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华 | 逝去的年代铭刻于记忆中
序《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
編者按：从1984年11月到1987年1月，《青年论坛》总共出版了14期，跨了4个年头。这本杂志命运坎坷，风雨浮沉，见证了80年代的潮起潮落、风云流变，是研究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标本，值得铭记。它的思想光辉，会记载在时代的史册上。本文為《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作者自序，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界诸家蜂起、激情澎湃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人性苏醒、青春焕发的时代。我们今天研究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潮，对于延续启蒙担当、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紧接着开始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成为一代人的呼声。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曾经被“革命”、集权、恐惧所禁锢的思想，像岩浆找到出口，在80年代喷射而出。就像胡风在1949年为新中国的成立充满激情地写的长诗《时间开始了！》，80年代的人们也是这样激动：时间开始了！的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社会转折，专制集权、领袖一尊、人人自危、红色恐怖的时代骤然崩塌，一个自由探索真理、追求个性解放、释放个体潜能的时代开始了。与胡风时代相同的是，胡风被“时间”送进了监狱，80年代的部分重要人物也进了监狱，有的则逃难、流放到海外。与胡风时代不同的是，他的时代是作为灾难、荒唐和教训记载在历史上，而80年代是作为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启蒙时代闪耀着光辉，并影响了90年代及后世，成为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振聋发聩的先声。
80年代是思想界的盛世。启蒙思潮，中西文化比较，人性，人学，人道主义，异化，西方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全都成为显学。康德、萨特、尼采、弗洛伊德、马斯洛是年轻人追崇的热门人物。没有哪所大学不讨论美学，没有哪个年轻人不知道李泽厚。学术思想大师是社会的偶像，李泽厚作为青年思想领袖，引领时代潮流，还有黎澍、朱光潜、王元化、庞朴、金观涛、甘阳、李洪林等，广受尊崇。民间学术机构如雨后春笋，各树一帜。80年代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大民间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3年），主编包遵信，金观涛和唐若昕任副主编（后由金观涛任主编）；中国文化书院（1984年）是由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1985年）以甘阳为首（主编）、以研究西方人文学为主的知青一代青年学者组成的编委会。这三大文化“圈子”在八十年代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文化热”和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80年代的大学校园，每天都有关于“真理标准”、“主体性哲学”、“人生价值”、“文化热”、“力比多与性心理”、“人的需求层次”和自由民主、国家命运的讨论，海报栏上天天在换新。学术的阳光，思想的激情，洋溢在校园各个角落。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可能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为自由鸣炮》（胡德平，《青年论坛》创刊号，1984年11月），《论言论自由》（胡平，《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1986年9月号），《论一九五七年》（沉扬，《青年论坛》1985年第2期）。正如胡平所说，在言论自由的国度，谈论言论自由是多余的；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度，谈论言论自由又是不被许可的。所以不论是胡平写这篇文章还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都需要思想的勇气。
拜访李泽厚
80年代是年轻人指点江山、实现政治抱负的黄金时代。在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政治家的身边，集中了一大批思想开放、眼光敏锐的年轻人，他们极富政治参与意识，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日日夜夜思考研讨，出谋划策，为当政者所重视。其中最著名的是京城“改革四君子”——黄江南、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从70年代末开始，他们密切关注国家发展形势，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他们经常举办沙龙和研讨会，有时人数可达上千人。1979年底，“四君子”在商讨中感到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需要采取危机对策，于是写信给中央。赵紫阳看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通知他们面谈。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和自发组织的年轻人就国家大政方针开展的对话。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在80年代，“改革四君子”在政坛上充当了中央和地方智囊的角色，其中王岐山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所长。1984年，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一次中青年经济学会议，一批年轻的经济学新秀露出了头角，华生、马凯、张维迎、周其仁等走上了中国改革的舞台。在当时的北京，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政治改革办公室，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都有大批的年轻人。1982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入学的“新三级”（77、78、79级）大学生毕业，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进入到各级党政机关，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
