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思想、追寻独立思考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新书首发讨论会摘要
编者按：1984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学者创办的《青年论坛》，以其敢于触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思想锋芒、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刮起一阵旋风，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并称为”一报一刊”。将近四十年之后，当年的主编李明华根据亲身经历和记录，访谈了当年的多位同事、作者和相关人士，撰写了这本书《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并于2023年11月由壹嘉出版出版。
本书概述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宏观舞台，梳理80年代中国思潮的发展脉络，对80年代思潮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理论反思，在此背景下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记叙了《青年论坛》的创办、发展、被整肃和最后停刊的经历，突出介绍80年代的众多知名的思想文化精英及其对《青年论坛》的支持，表现了80年代青年锐利的思想锋芒，激扬质朴的理想主义激情，和关切现实、改变现实的勇气与担当，同时还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对待《青年论坛》的复杂心态和表现。
1985年11月，《青年论坛》创刊周年纪念会代表
2024年2月24日，壹嘉出版主办的《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的新书首发讨论会在网络zoom举行，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主持讨论会；原《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记者高伐林特约主持，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学者徐友渔、作者胡平、学者罗慰年、学者柳红、德国媒体人Adrian Geiges 、作家傅志彬、自由撰稿人莫莱斯, 评论家张劲帆等十几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波士顿书评》精选讨论会部分发言，未经许可，禁止转发。
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各位嘉宾老师，各位参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参加《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的新书首发讨论会。
我是今天这场活动的主办方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首先我要感谢各位朋友抽出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来参加这场读书活动。能把这么多嘉宾老师和读者朋友在今天聚到一起的是什么？当然，首先是一本关于一份杂志的书，一份像流星一般灿烂，也如流星一般短暂的杂志。其次，这也是一本关于80年代的书。从书的正书名就能看出，八十年代在这本书中所占的分量。作者，也是青年论坛的主编，李明华老师，是将杂志在八十年代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的。甚至可以说，八十年代在这本书里，已经不是背景，而是与青年论坛一样，都是书的主角。我们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怀念当年的理想、激情和纯净，这本书里不缺这一切，我作为编辑，也是第一读者，读稿时读到热血贲张。但这本书里又不止这一切。李老师在书中还对八十年代的思潮和政治风云变幻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反思，在我个人看来，这一部分，以及书中所写的八十年代与《青年论坛》杂志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才是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
高伐林80年代在武大校园
高伐林：我是高伐林。谢谢壹嘉出版社刘雁女士和《青年论坛纪事》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华先生的信任，委托我来共同主持今天这个研讨座谈会。很荣幸与众多的旧雨新知在这个虚拟会议厅重逢，一起来回忆、讨论四十年前我们有幸参与的《青年论坛》的事业。
今天的嘉宾，刚才刘雁简单地说了一下，我感觉大体上是分两类：一类是当年曾经参与过《青年论坛》工作或者类似的工作，他们读李明华的回忆，也就是在重温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想必是感到很亲切。另一类年纪较轻，成长期已经是在《青年论坛》1987年被迫停刊之后，他们无缘接触《青年论坛》，是通过阅读李明华的回忆录来了解那段史实的。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观众、听众，我想一类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参与者、知情人，另外一类就是没有赶上那段岁月的更年轻的朋友。
在所有的与会者当中，恐怕我是最早认识李明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都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在中文系，李明华先生他当时在哲学系，但是我们都是校方办的学生刊物《大学生园地》的编辑，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明华王一鸣他们几个人筹备时，来到北京先找到陈东升、找到我，再去联络其他人，建立北京记者站，毕竟熟人就有基本的信任。不过当时我们有一个态度很明确：不要搞成武大帮，《青年论坛》并不是武大校友小圈子、同人刊物，应该搞五湖四海，应该去联系、去结识、去交往、去请教更多的有志于争取自由、有志于改革开放、有志于繁荣学术的青年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研讨会的嘉宾们，我很高兴，除了蔡崇国与我是来自武汉大学，其他的嘉宾都来自其他的大学。
有人曾经形容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患上了“集体青春迷狂症”。我读过诗人北岛的文章，当年他在北京办《今天》，每天人来人往，来了就干活，开饭时间一到，煮一大锅炸酱面，每人一碗。北岛说如果你问每个人，我相信都会告诉你，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青年论坛》的同仁们都有同样感受。我们今天的很多嘉宾——像徐友渔先生曾经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一员，他一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人的一生都有所谓的“高光时刻”，风云际会，参与《青年论坛》的时刻，大概就可以算我的高光时刻，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代表在东湖
徐友渔：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书寄给我以后，我花了一些时间细细看，心情非常激动，感到自己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下面几点感想，简单地谈一谈。
这本书最基本的价值是，它详细地记录了《青年论坛》从生到死的全过程，详细、全面、准确地把事情表达出来了。整个叙事是非常完整、连贯的，各个方面都表述得非常好。相当于软件方面的事，比如确定办刊方针，招聘编辑、校对、发行，硬件方面，从大到怎么得到办公室，小到怎么找到办公桌，都谈得非常具体，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得相当周详。看完这本书后对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有个非常详细、全面、准确的了解。这一点显然与作者的身份与经历有关系，他作为《青年论坛》的主编，方方面面的事，从指导思想、办刊方针，到组稿、审稿、出版，一直到争取复刊，每个方面都说得非常清晰，完整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青年论坛》的发行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在谈这一点的时候，作者显示出了既作为学者也作为当事人的深厚的功力和优势，因为要谈《青年论坛》在八十年代诞生的原因、社会氛围，所起的作用，就需要谈八十年代的整个气氛和社会思潮。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用了很大的力气来做这件事，做得很好。他谈八十年代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想的时候，面临着一些难题，即如何来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八十年代的各种思潮，这对一个人的学术修养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完整地表达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李明华表述得很好，他把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潮分成了五条线索：一，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二，以王若水为代表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三，当时最活跃的三个民间学术团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与世界》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所掀起的“文化热”；四，以刘晓波、《河殇》为代表的激烈地反传统的激进思潮；五，新儒家的文化情怀，以及一批主张复兴中华文化的学者倡导新儒家的势头。我专门研究过八十年代社会思潮，我觉得他总结得比较深刻和全面，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有助于读者理解《青年论坛》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
