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解 | 張彥：在中國寫下希望的樣子
張彥在中國. 照片由Ian Johnson提供。
張彥(Ian Johnson)去年出版的新書取名為《星火》。很多在中國長大的年輕人，像我，二十世紀末生人，對這個詞的理解來於中學歷史書裡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粒星火可以點燃整片原野。為了回應林彪對紅四軍在農村革命情勢的悲觀態度，毛澤東於1930年寫下〈時局估量與紅軍行動問題〉，該文出版後標題被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多數中國長大的人或許並不知道這句話的原創並不屬於毛澤東，而是先秦時期《尚書》中的「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就像火苗開始在平原上燃燒，人們都無法接近，那火還可以撲滅嗎？更多人不知道的是，「星火」的歷史上還有1960年大饑荒時期中國甘肅天水出版的一本名為《星火》的雜誌。我自己也是透過張彥的《星火》才了解到這本雜誌《星火》。如果你去谷歌雜誌《星火》，你會被導引到一家叫做「中國民間檔案館」的線上檔案館（創辦人也是張彥），這裡如此介紹《星火》：
「1959年，蘭州大學的一群老師和學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農村勞改。在大饑荒蔓延的時期，他們目睹並參與了農村的現狀。在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生張春元的帶領下，一些學生一起創辦了《星火》，發表文章、詩歌，講述、討論大饑荒的發生及其與政治制度的關係，分析這些悲劇發生的根源，並嘗試提出變革的方法。…學生們自己湊錢買了油印機，刻蠟版，如此刊印出兩期《星火》。當首期《星火》還未寄出，第二期還在編輯中時，1960年9月30日，武山、天水的參與學生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數十名認識和支持他們的當地農民。…參與者中，張春元被判無期徒刑，後被執行死刑；中共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因參與這本雜誌，被判刑五年，後與張春元一同槍決。林昭被拘留於北京，後也被處決。其他關鍵人物如顧雁、譚蟬雪、向承鑑等人則都被判處重刑。」
張彥取的書名招魂一樣喚醒了這個詞的歷史，從《尚書》到毛澤東語錄到1960年甘肅天水出版的雜誌，幾乎串聯起從古代到現當代的中國史。這本書本身也是部歷史，放在中國古代書籍分類來說，是一部“野史”或“雜傳”，記錄的是被官方歷史試圖抹去、焚毀的，在公共記憶裡被埋藏、擠壓，幾至被消失的人的故事。說它是一本雜傳，因為書中記述的是個體的人的故事：這不是一本政治論述集，不是對歷史八卦的補充，而是對特定的個人故事的記述。這些人在不同情境下做出對抗主流的選擇——張春元和他的同道們在恐怖的政治氣候中，在被下放勞改時，在中國最貧窮的土地上創辦了一本為飢餓中的人們創造希望的雜誌《星火》；獨立電影製作人胡傑拿著手持攝影機去採訪甘肅當地的鄉村醫生、當事人、當事人的後代們，製作出電影《星火》，在大眾印像裡因為貧瘠而一無所有的土地上印刻屬於它的歷史文字；獨立記者江雪在長期的走訪中，接觸、了解《星火》曾經的參與者，為這本雜誌寫下一份詳盡的歷史記錄；電影製作者和女權學者艾曉明為天水夾邊溝勞改營中死去的人拍攝《夾邊溝祭》，探討在這個時代，我們如何記憶與紀念。
本書記述的是這樣一群人的故事：他們大部分時候或許都在獨立地進行著自己的工作，這本書的作者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以連貫的敘事串聯起每個人，讓他們在本書創建的空間裡作為互相連結的群體出現。讀者看到的是一個人物譜系，連結這個譜系的不是血緣、地緣、黨派、政治團體、社會工作性質，而是一種共享的人格，一種行動力，一種抵抗（不管是抵抗主流、抵抗遺忘，還是抵抗現存的政治結構對人的統治）和創造希望的能力。我們以為只看到了一粒星火，也許它看起來還很微弱，但在別的地方，有更多星火在一起燃燒。