80年代是年轻诗人的狂欢季节。以北岛为领袖的诗界，用朦胧诗作为旗帜，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宛若大唐诗国重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我如果爱你——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这些金子般的诗句，至今仍在中国上空回响。1984年的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邀请了北岛、顾城、叶文福等著名诗人。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那时候的著名诗人，相当于时代巨星，走到哪儿都是万人拥簇。北岛、顾城一上台，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自己有过一次经历，舒婷到武汉大学做讲座，同学们提前两个小时到学生俱乐部抢座位，舒婷还没有到场，几个窗台上都已爬满了同学。）1986，有一个全国诗歌大展，各地诗社2000多家，诗歌流派88个，数万诗人参与。也就是这一年，诗人海子先后远走甘肃、青海、西藏和内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后，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说。小说讲的是：摆脱社会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还有一份以诗歌为主的民间刊物《今天》，创办于1978年12月，北岛、芒克主编，最初是手刻蜡版油印，以后是打字蜡版油印，在民间流行很广，1980年9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停办（1990年在海外复办，仍由北岛任主编）。《今天》是80年代青年诗人的集体记忆。
与刘宾雁
80年代是普罗大众的春天。摆脱了惶恐不安和谨言慎行的政治年代，人们像挣脱了锁链一般，走进新的生活。1981年，蒋大为演唱了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一扫革命年代雄赳赳气昂昂的严肃政治旋律，歌唱温暖的春天，歌唱爱情，歌词“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曾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但在争议中获得了人民的喜爱。著名歌唱家于淑珍演唱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歌名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经历了沉重寡情的年代之后，公开歌唱爱情，歌唱幸福：“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演唱之后，传遍大街小巷，成为80年代人民生活的写照。80年代还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唱家朱逢博演唱，青春热情洋溢，充满时代自豪，高唱“美妙的春光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抒发了一代人的心声。人们不再统一着装灰黑制服，开始化妆打扮，年轻人穿起了喇叭裤，戴起了蛤蟆镜（墨镜），男孩蓄起了长发。70年代末，广州东方宾馆诞生了全国第一家以演唱流行歌曲为主的音乐茶座，长期以来以各种渠道在民间流传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开始在内地表演。人们知道了一个叫邓丽君的台湾女歌星，非常喜爱她那甜美的歌唱爱情的“靡靡之音”。电视机开始进入家庭，电影院开始放映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教父》、《罗马假日》。总之，社会生活虽然也留下了过去年代的深深的印记，但终于以一种新方式开始了。所以，有人称80年代是“浪漫主义时代”、“理想的黄金时代”。
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分起飞。对于历史时期的评说，总是在该历史时期经历之后才能做出。关于80年代，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见解。80年代过去之后，不少思想家、著名学者、80年代当事人，以历史的视野，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那个时代所做的高屋建瓴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下面摘引一些评价：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苏醒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越往后看越会发现八十年代的可贵。
——李泽厚
我对80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80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
——金观涛
80年代拥有与当下完全相反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对未来憧憬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那是刚刚过去不久的革命年代残余物。革命死了，革命精神万岁。革命精神的超时代内核，乃是对有一种将先秦文明、盛唐气象、东林党人和五四运动链接成一体的伟大精神，那是直入现实的不满与超越，是对乌托邦理想的普罗米修斯式追求。
80年代依然令人神往，她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气质，有一种将先秦文明、盛唐气象、东林党人和五四运动链接成一体的伟大精神，那是直入人心、总是让我们感动的青春活力。
让80年代死去，让她的灵魂存活下来！
——许纪霖
无论如何，80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80年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
——北岛
80年代不但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
——甘阳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之一，它意味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结束由冷战阵营构造的“封闭”时期，“在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步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开端。
80年代的新文化、新启蒙运动，并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而是植根于当时的历史境况，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背景是刚刚过去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个人崇拜，现代迷信，是以“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为宗旨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是学校“停课闹革命”，8亿人只看8个样板戏的新愚民政策，是以苦为荣、以穷为荣的对广大人民新形式的奴役。因此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是要恢复公民的基本权利，知识分子的起码尊严；讲科学和理性，是要破除酿成“文革”悲剧的家长制和新出现的长官意志作风。
——徐友渔
以上评价，虽然主要是知识界的看法，但应该也是基本的社会共识。时代的思潮，不可能仅表现在学术界、大学和社会上层的人群中。我们论述80年代思潮，首先是谈思想家、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生群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最先敏感地体察到时代的变迁。因此社会思潮会首先被这些群体用文字、书刊、大学演讲的上层意识形式表现出来。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结构中的意识结构，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部分。 以此分析，作为意识结构的社会思潮，除了知识分子以思想体系表达的内容之外，还有流行时尚、情绪、普遍的审美情趣、民间风俗、生活习俗等属于社会心理的内容，包括老百姓社会生活的各种表现形式。当然，社会思潮还表现为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党内斗争）的形式，但在集权制度下，这些一般都隐匿在铁幕后面，很难被人知晓。