这不是一般的文化人和书生写的回忆录，他谈到自己的活动经历、谈到八十年代的文化现象时，是联系了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路线分歧与社会思潮的互相影响、互动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出作者有相当的政治素养。比如，书中谈到，当邓小平提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社会上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说法就多起来了，大家讨论得很热闹；一旦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谈异化、谈人道主义的声音就消沉下去了；朱厚泽主持谈“三宽”（宽厚、宽容、宽松）的时候，谈论自由主义、东西方文化比较这些问题又热闹起来。这一点实际上说明，他办杂志不只是单纯办杂志、搞文化，而是密切关注当时的社会风潮、政治动向、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他把这两个方面，也就是社会思潮、社会文化氛围与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写得很到位很准确。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体现出了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政治水平。
本书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是我非常赞赏的：作者认为，从《青年论坛》的产生到发展到消亡的整个过程说明了一点：在中国，启蒙还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业，启蒙思想的努力还是非常必要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在这一点上很有感想，稍微多说几句。我认为，这本书不只是记录了《青年论坛》的历程，不只是具有历史记录的意义，而且对未来还有另一种意义。我想强调一下：既然启蒙在中国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终有一天，启蒙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还会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这一方面说，这本书其实不只起到了承前的作用，还将起到启后的作用。在中国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思想发展是往往要中断，比方在谈到宪政民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胡适当初起了多大的作用，不知道张君劢、萧公权这些人做了很多努力，不知道张佛权有些什么样的精辟见解。我们的启蒙经常是从头开始、另起炉灶，没有传承的。我们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实际上，中国的学者、知识分子、文化人做了非常多的认真努力、非常有成效的努力，但是后面的人往往不知道，每一次运动都是从头再来。这是中国一个非常触目惊心、值得重视的现象。以后早晚有一天，启蒙还会提到中国思想文化的议事日程上来，那时候，如果再一次从头做起，再从文艺复兴谈起，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我觉得就太不合算了，我们至少可以从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从文化热谈起，谈到《青年论坛》的作用，它最后被扼杀，其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认为在这方面，它为未来的启蒙运动的重新发动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不只使后人了解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发展的，而且使人了解《青年论坛》的思想学术成果是什么，当年人们的思想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留下了那些可供继承的遗产，我们在这基础上再来发展，再来从事启蒙运动，就事半而功倍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这本书还展现出了作者的胸怀和眼光：他不但谈到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谈到了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思潮有哪些不足；他对八十年代思潮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不但对《青年论坛》杂志的功绩、贡献、社会影响、社会作用做了周到的陈述、分析，而且对其不足也作了反省。我们现在谈八十年代，除了那些思想比较左、比较保守的人以外，有些人把八十年代当作一个值得追忆的美梦，有些歌颂过头了，他们没有看到八十年代严峻的形势，充满了各种阻力和张力的情况。对此，李明华先生在这本书里写道，“整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并不是像一些思想史家所书写的那样，充满了阳光明媚、诗意盎然，也不仅仅是启蒙思想各个流派的此消彼长，这十年可以说是风云变幻，乍暖还寒，时而海阔天空，诸峰群起，时而整肃森严，众声寂静。”他对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氛围、整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做了这样一分为二的分析，就是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反对进步力量的一面，并不只是春光明媚的一面。这是他的反思的第一点，就是整个八十年代不只是阳光明媚的，暗流和反动潮流也在起作用。反思的第二点，是对八十年代的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指出了那些思想是多么宝贵，它们在哪些方面进行了突破，同时也指出八十年代主要思潮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留下的缺陷、问题、教训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比如他提到，八十年代的思想主流虽然是激情澎湃的，但是缺乏冷静的学理建树。知识界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但缺乏对现实的冷静、客观、理性、科学的分析。反思的第三点是， 他谈到了《青年论坛》对社会思潮的前进做出了哪些贡献，取得了哪些成就，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青年论坛》本身的不足，比如学养不够，分析不全面，还有好些东西都没有看到。在写这种值得大书特书，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时候，他不但进行正面的颂扬，而且对其不足提出了冷静的批判，这都是很好的。
“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戴晴在会上与读者交流（省统计局）
高伐林：下面一位发言者是《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要介绍起来呢也可以说很多，但是我只想说一句：他是《论言论自由》这篇文章的作者。这篇六万字的长文1979年首发于北京的民刊《沃土》，《青年论坛》是1986年——比《沃土》首发晚了七年——在1986年的七月号和九月号连载。 这篇长文还曾经发表于多个媒体，还收进了胡平先生自己的文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在《青年论坛》发表最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效果。我不知道胡平先生自己同不同意这个这个评判。 下面就请胡平先生发言 。
胡平：谢谢，谢谢高伐林先生，谢谢刘雁女士 。刚才友渔已经对这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概述。李明华这本书是我所读到的迄今为止关于八十年代思想史方面最好的一部论著，它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我想尤其是对年轻的一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特别向年轻一代 大力推荐这本书 。
李明华写这本书下了很大的功夫，至少十几年前他就开始写作这本书，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信件交往，我就看到过他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片段。这本书的 篇幅非常厚重，描述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大到整个时代的背景、中南海上层的一些所谓路线斗争，小到他们编辑部的一些日常的运作，从找房子一直到最后，在当局已经禁止销售这本杂志的时候，怎么样去巧妙地躲过当局的控制，尽可能地让已经印出的《青年论坛》继续送到读者手中，很多细节的描述。我们以前读到像这种回忆录性质的书，很少有这么完整从方方面面都谈到的。这个给人的印象特别深。所以他不是一个当事人，不是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沉淀，当然再加上本人的深厚的功力，我想他写不出这样的书。
