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 | 一次西伯利亚之行，把一个美国人变成了一位赫尔岑……

編者按：林文的兩篇書評。作家乔治·凯南：“他的巨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也成为俄国研究的名著。按照作者提供的资料，它不仅影响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后的写作，也影响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加里宁曾将之称为“早期布尔什维克的圣经”——虽然凯南本人并不认可这场革命。”文末還有作者林文讀諾獎文學家韓江《少年來了》所感。

Gregory J. Wallance, Into Siberia: George Kennan’s Epic Journey through the Brutal, Frozen Heart of Russia(2023)

“我在西伯利亚的所见所闻激荡着我的灵魂深处，为我打开了一个人类经验的新世界，并在某些方面提高了我所有的道德标准。”——乔治·凯南

1885年5月31日，美国探险家、作家乔治·凯南与他的同伴，风景画家弗罗斯特离开了圣彼得堡，沿着流放犯人通常的行进路线，开始了他们的西伯利亚之行。

说起来这是凯南的第二个西伯利亚旅程。早在二十年前，他作为工程师参加了美俄电报探险队，为铺设一条横跨西伯利亚的电报线路进行实地考察，对那里的艰苦环境早有领略。回国后他写了一本《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非常轰动，还译成了俄文，使他在俄国也有了一些知名度，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这次他是应《世纪》杂志的约请，去西伯利亚实地考察俄国的流放制度。

西伯利亚旅途中的乔治·凯南（1845-1924）。他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外交官乔治·弗罗斯特·凯南的叔公，很巧的是，两人生日也是同一天。他们只在1910年见过一面，当时小凯南六岁。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美俄关系一度走得很近。俄国是在南北战争中惟一支持北方的欧洲大国，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1861）和后来的遇刺（1881），都容易让美国人联想到林肯，因而在美国激起广泛的同情。不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进行的高压统治，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批评。凯南这时称得上是俄国人民的老朋友，站出来为俄罗斯辩护，甚至为它的流放制度辩护。他的视角也相当独特，他说，流放制度允许家人同行，因而比欧洲的监禁制度更为人道。

好在凯南愿意通过实地考察来验证自己的观点，于是与正在寻找好题材的《世纪》杂志一拍即合，后者提供资助，凯南则拉上了他当初俄美电报探险队的队友，风景画家弗罗斯特同行，以便同时留下画作做见证。

两人告别位于俄罗斯欧亚分界线上的叶卡捷琳堡，进入它的亚洲部分。这时，他们渐渐地能够看到流放犯人的队伍，也有了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在第一站秋明市，凯南发现这里的监狱是他遇到的最糟糕的监狱，这使他感到震惊。他在寄回美国的信中说，如果这种情况有代表性，他不得不收回他说过的一些话。

接下来在谢米巴拉金斯克，他有机会见到了流放犯人中特殊的一类人：政治犯。在这里，他经人介绍见到了两位政治犯少女，当他与她们握手时，她们脸红了。凯南再次受到触动，他无法想象如此年轻的人做了什么值得流放的事，由此他在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俄罗斯政府除了把她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就没有其他办法保卫自己不受年轻女孩的伤害？这些女孩真的会对国家有那么大的威胁吗？

随着行程越来越深入到西伯利亚，他们也有机会见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流放犯。看到他们所处的艰苦恶劣的环境与他们的教养品格之间的反差，这让凯南最初的信心一点一点地颠覆殆尽，以至于最后他完全站到了另一边。虽然政治犯在流放犯人中所占只是一小部分，但凯南却在接触中意识到，这些从前的记者、作家、学生、商人、国家官员和贵族子弟代表了俄罗斯最优秀、最聪明的一类人！

在伊尔库茨克，他见到了有“俄国革命的小祖母”之称的凯瑟琳·布列什科夫斯基，他完全被她的教养和品格折服。临别时她说：“凯南先生，我们可能会在流亡中死去，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在流亡中死去，我们孩子的孩子可能会在流亡中死去，但终究会有结果的。”凯南为之震撼不已，他在笔记里承认，自己以前从未将女性与大胆或英勇联系在一起，“回想起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禁意识到，我对勇气、毅力和英勇的自我牺牲的所有标准都提高了，而且是由一个女人的手提高的。”

他还见到了小说《复活》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的原型娜塔莉娅·阿姆菲尔德小姐。娜塔莉娅出身名门，她们家与托尔斯泰伯爵有很深的交情，而她也是因为参与革命密谋被捕。这次见面后不久，她和她的母亲都相继去世。后来凯南回到莫斯科，特意去拜访了列夫·托尔斯泰，把这家人在流放地的情况告诉了伯爵。不过他意识到，那些革命者希望托尔斯泰加入他们事业的愿望注定会落空，因为伯爵已经成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以后在矿区、在赤塔，与政治犯的会面让凯南不断地受到情感上的巨大冲击。他仿佛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对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自己，在他给妻子的一封信里，最能看到他身上的这种变化：

“亲爱的，你不能了解其中的一些人，这将是我永远的遗憾……我对他们中的许多人简直爱得死去活来，就像我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在流亡者中间，我在六个月里遇到的能让我爱上的人，能成为我的挚友的人，能与我心灵相通的人，比我在过去的十年里遇到的人还要多。在米努辛斯克，我搂着三个人与他们吻别，如果一年前有人告诉我会做这样的事，我一定会嘲笑他们。你很了解我，亲爱的，你会理解并认识到，只有非同寻常的人物才能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

这种文字发散出的不容躲闪的道德热情，让人感到我们在阅读的这位作者不是美国人凯南，而成了俄国人赫尔岑……

我对二十世纪那位外交官凯南素有兴趣，也动过心思想去了解一下老凯南的事迹（小凯南一直觉得自己和他有种神秘的联系），但那也只是这种兴趣的副产品。没想到通过这次偶然发现的这本新书，Wallance的《进入西伯利亚》，却让我感受到了老凯南的独特价值，而且在阅读中常常感受到情感的冲击。这真是出乎意料。

作者在“引言”里，还讲了一则故事，也让人难以忘怀：

在调查过程中，凯南采访了一位前西伯利亚政治流亡者，听完这位流亡者的悲惨遭遇后震惊不已，这让他明白了没有自由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当时在场的还有一名俄罗斯自由派人士。这位自由主义者后来向凯南解释说，对他来说，流亡者的故事与“一个人在街上被碾压的故事没什么两样。当我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时——当我被迫从你的角度审视事实的一刹那——我再次从灵魂深处感受到了自由公民与俄国公民之间的区别。”这种差别对凯南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最后交代一下后续的发展。凯南回到美国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为西伯利亚流亡者减轻痛苦和争取自由的事业中。他先是在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后又写出《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揭露俄国流放制度的黑暗；同时他还在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以唤起民众的同情心，向俄国施加压力，迫使它改革流放制度。其结果，正如作者所说，“主要由于乔治-凯南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调查，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接管之前，美俄之间的友好时代就已经结束了。”

他的巨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也成为俄国研究的名著。按照作者提供的资料，它不仅影响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后的写作，也影响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加里宁曾将之称为“早期布尔什维克的圣经”——虽然凯南本人并不认可这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