1980年11月17日，胡平在北大参加人大代表竞选，在办公楼礼堂举行《论言论自由》专题答辩会
如果以直观的形式考察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潮，我们可以列举以下画面。
80年代画面之一：
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国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中国青年》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共收到6万封来信，其中不少信稿还是几十个或几百个青年联名写来的。这个数字，打破了20世纪100年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来信的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大批海外来信。在众多来信中，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的来信颇具爆炸性。他在文章中说，自私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自私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康德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历史就是在恶中发展的。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自私就是人的自我发现，是个人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私，不是指蝇营狗苟的个人占有，而是指表现自己我，开发个人价值。赵林的来信被编辑加上《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标题，发表后又引起激烈讨论。
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
80年代画面之二：
1980年1月，非常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作者靳凡。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以地下读书会和通信的方式谈国家命运，谈抱负，谈爱情。小说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厂、农村的大学生们通过密切的通信保持着读书和思考，生动地展示了一代年轻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作者是根据真实的人物和书信资料创作的，因此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以特殊时代为背景，以私密的通信为内容，这篇小说在刚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爱情视为“资产阶级情调”的时期发表，高扬理想主义，讴歌爱情，在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公开的情书》提出了新时代应有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著名学者金观涛是这篇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之一，据他介绍，小说作者靳凡的真名叫刘青峰，是他的妻子，也是当年他们读书会、青年通信的成员之一，这个圈子有七八个人。刘青峰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清镇中学当教员，她根据与金观涛及其他朋友的通信创作整理成小说，完成于1972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具有叛逆思想的文字是不可能发表的（当时的很多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小说最早的手抄本是抄在红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上，所以被人称为“小红书”，以后又有油印稿在朋友间悄悄流传。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公开的情书》刊登在杭州师范学院的民间油印刊物《我们》上，1980年正式公开发表。
80年代画面之三：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人大代表选举法，决定区县人大代表直选、选民3人以上可以提名代表候选人，并引入差额选举。受此鼓舞，在1980年中国文革后首次人大换届选举中，青年学生争相参选人大代表，形成一股席卷中国的大学生竞选风潮。1980年5月，大学生竞选风潮首先在上海萌发，进而席卷全国，在年底的北京换届选举中达到高潮。在北京的选举中，共计有17所高校近百位学生参加竞选，既有平民子弟、学生党员也有如刘少奇之子刘源、林枫之子林炎志这样的红色家庭后代，与学校教职工同台竞争。
竞选中，大量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等问题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中被提了出来。在北大，技术物理系王军涛提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校学生会主席、经济系张炜认为“在现阶段提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女性候选人张曼菱更是提出了“男性雌化”、“女性雄化”、“东方美”、“传统美”等不同凡响的说法。北师大的6位主要竞选人主张改革“势在必行，但要一步步来”，人大6名竞选者始终宣称参选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而不是任何个人私利”，被称为“贵族代表”的刘源也认为，为了避免文革灾难重演“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
最终，北京有多名学生成功当选，如北京第一个参选的学生北大一分校历史系李胜平，就以1292张选票超过70%的得票率当选西城区人大代表，北大本部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清华大学的罗彬还进入了海淀区人大主席团，刘源则败给了一位学校教师。
作者座谈会，社科院会议室。左一易中天，左二张志扬
80年代画面之四：
80年代是中国1949年以后书籍、期刊出版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那种兴旺的景象，用雨后春笋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现代西方文化思潮蜂拥而至，这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求知欲望。顺应时代潮流，中国图书出版业逐渐驶上快车道，在1985年达到了顶峰，总印数66亿册，为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从1979年至985年间，全国期刊的种数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左右，总印数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二左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和出版界建议参照“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办法，翻译出版一些现代外国的学术著作。1980年4月19日，国家出版局召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4]和情报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座谈，决定由人民出版社牵头提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书目》（100题）。此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情报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苏欧司、中联部七局、苏联所、商务印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专家组成的“选目小组”先后提出3批、153种选目。到1983年底，分别由25家出版社出版了64种，加上规划外出版的译著，到1984年，已经翻译出版各类西方社会科学古典名著、当代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500多种，成为1980年代译介出版西方思想文化著作热潮的潮头。