关于《青年论坛》的创办，尽管它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但是它在中国八十年代思想界乃至于在中国的整个出版史上的地位，我以为是相当的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像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 ，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本书，我们当事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固然感到很亲切，我想对于后来的人，他们读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受益良多。这也就充分显示了《青年论坛》本身在中国尤其是当代的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我跟这本杂志的渊源很深，从最早《青年论坛》打算创办，在北京要成立记者站，我就和高伐林先生、季思聪还有远志明、吴学灿、陈东升几位 ，互相联系，后来蔡崇国又到了北京，当然其间李明华也来过北京，我们也见过面。在整个这个杂志过程中，我给他写过几篇文章，一篇关于什么是在八四年的那一期出的，就是关于什么道德问题的随想录，后来当然主要就是我那篇《论言论自由》，记得我把言论自由那个手稿交给李明华的时候，李明华当时就表示他一定要出，要把这个文章给发表出来，而且要全文发表。 那说来真是不容易，《青年论坛》每一期的字数也就是十二三万，我那篇文章六万多字，它分成两期发表，占了非常大的篇幅。而且就在 86年7月号九月号发表之后，紧接着就由北京记者站在北京举行了一场首都各界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座谈会，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也很多，包括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中国政法大学的杜鲁吉教授，还有工人出版社的何家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玲，他们都是交的书面发言。与会的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同一代人的这么一些朋友，包括陈子明，王军涛，包括 甘阳啊梁治平啊等等。 可是就是在这一期，这是86年11月出的， 那么紧接着没过多久，当局就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到了87年1月 ，《青年论坛》就被迫停刊。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美国，当得知《青年论坛》停刊的消息之后，当然心里也非常的难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收到过李明华的一封信， 他信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面对历史，我们问心无愧 。
李明华跟人接触，我想恐怕在座很多人跟他接触都有这个印象，一看他就是好学生出身，从小大概就是当学生干部，说话做事都显得很稳重，很老成持重。但是他的思想之锐利，做事之果断，而且富于冒险精神，乍一看你根本看不出来的。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行为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青年论坛》能够办得这么成功，我想跟作为主编的李明华在其中的贡献当然是不可磨灭。
当然《青年论坛》还有很多同事，我们也都是通过《青年论坛》就彼此成了朋友。《青年论坛》举行过很多大型学术活动，我自己参加过的就有85年3月在广州，和当时的华南师范学院共同举行的一个，就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 ；另外一次就是在85年，大概也是秋天吧，在武汉举行的，是和黑龙江的 《学习与探索》吧，跟那个杂志联合主办的一个“跨世纪中国”的研讨会，在武汉举行的。那次我们也去了。很多朋友。除了开座谈会之外、开研讨会之外，还在武汉很多大学做讲演等等，活动都非常成功。所以《青年论坛》在当时的年轻一代读者中间，在理论界、思想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李明华在书里也提到过，一般的那个时候， 每个省市都有社科院啊这一类的机构，都有自己的学术刊物，一般他们的订户不就是两三千左右，而《青年论坛》可以达到四五万，光是邮发量，通过邮寄的发行量就达五万之多 ，这还不包括零售。可见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
当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八十年代确实是我们充分地表达自己，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的这么一个时代。现在回想起来 刚才伐林也提到了什么“高光时代”，好像是个高光时代，不过你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遗憾：怎么高光时代就停在那儿呢？那就算高光时代了呢？本来应该，我们当时也期待着，中国的形势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能够真正的迎接一个有言论自由时代 ，一个有宪政民主的时代，可是今天，在四十年过去之后，今天中国面临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我们当时都很难预见到的。所以想到今天这个状况，就感到特别心酸，感到特别的沉重。
当然这本书它本身很有价值，《青年论坛》本身很有价值，但这本来只应该是在我们向前前进的时候的一个阶梯，我们本来应该走得更远、做得更成功，可是，结果我们遭受了很严重的挫折。 所以想到这一点，我心情就感到特别的沉重，也感到很有几分忧伤 。我们现在都已经都进入了所谓老年人的阶段了，但是我们当年追求的理想，现在比起当时还距离得更遥远。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只要一息尚存，还应该为我们的理想继续去奋斗， 我想这也是作为当年《青年论坛》的一个作者，多少也算是它的半个工作人员的一些感触。我就先讲这些，谢谢大家 。
高伐林：谢谢胡平先生的发言。我想起一段往事，就是当年您这篇大作《论言论自由》连载的时候，我接到1986年的七月号杂志就捏了一把汗，我就觉得怎么分成两节连载呢 ？这有多冒险？ 你六万多字的文章，上篇是两万多字，还有四万多字没发表，我也不知道这个李明华是打算分两期还是分三期，但是我想如果这个上篇登出来之后就激怒了某一位检查官，下令停刊整顿等等，后面的就出不来了，出不来怎么办呢？所以我当时是认为李明华真是很冒险。但是幸亏没有，很顺利地，有惊无险地，下篇也就出来了。
1985年11月，陈兵力在武汉市长吴官正（左）办公室
高伐林：下一位发言的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在李明华和同伴们正在为《青年论坛》的生存拼搏时，吴国光在《人民日报》评论部任职，后来升任主任编辑，他1986年8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正是胡平《论言论自由》出笼的日子。
吴国光：首先祝贺新书的出版！祝贺作者，也祝贺出版社。其次要澄清一下，刚才伐林说《人民日报》当年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是我写的，这个不是，当时我出差了，是另外一位同事写的。当时《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组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这篇之后其它都未能发出。当然我也写了其它的很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没有那么有名，这个不可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我注意到维基百科的介绍上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希望有朋友知道怎么操作的帮忙改一下。
今天非常高兴和这么多朋友在线上聚会，刚才听了两位兄长的发言也很受启发。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回忆八十年代呢？很明显，并不是一群八十年代的遗老遗少坐在这里“白首话玄宗” 。不是因为单纯的怀旧，不是仅仅因为对我们自己青春年代的怀念。如果是怀旧，那往往会有很大的偏见。我们这里很多人可能在毛泽东的时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但你看中国出版的大批的知青回忆是充满着对当时那样一个困苦而且非常不自由的生活的非常热烈的怀念的，我感觉这样的怀旧是把对自己青春生命的怀念和对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赞扬混为一谈，这显然不是我们这里要做的事情 。刚才伐林兄讲到，八零年代是我们这里很多人的个人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我想显然也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在那个时代有一定的作为，甚至少年得志等等。我认为，也不是因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现在中国经济上当然比那时繁荣了很多，但政治上的高压状态显然也比1980年代严重得多，因此不免会有年轻人认为“八十年代原来那么好啊”。我经常讲，其实八十年代没有那么理想 ，并不是中国将来应该有的一种理想状态，不是中国最好就处在八零年代就可以了。那不过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的一种历史进步的这么一个已经被推翻了的起点。
我的理解是：首先，八十年代是一个有思想的年代。出版社用“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来命名这个座谈会，来赞扬这本书，我觉得用得很准确。那个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赞扬人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个人有思想”。我是从山东乡下来到北京上大学的，我还记得，当暑假回到家乡和长辈聊起来，我说“那个人有思想”，一位长辈就说，你们这个形容词很奇怪，人都是有思想的嘛，什么叫“有思想”啊？我说，你说的这个“有思想”和我们讲的“有思想”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的“有思想”是说人的思维总是在活动状态的，你现在想吃一块肉，这也是有思想，对吧？我们讲的这个“有思想”，是指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我们知道，1960年代、197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年代，我们从这样一个年代中走出来，我们首先追求的就是获得自己的思考能力。 我还记得1970年代末《人民日报》还是哪里登过一篇杂文，好像是当时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宋振庭写的，标题叫作《还我头来》，要求把我的脑袋还给我。1980年代， 我们整个民族、首先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要求还给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我们看到，1980年代在这样一个主流下，人们会追寻人生的意义。本来毛泽东思想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已经规定了你的人生意义，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什么还要重新思考人生意义？1980年代对此有讨论，当然后来有一系列的各种讨论。《青年论坛》也是整个潮流中一个非常耀眼的有力量的浪潮 。
