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 | “被记住的，不是法庭上的证词，而是……文学”

读韩江《少年来了》有感

（一）

我是后知后觉者，在韩江获得文学奖后，才知道有这么一本小说。光州事件，属于我最感兴趣的那类题材，我也很想知道用文学手段怎么呈现这样的事件。这两年关于韩国民主化的电影非常多，看过几部，挺好，但没有那么好，文学又怎么样呢？这也是阅读前我带上的一点好奇心。

整本书的阅读非常顺畅，完全沉浸在了小说的氛围里，一个故事，再转另一个故事，探知到了不同受害人的命运，从镇压现场再到恢复如常的生活，情绪层层地累加，又从不同角度得到补充，并不重复、疲惫。这是我能期望于这类题材的理想作品，尤其是用中文读到它，仿佛就是你熟悉的人，更有一种震撼。

读后的最大感觉是，这部小说带我们涉足一个有些陌生、缺少交流的领域，教我们学习怎么去看，去想，去爱，去同情，弥补了这方面素来欠缺的教育。

（二）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作家普里莫·莱维在一次采访中曾说：“我强烈不赞成那些歇斯底里的关于大屠杀的书——它的语调就是一种罪行，那些描写经常是色情化的。”

有同感，这种文字只刺激到感觉表层，激起简单的机械反应，而不是高级的情感反应。它可能适合大众动员，不适合同情、理解。

这也是这本小说让我感觉很好的地方。作者没有回避镇压场面，但角度出人意料又呈现得非常自然（第二章），让人感受到了惊骇和悲恸。这也许就是作家独有的天赋和匠心吧。

（三）

还有一点也是我特别认同、甚至感激的。作者把时间的网撒得足够宽，主要的篇幅已经不在事件现场，而是涵盖到几位受害人在常态化之后的生活，几年、甚至几十年后。

在通常的关注中，镇压那一刻就是焦点和终点；然而这部作品呈现了另一些人，对他们，那一刻其实是起点：他们就像被卸下的货物，从此无法回转到正常轨道，无论是因为酷刑带来的肉体创伤还是心理层面的创伤。而其中一些遭受过度摧残的人格，则是进了精神病院，或者以自杀结束生命。

所以特别认同小说里的一句话：“我认为不能将那次的暴力经验，局限在短短十天的抗争期间，就像切尔诺贝利核灾事故不是结束了，而是延续了好几十年的事情一样……”

小说好在这里。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也告诉我们应该看到他们。

（四）

理想地说，所有的事件都应该有这样一部文学作品。

想起苏珊·桑塔格的话。在为维克多·塞尔日（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位左翼革命家，最早意识到苏联体制的危险倾向）的著作《图拉耶夫案件》英译本所写的序言里，她说：“被记住的，不是法庭上的证词，而是……文学。”

这部小说配得上这句话，也配得上它所讲述的事件。

（五）

刚刚故去的华裔作家聂华苓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人的命运。”

可以借用她的话：读到这部作品，发现韩国人的命运，就是二十世纪同类处境下的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