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仁 | 自由之路為何如履薄冰? 笨蛋，關鍵在社會!
編者按：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教授（Daron Acemoglu）與芝加哥大學的羅賓森教授（James A. Robinson）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台灣衛城出版2020年出版過《自由的窄廊》中文版。經作者授權，書評發表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交換學者林明仁為當時出版的《自由的窄廊》所寫導讀。
(二○一八年十二月，作者之一的羅賓森教授於臺大經濟系孫震講 座中就《自由的窄廊》一書未完成書稿發表演說，本導讀有多處取材 自當天講座內容，特此說明。)
政治與經濟的自由，是人類意識形態史上面貌最多變、也最複雜一種 發明。對自由，人們的情感總是愛恨交織。在歷史上的任何時間點，我們 總是能找到一群自由的死忠支持者，願意為它拋頭顱灑熱血。但同時也一 定有同等的「黑暗力量」，喜愛秩序遠勝於人們的自由選擇。即便到了現 代，這兩股力量的較勁也時有勝負:一九九二年法蘭西斯.福山在他的大 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中，霸氣宣稱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是人類 意識形態演化的最終勝利者。當時的樂觀氛圍，即便在三十年後仍令人記 憶猶新。不過後續的發展卻與他的預期大相逕庭:民粹主義、宗教與種族 衝突、被利益團體把持的民主政治、金融危機的發生、不平等的增加、民 主政治的無效率，以及中國的崛起等，都削弱了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 即便是福山自己，也在其後續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 衰敗》中，提出了國家能力、法治與民主問責制三要素間的平衡，才是自 由能否持續的重中之重。
誠然，自由的成功並不容易。有些社會沒有可運作的國家機器來維持 法律與秩序;有些社會雖然有強大國家機器確保秩序，但卻是以奪走人民 自由作為代價。而這類社會對人們思想自由與經濟自由的限制，並不下於無政府的社會。在政治哲學的討論中，政治與問責制度的設計、法治的強 化，都是重點。但社會在此中扮演什麼角色?卻是較少被提及的。正是在 這樣的智識氛圍下，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兩位作者挺身而出，從社會與國家的互動和平衡出發，試圖為 自由的支持者指出一條明路。這個觀點，也與他們的前一本巨著《國家為 麼會失敗》相呼應:當提到廣納性的政治體制時，決定什麼該被包容，要 包容到什麼程度，就也必定牽涉到社會的角色及其如何與國家權力互動的 過程。
自由為何重要?
本書先從愛爾蘭政治哲學家菲利浦.佩蒂特(Philip Pettit)的想法出 發:一個人要活得有尊嚴，要有免於被支配、恐懼、不安全、不安定的自 由。但問題來了:人要如何取得自由?最有名的觀點便是霍布斯的「國家 巨靈」(Leviathan)說，是巨靈使得人們擁有免於「孤獨、貧困、難受、 殘酷、匱乏」的自由。但這樣的說法，馬上就衍生出下一個問題:國家雖 然可以協助人們取得自由，但國家也可能剝奪人們的自由，乃至支配其人 民。書中的一個例子是《墓碑》裡的張福洪，完美示範了國家是如何剝奪 人民的自由。《墓碑》是中國知名記者楊繼繩調查中國一九五八至一九六 二年大饑荒的作品，楊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一九九二年開始享受中國國 務院特殊津貼。《墓碑》這本書的貢獻在於，即便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裡， 他仍然由中共內部明確指出，中國大饑荒明明白白是由國家所造成的人 禍，而非單純由天災造成。書中所提的張福洪，是河南省光山縣的縣委書 記處書記。一九五九年為了解決饑荒蔓延的問題，光山縣的縣委書記馬龍 山，曾派張福洪搞「包產到戶」。