那时的潮流就是追寻思想、追寻独立思考。可是，这样的历史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被大大地压制甚至完全地删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1980年代的历史，基本上是被官方剪裁 、扭曲甚至歪曲了的历史。因此，我觉得，关于《青年论坛》的回忆的这本书的出版，最大的贡献就是呈现出和官方历史不一样的、民间存在的这样的独立的思想活动。官方历史可能会讲到比如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自发要求包产到户，也可能会讲到大量的下乡知青要求回城要求有工作。经济的层面 、社会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中国1980年代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这样的历史中共还不能完全抹杀，虽然会用它的那种逻辑来解释。但是，追求独立思想的历史，官方就非常忌惮，但李明华这本书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追循下去，可以看到，从1970年代末期地下刊物、民间刊物的出现，民间独立思考的浪潮一直是这样在那个年代延续下来的。这里在座的很多人，特别是四零年代出生的兄长，都是其中的参与者。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我想讲，八十年代有思想，那是什么样的思想？我认为就是多元思想。我们从毛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共产党的一元论中挣脱出来，追寻的不是某个唯一的真理，追寻的是多元的真理。实际上，我们看到，八零年代人们之所以有思想、有独立思想，就是因为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来认识世界，回答社会、人生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一种多元思想的局面，我觉得是八零年代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当然，当局在不断地试图用一元继续压制多元，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到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系列的举动，都是要压制多元思想。但是，那个时代的多元思想在马列主义传统之外开始呈现并持续发展。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当然是不断地追寻多元思想，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老三论”到“新三论”等等，不断地有新思潮涌进。我记得那时候北京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北京有青年女工要找对象，问对方“你都看什么书呢”？这个青年男工说，“我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这青年女工一下就被吸引了，说哎呀你了不起，那我就要求你送我一整套当时已经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当结婚彩礼。今天回头去看商务印书馆出的这套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如果是跨专业，可能很多青年学生不一定能看懂其中的很多论著，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是，那时候，青年女工青年男工也在追求这个东西，这是一种价值。在西方的多元思想进入中国的同时，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也生发了多元的解释。当年王若水先生用异化论、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苏绍智先生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颠覆马克思之后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这一切都表明，那时从所谓体制内到体制外都开始呈现一种多元的思想景象。
我觉得，多元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可贵。可贵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本来可以有信息的多元，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在政治上的强力压制，加上试图突出物质层面的东西来建立它的所谓合法性，越来越使人们的思维趋于一元。我痛感，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的整个思想状态的水准是越来越降低，思维的能力越来越差，思想的多元当然是越来越收缩了，今天就变成了两元对立。今天共产党想重新回到一元控制，这是非常难的，但是两元对立实际上也是一元论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两个一元，两个对立的一元。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喜欢讲“对立统一”。传统的老子思维强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是不能生万物的。说是两元的思维，实际上就是两极对立的一元思维：要么就是拥护共产党，要么就是反对共产党。其实反对共产党的人往往用共产党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用他的逻辑来讨论问题，这就使得我们突破共产党思想控制的努力变得更为艰难。大家都讲今天中国文革重现，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并没有要搞文革，习近平敢让大学生中学生自发组织红卫兵组织吗？习近平敢让你拿个油印机就印小报吗？他的文革只是一半的文革。那么，另一半的文革在哪里呢？就是在文革当中形成的那种一元的思维状态，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一切都是用这个来表态、站队、划线，不讲道理，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讨论问题。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中共体制的问题，但是不是也能挣脱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对此我们需要反省，反省怎样才能走出共产党的一元或两个一元相对立的那种思维方式。八零年代的思想潮流本来是可以走出这么一条道路的，但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来反而越走越窄，思想的多元状态越来越不存在了。
第三点，我想讲，在思想的领域也需要抗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总觉得1980年代很开明，不仅有邓小平很开明，还有胡耀邦、赵紫阳更加开明，所以我们才有那么一个时代。今天当习近平出现、大家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回头去怀念像江泽民那样一个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时代。实际上，这本书所呈现的1980年代的思想图景是更为准确的，准确就准确在它讲出了思想上民间抗争的力量，也讲出了当时民间结合体制内力量抗争的历程。如果没有这种抗争，那个体制是不会给你任何思想的自由度的，也不可能让多元思想存在。所以，1980年代的思想自由、多元思潮，哪怕是有限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当然还有后来中国物质的、财富的发展，既不是邓小平赐予的，也不是胡德平赐予的，而是有胡平、高伐林这些人在那里做这个事情，他们可以利用胡德平的力量。胡德平有自由思想 ，他们当然就要结合他的力量，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儿子就排斥他。我觉得今天应该也还是采取这种态度，但是，也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邓小平、胡德平们才能把中国的自由思想、多元思想推向前进，不要因此放弃了民间抗争。
最后还想讲一点：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特点，就是参与了历史事件的人原原本本地把历史呈现出来 。我觉得，今天要还想开启多元思想的潮流，就要努力去打破共产党所书写的官方历史，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历史写下来，而你 这个历史应该是有独立思考的历史。你如果只是按照共产党的官方语言把自己的每日生活记述下来，我觉得这没什么价值。实际上，过去一些年里，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前那二十年中，中国有一个非常热的潮流，就是民间自己写回忆录、出版自己个人的历史。但是，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看了很多这样的回忆和历史，相当失望。还不要讲独立思考，就是真正忠实记述下个人的生活细节，没有被中共概念所污染的那种生活细节，这还是比较少的，可能占到百分之一二十就相当不错了。我想讲，我们每个人有兴趣有能力去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首要是要记下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思考什么呢？不一定是思考什么战争啊中美关系啊这样的大题目，而是首先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按照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思考，而不是按照共产党给你塑造的那种形式去思考。当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内心时，我觉得就有可能打破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因此也一定会呈现出多元思想，因为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自己的生活和内心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是抗拒党国政权强加给你的那些所谓生命意义，抗拒那样一个党国政权所书写的一元化的历史。通过你对自己日常所作所为和生命意义的思考，来抗拒在个人生活当中是物欲横流、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到公共生活当中就是欺瞒拐骗，充满了卑鄙，要么娱乐至死要么空话连篇，那样一种生命状态。这样书写你作为一个“个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一个“人”的历史。人是什么？我们常会引用一句名言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你尽管脆弱如芦苇，但是作为人你会思想。如果你不能以独立的思想面对自己的生活呢？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思考某些宏大问题，你就思考你自己面对的这样一种平庸的生活就可以了：想想你遇到了什么，从中可以发掘出什么意义。白纸运动的起因，应该就是那些青年发现他们每日每时的生活是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制度的迫害的；你不一定要求政治权利，但是你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迫害。当你思考这些的时候，你不仅能够找到你自己生命的意义，你也会知道，就是今天中国的这样一套极权主义制度使我们每个人失去了做人的意义 。