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期刊是文学类期刊，可以说是一种火爆的状态。由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需要，过分地强化了小说的教化功能，它的愉悦功能遗失殆尽，书荒十分严重。因而，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欲望几近于疯狂，翻开80年代的文学期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小说。每年文学艺术类期刊(多数是纯文学期刊)雄踞期刊业之首，其种数约占全国期刊总数的1／8，印数则占全国期刊总印数的1／5。
文学期刊发展的重大事件是当时被誉为“四大名旦”的大型文学期刊的问世。它们是：1978年8月创刊的《十月》（北京出版社）；1979年初复刊的《收获》（上海作家协会）；1979年5月创刊的《花城》（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底创刊的《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它们的出现，给沉寂已久的文学界带来一股春风，所发的作品更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全国各地方的文学杂志，都热闹非凡。如《芙蓉》198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天涯》1980年（海南省作协），《小说界》1981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海峡》季刊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民族文学》1981年（中国作协），《作品与争鸣》1981年（国史学会），《特区文学》1982年4月（深圳市文联），《青春》1983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小说家》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作家》1983年（吉林省作协），《传记文学》198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作家》1985年（中国作协），《黄河》季刊1985年1月（黄河文学社），《连载小说》1985年（上海市作协），《小说》198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满园春”。
80年代画面之五：
李泽厚、萨特、尼采、弗洛伊德是80年代年轻人追捧的人物。李泽厚以《美的历程》（1981年出版）辉煌登场，在全国掀起一场“美学热”，同时使朱光潜、蒋孔阳、宗白华、刘纲纪等美学家走到时代舞台前列。李泽厚的“三句教”：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和他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79年出版）里提出的从黑格尔的总体、理性、必然，回到个体、感 性、偶然，同时也由社会回到心理这一套理论，完全颠覆了物质、精神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旧有理论，适应了时代变迁的风向，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黄子平教授说：从 80 年代至今，30 年来，有一个人的书出一本我买一本，目录也不看，这个人就是李泽厚。 1980年4月15日，在安葬让·保尔·萨特的时候，5万人穿过巴黎的街道，前往蒙帕纳斯公墓，为他送行。一年之后，著名学者柳鸣九编著了《萨特研究》，立即在中国形成一股“萨特热”。《萨特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萨特生平、文学、哲学、文论以及政治思想的书，它像萨特的缩影一样，让经历了文化荒漠之后的知识青年们为之一震。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是强调“自我选择”，这种观念正好适合了当时那代人的主观需求，尤其是释放了很多被压抑了“自我”和“个体自由”的青年人的心声。书在初版之后很快销售一空，它的再版还经历了一些挫折，直到1985年。 有一位当年的大学生说，在一个偏远小县城的书摊上，也摆着萨特的书。当时萨特的十分难懂的《存在与虚无》一书发行了10万册，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继“萨特热”之后是“尼采热”。尼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周国平推介给学术界的。尼采喊出的那一句“上帝死了” ，尽管对基督教徒稀少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强大的冲击力，但足以释放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青年们压抑已久的焦虑和困惑，给他们信心和勇气。 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是80年代中国年轻人认识尼采的入门书。书稿曾辗转于几家出版社都出不了，1986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年就销售了10万册。这本书是当时大学生最喜爱的图书之一。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激励了无数大学生。随后几本尼采的著作相继出版了，其中周国平翻译的《悲剧的诞生》，一年发行了15万册。周国平说：“当时整个氛围，最流行的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翻译他们的书当时出的比较多。那个时候谈论尼采、萨特，你如果插不上话，好像挺没面子，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氛围。”“ 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从我自己来说，后来反思，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实际上原来1978年以前，毛泽东时代那种意识形态控制依然还在，真要突破那个东西的时候，我通过尼采找到了突破口，不跟意识形态玩了，你还在那里管这，但是我不跟你玩了，直接进入一个自由思考的领域，像尼采一样思考人生问题，这对我来说是这样。从当时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对尼采思想那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从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能够摆脱出来，进入自由探索的状态，尼采是一个特别好的突破口。” 80年代读书的风尚，由此可见一斑。
