的作者中不多见的。它罗列的这些人类种群在体型、骨骼和生理机能方面的差异现象非常具体，相当大的程度上很可能符合普通人日常生活之所见所闻，和“用进废退”也若合符节，但和“唯物辩证法”以及泥河湾作为古生物遗存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它们，作者列举的那五个观察在行文逻辑上仍然可以成立。由此可以说，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不是应用唯物辩证法，而是强调中国人的祖先在人类进化中的特殊地位。

为什么说“中国人是进化较早的人种”是种族主义的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基于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观察，常常会得出一些看似符合常理和逻辑，实则违背科学的结论。然而本文认为“起源”一文的问题不属于这个性质，而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作为普通读者，人们是否需要具备解剖学和生理学甚至人类演化史的常识辨明这种简单结论首先缺乏科学根据，再判断这是种族主义言论呢？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对种族主义是否具有一定的敏感和警觉，而非专门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根据本人在中美两国的生活经验（虽然生活经验一般不能用于有关学术问题，但在这篇通俗类的讨论文字里姑且用之），这种强调自己国民在人类进化中处于领先地位的言论，如果出自一国领导人，见诸报刊，不用说是在对政治正确性斤斤计较的美国，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惊世骇俗的种族主义。而在中国，可能很多读者会觉得它很有道理（“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这样的么），即使有不同看法，很可能也是质疑这些貌似有理的说法是否符合科学：“这种简单推论有科学基础吗？如果真是这么简单，要理解复杂的人类进化史不是轻而易举了吗？”这种质疑当然是可贵的，但却很容易把讨论复杂化，引入很多有关生物进化的科学知识和概念，让人望而却步，削弱其公共讨论的意义。这也是现代社会讨论公共话题时常见的困境。

    之所以说“起源”一文散布的是种族主义观点，首先是因为它把今天“中国人”很多生理特点之形成归因于他们的祖先在数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之久的演化过程中，在一些关键阶段和步骤上，比其他人种的祖先都先行一步，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成为进化最“彻底”的人种。为了避免陷入对事实和科学的复杂繁琐的取证和论证，对“中国人”在这五个体型构造和生理机能上是否真的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与众不同，以及形成这种特殊性的原因是否如作者推论的那样，我们可以搁置不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祖先”为什么会先行一步，除了它们(或者他们)的主观的有意识的选择，不可能有其他答案。把这么多“正确选择”放在一起，很难不让人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或有神启或天生异禀，所谓“先知先觉”，所以其后人在当今人类各种群中特立独行。

    文章中最明确的“有意识的选择”是作者认为中国人体毛不盛，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文明程度逐步提高、有了耻感，开始遮盖身体，所以体毛退化了。再如中国人体味淡，腺体弱，作者认为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使用语言来交流信息要早于其他人类，腺体原始的交流功能就退化了。这些推理都建立在中国人的祖先很早就有了知羞耻和懂交流这些只有当人类进化到相当程度后才产生的意识这个前提上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祖先”比其他人类的祖先更早具有这种人之为人的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在他们成为人类之前就存在了，推动了它们进化为他/她们。这不是很神奇吗？这种意识先于存在的推断不但不是、反而是严重违反作者所声称的唯物辩证法的。如果遵循作者的逻辑推理，從所有这些更早、更彻底中，当然不难得出“中国人”是更高级甚至最高级的人种的意思，甚至天生就是，冥冥中就注定会是。换成种族主义语言，这种更早更彻底更高级的人种难道不就是“更优越”的人种吗？

    “起源“一文之所以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也是因为它给当今的“中国人”在体质和生理方面下了定义，用赤裸裸的的种族概念偷换了民族概念，把中华民族定义为中华种族。本来，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种族色彩已经很强烈了，例如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之类，此文又加上了扁平的臀部，稀疏的体毛，比较短的上肢，比较淡的体味，以及比较弱的咀嚼和消化功能。这并不是说这些特征完全不能用于有关人类各群体体质和生理的分类和研究，例如有相当数量的东亚人种可能全部或者部分确实如此，而是说把它们当成“中国人”的特征时是完全错误的。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相对而言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是欧洲白种人的外貌特征，但不能用它来定义今天的英、法、德、北欧尤其是美加国民。这倒并不是因为今天这些国家的国民种族构成已经混合和多元化了，而是现代民主国家、当代公民社会已经摈弃了用种族特征来定义国民的陈旧有害的概念。