李锐题字送书给《青年论坛》（1986年1月）
高伐林：下面，请蔡崇国先生发言。现在常住法国的蔡崇国先生，当年是《青年论坛》杂志社副社长，还是第一副社长，担负了相当繁重的行政事务，这都属于幕后活动，一般读者并不知晓。当时《青年论坛》的读者知道“沉扬”这位作者，写出了《论一九五七年》《论一九六六年》，还有关于《毛泽东晚年与文化大革命》，等等。“沉扬”就是蔡崇国的笔名，他当年30岁。
蔡崇国：我刚才听了友渔说的，还有国光和胡平都讲得非常好。 首先是觉得出这本书真是不容易，很棒。然后我就觉得刚才胡平评价李明华真的是非常准确，他看起来非常稳重，一副书生样，但是一到关键时刻，他的勇敢他的果断，而且那么多年之后他又写了这本书。他的这种勇敢这种顽强，真是叫人佩服。
友渔刚才提到了一些，就是《青年论坛》这些文章，他的局限、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前不久也回看了几期，其实除了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还有几篇文章以外，大部分的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高的质量。所以我记得我们当年开会的时候，经常为约稿发愁，找谁？所以我们最后就要去建立记者站。
刚才高伐林、胡平讲了，陈东升（领导的北京记者站）那时是我们《青年论坛》在外最强有力的记者站，我们叫做第二编辑部，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就经常是比在武汉的总部起的作用更大。另外我要顺便提一下，我这个第一副社长其实当了没几天，湖北社会科学院不同意，因为我不是湖北社会科学院的人。但是我们是一起讨论，一起策划。从一开始……
我还没看李明华写的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他说过《青年论坛》的创办过程 。我要说的是第一个就是 ，不要夸张当时的各级领导的开放程度，《青年论坛》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年多，而且很大胆，一方面是当时的各级领导，从上面的，我们其实跟胡耀邦完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跟胡德平，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跟朋友说的， 他其实是很天真很淳朴的一个人，只要是改革他都支持，所以，我们在一次座谈会上遇见的，我当时有一个发言很大胆，我就是反对清理“三种人”，我就是说，现在是要改革开放，一些老革命他们思想很陈旧，恰恰需要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来推动改革开放，你搞清理“三种人”，又搞运动式的，这个挺不好。胡德平他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又约了，我、李明华和王一鸣，当时社长，我们去了胡德平住的地方。胡德平住东湖宾馆，毛泽东每次到武汉来就住东湖宾馆，胡德平当时住的就是当年毛泽东住的那间房。我们就谈，胡德平说到，他要把我们《青年论坛》办成当年的《新青年》，那胆子比我们还大。而且，他就说他有一篇早已写好的《为自由鸣炮》这篇文章，他给我们在创刊上发表。其实胡德平这篇文章《为自由鸣炮》，它的内容很陈旧，基本上就是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是他这个题目真是很轰动，它其实就为我们后来胡平发表《论言论自由》，以及后来再加上邓朴方发了发了一篇文章为人道主义张目，都为后来朱厚泽提的、还有胡启立提的创作自由，都打了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把在创刊号上就把这篇文章发了。
那么，除了这个题目轰动以外他还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湖北省委宣传部包括中宣部，他们都以为胡德平支持那就是胡耀邦支持，对吧？那么湖北省委和湖北省委宣传部、包括中宣部，他们就觉得没有责任了，是胡德平、胡耀邦在管。而这个胡德平他基本上是撒手让我们做的，所以我们《青年论坛》的这种勇敢、这种开放，实际上就和中宣部以及湖北省委，他们可以卸责，他们觉得这个是胡耀邦系统的直接干预，他们不好干预，所以我们是打了一个体制上的空缺，这是《青年论坛》很大胆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李明华。具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当时要申请经费，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批了五万块钱，我就是拿着钱运录批的五万块钱去了湖北省财政厅，把那个钱批下来的。我就看到钱运录的批文，是说《青年论坛》得到胡德平同志的支持， 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我还跟李明华开玩笑，我说胡德平当时只是中央整党委员会驻湖北联络站的一个副站长吧 ，这个省委书记怎么这么听他的话？所以钱运录他们很支持、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很支持，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开放，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追求什么新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胡德平在那里支持，就是整个各级领导，在我们湖北，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包括湖北社科院。所以真的是不能够高估当时的基层干部的从上到下的那种开放程度。这一点我在写《论1957年》的时候特别体会到。我本来就是说不用笔名，用真名的，后来大家都建议说，今后的路还很艰难，我们起笔名，为了安全，对吧， 那么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了笔名）。邓力群特别不高兴这篇文章，其中一个我讲到，中国共产党它其实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党，然后去打仗是吧，所以农民和军队的思维来指导现代化，它其实就是五七年反右的一个根源之一。其实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非常明显，那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体会到的是，各级干部他们基本上还是一个一元化的军队干部搞运动的方式搞改革开放，这是共产党基本结构。所以说，从这点出发，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很弱的。我记得八六年，朱厚泽带着贾春旺，还有中宣部的几个副部长，专门来《青年论坛》来看我们，因为邓力群揪住我的几篇文章不放，然后邓力群和胡耀邦的矛盾似乎 激化，所以中宣部专门到这个 湖北武汉《青年论坛》的所在地来探望我们、支持我们，对我个人也表示支持。然后晚上，我们在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座谈会，朱厚泽，还有湖北的邓晓芒啊郭齐勇啊那些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了座谈会，朱厚泽就问大家，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大家要献计献策。朱厚泽真是很棒。 但是在座的人就开始跟朱厚泽谈康德啊谈黑格尔啊吧谈萨特啊，谈得非常抽象，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社会有什么问题，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走，大家确实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当时也开玩笑，我们都希望民主都希望参政，真的给我们机会参政，我们 既对中国社会不了解 ，也对行政系统的运作也不了解，也对西方的各种政治和行政、社会治理的理论一无所知，给我们机会，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和政治运作的一种脱节，所以朱厚泽跟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真的要大家所谓献计献策的时候，大家无话可讲，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幼稚，在八十年代在理论上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确实是比现在，和现在比起来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就更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第一次成为官方的东西，是一件大事。，我老记得那时官方的提法开始是陈云的那一套，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经过反复政论，80年代中期，陈云教条终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我们非常开心。在李明华家里讨论，我们整天就在那里观望政治气候，担心青年论坛，担心我们的命运。但说实话，我们大家都知道，80年代没有今天这样多的私人企业，更没有这样一个企业家阶层，没有这样多的外资企业。其实九十年代到2000年以后，大量的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著作都翻译到中国来了，而在八十年代就没有这样雄厚的知识基础，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和今天比起来是远远不足的。那时从上到下，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象为一个完美的体制和理想社会，是接近天堂的玫瑰园；好像是我们替代共产主义空想、乌托邦的另一个乌托邦。大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理想化。