《青年论坛》创刊20周年聚会+，胡德平与杂志社工作人员及部分作者合影。前排左五为胡德平（2004年11月+北京）
80年代画面之六：
80年代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摇滚”根本没有概念。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把摇滚带到中国。他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所有观众都傻掉了。因为从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这首歌叫《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这个概念。此前，中国歌曲没有“我”，最多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官方代表愤然离席，朝演唱会负责人训斥：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暴发，高声大吼，“牛逼！牛逼！”这首《一无所有》，在那个年代回旋在大街小巷。的确，在“革命路线”的年代，除了领袖的最高指示、飘渺的理想社会、到处充斥的政治口号、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人们还有什么呢？一无所有。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它以摇滚的形式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他妈透了！
翌年，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个“我”。专辑仅在四川订出40万盘，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
80年代画面之七：
80年代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启蒙时代，前卫与先锋派艺术在中国找到了实验场所。1979年9月27日，一批前卫的青年画家在中国美术馆旁小花园里举办“星星美展”，发起者有黄锐、马德升，参展者栗宪庭、艾未未，还有诗人北岛、钟阿城、芒克等。艺术家们高呼“柯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由于展出的作品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两天后展览被查封，作品被没收。青年艺术家们于10月1日上街游行，提出“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争取到管理部门的同意画展移至北海公园，名为“星星画展”，于11月23日正式展出。 “星星画展”一般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高度关注。星星美展之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的艺术家。美术界的重要事件还有“85美术新潮”，这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美术运动，其标志是1985年4月在黄山召开的“油画艺术研讨会”。与会者对第六届全国美展中由题材决定论所导致的公式化、概念化、单一化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针对美术界对艺术本质、功能、创作方法的理解还十分陈旧，会议提出了观念更新的问题。在“85美术新潮”中，年轻艺术家们不满于当时美术界的左倾路线，不满于陈旧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血液，从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艺术新潮。80年代末艺术界的一次重大事件，是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主题为“不准掉头”的现代艺术展。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现代艺术乃至后现代艺术的大展现。先锋的文学艺术青年、自由的知识分子、时髦的文化男女蜂拥而来，不少外地人也专程前来。其中影响全国的作品是一个行为艺术，作者肖鲁以真枪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两枪，这枪声响彻北京和全国艺术界的上空，将西方行为艺术在中国挑开了帷幕。展场满地乱绳、洗带鱼、用洗衣机洗烂一本书、洗澡，以及艺术家现场标价卖对虾、艺术家坐在一堆鸡蛋上孵小鸡等行为艺术，还有王广义以分格法画的毛泽东，有徐冰成千自撰汉字的“析世鉴”等。现代艺术展给观众带来震撼的体验，其巨大的活力和冲击力，体现了生猛、先锋、狂飙突进的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氛围。总之，“不准掉头”现代艺术展的惊世骇俗，以十分偏激的形式抨击了传统艺术封闭的思维定势。
80年代画面之八：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一场小小的风波，竟震荡全国，久而不息，甚至波及到了日本、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
这天晚上，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座谈会由共青团蛇口区委负责人主持，近70名蛇口青年参加。其中，有些人是看到海报以后自发前来的。座谈会的主讲人是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三位报告员，一位是“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第二位是被称为“现实生活中的‘牧马人’”的某部调研员曲啸;第三位是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他们是80年代初以来相继以有关青年教育的演说成名的。
风波起源于青年教育专家与听众之间的对话与冲突。三位教育专家走遍中国大地，宣讲爱国主义、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国家做无私奉献。他们所到之处，无一例外受到热烈欢迎，到处是掌声和鲜花。但是，在改革前沿地深圳，他们遭遇到青年们的质疑。冲突是从对“淘金者”的评价开始的。曲啸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 有。……”听众中有人发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于是争论开始了。一位青年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比如一个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也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除了投机倒把、经济犯罪等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曲啸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个人的价值如果不在群体的价值中去体现，个人的价值是很难得到充分体现的。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来了?为了创业而来，我认为是真正好样的，如果为了享乐而来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曲啸接着问一个年青人：“你现在为什么做工作?”青年回答：“为什么工作? 第一是为生存，最低层次；第二是安全；第三……首先是为生存我得干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的而且挺伪的，加起来就是挺虚伪的。” 后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口汽车、青年前途等方面都发生争论。这些争论在深圳青年看来，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彭清一问一个青年的名字，青年马上递上自己的名片。但是，对于这三位青年教育专家来说，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因而有些愤愤然。座谈会后第二天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目的是反映深圳青年的“错误言论”，分送给深圳、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递名片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