    这就把讨论引入“起源”中另一个更深刻、但也更容易被很多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真理而接受的种族主义观念：它把科学讨论中某地远古时期的人类和今天此地此国的国民混为一谈，认为二者就是相同血亲家族的成员，是祖先和后代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下来的直接关系，这种直接关系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成为定义国民身份的最重要因素：你是某某的后代、某某的子民，你的血管中留着祖先的血，你生长在祖先的土地上，所以你之为人，首先是血缘和自然意义上的某远古人类的后人，也是某块土地上生长的社会性生物。

    这种观念之所以是谬误，首先因为当今语言里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是历史、文化甚至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和身份概念，完全不能偷梁换柱应用到科学问题的讨论中。几万、几十万更不用说上百万年前的这块土地就是浑然一体的自然界，不是今天的政治中国。周口店、山顶洞、元谋这些今天中国地图上的地名都是近百年来的产物，和远古时期这些地方没有关系。当时活动于这块土地上的人类祖先就是远古自然界里的高级动物，不是今天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上“中国人”的祖先。何况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各种人群的混合，尽管和发生在其他地区—例如中国的近邻印度和东南亚--的人类混合相比程度上可能要弱一些，但又比其他地区—例如也是近邻的朝鲜和日本—要强很多。近几十年来的基因科学也证明了这一点，非但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中国人”，也不存在什么纯种的“炎黄子孙”。

    “起源”中“中国是人类起源地”的论断，意味着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和社会演进产物的“中国”，尤其是当今的政治中国，起源于北京周口店或者更早的云南元谋；而“中国人是最早演化因而进化最彻底的人种”，即意味着“中国人的祖先”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要理解这个说法之所以是谬误，也可以参照科学界在正式讨论中不会把伊拉克说成是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而是用“两河流域”，也不会把肯尼亚说成是人类起源地而是说“东非”。在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使用“人类祖先”这个概念，但认为当代某国人在人类演化意义上有他们特殊的“祖先”，尤其是用这个意义上的祖先作为此国国民的国族身份，就像某人的祖辈和家族的祖先，则是没有根据的。

汉人是中华民族中更高级的种群吗？

   民族关系是当今中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曾经主管国家“精神文明”的最高权威，作者的观点却并不符合官方反复强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很遗憾地暴露了内心深处对中国各民族究竟是否应该平等，甚至能不能都算“中国人”的真正想法。

“起源”中有两处具体涉及中国的民族关系，虽然一带而过，但非常耐人寻味。第一处有关体毛，作者说“当然，中国人中也有少数体毛较多的人群，这很可能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这句话虽然在事实上并不错，因为中国人就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有人体毛较多，有人较少，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现象，这种现象也确实可能是不同族群融合的结果。在科学上，本来可能这是没有必要深究的问题，大自然本来就是如此。但因为作者把体毛的多少列为“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重要区别之一，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按照作者的观点，中国公民以及他们的祖先中体毛较多的能被视为“中国人”吗？作者当然不可能说他们不能算，但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而这个答案却引出了另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民族融合难道是处于进化高级阶段的人类，即作者认为的体毛比较少的“中国人”和处于进化低级阶段，体毛比较多的非“中国人”之间的混合吗？那么谁是前者谁是后者呢？

    文章中另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是它提出中国人中还有体味程度的差别。这完全符合很多人日常生活的观察，本来这也是大千世界的自然现象，我们无须深究，但作者却严肃地说“嗅腺越少的人类种群可能进化得越早。据有关资料，汉族人有腋嗅的比例为4%左右，而西方人、非洲人则远高于这个比例。因此，中国人嗅腺退化应该比其他人种更早更彻底”。这就暴露出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谁才是“中国人“的真正想法。既然汉人占“中国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当中有有腋嗅的比例仅4%，毫无疑问这就是说汉族人更符合甚至最符合作者提出的第四条进化的标准，其他民族则更像“西方人和非洲人”，那百分之四就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融合的结果。所以，汉人不但比非汉人更“中国”，而且二者的融合降低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在人类进化中本来应该占据的更优等的地位。