八十年代的人以为，中国只要走向市场经济，只要搞改革开放，一定会实现民主化，一定会繁荣，他根本没有预计到后来的种种问题，像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平等，腐败大家都多少意识到，对吧，然后国力强盛富裕了以后他要和西方叫板，要雪百年之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民族主义，尤其是共产党，我刚才说的，他们整个思维方式，他们的干部组成结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使他们很难容忍言论自由，很难容忍党外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在八十年代各级干部们根本是，包括知识分子， 根本没有预计到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矛盾会更尖锐， 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以后，更和这个体制、和共产党的文化会形成尖锐的冲突，八十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类似于一种对空想的追求，这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幼稚之处。所以说，我想的比较多的还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天真。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有预感，我在《论毛泽东》和《论文化大革命》里讲文化革命的起源的时候，就特别讲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想化，以为那是走向天堂的一个玫瑰园，后来八九年呈现的历史比我们当时预想的还要更残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比八十年代现在要成熟得多了。
与《新观察》主编戈扬合影，左起：王一鸣，戈扬，李明华（1986年1月25日）
高伐林：张劲帆先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华文教育工作者 。刚才胡平先生也提到了、我也读过，就是张劲帆写了一部有关《青年论坛》的长篇报告文学，叫《艰难的甦醒》， 这个长文我看的是网上的电子版，是李明华先生发给我的，而且我相信李明华先生在写《青年论坛纪事》这本书的时候也参考了这篇长篇报告文学。
张劲帆：很高兴有机会与这么多令我尊敬的学界大咖同台发言。首先祝贺李明华的新著出版！我还没有看到这部书，但是早就知道他在写，他尝试过在国内发表，却无法发表。我和李明华的以及《青年论坛》的缘分不浅。我们是同事和朋友，我在1989年完成了一部介绍青年论坛从创刊到停刊全过程的报告文学，我就谈一下我写这个长篇报告文学的经历吧。
我先后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室、科研处和文学研究所工作， 与李明华、王绍培等那些编辑都是同事，平常经常见面，关系挺不错的。我虽然没有介入到他们的工作中，但是对他们的整个办刊过程经常是可以耳闻目睹，看到他们很辛苦地在那里操劳工作，看到《青年论坛》一步步地成长起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举办的很多活动，我有机会也都参加了，像“跨世纪的中国研讨会”什么的。平常有时候在饭堂里碰到他们，或者在他们家里头聊聊天，这种事情是经常的，了解到很多情况，所以就觉得应该把他们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这段历史很有意义。《青年论坛》停刊以后，我就决心写一部反映他们全过程的报告文学，于是对很多人进行了采访，除了编辑部这些人，还有他们的一些作者，有一些是外地的，我利用外地出差的机会，访问过一些外地的作者和记者站站长。采访对象也包括湖北社科院的领导，像院长夏振坤，主要是夏振坤，还有秘书长李文澜，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哲学所的所长李步楼等等。对同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和说法。我都如实记录下来，保存下很多原始资料，在我的作品的每一章的最后部分都集中展示多人不同说法，可以比较立体地审视这个事件。我把这个作品写出来以后，当时投给好几个大型杂志询问发表意向。那时候国内报告文学还是比较火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时候有过一个叫“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全国多家杂志参与。
稿子投出去以后，江西省的《百花洲》杂志有一个编辑叫做钱宏，亲自直接赶到我们湖北社科院来找我，把这个稿直接拿过去了。他看过以后就说他们确定要登， 我完稿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份了，还不到520颁布戒严令。结果呢，拿过去不久戒严令就发布了，我就知道这个是肯定发不出来了。不久就发生了“六四”事件，我就通知他说这个就不要发了，因为我当时也正在办出国留学，如果发表出来我肯定出不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出国了。在这之前我曾经跟社科院院长夏重坤说过我要发这个东西，他没有看我的全文，我大致地跟他讲了一下，他就警告我说：你如果要发这个东西，我们就把你告上法庭 。其实文中我对他还是采取了比较理解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中共官员，如果发出这种东西肯定会对他不利。
我出国以后忙于生存、工作和学习，就没有机会把这个东西发表出来，而且我出国时不敢把这个稿子带出来，这个稿子很厚，十万字嘛，当时没有电子版本，都是手写稿，大概差不多有两寸厚吧。稿子就留在我家里。我1990年出国，一直到1995年 我拿到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身份以后才回国，这时候才把这个稿子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在海外很难找到能发这么长作品的地方， 我就把稿子缩写成差不多八千字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10月号香港《争鸣》杂志上。后来我问过李明华看到没有，他说他在国内从什么渠道也看到过这篇文章。再后来到2011年5月我把全文发在澳华文学网上（https://www.aucnln.com/article_3017.htm），这时候才有一些读者能读到全文。有朋友转告我说胡平先生也读到了并表示肯定。
我很快就将把它正式出版为纸质书，也有电子书，这个月就要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能够看到这本书、购买这个书。不容易，一个作品耽搁了三十多年，但是中国的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改观。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华人评论家叫做何与怀，在座的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他看过我的稿子后评论说：很多人忽视了张劲帆早在八十年代就写了这个长篇报告文学，这个报告文学有一个令人惊叹的高起点，今后当人们谈论中国的出版史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提到这部作品，这个作品会在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一笔。
我这个作品，因为是报告文学，它有很多细节，不光是事件的描述，这中间有很多文学性的描写，结构上也是有穿插时空的写法，我希望出来以后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就说这么多，谢谢高伐林先生，我们过去有几面之缘 ，很高兴您也把我这个作品的摘要发在明镜网上，感谢！
高伐林：谢谢劲帆先生，我们也期待着读到您的纸质本的《艰难的苏醒》。还是用这个书名吗？
张劲帆：它收在我的一个非虚构文学作品集里面，这个作品集有二十多万字，书名就采用了这篇长篇报告文学的题目“艰难的苏醒”，副标题是“张劲帆非虚构文学作品集”，除了这篇，还有我的一些其他纪实文学作品，但这篇占了一半的篇幅。
李铁映写给《青年论坛》的信（1985年1月15日）
高伐林：好，谢谢，我们有机会一定会拜读。下一位发言是Adrian Geiges，佳杰思，这是一位出生在瑞士巴塞尔的德国媒体人。关于佳杰思先生，他有一段经历，是我们中国的同龄人听起来感到很熟悉的：青年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偷渡东德，还去过俄罗斯、去过古巴、去过越南、去过中国。后来担任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的首席记者，常驻北京，当过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的古纳亚中国区的CEO 。我听说，但没有读过他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愤青岁月》，中文版是由中国的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去年还是前年，又出了关于中国领导人的著作。这书成为德国的畅销书，还译成了多种文字。
佳杰思：谢谢，你介绍的非常好。大家好，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参加这个活动。我的发音达不到你们的水平，我的中文说的不好，我能听懂你们的话，我希望你们也能听懂我的话。
李明华的书非常有意思，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它对我有意思。因为李明华出版《青年论坛》的时候，我第一次到中国，那是1986年，我那时是一个年轻的德国新闻记者。我那次在中国呆了两个月，去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在那里见到很多年轻的 中国人。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青年论坛》的读者，但是我记得他们有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有《青年论坛》的影响。他们很开放，他们在路上跟我说话聊天，想练习他们的英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青年论坛》的读者，但也许他们的老师、朋友有《青年论坛》的读者，所以我觉得这份杂志不只是对知识分子有影响，对普通青年人也有影响。