但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廬山會議，當中 國國防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彭懷德向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有浮報等問題時，毛澤東卻反過來發動了對彭懷德的批判，最終以彭為首的一群人遭到 批鬥，其結果就是全國性的「反右傾運動」。「包產到戶」被評為「右 傾」，而馬龍山為了自保，便率先批評張福洪，將他給鬥死了。簡單來 說，整個大饑荒是國家(獨裁者毛澤東)不受控，反過來剝奪人民生命與 自由的結果。而這樣的下場，即便你是執行原來獨裁者命令的公務人員， 也無法倖免。
只有制衡不夠:吉爾迦美什難題
那要如何控制巨靈?一個通論便是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與美國先賢 詹姆斯.麥迪遜的解方: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但本書最大 的貢獻之一，便是指出光有制衡並不夠。換句話說，制衡是政治穩定的必 要但非充要條件。沒有制衡不行，但只有制衡也遠遠不夠。
本書用了吉爾迦美什(Gilgamesh)的史詩來說明這個論點。《吉爾 迦美什史詩》是人類是上最早的文學作品，據信成於公元前二七○○年左 右。據其所載，吉爾迦美什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烏魯克」(Uruk)的國 王，該城在西元前三○○○年有高達五萬到八萬的居民，應為當時世上最大 的城市，且甚為富裕。這位國王雖然相貌堂堂且力大無窮(可說是史上第 一高富帥，在時下動漫電玩文化中也常以此一特質現身)，卻甚為暴虐， 不但強搶人妻少女，也奴役人民(頗類似中國歷史上的商紂王)。使用歷 史上第一篇文字記載作為政府的原型描述，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寫作手法: 運用吉爾迦美什雖然打敗怪獸卻也強佔民女的故事，來隱喻政府會做好 事，也會做壞事。這讓人民對政府的感覺陷入愛恨兩難。
烏魯克市民對這件事的解方為何?他們選擇向蘇美神明中最大尾的眾 神之父阿努(Anu)求救，阿努便想出了世上第一套的權力制衡:他複製 了一個吉爾迦美什，喚名恩其都(Enkidu)，讓他們互相牽制。起初恩其都的確達成任務，但是兩人在大戰一場後，卻英雄惜英雄成為好友，他們 「互相擁吻，像兄弟一樣手牽著手，並肩走在一起，變成真正的朋友。」 權力制衡反而導致兩個英雄合作。雖說史詩後來提到吉爾迦美什在恩其都 死亡後，開始思考永生與救贖等議題，但這個故事對政治制度設計者的含 義是很清楚的:找一個力量相當的人來制衡，這個機制並無法避免勾結。 其實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有類似的觀察:「同行人士很少碰面。 但他們一但碰面，要嘛就是串通起來對付公眾，要不就是巧立名目來漲 價。」
天助自助者:社會力量的必要
烏魯克(Uruk)這座城市少了什麼?兩位作者認為這座城市少了「社 會」。如前所述，烏魯克市民在面臨如何控制政府時，選擇的方案是向天 神求助、找來打手，而非動員自己的社會力量，與政府直球對決。歷史上 「社會」在歐洲的國家建構跟形成自由的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在目前政治經濟學跟政治哲學上，卻較少被探討，這也是本書的另一個 貢獻。
舉例來說，塔西佗(Tacitus)在西元九八年時觀察到了日耳曼蠻族有 「大會」(Assembly)的傳統，即是原始的民主選舉(共議)制度，另外 如英國的大憲章或北歐的制度，也有類似的功能。而透過查爾斯.堤利 (Charles Tilly)的作品，兩位作者也提到了英國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跟 社會是互相掙扎的，國家貫穿社會，社會限制國家，在矛盾中不斷的競爭 與互助的結果，則是人民的福祉的提升。