种族主义的核心是种族优越论而不是种族歧视

    说起种族主义，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甚至种族灭绝，总而言之是施于某个特定他者的又常常是制度化的暴力和不公。以此衡量，他们会问“‘起源’一文歧视谁了？”但是，先不说在中国历史甚至现实中有没有基于群体族群身份的种族主义观念、政策和措施这个更加有争议的敏感话题（其实就“起源”对人类演化的解释，推崇谁崇拜谁歧视谁已经一目了然），就种族主义本身而言，它首先是一个把人类各个群体按照生物和生理上的优越性和低劣性加以区分的等级制度，其基础是相信在“本质上”某个族群优越于--或者反过来说低劣于—某个甚至全部的其他族群。这个生物性的优劣等级决定了他们社会属性或者说文明水平的差异。把自己的种族身份代入这个等级秩序，一个种族主义者可以自以为最优秀，也可以承认别人比自己更优秀，优劣高下全包括在这个普世性的等级制度中。例如很多非白种人就会承认甚至崇拜白种人，认为他们天生比自己优越，但自己又比其他非白人优越。此外，自认为自己优越于所有其他种族的白人也会承认某些非我族类有他们特别的长处，这种长处也是其种族身份所决定的，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优越，不如说是反常、怪异、甚至非人。例如欧美白人种族主义者承认非洲裔有体能和运动天赋，一定程度上正说明他们属于并非完全进化的人类，保留了很多动物本能；而犹太人据说天生善于敛财，经商优于他人，也正是他们作为人类中的异类的表现。

    没有这种自我种族优越感，系统性的、根本性的歧视他人就难以发生，可能发生的是文化和社会甚至政治意义上的歧视。例如没有白人优越感，就不会有对“黑人”和“黄种人”的种族歧视，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外族歧视和文化歧视；没有建基于雅利安优越论的种族主义，欧洲就难以有纳粹的以种族灭绝为目的的反犹主义，而是自古以来建基于宗教和文化差异、以排犹为目的的反犹主义。很多中国人也对黑人和其他非西方人有歧视，甚至也有反犹主义思想，这是和他们自认对本民族和其他这些群体在世界性的种族等级秩序中的地位有关的。

    所以，判断一个事关本族和他族之关系的理论或者观念是不是种族主义，首先不是看它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种族歧视对象，而是看它有没有自我崇拜，是不是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尤其是看它是不是把民族定义为种族，鼓吹本种族“本质上”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要有了这种种族自我优越感，对某个特定它族的歧视—甚至视全人类为非我族类--是一个时间和条件问题。从人类历史上看，明确歧视某一个“非我族类”的他者或者建立起一个制度、采行相应的政策，取决于是否有现实的政治需要，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尤其是统治危机是否需要利用种族主义作为强化民族主义，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也取决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和其他条件，例如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相关系等等。这就是为什么种族主义思想和观念普遍存在于很多国家、群体和个人中，但仅仅是想法和言论，而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最彻底的种族主义不是认为自己仅仅优越于某些种族，而是认为自己不但与全人类都不同，而且是在生理学和体质构造上的差异使自己进化得更早，更彻底。

祖先迷思与“中国特殊论”

    种族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和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它认为人类群体的社会性差异是本质性的,是由一种先天的、不可改变或者难以改变的存在决定的,尤其是生物性的生理性的因素，例如血脉、遗传、祖先之类。“起源”一文罗列的当今“中国人”在体型构造和生理机能上的种种与众不同，尤其是对造成这种不同的那个神秘的、难以言说的力量的暗示，毫无疑问属于这一类本质主义和决定论，完全和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认识自身的主流观点唱反调。