那时候的气氛跟现在很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共青团安排我这个新闻记者的旅游，他们没有怎么控制我。那时我一个人在北京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坐火车到承德。同时，1987、1988年我常常去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我感觉那个时候在中国比苏联有更多的自由，在苏联他们非常控制我的工作，我一个人去一个迪斯科舞厅以后，他们说，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迪斯科舞厅，没有报告我们？而在中国就没有这种感觉，那时候非常开放。当然那时候经济还没有发展，但是对别的思想，对外国人、西方人的想法非常开放。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在香港住了一年。那次我在香港采访了中国的女演员巩俐。她说她希望将来不是香港跟大陆一样，而是大陆跟香港一样。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香港变得跟大陆一样。两个月前，新年前后我刚刚去过香港，我发现现在的香港人对政治非常敏感和小心，谈到敏感话题时都会一对一地单独谈，很小心地不让别人听见。
像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不想让别人听见这跟1997年香港的情况是非常大的变化。
您刚刚提到，2021年在德国出版了我写的关于习的书，”全球最有权力的人“，这本书是德国的畅销书，已经出版了包括英文、西班牙文、瑞典文等多种版本。。我们那时候也准备在孔子学院举办读书活动，你们可能不太喜欢孔子学院，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那里有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去参加活动。最感慨的是，德国孔子学院同意做这个活动，都安排好了以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给他们压力，他们不得不在活动开始三天前取消活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威胁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而且威胁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同意刚才一个朋友说的，希望中国年轻人可以去读李明华这本《青年论坛纪事》，这非常重要。那个时候的经济还没有现在好，但那时候关于政治的改革，关于言论自由等等有很好的发展，很可惜现在没能继续下去，我觉得让中国年轻人知道那个时候的事情，知道《青年论坛》杂志，非常重要。这就是我想说的话，谢谢大家，谢谢！
1985年1月25日，省委秘书长吕乃强召开《青年论坛》座谈会，代表省委表示支持。左起：胡德平，吕乃强，李明华
高伐林：下一位嘉宾是学者、作家柳红女士。柳红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的工业经济系，现在是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候选人。著有《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还著有《吴敬琏》。
柳红：大家好。今天凌晨李明华先生给我发了一个元宵节的问候，然后我早上跟他说：“维也纳今天阳光灿烂 ，元宵节快乐，今晚见。”但是没想到他今天晚上没能参加。所以刚刚听到你们这样讲，我觉得好像有种悲凉感，也可以说是悲壮感吧。这好像是一种隐喻，《青年论坛》的命运还在延续，将近四十年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命运的延续，更凸显了李明华的书写和出版的价值。
前面几位兄长讲的内容，有些也是我想讲的点，尽量节省时间，凡是重复的就跨过去。
据我所知，现在有不少人在做八十年代的历史记述和研究，有些已经出来了，更多的在进展过程中；还有写好了，搁着在。水面之下已经有了一个潜在的八十年代学术圈、研究圈，如果我们能多一点机会让这些人和研究浮出来，交流、碰撞，彼此砥砺，会有助于民间的，独立的八十年代研究。除了抓紧时间采集和书写“当身历史”（高王凌语），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我们怎么解释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触发了一件又一件事的发生，它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李明华基本上穷尽了与《青年论坛》有关的所有资料，原始文件，会议记录、对话，当事人回忆，旁人评论、研究等等，非常宝贵。因而这是一部详实的《纪事》。并且对文本以不同主题做了统计分析，比如在全部14期刊物中有八期包含“自由”的题目，专论自由，书中引用了钱理群先生的一个研究，那是未刊稿。钱先生抓住了《青年论坛》的自由之魂。直陈“自由”，确实是《青年论坛》特别鲜明的一个特征。对于八十年代改革，大家常说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其实就是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之争，而《青年论坛》恰恰就在这个争议的焦点之上，所以它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八十年代样本 。
《青年论坛》有它得天独厚的地方，胡德平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他，使得编辑部成为一个正式机构，有几个人的编制，也有比较实的、直接的主管单位。这与八十年代其他几个青年人创办的编辑部不大一样，比如像“走向未来”和其他丛书，像经济学界的《中青年经济论坛》等等。但它虽然有编制，还是接纳了“外部人”，一部两制，一个编辑部两个体制，有的人处在体制外，这就构成它非正式的部分。所以《青年论坛》编辑部的“建制”是有些特殊的。在做事的方式上，它与那个时代青年知识群落又有很多共同之处、相似之处，那就是自组织、建立网络。编辑部通过记者站、通过私人关系，包括和改革阵营中的老辈知识人之间联络，赢得他们的支持；还有研讨会。这些都使得《青年论坛》这个在武汉的编辑部得以建立起全国的网络。
我喜欢书里对细节的记述，这些细节把那个时代的风貌给体现出来了，比如说朱厚泽在武汉，那一天他跑了四个地儿，直到半夜12点还在《青年论坛》开会；还有就是在讲到1987年第一期刊物要被收回的一节，那种情绪、那种紧张，时间节奏的把握，每个人物的表现、动作，有现场还原感，读的时候非常触动。
这里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一种是当时非常开明的官员的做派，另一种是一有风吹草动，老一套就迅速各就各位。那种结构性的宰制方式，是本能的反应机制。我留意了夏振坤这个人物。他曾经是右派，似乎应该是思想更开放，做事更有勇气。然而他是那样的表现。前不久淘了一本旧书《时代的回响：新中国武汉地区社会科学述评》。里面恰好有夏振坤的回忆。他讲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实自己早在这之前一年就提出了什么，表示自己思想很开明、理论走在前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不同面向。
这本书唤起这样的记忆，“青年”这个名号在八十年代具有号召力。刊名就叫“青年论坛”，规定作者年龄不超过四十岁，实际作者最小的只有19岁。每期的“前辈寄语”或寄语前辈，体现了老辈知识人对青年的欣赏、扶持，彼此一起来营造改革的环境，形成进步的力量。某次李锐给黎澍打电话，他从中牵线，想让黎澍见见来访的李明华等人。特别提及“最近胡乔木对《青年论坛》说闲话了”。从这种连通互动中，也可以看到老辈自由派知识人或官员阶层中人与青年的关系。他们也需要青年人作为同盟，彼此助力。
它也提示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角力，在前台我们看到的好像更大程度是发生在延安士林之间，比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李锐等等。他们之间的较劲儿、争锋，有时将注意力放在青年身上，一边是呼朋引类地支持；一边是平常挑刺儿，遇事取缔。双方都将青年事业作为增强自己或削弱对方的一股力量。这种复杂性我们越来越看到了。
明华兄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他对人充满善意。他没有用主观的价值评价来说人，只是用事实说话。还有就是他的反思精神。刚才好几位都讲到了这一点。比较突出的是说及激进主义倾向。有一个例子特别反映当时的情势和背景。书中319页，朱厚泽在武汉和《青年论坛》座谈会上说，我知道你们想改革，我们也很急，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我们这些人不是成竹在胸，只能在探索中前进，我们这些人要那个威望干什么啊。他这番话透出了当时党内改革派面临的困难处境，大家都着急，可能都意识到了改革是有窗口期的，怕它关上，要急忙地择路。
前几天恰好与一位八十年代参与改革的当时的青年经济学家交流对一些故人故事的看法，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说：“看看现在就能知道他们当年决心改革时遇到的阻力有多大，他们那一代人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想到我们这一代人败下阵来，惭愧呀。”他说，“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四个坚持，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是他们的成功经验，可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却是失败的教训。老一代能用实事求是来克服经验中错误的部分，我们这一代却丧失了这种能力。”虽然我想我不一定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我想的和他想的有出入，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书中提及《青年论坛》发表的两篇文章给我印象比较深，一是冯仑的，他写到“隔断权力与财富分配的联系”；再有是许苏民讲“启蒙者和改革者若不能脱尽做官发财和一阔脸就变的士大夫气质，一切改革都没有希望。”当时的青年知识精英，应该说是占了先机的。在九十年代往后，留在大陆的，无论经商、学界、当官，都不乏得利得位者，那么他们怎么想自己在八十年代前后的选择，这代人对于后来的变化有什么责任？比如冯仑，地产商人，必然纠缠于权力和财富之间，早前他提出要阻断这个联系，在后来的实际中是如何取舍呢？当然这里我并不是苛求，只不过恰好遇到这个作者的例子。
当谈起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时候，有表功的，也有诿过的，但是理性的反思确实缺乏。痛定思痛，究竟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有感于科尔奈前几年写的那篇文章，他自我批评，对造成中国变成这样一个monster，自己有什么样的责任。他说到1985年受邀来中国开会，参与过咨询意见等等。连他这样一个外部人，与中国只有很短的交往，都有反思，遑论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令人尊敬的。
创刊周年纪念会代表在黄鹤楼
高伐林：下一位嘉宾是自由撰稿人莫莱斯。著有《韭菜与镰刀——社会两极化时代的思考》。