亞洲讀者或者會問:為什麼社會的重要性會被提出來討論?這或許與 歐洲的歷史有關。在千餘年的歷史中，歐洲國家經常處於與他國從事直接 軍事、經濟、與技術競爭的狀態。君主就跟現代公司的CEO一樣，時時刻刻都在接受考驗，能力不足立刻被幹掉或架空的領導者也不少。尤有甚 者，不同的政治體制如城邦國家，或國家內的諸侯、行會(Guild)、商 會組織再加上教會，都對資源分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在任何一個時間 點，國內與國際間都有相當數目的政治玩家(political players)，因此很 多時候，國家並不是一切，君主也必須經常與社會其他力量競爭或妥協， 而人民的確也看到了這些競爭的好處(或壞處?)，而更願意參與不同的 社會力量動員，這也形成了社會參與的正式與非正式性的制度基礎。
但亞洲社會經歷的似乎是不那麼一樣的過程。舉例來說，福山在追溯 世界政治制度起源時，就強調作為一個擁有官僚體制及科舉制度的中央極 權政體，中國的「現代國家」的特質，比歐洲早出現了一千八百年，使中 國人一直都很傾向國家主義。有人認為這與中國特殊的河道氾濫頻繁情 況，導致在早期就需要就強而有力的政府有關。而這樣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也使中國人傾向強調國家與秩序的重要性，而非社會的自 主動員。這當然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不過亞洲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或許因 此會需要比較多的智識想像也不一定。
受制約的巨靈與持續的競爭紅皇后效應
行文至此，讀者應該可以猜到，本書的重點即在國家與社會的競合關 係。簡而言之，歐洲的巨靈的發展，就是國家跟社會互相競爭的結果，作 者將此一動態過程稱之為紅皇后效應:巨靈想要壓制社會，社會也會反過 來想辦法約束巨靈。理想的情況是，在彼此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雙方都變 強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發展都是朝這方向進行的。現實世界中，國家壓 制社會，或社會太強導致國家無法形成，這兩種反例都經常發生。
「國強民弱」的中國，是書中國家壓制社會的「專制巨靈」 (Despotic Leviathan)代表。早期如荀子便提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模式，但是贏政卻透過商鞅得到了新模式「國強民弱」的理論基礎。商 鞅在《商君書.弱民篇》的開頭便提到: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 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 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這便是貫穿《商君書》的 想法。在法家作品裡，弱民是商鞅特別突出的一環，在〈畫策篇〉便提 到:「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 也。」因為在商鞅的眼光裡，國家機器的終極目標是:「聖王者，不貴義 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諷刺的是，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詩 也曾經提到「百代猶行秦法政」，而作者也認為這套弱民思想依然普及在 中國，並在書中舉了中國這套「社會信用制度」來闡明中國式的專制巨 靈，對其有諸多批判。
與中國相反的，是受制於「社會規範牢籠」(Cage of Norm)1而沒有 辦法建立國家的蒂夫族(Tiv)。分布在奈及利亞的蒂夫族是很特別的族 群，因為在二十世紀之前，他們並未產生酋長制度。原因是他們的社會習 俗將「有權力」跟「邪惡巫術」兩件事綁在一起，所以對於任何一點國家 機器都有很大的恐懼。在這樣的社會裡，無法發展出國家，也沒有辦法受 益於巨靈帶來的秩序跟好處。受制規範牢籠的社會將會是一個四分五裂的 社會，缺少巨靈提供公共財維持秩序(書中舉了一個黎巴嫩政府連垃圾都 沒法收的例子)，社會福祉自然無法提升。之所以產生這個結果，是因為 許多社會害怕「滑波問題」(slippery slope problem)，也就是一旦創造 了巨靈，巨靈就會如滾雪球般的愈來愈失控，所以不如一開始就不要創造 他。
一圖以蔽之 一言以蔽之，只有社會跟國家互相激勵、競爭的國家，才有辦法達到