2月1日，《蛇口通讯报》这张很少为内地读者所知的周报，在头版报眼上发表了一条使它名震全国的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紧接着，《羊城晚报》2月1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邹启明写的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蛇口通讯报》3月28日刊出魏海田写的一篇引起了很大争议的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后来《天津青年报》、《新观察》半月刊、《现代人报》、《黄金时代》杂志、《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摘周报》等都做了报道。引起全国和海外影响的是曾宪斌完成采访写出的7000字长文《“蛇口风波”答问录》，于8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出。
这场“蛇口风波”，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陈旧内容和说教式教育方式遭遇的一次“滑铁卢”，它说明树立起“自我意识”和平视权威意识的一代新人开始成长起来。
80年代画面之九:
1988年6月16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影片由夏骏导演，苏晓康和王鲁湘为总撰稿人，学者谢选骏为全片主要内容的最初策划者，影片顾问是金观涛、厉以宁。《河殇》是80年代启蒙思潮和“文化热”发展的一个高潮。李泽厚曾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中国自19世纪以来，民族危机引发的 “救亡”运动压倒了建立新世界历史观念及公民意识的“启蒙”运动。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需要补上“启蒙”这一课。李泽厚的观点被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此片沿着启蒙思路，以激进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导向，从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认为中国以河流、陆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因此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撰稿者引用了众多西方理论，包括魏特夫的水利文明东方专制论、黑格尔有关中国陆地文明趋于保守的说法、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的基督教文明理论等，以这些理念启发中国民众，特别呼唤知识阶层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影片以激昂的旁白，历史性的画面，触动了众多民众的心。《河殇》在中央电视台两次播出，地方电视台也纷纷转播。影片在青年学生中受到广泛欢迎，校园里出现“河殇热”，学生热情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同时该片也引起公众的热烈讨论和关注。有评论认为，《河殇》激励中国人反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大胆寻求融入当代世界先进的“蓝色文明”，对当年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对《河殇》是基本肯定的，还让有关单位复制500套录像带派送到各地，并推荐给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对该片大加赞赏，表示“全体党员干部、官兵战士都应该看看，解放思想嘛。”
但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河殇》：“这片子看了就火大！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这些搞自由化的人把《河殇》当做他们的政治宣言了！”1988年9月30日上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式结束时，王震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王震认为，《河殇》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由于中央高层一些领导的批评，10月17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报告，提出要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要求加强党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此后《河殇》停播。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该片被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该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和王鲁湘亦被作为“动乱的幕后推手”，均被高层点名通缉。苏晓康逃往国外，王鲁湘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而导演夏骏被央视开除公职和编制，调至广告部工作。
《河殇》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要求改革的迫切心态，同时也暴露出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学术根基尚浅、理论准备不足和政治经验缺乏的弱点。最终因超越时代的激进呐喊为当局者不容，使思想启蒙运动受到挫折，并预示了整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进入尾声。
80年代的最后一个画面是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六四风波”中的对峙场面。十年来启蒙思想张扬的热潮，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梦想，被坦克车碾压得粉碎。20世纪80年代在悲壮中谢幕。
青年论坛的办公室
