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潤石 | 素粒子与中日文学的现代可能

——读胡兰成与高村光太郎

編者按：胡兰成不懂物理学，借用汤川“素粒子”的概念来澄明自己的观点当然是有偏颇的，但是这一段他竟是要和汤川争胜，仿佛是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要争一个对错一样，且庄子惠子鱼之乐的故事，也恰好是胡兰成念兹在兹，汤川在物理中反复提及的。他们的境遇如此不同，然而回到各自创造力的起点，又好像孪生兄弟一般。本文付潤石專欄最新文章。

昭和九年，即1934年，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提出了介子场理论，其时他寄居在大阪的汤川家。后来他回忆这个阶段的努力，写到：

从昭和七年秋到九年秋，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两年。然而，我正在经受磨难的这一事实却使我感到满意，我觉得像一个背负重荷的旅人在拼命爬坡。

汤川秀树因为他的这个理论获得了日本的第一个诺贝尔奖。站在粒子物理的角度，我们可以认识到汤川当时的工作是多么重要：现在的粒子标准模型中含有Hadron（强子）、Meson（介子）和Lepton（轻子）这三大类，包含夸克、电子、μ子、π子在内的数百种粒子，然而，当时人们仅知的粒子是电子、中子和质子，其中中子还是汤川秀树开始研究介子场理论的同一年，即1932年才被发现的。汤川类比电磁场中的光子概念，提出了强相互作用是一类介子传播的，也就是说，用一类具体的粒子来描述抽象传播的力，并且引入了介子场的概念。

和泡利观点不同的是，汤川不认为当时现有的电子或中微子就是这种“介子”，而是预言有一种质量是电子的200倍的，尚未被发现的π介子的存在。这种介子无比沉重，在质子与质子、质子与中子、中子与中子之间极短的距离内传播，瞬间创生并且瞬间湮灭，最终于1947年在实验领域被发现。

回到彼时，日本刚刚战败，战争期间在汪伪政府工作，战后流亡在日本的胡兰成和汤川秀树颇有交往。这段因缘，我是在读胡先生《中国的礼乐风景》时偶然看到的：

汤川秀树自云避谈宗教，是因为宗教的第一道门就是奇迹，不是作为一个科学者的他所宜。此则是汤川秀树的未达。

胡兰成不懂物理学，借用汤川“素粒子”的概念来澄明自己的观点当然是有偏颇的，但是这一段他竟是要和汤川争胜，仿佛是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要争一个对错一样，且庄子惠子鱼之乐的故事，也恰好是胡兰成念兹在兹，汤川在物理中反复提及的。

我之所以惊异于这两个人的来往，是因为对于胡兰成来说，过去日思夜想的文明毁灭了，而漂泊异乡使他成了一个无名、普通的人，而他幻想中的礼乐的中国亦随之而去了；而汤川秀树却是以新兴的物理学为志业的人。彼时量子力学刚刚建立，一时间物理由微观到宇观皆蓬勃发展，诞生了一大批科学家，如泡利、朗道、金兹堡、费曼、朝永正一郎皆是风流人物。他们的境遇如此不同，然而回到各自创造力的起点，又好像孪生兄弟一般。

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和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同的是，胡兰成构想了一个礼乐文明里的中国，这个中国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也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而是紧紧地抓住了“美”的概念，强调文明的成毁都自有各自的气数，而个人在时代中的作用，毋宁说是被动的。和当时抗日战争时期艰苦求学、从军抗日的学生，以笔为枪、口诛笔伐的文人相比，他的价值观，和他在《今生今世》中多次使用的那个比喻是吻合的——把个人理解成青梗峰上的一块顽石，人世毋宁是这块顽石在尘世的历练。这个看法，在多灾多难的中国非常不合时宜，但是，把民族性的生死存亡提升到文明的成毁的视角，也是一条独特的思路。

当文明死去的时候，它并不是真正死亡，而是隐去了自己的姓名并以另一种方式复生。宙斯以朱庇特的名字复生，阿芙罗狄特以维纳斯的名字复生，以东方黎明天空中一颗同样名字的行星的形式复生。人类不死，美神不灭。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并不认为希腊在伯罗奔尼亚战争中消亡，或者是在马其顿帝国或者罗马帝国的征服中死灭。相反，希腊生存在流亡的修斯底德的记忆里，生存在拜伦、华兹华斯，甚至是在都柏林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奥德修斯以尤利西斯的名字复生了，史诗以意识流的形式复生了。年迈的日本诗人高村光太郎说：

美，一旦在这个世界上表现出来，就绝不会泯灭。

美在不断的演变，但是先前的美却并不会泯灭。

这里面对美的观念，对于文明兴衰的看法，带有多少东方人特有的沉重啊！我想到日本政权覆灭的时候，胡兰成过诸暨、温州，其后又流亡香港、日本、台湾。他在《今生今世》中著有《雁荡兵气》和《瀛海三浅》，记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事。高村光太郎写上面这两句话也是在同一时间吧。