莫莱斯：感谢刘雁老师的邀请，前面的各位前辈讲得都很好。我是晚辈，八十年代我还在上小学，所以严格来说，对那个年代来说我不算参与者，我顶多算一个旁观者，所以就个人感受谈一谈我对八十年代的理解。
七十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所以当时大家的思想，整个的精神面貌还是积极向上的。因为国门刚刚打开，国内思想界开始跟世界接轨，有很多启蒙主义的思潮和对文革的反思。当政者对思想界的管控也有些许的一些松动，同时民间也有政治改革的呼声，但是这一切都非常短暂，到了八九年镇压之后就戛然而止。八九之后对思想界的控制就一步一步加强，越来越严。到了习时代就基本上跟八十年代的开放程度没有办法可以相提并论了。
八十年代号称是“理想主义的年代”，文革结束之后需要开始改革开放，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说要解放思想。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否定毛的一元思想体系，否定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要搞经济建设。八十年代初开始，经济上开始放开一点，随后就出现了很多思潮包括文化热、哲学热等。商务印书馆从那个时候开始，出了一整套汉译世界名著，出了很多的系列，颜色很素的那种，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系列。
八十年代初虽然有有限的思想开放，但是同时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包括83年在思想领域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社会治安方面，开展了严打运动。严打运动，很多小罪都判的很重，缺少必要的法律程序，处理手段很粗暴，也杀了不少人。没有具体的官方数字，判死刑的有上万人。到八六年底，因为这批判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因为闹学潮所以导致耀邦下台。 然后到1988年有价格闯关，导致物价飞涨，这个大家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大家都抢购各种各样的商品，导致民间的意见很大。这些都是当年比较负面的东西。不过总体而言，当时的管制还是没有现在管制严，现在这个大数据，人走到哪儿都会被跟踪，一举一动都被当局了如指掌，当年的技术手段还达不到这种情况，所以还是有一些有限的自由吧 。举一个例子，当年方励之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讲这个天体物理的科普文章，讲广义相对论，然后胡乔木看到以后就说，我不懂天体物理，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反马列主义的。说明当时在思想界，意识形态管控还是无处不在的。
下面简简单的谈一下当年的各种思潮。可能不全面，简单的列举一二点。
第一是精神文明封闭论，认为西方的文明仅仅是物质文明，而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道和体，而西方文明是器和用，道和体统帅器和用，其主旨是要0坚持这个几千年来的老传统和几十年来的新传统。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再厉害，但我们的老传统才是身心性命的根本和国脉之所系，所以不能动摇，所以要筑起一套严格的精神防线，抵御外来精神文化的污染，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防止和平演变。
第二种就是全盘西化论，因为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兴起过存在主义热和早期的人文主义热，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对西方技术文化的崇拜和未来主义热，到八十年代后期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热。在这一波一波的对西方思潮的膜拜中，一些人就重新打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我们知道第一次全盘西化的提出是在五四时期，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些知识分子觉得我们各个方面落后，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根本上就不行，这个传统文化就是不可能滋生出民主自由的土壤，所以应该全面抛弃传统文化，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拢。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晓波，提出了中国被殖民三百年还不够，当年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还有包括苏晓康和远志明，以及厉以宁等人，撰稿的一部六集纪录片叫《河殇》。河殇全面反思黄土文明，要拥抱西方的蓝色文明，它就是对传统批判比较厉害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推广这部纪录片，也成为了赵紫阳的罪状之一，在六四之后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第三种是新儒学，可以说是对文革期间批孔的一种反动，要求重建儒家的伦理和中国的文化精神，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梁漱溟在批孔运动中就坚持只批林不批孔。文革之后，以他为代表的一群人就决定要求重建儒家伦理和中国文化。文革过后，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加强，海外的一些儒学的学者也经常会回国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杜维明。他们强调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要进行第三次大的整合，前面已经经历过两次大的整合，第三次就是八十年代，要重返儒学根本，开科学民主之心，要把儒学作为建构当代与未来精神文明的核心。当然后来这种新儒学思潮起了一阵以后，也是遭到各方面的一些质疑，包括像王小波，他也觉得这个中国的儒学自身的这些思辨的思维，是不能产生科学民主这些的根本。
最后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西体中用论，当然不像第一种那样严格抵御西方文明精神污染，西体中用就是说，要重新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出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有点像现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破灭以后，大家要寻找一个精神支柱，所以现在就提出还是要重建传统文明，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家国一体，要忠君报国。在经济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要搞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以儒家为本体的资本主义，或者官是僚资本主义，政治方面比较向封建体制靠拢，但是经济方面要搞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比较怪异组合方式，即所谓的中国模式，政治管制加经济自由。前两年大家都说中国模式可能会取代西方民主文明，但是这两年随着中国经济下滑，可能现在提中国模式的人也不多了。
文学创作方面，八十年代有对文革的一些反思，出现了伤痕文学或者朦胧诗，还有很多到现在还有影响力的一批很著名的诗人，包括北岛、顾城、舒婷这些人。当然也有一些很怪异的伪科学的东西，比方说有气功热，全民都在练功，看过一些照片挺有意思的，有些人顶着锅吸收外太空来的气 。
在文学作品方面有出现了很多反思的共产党政策的作品，
比较典型的有《芙蓉镇》，讲一个个体户，刘晓庆演的那个胡玉音，因为挣了钱，所以遭到党的代表人物叫李国香对她进行整肃，然后她后来生意做不成了，被迫嫁给右派秦书田 ，电影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党怎么整这些先富起来的个体户。最后文革结束了， 那个李国香也失势了，然后她的一个打手王秋赦敲个破锣在街上喊，运动了！当时那个还是挺震撼的，后来出了画外音说，说不好过几年运动还会再回来。现在反正历史就是一种轮回吧，可能看当年的东西，当年觉得是预言的话，现在可能他也不一定是预言了。
另外一个挺有名的电影是牧马人，这个电影我觉得立意就比较低一点，怎么说呢，主要思想就是 “纵使他虐我千百遍，我依然待他如初恋”的感觉，有点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党怎么打我，我对党的忠心是不变的。
影视作品里边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些电视剧，比方说《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它们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作品，当时这种题材是可以在电视上演的。《编辑部的故事》里边有个角色叫牛大姐，明着姓牛，其实姓马，就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婆。大家天天调侃她，她天天喊口号，意识形态挂帅，但是业务能力又不怎么行，就成为大家调侃的对象。
另外一个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也挺有意思的，它的主角是老干部傅明，整个剧集就是在调侃他 这个天天打官腔的，这是文艺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以“孙子辈”的角度来解构革命前辈，对他们这种话语体系进行调侃和消解，所以说是一种对这种老牌意识形态的反反制或者反反动吧。最终所有的角色，包括那位爷爷，都是对八十年代前的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戏谑。
总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带来了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一些推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控制依然存在，所以也没有太开放。稍微有一点改变的诉求，就激发了官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所有的创作都是在有限的自由里面跳舞，有些题材还可以触碰的，但是总体大环境还是要比当今中国更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