足夠高的國家實力跟社會實力，而國家/社會不平衡的時候，反而會有發 展上愈來愈退化的傾向。但是要維持國家與社會平衡的增長並不容易，一 但一方實力超越另一方太多，發展就會失衡，這也是作者將這塊狹長區域 稱作「窄廊」的原因。這個概念可以以以下兩個圖來說明，雖然有點抽 象，但其結果是有數理基礎支持的。
圖一出自本書，圖二則來自兩位作者在二○一七年美國全國經濟研究 所(NBER)的研究論文底稿〈脆弱國家、專制國家與廣納國家的形成〉 (The Emergence of Weak, Despotic and Inclusive States)，此一相態圖可說 是圖一的模擬結果。作者在這篇文章推導了一個總體模型，使用《荷馬史 詩》等例子作為佐證，也做了很多動態模擬(simulation of dynamics)，而 這些動態模擬的結果，就累積成了這本書主要論述的內容。以下說明這個 總體模型的模擬結果。
假設國家(或是菁英)跟社會(或是非菁英的民眾)互相投資自己的 勢力(也就是國家持續投資國家實力，而社會提升社會實力)，當有一方 的投資結果勝過另一方的時候，則該方獲勝。所以這個模型本質是兩股勢 力的總體投資競賽，這是一個相當簡單的總體經濟理論基本模型。此模型 的一個重要意涵是，只有在國家跟社會的參數都保持在一定的範圍內，而且彼此沒有遠遠壓制對方的時候，動態均衡才會是「受制約的巨靈」 (Shackled Leviathan)。此時在動態上，兩個數值(國家實力跟社會實 力)才會內生自動成長到高點。如果有一方遠勝另一方，則此一動態過程 到最後，國家實力跟社會實力都無法突破一定的門檻，甚至還會退化。
圖二是該篇論文展示數值分析的結果。圖中X軸是社會實力，S軸(Y 軸)是國家實力，從動態模擬的箭頭的方向可知:只有「國強又民強」的 巨靈，才能一口氣衝向右上角(X=○.九，S=○.九，如現在英美等國 的情況)。舉例來說，如果是如大清帝國這種國強而民弱的例子，S=○. 四，X=○.二，此時順著箭頭方向的動態結果，不但能到達的S不會太高 (可能是小於○.五)，更糟的是這是以X變小作為代價。換句話說，專 制國家以為可以以壓制社會作為代價讓國家變強，但最後的結果不但是社 會變弱，國家實力也無法提升。要達到像英美等國國家與社會皆強的總體 實力，除了政府強外，社會也不能太弱，才有辦法透過紅皇后效應讓國家 跟社會互相激勵，在中間的窄廊地帶往前進，成為真正的強國。這也是羅 賓森在二○一八年在臺大孫震講座中特別強調的:「商鞅是錯的，民弱則 國無法強。」
我們可以怎麼做?
北歐經驗經常在討論理想的治理形態中出現。向丹麥學習(Getting to Demark)這個比喻指的就是一個國家轉大人，邁向繁榮、穩定、法治的過 程，北歐諸國國家治理的能力與社會參與的能量的確也經常讓人感到驚 豔。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國家可能是作者心中在窄廊優雅前進最好的例子。 但是要如何做到?簡單的答案是:「很難。」複雜一點的答案，就是
貫穿整本書的重要概念:「國家跟社會的平衡。」然而，這個平衡跟國家 的文化、制度、經濟機會、甚至運氣都有很大的關係。國家不必然會走向 受制約的巨靈，已經朝向這個方向的，也不能保證不會走回頭路。舉例來 說，許多東歐國家在一九九○年代開始民主化，但現在看起來這條路走得 相當顛簸，俄國就更不用說了。即便在民主已經發展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國 家，有掠奪傾向的菁英也無不虎視眈眈想要掌握國家權力，進而讓巨靈為 己所用。作者們也以目前美國民主的進程，包括川普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對 自由的影響來論證這些說法。換句話說，渴望權力的菁英，仍舊是「受制 約巨靈」的最大威脅。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雖然人們通常會因為渴望秩序、害怕社會混亂而 支持專制，但專制的巨靈一但崩潰，就會有很大的機會進入無政府狀態， 伊朗或大躍進時代的中國，都是很好的例子。此時社會發展大幅倒退，之 前累積的國家與社會實力毀於一旦。若該國原來就有非常大規範牢籠的情 況(如印度)，民主的影響也不見得能發揮。最後，現在幸運落在窄廊的 國家，也沒有任何理論基礎支持它們會一直留在窄廊裡。