曾经在战争中高唱战争颂歌，战后却因此饱受质疑的高村光太郎，独自生活在北国的乡下。战后缺乏物资，山里的人生活艰难，却依然为高村着想，替他在山间盖了一间小屋，那时候他的生活境况和胡兰成大概也是一样吧。文明与诗，原来都是要由很现实的东西去支持，而他们当时生活囧困，更重的打击大概是文明的幻灭。他日之所见，夜之所想，都是山间的时令，千叶萱草、忍冬、茅草的生长，村民的聚会和贫瘠的土壤。可是在字里行间，在自然物语的狭缝里，他反醒得依然是文明的起落：

如果对待文化也只是囫囵吞枣般，只对其中的一部分倾注全力，反而不太好。在这种古老而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缓慢前行，反而不失为一种良策。

我喜欢高村的这种文明观，文明的生与死原来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能决定的，而自有它的气数。胡兰成说，文明之发展好比是雨后春笋，从地底冒出新芽，是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节令文明生长，而在之后再要冒出芽来，错过了时节，就生长不成竹子了。文明的死灭也是一样，譬如当代中国文学的枯萎，那是自曹雪芹以来的趋势，20世纪上半叶鲁迅、沈从文、张爱玲一代人成为绝响，也不该是令人惊异的事。只是好比希腊衰灭以后，以罗马拜占庭的形式，以至于现代西方的形式复生一样，我期待着文明的新生。何况旧的火种尚没有熄灭。高村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

曾在那座古都里感受到文化的厚重感，总有一天也会在这山里出现吧。那么无论如何，也该先从抓住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核心开始。

山居的高村依然想着抓住文化的核心，这文化核心大概就是他自己所言的“不灭的美”吧。

旅居日本的时候，我曾去立川，又去过青梅，彼时胡兰成的妻子被抓，就是在立川警察署，青梅又有他的墓。他的墓碑上不刻姓名，但刻了“幽兰”两字，真是素粒子的那份沉甸甸的重量。想他的记忆贯穿二十世纪的中国，开头是故乡胡村的桃花难画难描，母亲的歌谣与夕阳下的流水汤汤。其后有杭州浣纱路洗衣的女子，北伐战争时期的学潮，张爱玲在上海的客厅，武汉三镇的月涌江流。张爱玲阳台上听到的电车的铃声，在他的回忆里叮铃铃作响。再之后，再之后就是雁荡的山水，奇岩怪石皆作金铁之鸣，是永嘉的日月，旅居日本的时光。飞机上看到的日本诸岛，嶙嶙然映入眼帘。这份记忆，多少沉重，又多么素洁呢，他自己真好像是中日之间的素粒子，传播的倒不是文学或者语言，而是文明的气数。

为文明而文学，是胡兰成自愿任起的重担，这重担有素粒子的那份沉重和坦然。流亡在这一衣带水之间，亦清洁朴素而不染尘埃。日本文明也真是惊然，现代科学出自西方，然而它亦可以培育出独立于西方文明的现代科学家。如汤川秀树等人，是在成名之前从未出过国门的，到现代亦有小柴俊昌、梶田隆章这样的人物，都不是经历西方大学的滋养的，梶田隆章发表诺贝尔获奖演讲的时候，英语尚不利索，然而他却是能竞争得过美国费米实验室这样的百年实验室，可见东方人无论文学还是科学，依然有东方文明的气息。汤川秀树在瑞典领奖的时候亦谈自己受到庄子“鱼之乐”的启发。科学原来可以这样的好，没有人工的痕迹，全然是老子的“自然”、庄子的“秋水”，沉甸甸的全是文明的重量。川端康成在《千只鹤》中有一段写古朴的茶碗，亦是这个意思：

从茶碗的寿命来看，太田先生、我父亲和栗本近子拥有它的时间，亦不过是极短暂的时间，宛如薄薄的云层飘过时投下的影子……即使我们死了，那只织部茶碗也还会在某人那里美好地存在，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总是无端的想起汤川先生素粒子的概念。大概是因为它们都含有素朴的意思，并且都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吧。汤川的素粒子是全同粒子，也就是说千千万万年，千千万万颗素粒子其实都是同一颗。而这颗素粒子没有记忆，它下一刻的行为和他全部的历史完全无关。而川端康成笔下的菊治的这段话，也即是要我们忘记茶碗的全部的过去吧。

多年之后，胡兰成的弟子朱天心在她的小说《古都》的末尾，同样谈到了记忆，只不过这次素粒子变成了女主人公穿梭于台北和京都两地。她的这篇《古都》是川端康成同名小说的旧题重写，当朱天心的主人公穿行在京都的街巷的时候，她恍惚间看到了川端笔下的苗子和千惠子，而千惠子又想到了自己和自己孪生姐妹的身世，这些记忆，都变成白纸黑字，隐灭在书页之中：

婆娑之洋，美丽之岛，难道你的记忆不算数？

这个记忆里面是否包含了汤川的印象中的京都，胡兰成印象中的青梅，是否包含了川端康成印象里的茶碗，或是高村印象里的北国？这些都无从知晓了。而汤川秀树预言中的那颗没有记忆，沉重无比的素粒子，至今仍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