关于20世纪80年代诸种思潮的评价中，当然也不完全是正面的。平心而论，80年代思潮，激情多于思考，思想多元但学术理论资源不厚实，表面上的繁荣热烈掩盖着“拿来主义”的消化不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感情阻碍了科学分析，激进者甚至将西方思想文化奉为圭臬。但我们必须看到，在长期精神贫乏、文化封闭、思想专制结束之后，马上就迎来成熟、严谨的思想大师时代，这是不现实的。思想是需要历史积淀的，社会的陡然转型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80年代某些阶段，实行“三宽”政策（宽厚、宽容、宽松），人们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舆论环境，所以才有思想之火燃烧。80年代从国外译介大批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政治理论著作，一套又一套丛书出版，开创了“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扩大了全民族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年代，人们体验了解除锁链的自由，释放潜能的愉悦，社会参与的亢奋，以及人之为人的尊严，这些都将以“获得性遗传”的方式，成为中国人永久的精神财富。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遗产，包括思想理论建树、一大批学术著作、学术理论争鸣的各派见解，以及启蒙思想、民主精神和自我意识的空前觉醒，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珍宝。
80年代，也不完全充满阳光。80年代的春天乍暖还寒，有时甚至是严寒彻骨。英国作家狄更斯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阳光就有阴暗。一些令人痛心、令人流泪流血的事件和场景，那些青年学生和老共产党人的悲惨遭遇，那些满怀激情的自由和民主思想被整肃，也都发生在80年代，这些同样会被铭刻于记忆中，铭刻在历史上。
中国20世纪80年代，作为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知道，这样的时代也许多少年内不会再现；人们也深知，80年代自由民主的思想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中国大地的上空。
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大潮中，有一份改革旗帜鲜明、思想敏锐开放的青年理论杂志问世，刊名叫《青年论坛》。《青年论坛》诞生于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武昌城，1984年11月出版了创刊号。《青年论坛》凝聚了全国一大批胸怀报国激情、视野十分开阔的年轻人，杂志成为他们指点江山、纵论国是的平台。以大学生和各界青年为主的读者们，以极大的热情簇拥在杂志的周围，发出他们的呼声。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章开沅先生对来访的美国朋友说：“你们要了解中国年轻一代在思考什么，可以读读《青年论坛》杂志。”《青年论坛》之所以闻名遐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的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参与了杂志的创办，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杂志创刊号上惊动朝野的《为自由鸣炮》一文，就是出自胡德平之手。
提到80年代思想界的知名媒体，人们经常会说“一报一刊”，“一报”，是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一刊”，就是《青年论坛》。二十多年后，200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中国改革开放30年标志性事件”评选，“《青年论坛》创刊，青年学生以文报国”一项在120个候选事件中名列第38位。《青年论坛》的创刊被理论界认为是1984年青年学术界的三件大事之一（另两件是：莫干山经济研讨会、上海中西文化比较会）。
当时《青年论坛》的读者群，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很多乡镇都有订户。对这份装帧简陋、印刷粗糙的杂志，80年代的年轻人把他们的理想、思想、激情都装进去了。
《青年论坛》的广泛影响，更是因为被知识分子和高层人士所关注。
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讶，一份地方性的青年杂志，何以有那么多重要的或知名的人物与它有直接关系，其中包括李泽厚、黎澍、杜维明、胡德平、李锐、吴官正、邓力群、胡启立、李铁映、钱运录、朱厚泽、刘宾雁、白桦、王若水、冯天瑜、刘道玉、章开沅、戈扬、戴晴、科尔纳（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等，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出很多，本书将在后面一一记叙他们的出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在更广阔的历史场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有些将记录在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上。
一大批年轻的《青年论坛》的作者和热心参与者，他们中有不少日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理论界、教育界、思想界、政界、商界、民运界等各个领域的知名人物，比如：邓晓芒、易中天、郭齐勇、许苏民、黄克剑、赵林、周国平、甘阳、张志扬（墨哲兰）、鲁萌、沉扬（蔡崇国）、雷祯孝、陈东升、冯仑、艾路明、周其仁、卢建、朱嘉明、胡平、高伐林、陈子明、远志明、陈小雅、夏勇、洪银兴等，他们大都在《青年论坛》的作者名单中，有些是《青年论坛》的铁杆支持者。
李明华、李锐、王一鸣
另外，还有一些与《青年论坛》有关系但无直接联系的人物，也是非同小可的，如胡耀邦、胡乔木、金观涛、钦本立等，这些间接关系的人物，在《青年论坛》短暂的历史上也是必须提及的。
1986年底，发端于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学潮，后波及到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党内左派势力借机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整肃运动，《青年论坛》受到冲击，于1987年1月被迫清理整顿。
1987年1月16日，在邓小平和几个老人的压力下，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87年3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各省市宣传部长关于各地区近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况汇报，布署下一步反“自由化”的工作。会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问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你们那里的《青年论坛》处理了没有？”省委宣传部部长回答：“正在清理整顿。”邓力群挥了挥手：“《青年论坛》不是什么整顿不整顿的问题，这种刊物没有起什么好作用。《青年论坛》不就是个政治背景问题吗？现在背景问题已经解决了（意指胡耀邦已经下台了），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湖北省即将原汇报材料上的“清理整顿”改为“停刊整顿”。 《青年论坛》从此正式进入历史。从1984年11月到1987年1月，《青年论坛》总共出版了14期，跨了4个年头。这本杂志命运坎坷，风雨浮沉，见证了80年代的潮起潮落、风云流变，是研究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标本，值得铭记。它的思想光辉，会记载在时代的史册上。
1998年，我应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之邀，到哈佛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我带去了全套《青年论坛》赠送给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这套书至今仍在燕京图书馆馆藏。
2011年10月12日北京胡德平家（右：胡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