也許是因為書取名星火，這本書開始於《星火》這本雜誌的創辦和創辦人張春元的故事。也因為這本雜誌，張彥所建構的抗爭體系發源於中國西北甘肅，並以此為中心擴散到全國。這本書除了是本人物譜系，也是項記憶工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政治統治方式經常以破壞、焚毀、清除舊的記憶為立新的基礎，於是這個國家的城市和地理景觀除了幾千年前的名勝古蹟之外，更豐富、更複雜、更黑暗，或更連續的記憶被從上剔除了痕跡。作者在這項工程裡努力復原空間中的歷史記憶。一位中國的讀者讀了這本書，也許會很驚訝，甘肅竟然會是政治抗爭的中心，因為這個地方在公眾記憶裡除了貧窮落後沒什麼特殊的，即使有“一帶一路”，也改變不了這種認知；也許會震驚，中國舉辦奧運、國足比賽、明星們開演唱會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在文革期間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死刑犯的槍決現場，發表《出身論》的遇羅克就是在這裡被槍決。當龐大的人群為了國足或某位搖滾明星頓足或歡呼時，他們並不知道腳下的土壤掩蓋著多濃的血跡。而作者在做的就是把北京體育場裡現下搖滾樂手們的演唱會和文革時期的槍決現場疊加在一起，重新建立起被抹去、被摧毀的歷史記憶。
張彥在中國. 照片由Ian Johnson提供。
這本書很難被單一歸類和定義，作者在敘事中雜糅了多種寫作方式，既呈現出記者寫作的紀實性，又融入了小說家所設計的戲劇性和現場感，同時又加入了一個歷史學者的學術性分析。它既是通俗、讓人享受的，也是嚴謹和沈重的。大而化之地看，本書在中文世界會被稱為紀實文學，而在西方英語世界，它會被看作一部非虛構作品。佔比並不尤其重的採訪內容被鑲嵌進作者精心涉及的敘事脈絡中，加上細緻的場景描寫，使得每章都像篇單獨的小說（當然讀者也許會說，這些人物故事本身就具有小說感）。作者的寫作具有強烈的現場感（英語世界非虛構寫作所強調的），讀者很容易就會被帶入當中，像讀通俗小說一樣享受它。同時，作者樂此不疲地在單篇人物故事之外，加入對中國歷史（例如河西走廊從秦漢至今的歷史和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早期史）和中國古代詩詞的解說（雖然對某些文學作品的闡釋可能會讓中國文學研究者覺得穿鑿附會）。作者無疑想在這本書裡實現很大的野心，他既像位小說家一樣呈現細節、完整的人物故事，又努力地把書中的人物放在整個中國史中，這使得本書的結構既擴散又統一。我們既在閱讀每個人的故事，又在閱讀這個國家的歷史，而這些人的故事也在創造、參與著歷史，並被作者寫進這個國家的歷史之中。
記者出身的張彥，在中國生活多年，在《華爾街日報》工作時，憑藉一系列中國報道，獲得了普立茲獎。他很早就開始關注中國民間社會，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實踐，這讓他的寫作擁有許多國外記者嫌少觸及的視角。張彥於2004年出版《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選取三位中國底層人物的故事，記述來自中國民間社會與團體的變革力量；2017年出版《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透過採訪中國的佛教、道教與基督教徒，以及傳統民俗的實踐者，作者在本書中記錄了中國普通民眾如何在政治高壓中進行日常宗教實踐。2023年出版的《星火》延續了張彥對民間變革力量的關注，不過，敘事的主角從民間團體轉向了個人。曾經的民間團體在共享同一時空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社群，這本書裡的個體借助互聯網在文字中建立遠程連接。這幾本書，也許會回答同樣在堅持普通人的生活的人的一個疑問——這些人/人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要選擇危險的一面，為什麼要主動地抗爭？——在希望渺茫的情況下。也許答案與每個人有關——因為這件事與“我”有關係。即使生活在高度集權化的社會裡，我們無法不面對一個個體存在的意義。
對一位中國讀者來說，從《野草》到《星火》，是一串尋找希望之作。作者在一團黑漆中，開鑿出希望，並向人們展示：希望，這是一種真實、具體存在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