有人認為歷史的偶然，在是否留在窄廊這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 兩位作者拒絕接受這這個傾向歷史決定論的說法。「歷史會有影響」不代 表「歷史就是命定」。只要公民社會願意積極參與，動員自己挺身而出， 負起制約巨靈的角色，就能讓政府回應社會的意志，增加該國留在窄廊的 機會。最後，也容我做點概念上的補充修正:在書中，國家與社會是似乎 是兩個不同的群體。但如果國家機器中除了權力菁英之外，的所有公僕， 在認知層次上都是先認同自己是公民社會的一分子，再來才是代表國家機 器執行公權力的公僕，那領導菁英要把持巨靈或國家機器，困難度就會大 上很多。
臺灣可以從本書得到什麼啟示呢?許多人可能會覺得臺灣吵吵鬧鬧， 沒有秩序，比不過對岸中國有強大的國家讓經濟發展，但我的看法卻是完 全不同:從美麗島到野百合，從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從紅衫軍到太 陽花，再到韓流崛起，臺灣在過去三十年內經歷了許多次的大型社會運 動。在這些運動中，各方的衝突並不算小，而過程也對當時參與的各方人 馬，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記。但是就在同一個時期，我們也經歷過了 七次總統直選、九次國會改選、三次政黨輪替，更遑論大大小小不知多少 次的地方政府輪替。但我們若仔細想想，這些運動，是否都在後來為我們 帶來了更多的制度改變?不論是讓政府官員與民代更具代表性與正當性， 讓權力集中所帶來的貪污腐敗問題更被突顯，甚或是對少數族群帶來巨大 影響政策的正當性等。而這些矛盾，也都在政府做出某些程度的反應或讓 步，與後續的各個層級公職人員選舉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對這些衝 突的公民複決)中，獲得某種程度的緩解，讓我們更往廣納型制度的方向 前進。
如果讀者認為一個臺灣人提出這樣的觀點沒有說服力，那我們可以來 聽聽大師本人怎麼說。羅賓森在二○一八年底應臺大經濟系之邀來首次來 臺訪問，並發表了四場公開演說。他在接受《今周刊》的專訪中就強調， 他到過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訪問講學，「在廣納型制度的配方中特別重要 的積極投資教育、鼓勵創新、具活力的經濟環境、可接受的貧富差距、特 別是民主制度，臺灣完成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他也以太陽花運動為 例，認為它「不但沒有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動亂」，反而讓各個社會與政治 勢力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共識。我認為臺灣其他的社會衝突，也都有這樣的 結果。羅賓森強調，從《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書的理論架構來看，臺 灣絕對不會是一個失敗的國家。我想若從《自由的窄廊》這本書的思路來 說，他應該也會同意臺灣是世界上還在窄廊中掙扎的少數國家之一吧!
整體來說，本書在這個架構之下，提供了非常多涵蓋不同國家與時間的歷史資料作為佐證。如果要說有什麼缺點，可能就是提供了太多的歷史 細節，如果不是已經相當博學且閱讀細心的讀者，可能不大容易完全掌 握。另外有些評論也認為作者的國家/社會競合模型，要解釋所有的歷史 事實還是有點太過包羅萬象，有太多例外會需要解釋。而社會如何與政府 互動的理論建構與解釋，也還有可以再補充的地方。但平心而論，作者們 不應該因為他們沒有達到無人能及的高標準而受到批評。畢竟《自由的窄 廊》與《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兩本書，在自由民主正處於過去五十年來 遭受最多質疑的年代，仍然是鼓勵我們思考如何對抗極權、捍衛自由最有 力的兩本經典之一。就讓我以羅賓森在討論此議題時，最愛引用的美國開 國元勛富蘭克林的名言，作為此一導讀的結語:「我們若不團結，必然各 無死所。」(We must, indeed, all hang together, or most assuredly, we shall all hang separately.)
1 此名詞靈感應該是來自於馬克思.韋伯的「鐵牢籠」(Iron Cage)概 念。