    其次，种族主义的决定论也包括这个群体所在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群体的影响。这种自然环境并不是纯粹客观、没有意志的存在，例如气候、地形等等。也不是说为适应不同自然环境，某些人类群体会产生特定的生活习惯、形成某种生理甚至体质变化，例如极寒地带的因纽特人和干热沙漠里的拜都因人。种族主义的决定论是指群体和特定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神秘的有机关系，似乎冥冥中这块土地就是这个为群体而存在的，它和“我们”，“我们”和它是不可分割的。种族主义语言中常见的和“血”并列的“土地”，就指明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血脉就是这块土地的产物，典型的如纳粹的口号“血和土地”（Blood and Soil），当今国际上一些极右翼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也常常在政纲和口号中强调这种联系。在中国民族主义语言中，“黄土地”也被赋予了孕育“中华民族”的神秘性而被讴歌和赞美，甚至和“黄皮肤”相联系。这也是中国北方和黄河流域一直在中华民族祖先神话中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原因。当然，很多民族文化中都有对土地的朴素而强烈的感情，但它并非建立于种族身份的当代民族国家认同，正如个人对家乡土地和血缘亲族的依恋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二者不能混搅。

    “起源”虽然全文回避“种族”这个概念，也没有用“优越”，但如前所述，现代文明社会中任何对这些概念有起码了解的读者看到这些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值得注意的是其作者身居主管意识形态的高位，国事繁忙之中写了这样一篇论述何谓中国人的文章，其文风一反官方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的意识形态说教，用类似科普的方式非常具体实在地“说理”。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特殊的体制下，领导人公开发表的完整的论述文字，都是符合甚至引导主流舆论的。这也可能是作者选择用笔名的原因，目的是将其身份模糊化以避免可能的争议。

    但是，一旦我们了解了作者的身份之后，自然会对这种观点产生进一步的兴趣，这绝不是无谓较真、小题大做。文章发表于2012年，但是将它置于几十年来官方民族主义是如何利用科学概念来定义所谓“中国人”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绝不是个人一时兴之所至，而是承先启后，用“新证据”去论证官方的老观点。

    说它“承先”是因为长期以来，有关古人类演化的历史一直是官方宣传中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独特地位、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的重要历史证据。最早是把距今约五十万年的北京周口店直立猿人说成是中国人的祖先， 认为它在古人类中最早开始用火。这个观点虽然早就存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科学界，但在49年后成为官方立场，一直流行了半个世纪。但在世紀之交，由中国科学家参与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证明今天人类的直接祖先并非直立行走的古猿人而是距今约不到二十万年的智人，世界各地人群概莫能外。这个科学发现破除了北京猿人的历史神话，但与此同时中国基因科学家又用他们掌握的中国人类基因库数据建立了另一个“科学理论”，说虽然北京猿人不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但中国土地上的各主要人类群体在基因构成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在智人阶段，中国人有了自己共享的“祖先”。这个结论并没有受到世界科学界的认可，但被中国民族主义者认定是继北京猿人之后，中国人仍然有自己独立祖先的“科学”证据，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长春用早已废弃的体质人类学来论证中国人的特殊性，其实是重弹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祖先的老调，说明他并不了解基因科学在人类祖先问题上的进展。

    说它“启后”，是因为自2012年，类似的用远古的共同祖先和体质以及外貌特征来定义中国人的官方观点一直没有被放弃，而这些恰恰是今天在定义国族身份时被国际社会抛弃的。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习近平在中华文明的象征故宫举行欢迎仪式。在谈论历史时，习近平同意特朗普说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是古埃及，但强调说“文化没有断过流的、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还说我们这些人也还是“原来的样子”，仍然有“黑眼睛黄皮肤”， 保留了“祖先”的外貌。2

    这些官方言论很自然地使得人们思考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例如所谓的中国特殊论归根结底还不是什么历史特殊、国情特殊、制度特殊，而是“中国人”在人类进化中与众不同，甚至处于人类进化的更高更彻底的阶段？所谓的“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国情”归根结底还不是社会意义上的不适合，而是人种意义上的相拒斥？所谓民族自信，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还不是什么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等等历史话语，而是种族自信，种族自大，甚至种族优越？所有这些，笔者认为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本文首發《中國民主季刊》2024年第4季。）

本文注釋：

¹ 有关永春即李长春之笔名，见新闻百科“中共领导人的笔名” https://news.qq.com/newspedia/wx/biming.htm；和澎湃新闻“哲欣、永春、山山……这些政治人物笔名你知道吗？”

2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